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推动老百姓精神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普通老百姓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我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的？以后又会怎样发展？这始终是人类关心的重大问题。以下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几点看法。

一，人性善恶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性善恶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古到今人们始终在讨论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但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因此影响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判断。本文带来一个对人性善恶的全新认识，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一个全新的判断。

我认为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主要讨论的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善和恶，但这些讨论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人的自然属性无所谓善和恶。试问，在法庭上，法官对神经失常的人论善恶吗？四岁的哥哥玩枪杀死了自己两岁的弟弟，能对哥哥论善恶吗？既然如此，那还讨论什么人的自然属性的善和恶！当然，不对人的自然属性论善恶，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的利己性。不过，自然属性的利己，仅是人的本能欲望。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根本属性，并认为人的社会属性善。把研究人性的善和恶转移到社会属性的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社会行为，意识完整的成年人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行为。但是，认为社会属性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的社会行为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没有被道 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二是被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没有被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属性的原本属性（社会属性的原本属性又叫社会本性，社会本性可不是自然本性，也不是本能欲望。），被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人们称之为德性。人的社会属性的原本属性恶，人的德性善。这才是人的社会属性善恶的真实面目。

为什么人的社会属性有善和恶这种看似对立的两个方面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人是怎样成为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人成为人，除了有生物进化外，还有社会的驯化，即社会对人的文化教育和行为管制。生物进化只能使人有了人的体格，社会驯化才能使人掌握知识和拥有德性。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不仅使人的社会行为的利己从无意识的欲望转变成了有意识的希望、愿望和要求，而且使利己的力量也比自然状态下大大加强。这就使得人的种内竞争由不自觉的伤害变成了有意识的加害，于是人的社会属性之恶也就产生了。在所有生物界的种内竞争中，人的加害不同于一般生物的伤害，一般生物的种内竞争无足轻重，而人类的种内竞争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种内竞争还在加剧。这种种内竞争也即人的社会属性的本恶不仅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了人类的生死存亡，所以在意识和知识产生的同时，道德和法律必然产生。道德和法律是对人的社会行为恶的限制和规范，被限制和规范的恶就是善。当然，这种善只是被动的善，不过，这可是人的主要的善。人也可以有主动的善，人长期生活在社会中，是有集体观念的，在人的集体观念的基础上，经过道德和法律的潜移默化，会产生一些感悟，会真正认识到道德和法律存在的必要性，会产生对同类的同情心和要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正义感。人的这些感悟能使人自觉地去遵守道德和法律规范，有时甚至能做出超越道德和法律的个人牺牲。人的这种自觉的、主动的舍己利人的行为就是主动的善。产生主动的善是难的，有主动的善的人是极少数，因此大力宣传、学习道德高尚的人是促使社会风气良好的重要举措。当然，人性善的主动性比人性恶差远了，人性恶是自发的，是与生俱来的，是绝对的主动，人性善主要是被动，只有少数情况下才能主动，所以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是恶，善只是被规范，被限制的表现。准确地讲，人是带着善字牌“紧箍咒”的恶魔，因此人类你可以说他是万物之灵，也可以说他是动物界中最坏的一个种。万物之灵与最坏的一个种其实就是人的意识和知识的正与反的两个面。

明白了人的社会属性的善和恶，就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为什么会如此激烈，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激烈，也就明白了社会的发展是如此的血腥和曲折。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一个国家的內部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在国际上则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无论那种争斗都是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们之所以要争夺生存资源，是因为在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人的生存资源是紧缺的，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这种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就更加激烈，而且这种争夺永无止境。马克思曾经设想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将会从竞争最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度到没有竞争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看来，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也许马克思生存的那个时代人们还看不到地球资源是如此的匮乏，也许马克思并没有看出人的社会属性是如此之恶，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却是非常清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人类完全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安居乐业，但现实却是争夺更加残酷剧烈。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消除竞争的良药，却有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祸根。这一切都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地球资源的有限，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本恶，这两个因素注定人类的种內竞争将永远进行下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地球资源就这么多，如果中国十四亿人都过上了美国人一样的生活，那美国和西方人该怎么办？这句话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但却说出了人类生存的真相，就是为了自己生存得更好，人类只能永远地恶斗。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完全无可救药，因为人性不仅有恶，也还有善，人性之善也是要发挥作用的。但人性之善毕竟不像人性之恶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所以善恶之战肯定会有，但也肯定是长期的，反复的。如果人类不被自身的恶所毁灭，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美好社会的极限，慢慢地、逐步地向这个方向迈进。好在工业社会是败家子社会，是短命的，当地球上富集性的资源用完之后，工业社会也就结束。后工业社会很可能是新农耕社会，到那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将有可能趋缓，人类也可能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过上既是高科技的，又是田园般的慢生活。当然，并不是说到那时人类社会就没有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了，只是那时的人类比现在成熟，在人的主观世界中互利合作的观念有可能战胜损人利己的观念，大同世界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追求。

