明末清初时代背景下，奢靡之风和从商之风的变化

明末清初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话本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异常繁荣的局面，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优秀话本小说集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体现了话本小说自身创作的某些规律。

另外，话本小说是深深扎根于市井文化土壤之中的市民文学之代表，其关注的就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

由此它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社会风气的变化与日常生活的民俗特质，从而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在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气及生活状态的变革。

人们的生活情趣与生活选择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得明清社会的民俗生活空间得以不断拓展而变得非常广阔。

一、从商之风

朱明代元而兴，随着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各种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明代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并且随着匠籍制度的逐步废除，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能力都比前代有了明显的提高，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商业的发展。

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生产快速增长，市场也相应扩大，商业贸易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个体工商业者大量涌现，并且具有地域性特点的著名商帮如徽商、晋商等也已经出现，整个社会商业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局面，如张瀚就曾对当时北京的这种商业繁荣景象进行过描述。

京师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商品经济交易之中心，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包罗万象的商品货物，车水马龙，商贾云集，说明当时京师的商业规模已经很大了。

京师如此，别的地方商业也是蓬勃发展，如京师以南的河南开封，也是当时的商业重镇，全国商道纵横，商业活动兴盛于一时。

所以生于明末的宋应星曾感慨言：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微宦商，衡游蓟北。足见当时的商业繁荣之状。

苏州是运河城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

据道光《苏州府志》的记载，最迟在清初，其城市的闹市区位置就由原来的离官署较近的市中心地带移到了商业贸易集中和商人云集的街北地方。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苏州商业的繁荣情况，甚至已经对城市原有的建置都产生了影响。

伴随商业繁荣而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一系列商业城镇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原有的城市规模日渐扩大。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和经商人口的持续涌入，原来的城市空间逐渐饱和，城市建置就开始逐渐外溢，由此使得原有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如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在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人满为患、无所容纳的情形，因此好多人被迫徙居城外。

到了嘉靖年间，“城外之民殆倍城中”，这就是原有城市因商业发展而不断扩容的典型写照。

其次，一些新的商业市镇不断兴起。原先缺少发展动力的地方，后来由于其独特的商业条件，而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市镇。

如福建漳州的月泉港，原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小村，多为盐碱之地。

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到明代景泰时开始兴起，居民中多有商贾之人，后来逐渐发展为一个商贾云集的闽南大市镇，至万历时月港已经成为四方商客聚集的商贸窗口了。

江苏吴江盛泽镇因丝绸交易而远近闻名，镇上商客聚集，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

再如嘉定县的南翔镇，在嘉靖年间虽屡遭倭寇匪乱，一度衰败，但后来由于徽商带动，迅速复兴，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

明中叶以后，由商业繁荣而带来的小城镇迅速增长，如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新增二百一十多个市镇，其中功能齐备者就已达到约一百六十个之多。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商人和市民为主的城市生活为话本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而广大的市民群体又是通俗文学主要的消费群体，由此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为话本小说的繁荣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随着明代中后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兴起，他们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买官爵，通官府，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并且他们生活富裕，衣着华丽，光鲜体面的生活引得外人羡慕不已，商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竟然能与那些高官显宦平起平坐，经商也成了贵人之道，由此更加助长了从商之风的盛行。

另外，由于当时朝政腐败，赋税繁重，社会持续动荡，民生艰难。

所以不断有农民转而从商，进一步壮大了商人队伍。

在从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不但有弃农从商的，甚至弃儒从商者也大有人在。明清话本小说也叙写了大量文人弃儒从商的故事。

《云仙笑·厚德报》和《十二楼萃雅楼》说明，弃儒从商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时局动荡和读书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儒生的谋生之道也日益艰难，就如《云仙笑·又团圆》中的李季侯，迫不得已而从商。

另一种是在商业风气的影响之下，弃儒从商表现为一种完全的自觉行为，就如上文中的张国瑞之流。

总体来说，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末业的商贾之道也开始成为读书人争相营习之业。

社会上从商之风的大盛，必然带来一系列与商人、商业活动相关的民风习俗之变化。

如对经商观念变化的认识，经商从以前的末业变为全社会趋之若鹜的热门行业，明显是人们对经商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商业兴盛带来的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商人的生活状态及其对原有社会生活秩序的冲击等就成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话本小说以浓重的笔墨对这一时期的商人生活进行了全面呈现，商业习俗与商人生活民俗成为小说叙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奢靡之风

商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为社会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心学左派对世俗物欲的合理化解释，世俗化倾向在思想领域进一步风靡。

因此，自明中叶以后，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一种追求物欲满足、生活享受的奢靡之风，崇尚享乐与奢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风气。

张翰《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曰：“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

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总体概括，何良俊曾言及当时饮食之风的奢靡变化：

当时社会的饮食习俗普遍由俭入奢，在衣冠方面也是竞逐奢华：整个社会不管等级品第如何，都争相以衣着华丽为荣，葛布绝于市，原因在于无人穿服。

以至于社会上形成一种以貌取人的风尚，只重衣衫不重人，如《鼓掌绝尘》花集第八回《泥塑周仑威灵传柬情投朋友萍水相逢》曾谈到这一社会风俗的变化。

衣着的华丽程度竟然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这就是社会上奢靡风俗之变的自然表现。

这种奢靡之风席卷社会各个阶层，进而成为一种盛行于全社会的时代潮流，社会大众全被裹挟于其中，富者为之，贫者亦为之。

不过，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们的服舍用具等都是根据其地位尊卑的不同而有着严格规定性的，任何人都不能僭越。对此，朱元璋曾有明确规定。

这些法令曾一度得到严格的执行，但是随着明代中后期商业的发展和奢靡之风的盛行，再加上此时政权腐败，对社会的管控力已大不如前。

由此这些禁令也就逐渐名存实亡，随着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日渐高涨，就发生了僭越现象。

这种僭越现象与奢靡之风是同一的，大众对奢靡的追求必然要突破已有规制，形成僭越，成为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

同时，僭越现象的不断发生又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攀比较胜欲望，从而使社会上奢靡之风更加盛行。

归根结底，这种奢靡之风的兴起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由商人首倡其风。

富商大贾挟资巨万，乘坚策肥，衣着华丽，玉盘珍馐，极尽挥霍享受之能事。

万历年间，扬州盐商资本不下三千万两，他们从盐业经营中每年可获得的利息竟高达九百万两，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用于挥霍享受。

而这在那个物欲被唤醒的时代，难免引起人们广泛的羡慕之情，由此群起效仿，渐成风靡之势。

扬州盐商以徽商为主体，新安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因此这种风气也逐渐向四方传播，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社会奢靡之风的形成都与扬州盐商脱不了干系。

当然，把奢靡之风的兴起完全归因于扬州盐商则有失片面，但起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人对这种奢靡风气的引领之风，这是由商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触发的一种时代现象。

而随着奢靡之风的大盛和僭越现象的不断发生，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弥漫于社会之中时，各种原有的生活规制被逐渐瓦解，社会中世俗化、娱乐化的民俗活动明显增加。

就拿岁时节日来说，明清岁时节日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娱神向娱人大幅倾斜。

具体表现为：一是节日种类繁多；二是节日活动丰富多样；三是节日的娱乐性极强；四是节日还具有全民性特点。

其结果是，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便随着节日而兴起。这只是其中一例，另外如听曲、博弈、收藏、园林、花虫鱼鸟之好等都是晚明社会生活中追求享乐的新变现象。

生活的享乐化与艺术化必然促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生活风俗之变化，使得明清社会的民俗生活变得异常丰富多彩，这也成为话本小说大力表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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