二，自食其力与不劳而获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无奈的内在矛盾

类人猿走出原始大森林，发生了质的变化，这质的变化就是类人猿从动物变成了人。成为人最根本性的标志就是自食其力，因此自食其力就成了人类的规定性。虽然人类一直以此为自豪，但遗憾的是作为类的人必须自食其力，而作为个体的人却没有这样的规定性。简单的道理是：既然作为群体必需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能生存，那么每一个个体就都应该去劳动。然而，从古到今那些权贵、富豪们不劳而获，却比所有的劳动人民活得还好！这不仅是对人类的规定性的极大讽刺，更重要的是说明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存在一种固有的缺陷，即人类社会中的强者必然会霸占弱者的劳动成果。事实正是这样，几千年来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而不劳而获的权贵、富豪却花天酒地，奢侈无度。自食其力与不劳而获的矛盾在社会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强者对弱者劳动成果的霸占从霸占方式上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行霸占，如偷盗、抢劫、诈骗等，人们把这种霸占叫做掠夺。另一种是通过“合法”的社会活动的运作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这种霸占叫做剥削。另外还有贪腐，有时侯单独列为一种霸占，但本质上应归为强行霸占，因为贪腐实际上偷盗、抢劫、诈骗等手段全占了，是一种最恶劣的掠夺。掠夺一般情况下是非法的，只是贪腐虽然明着讲为非法，但实际上不同国家反贪反腐政策并不一样，有的国家严，有的国家松，有的国家认真，有的国家走形式，因为反贪反腐是自己整自己，比不的打击一般的偷盗、抢劫、诈骗。剥削虽说合法，但这个合法是必须打引号的，这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原本是为善而生的，是打击违反人类的规定性的一切行为的，也就是打击无视自食其力的规定性而用各种手段不劳而获的行为的，但是政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被异化了，成了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帮凶。因此剥削合的是被异化的法，所以这个合法就得打上引号。

事实上，剥削这种行为并不是从人类社会产生那一天起就有的，它是在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的。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就有政治的存在，因为人类社会中始终都有强与弱的竞争。那时社会中的强者霸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主要是对劳动成果的直接掠夺。强者对弱者的劳动成果的掠夺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于是政治就产生了，政治的产生原本就是限制强者对弱者劳动成果的掠夺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强者对弱者劳动成果的霸占就不再限于产品本身，而是又发展到了直接占有劳动者和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的阶级社会。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发生了政治的异化，强者结成联盟，强势控制了国家政权，虽然政治还保留着打击、限制掠夺的作用，但剥削却被“合法”化了。马克思认为政治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并认为阶级、政治、国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都是阶段性的存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政治异化”这个概念。但是，我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永远是存在等级的，最基本的等级就是精英与平民，而且精英与平民的利益诉求会永远有所不同，因此政治和国家也永远存在，只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典型的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和消亡之后，国家和政治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只是在典型的阶级社会中政治才成了精英压迫平民的工具，不过就是在典型的阶级社会中政治也不是只有负面作用，也还是有正面作用的，比如打击偷盗、抢劫、诈骗等。因此，政治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阶级社会中政治成了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只能用政治异化来解释。

剥削是与政治的异化同时产生的，是典型的阶级社会的特殊产物。剥削同掠夺一样都是反人类的规定性的，是反社会的，是应该被彻底限制和消灭的。剥削之所以现在还大规模的存在，就是因为剥削还守着“合法”的外衣，剥削的“合法”外衣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被彻底撕破，那是由于剥削的危害还没有完全被人们认识。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有人高喊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甚至笃定市场经济、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最好的经济制度，还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幼稚可笑的。这些乌七八糟的叫喊其实就是受反动公知的鼓惑来混淆人们的认知的，因此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必须坚决批判，但没有必要和这些人讲什么大道理，大道理马克思早就讲通了，他们不是不懂道理，他们就是胡搅蛮缠，对这些胡搅蛮缠用事实说话就行了。比如，他们说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工人的工资是在人力资源市场中通过讨价还价确定的，是公平的，工人的劳力价格就等于工人的劳动价值，劳动没有剩余价值。这种谬论并不难反驳。首先我们承认工人的工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必须明确工人的工资是随着劳资的供求关系上下浮动的，这就像市场中的货物的价格一样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工人的劳动价值只要注入到商品中就是一个衡定的值，这就像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只要商品做成了，其使用价值也就确定了。商品在市场中的买卖价格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能划等号的，同样工人的工资与工人的劳动价值也是不能划等号的。所以，某些公知和水军把工人的工资与工人的劳动价值等同起来，说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是毫无道理的。工人的劳动价值肯定是大于工人的工资的，如果相等的话，老板连基本的成本都赚不出来。我认为工人的劳动价值起码应该包含工人和职员的工资、老板的工资、原材料的本钱、设备的折旧、货币的贬值、资本的风险补偿和上交社会的各种费税时，老板才够本，除此之外，如果劳动价值还有剩余，这就是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当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能拿到剩余价值的。如果劳动价值够本，老板只能拿到其应得的工资；如果劳动价值不够本，老板就得赔钱；如果劳动价值有剩余，资本才能盈利。因此，资本的盈利就是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只有成功的老板才能拿到剩余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水军们最近在网上还有一个嚎叫，说资本盈利是剥削，那资本赔钱算什么？这意思就是资本有赔有赚，无所谓剥削。其实，这也是胡搅蛮缠，市场经济就是有风险，赔了就是赔了。不过，并没有白赔，这个老板赔了的钱成了赚了的老板的风险补偿，若不这样，谁还敢投资？毫无疑问，这钱并不是赔了的老板直接转移给赚了的老板的，是赔了的老板的工人的劳动价值不够本，用赚了的老板的工人的劳动价值来弥补的，这其实还是工人的血汗。这也就是说，剥削肯定是有的，但不是所有的私人老板都有剥削。就目前我国的私企来看，大型私企大部分是有剥削的，中小型私企有的有剥削，有的没有，有的甚至赔钱。不过，从总体来看，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肯定的。总之，剥削虽然在阶级社会中是“合法”的，但它是反人类的规定性的，是反社会的，是罪恶的，剥削与政治的异化必须被彻底消灭。

事实上，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剥削是政治的异化造成的，所以反剥削就是反政治的异化，就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向统治阶级夺权，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一直在反复进行，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但还得持续下去，一直到典型的阶级存在彻底式微才能结束。当然，不是到那时人与人之间就绝对平等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自食其力与不劳而获的矛盾永远存在，只是到那时大规模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争斗几乎没有了，但社会等级还是存在的，不过，所有的社会等级在政治的正面作用下都会是开放的、流动的、干净的。

三，人类的生存法则是政治法则

达尔文的进化论定义了动物的生存法则（其实这个法则也包括一切生物），人们称之为”丛林法则”。人类与一般的动物有所不同，所以人类的生存法则与丛林法则也有所不同，是政治法则。不过，政治法则并不与丛林法则完全矛盾，政治法则只是被规范的丛林法则。

政治法则与丛林法则最大的不同有两个。第一，丛林法则是纯粹的弱肉强食，政治法则则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社会中的弱者这一目的本来就是政治产生的初衷，但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治法则的这一目的被淡化了，不过这个初衷，这一目的始终是某些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个初衷的合理性，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目的的可行性。即使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家在思想上也有这种理念，曾经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在竞选时就宣扬：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弱势群体，而不是发展生产。当然在他当选后并不可能实现这个诺言，甚至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但他打这个牌，说明这一理念在人民群众中是根深蒂固的。政治和国家就应该保护弱者，因为只有弱者才需要保护，难道强者还需要保护吗？如果政治和国家不去保护弱者，反而去保护强者，那政治和国家就是罪恶滔天了！

第二，丛林法则要的是强者对弱者食杀的自由，政治法则要的是强弱之间互利合作的秩序。丛林法则是不讲善恶的，在丛林法则的世界里，力量就是一切。政治法则适当地修改了丛林法则的强者对弱者的食杀自由，在关系到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限制强者对弱者的无条件食杀，强调强弱互利合作，集体生存。具体原则是保护弱者，优待优秀的强者，打击劣迹的强者，使社会成为一个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贫富差距不大的等级社会。我国古代把这种社会称之为大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

典型的阶级社会出现之前，（所谓典型的阶级社会就是人们所说的阶级社会，我之所以加个典型是由于我不认为人类社会有出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可能，社会任何时侯都是有等级的，也就是有阶级的存在，我所说的典型就是贫富差距很大的阶级社会。）人类社会就是大同，就是共产，但现在大同、共产却成了人类的理想。这是因为在典型的阶级社会里政治被异化了，国家的政治活动除了还有打击掠夺的功能外，它是不打击剥削的，已经成了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人类的生存法则基本上又从政治法则还原成了丛林法则。但这个基本的丛林法则比纯粹的丛林法则还可恶，因为这时强者对弱者的食杀已经不是仅仅靠强者的自身力量，还加上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竞争叫做阶级斗争。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比任何动物的种內竞争都残酷，所以我说人类是动物界中最坏的一个种。当然，人性的善是不会让这种坏永远存在下去的，所以虽然人们常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只是短暂的一瞬。因为典型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产生是违反人类的规定性的，是违反人类生存的政治法则的，所以必然会被消灭。但它不会自动消亡，消灭阶级斗争的武器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常态是强者即精英阶级的力量大于平民阶级（弱者）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对比不是绝的的，当平民阶级觉醒和团结的时候，平民阶级的力量比精英大百倍，这时平民阶级就可以取代精英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大同。历史上平民阶级多次团结起来推翻过精英阶级的统治，当平民的团结成为常态，平民的力量大于精英的力量成为常态时，典型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就会被消灭，到那时人类生存的政治法则就会重现。当然，政治法则稳固的关键是政权，虽然典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消亡了，但政治法则、政治权力和国家不能消亡，因为人的社会本性之恶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不可能改变，自食其力与不劳而获的矛盾也永远存在，所以社会等级是永远存在的，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竞争也永远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平民政权是政治法则的根本保证。在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球的一小半被平民攻占，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但由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民政权，而是把政权托管给了所谓信得过的精英，结果使得这次革命基本失败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今后平民大众再夺取政权后一定要建立完全由平民阶级出身的人员组成的政权机构，唯有如此平民政权才能长期稳定，人类生存的政治法则才能执行，人类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趋向共产、大同。

在典型的阶级社会中，不仅有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这已被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所证明。但是，近来社会上有很多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言论，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说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胡说八道，人类社会中就不存在什么阶级。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轻浮。首先，阶级是客观存在。其次，阶级这个概念自古有之。比如，在我国的农耕社会里，家庭土地比较多的称之为财主，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称之为穷人，这其实就是把农村的人家划分成了两个阶级。马克思只是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对阶级这个概念进行了定义。怎么能说是胡说八道呢？另外，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有些人没有正确理阶级斗争，其实阶级斗争就是人类社会內的生存竞争，人类的生存竞争有两种形式，一是对抗，二是互利合作。在阶级社会中两个对立的阶级互利合作是常态，对抗才是非常态，当然，互利不一定是等利，而且对立双方的获利经常是不等的，当一方利益很大，另一方利益很小时，对立的双方就会从合作走向对抗。不过事实也证明对立的两个阶级长期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即便是在封建社会里，有些朝代都能存在几百年，现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关键是竞争的双方获利要差不多，尽可能获利均等。比如华为，任正非说他不懂技术，不懂销售，就是会分钱，当然这是谦虚话，不懂技术，不懂销售，怎么做决策？但会分钱很重要，会分钱就是要劳资双方获利合理，任正非做到了，华为上下一心，什么困难都不怕。其实这种道理古人就知道，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发财要走正道，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搞斜门歪道。华为走正道，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阿里、嘀嘀搞斜门歪道被国家罚款，都为的是让民营企业走正道，搞好劳资互利合作，发展民营企业。人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是希望国家真正按照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让全国人民共同富余。有人说穷人仇富，其实不是这样的，老百姓反对任正非等心里有广大员工的企业家了吗？没有。老百姓反对的是给工人的工资以工人不造反为底线还九九六地压榨工人的劣迹老板，老百姓反对的是把共同富裕推到遥远的将来的无良公知和权贵。所以，不要毫无意义地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正确的态度是正视阶级斗争，努力搞好劳资的互利合作，让资本、工人、国家都得利才是正道。

二是说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这种说法更是扯淡。说实话，前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讲，我国确实没有典型的阶级，那时候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讲的。现如今要是再说没有阶级，那真是胡说八道了。还是那句话，不要否认和害怕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努力搞好劳资互利合作，保证双方获利均等，避免劳资矛盾激化才是正道。

四，社会治理不仅要有法治，也要有德治

社会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由一个名曰国家机构的集团治理的。社会治理讲的只是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不存在社会治理，世界上虽然有个联合国，但联合国的作用没有法律效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利益竞争仍然遵循丛林法则。国家治理遵循的是政治法则，所以国家治理也就是政治治理。

关于社会治理，人治和法治相互对立的两种模式是当今社会具有主导作用的讲法，但我认为这个讲法不恰当，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德治和法治互相补充的两种方法。

人治在词典中释义为；1，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君主依靠贤能来治理国家。2，指根据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治理国家和社会。首先分析第二条，在国家治理中有没有根据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现象?回答是肯定的，有。但是，治理国家和社会完全根据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来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是政治法则，即使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有异化，而被异化的政治法则也是有社会规则的，并不完全等同于丛林法则。其实，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表现，只是程度的轻重、大小不同而已，但程度再重，再大，也只能是现象。如果领导者的意志完全控制了社会，那只能是黑社会或者是社会的乱政时代，这都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情况。所以，即使可以把这些不正常情况下的治理叫做人治，但不能把人治叫做人类社会正常情况下的一种治理模式。

接着分析第二条，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在中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可否认的作用。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鼻祖，孔子的政治思想虽然没有被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接受，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明确的，其要义是“内仁外礼”，也就是要求人自身仁义，人与人相处时讲礼仪。其本质是要求社会有一个良好的秩序，而要得到这个良好的秩序就必须人人做到仁义，也就是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尤其是要求君主要做到以身作则。所以，孔子的治国理念实际上是德治与法治互补而治的萌芽。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之所以形成儒法对立，不是由于儒法在要求社会秩序上有矛盾，而是在怎样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上有分岐，法家主张以强制为主，儒家主张以教育为主，事实是儒法各有偏颇，正确的做法是兼而有之。汉初董仲舒融合儒法思想，但以儒为主，儒家思想便成了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的治国方法都是德治和法制的互补而治。这也就是说，把儒家思想定为人治思想是不正确的。

以上我分析了人治在词典中的两个释义，它都是不对的。当然，这不是批评词典有错误，词典就是收集词义，错的是当今人们对人治的主流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西方自古就有人治的说法，古希腊的柏拉图最早提出了人治思想，他认为最好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让哲学王来治国，而且主张全部按哲学王的想法来治理。但是，柏拉图后期又自己否定了他的人治理念，主张法治，而事实上即使在西方，从古到今也没出现过任何人治的实践。然而，西方文化为了宣扬法治的优越，一直拿人治说事，就造成了所谓的人治与法治两种对立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我国的知识分子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引进了所谓的人治、法治说法，强行把儒家思想规定为人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也就在我国扎根了。

其实，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是人治社会，是德治和法治互补而治的社会。人治只能在乱政时期存在，正常的社会不可能是人治，这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就是民间传说也可以佐证。如包青天、海瑞等的断案传说。不过，封建社会的德治和法治保护的是精英阶级，压迫的是平民阶级，但不能就此说没有法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保护的不也是精精阶级吗？即便都是法治，不同社会，不同国家法制的内容和保护的对象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情况下，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做得并不十分好。这是由于比较起来，德治比法治要难做得多，需要整个统治层有较高的道德品质。新中国成立初期法治是保护平民大众的，德治也做得很好，那是由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清廉俭扑，全国老百姓又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练，这种情况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

一个生存秩序良好的社会不仅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这是因为在国家治理中法治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事无巨细任何案件都适合通过诉讼来解决的。比如，老人走路摔到了，需要看到的人马上去扶，这必须有道德观念才能做到，法治解决不了这个社会问题，倒是法治让人越来越不敢去扶摔倒的老人了。“不是你撞倒的，你为什么要去扶?”一句法官的话吓跑了所有的好心人。再比如，老板欠了农民工三千元工资，农民工多次讨要无果。农民工能走法律程序吗？理论上能走，但事实上不行。即使胜诉也得不偿失，更何况还可能败诉。……所以，治理社会必须既有法治，也有德治，法治管大事，德治管小事，事无巨细都有人管。其实，在社会中人本身就有道德观念，社会也确实需要人有道德意识。有道德意识人们才能互帮互惠，人间才有温暖。不可否认，由于人的生命是个体的，所以人有个体观念，但人的生存是群居的、社会的，所以人也有集体观念。因此，互利合作也是人的需要，没有道德风尚的社会是冰冷的。有人说美国社会只讲法治不讲德治，不也很好吗？我没有去过美国，不过听去过美国的人说美国的人情世故很淡薄，是个冰冷的社会，而且美国的法官多，律师多，打官司费用很高，穷人是打不起官司的，一般也打不赢。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都没有道德品质。美国政府不讲德治并不等于美国社会没有道德规则，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活在社会中就一定有互利合作，在长期的互利合作中人们会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社会的道德规则。不过，这些道德规则总是忽隐忽现的，这是因为人的集体观念不像个体观念是自发的，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是自觉的，所以是不稳定的。因此，只有国家不遗余力地鼓励人民遵守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才能在人的心目中有一定的位置，社会才能有良好的道德风尚。

总之，法治是控制人的行为的恶，德治是鼓励人的行为的善，目标是一致的，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治理就是要让社会弃恶扬善。

五，社会治理最终要落到经济这个实处

前面分析了四个问题，都是以政治为主，最后一个问题以经济为主。社会问题主要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社会治理也主要是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政治与经济是两个问题，其实又是一个问题，因为没脱离开经济的政治，也面有脱离开政治的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讲的就是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毛主席讲政治是统帅，也讲经济是基础，讲的就是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辩证统一。不过，政治家们治国在不同阶段是有不同的工作重点的，但即使有重点，他们也不会忘掉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比如，毛主席在一段时期内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毛主席也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总设计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总的要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过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人们淡薄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就不抓政治了呢？当然不是。这一段时间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的政治目的可比四项基本原则还集中，还明确。所以，政治、经济可以分开讲，但讲政治脱离不开经济，讲经济也脱离不开政治。

对经济治理的核心问体是经济体制问题，也就是要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问题。目前在社会中存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主要是公有治和私有制。私有制是在社会中自发地产生的，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公有制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讨论自觉地产生的，仅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私有制是人的社会属性本恶的张扬，是弱肉强食的展示；公有制是人的社会属性善的表现，是互利合作的体现。就这两种所有制的生产效率比较而言，私有制发挥的是个人奋斗的积极性，对生产力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破坏作用；公有制发挥人的互助合作精神，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也有组织困难的因素。就这两种所有制的社会效益比较而言，私有制是原始的、低级的组织形式，是对人类的规定性的反动，是罪恶的制造者，是必然要消亡的；公有制是发展的、高级的组织形式，是对人类规定性的支持，是幸福的实现者，是必然要战胜私有制的。

我国现在实行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由中华人们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六条规定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总纲第六条，共两段，一百四十六个字。第一段是原则，是对全面私有制的否定。第二段是灵活性，是根据初级阶段对前三十年全面公有制的改进。我相信全国人民绝大多数是支持宪法“第六条”的。理由是：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必须坚持。第二，全面公有制是一种新生的经济制度，肯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改进是必然的。私有制虽然是腐朽的，但在现阶段还有一定的价值。私有制的阶段性价值主要有：补充公有制资源配置的不足，增加商品市场的繁荣，改善就业的灵活性。当然，不能以此来否定前三十年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前三十年有前三十年的国情，三十年后有三十年后的国情，经济的发展政策就得根据发展的需要进行改进。对此应该相信党的领导能力，这是基本立场，不能动摇。但是，政府的工作又永远不会十全十美，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有不足，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也有不足，尤其是现在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社会主义又面临着路线的重大决策。但此问题比较敏感，多说无益，点到为止，我主要是指社会乱象和敌对势力，尤其是第五纵队对我国的威胁。不过党和人民都很清楚。我也相信党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正确的决断，新时代一定会在改开的三十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我国真正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既有公有制企业，也有私有制企业。这种情况可能是长期的，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的这个大原则必须毫不动遥地坚持。怎么坚持呢？第一，限制私有制的规模，那么怎样限制呢？当然不能发准入证，如果那样的话，私有制就失去了自由竞争的价值。我认为小微私企可以保留完全私有制性质，中大型私企要去私有化改造，按华为模式改造成准集体所有制企业。第二，必须保留对国家安全和民生保障有重要价值的企业为完全的公有制企业，实行计划经济。第三，其它国有企业都转化成集体所有制企业，让企业自主经营，除纳税、上交资产折旧和适当利润外，企业自主分配和余留发展基金。在管理上要给工会实权，工会和厂委会由全体工人或代表选举产生，工会负责分配和财务，厂委会负责生产和销售。关键是厂长，搞得好大奖，搞不好大罚，有犯罪且严重者处死。厂长不称职随时撤换，好厂长可长期连任，管理规则可参照华为。另外，国企无论是保留公有制还是转化为集体所有制，都要干干净净地政企分开，政府只管制定政策，政法只管监督政策的执行，企业只管自主经营，相互制约，各负其责。这也就是说，中大型私企要放权，国家更要对国企放权，让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绝对不能让工人在私企是奴隶，在国企也是奴隶（把国企混改成私企），像某些公知、专家所说的，让所有工人都生活在不造反的底线。如果那样，工人还活什么活？国家还怎样发展？樊刚为了让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让工人的工资以不造反为底线。但这家伙想没有想过，工人工资越低，消费能力越差。消费能力越差，市场越萎缩，资本越没有利润。这家伙可能也不是为资本家，可能是美国的第五纵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来是要发展生产，结果削弱了政治工作，让一些不良专家带入了经济危机。所以，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经济工作的治理，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对不能搞成全面私有化。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设想，不一定完全对，仅供网友讨论。

六，结尾语

人类社会存在两大基本矛盾，一是人类需求的无限与地球资源有限的矛盾，二是人类整体必须自食其力的规定性与个体没有这个规定性的矛盾，而且这两个矛盾还是不可能消失的。由于这两个矛盾的长期存在，人类社会内人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永远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主要是劣迹精英对广大平民劳动成果的霸占。这种霸占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转化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前的工业社会是“败家子”社会，是短命的，当工业社会结束后，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将式微，那时社会中的等级虽然仍然存在，但这些等级会是开放的、流动的、干净的。

社会治理的最好方法是法治与德治互补而治，在这方面我国有历史优势，当前应该在创建法治社会的同时，恢复毛主席创建的在人民当家作主下的德治传统，消除一切社会乱象。

私有制是腐朽的，公有制必将彻底带替私有制，虽然当前还有少量私有制存在的必要，但一定要保证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绝对不能让全面私有化的图谋实现。我国是少有的几个还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坚持到底，争取带领全球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