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专家解读：汉朝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怎样沿海地区上丝绸之路面向世界，

汉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及汉朝与周边区域的联系

两汉时期，中国与欧洲西南部、西亚、北非、南亚等地都形成了交流通路，因为当时在这些通路上有大量中国丝织品运销汉朝以外地区，所以这些通路后来被称之为丝绸之路。

在古代世界，中国是最早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代以来各地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商周以来，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那时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和印度等地。

这条被称为“草原之路”（又名绿洲路）的贸易通路的大致走向，是经由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越过吉尔吉斯草原，西至里海、黑海北岸的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并可绕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东欧和北欧；又可南下通往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地中海沿岸及北印度等地。

汉初，河西走廊先后被乌孙、月氏所占，西域绿洲诸国也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域的道路辗转难通。张骞“凿空”西域后，汉王朝为了保证西域道路的畅通，从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止匈奴南侵。

从此，汉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这条沟通中西的商路到19世纪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为“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沿渭水西行，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西南行出阳关，穿越白龙堆至楼兰（故址在今新疆罗布泊西），然后沿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昆仑山北坡西行，经鄯善、且末、于阗、萨车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岸）、身毒、安息（今伊朗），再西经条支（今叙利亚、伊拉克），最后抵达大秦（东罗马帝国）；北道从敦煌西北行出玉门关，经楼兰沿孔雀河至渠型（今新疆库尔勒），然后西经乌垒、轮台、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葱岭到达大宛、康居等中亚古国至安息。

"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相会于今伊朗境内的马什哈德，再西至西亚、大秦。东汉和帝时，出兵夺取了伊吾卢（今新疆哈密），最后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随后开辟了一条新北道。新北道由敦煌向北至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至疏勒。这条新北道即《魏略》所说的“中道”，以别于南北朝以后天山以北的“北新道”。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丝绸和养蚕技术、铁器、釉陶、井渠法和造纸术都陆续西传。中亚、西亚的特产如胡桃（核桃）、石榴、芝麻、黄瓜、大蒜、胡萝卜、胡豆（蚕豆）、橄榄、胡椒、苜蓿等也先后传到中国。大宛的“汗血马”、非洲的鸵鸟、狮子以及西方的宝石、香料等也由西域古国贡献而来。

汉代海上对外交通的港口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当时，南海是两汉王朝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通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出海口有3个，即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徐闻（今雷州半岛南端）、合浦（出海口在今广西合浦南）。近年来，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指出，番禺（今广州）应是我国南方最早的一个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港口，而日南边塞、徐闻、合浦则是番禺的外港，即从内港番禺起航的船只需要到合浦等港口补充淡水和食物等，再出海远航。

当时的航线大致是沿印度支那半岛南下，船行五月可到都元国（在今马来半岛），又四月可到邑卢没国（在今缅甸），由此登陆行十余日可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由此再船行二月余，就可以抵达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建志补罗，出海口为马德拉斯）。黄支国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汉朝使者到达的最远地点。

当时，南海、孟加拉湾之间的交通已经畅通，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活跃。但是，我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还需要通过安息、天竺等国中转。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经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开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外交联系。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敦尼乌斯遣使者从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并带来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当然，由于受科学技术的限制，海上丝路并不十分发达，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陆上"丝绸之路"。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毗邻，战国末年，燕、齐一带有不少移民迁居朝鲜半岛，传播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汉初，燕人卫满率1000余人东走出塞，渡过混水（今朝鲜清川江），统治朝鲜西北部，建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朝鲜半岛土著之真番、临屯等部都附属卫满。至卫右渠（卫满之孙）统治时期，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遣荀彘率陆军出辽东、杨仆率楼船（水军）渡勘海攻卫氏朝鲜。

卫氏朝鲜灭亡后，汉于其地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昭帝以后，汉政府相继罢除真番郡、临屯郡，并把玄菟郡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只有乐浪郡尚存于朝鲜半岛。不久，高句丽兴起，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辰韩、弁韩的势力也不断强大，并与汉属乐浪郡时有冲突。

自汉置乐浪郡，至该郡为高句丽所并，前后400余年间（前108—313），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这不仅见于许多传世文献记载，而且得到朝鲜境内许多汉墓出土的封泥、印章、兵器、漆器、铜镜、丝织物及瓦当等实物的充分证明。在此期间，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辽东、辽西和幽州各郡。

日本在中国古文献中称“倭”，首见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大概是指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国家。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曾遣使来汉，刘秀赐以印绶。所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已于1784年在北九州志贺岛叶崎村发现，说明当时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朝发生交往。

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等不断输往日本丰富了当地的物质生活。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倭国出现了女王卑弥呼统治下的邪马台国，辖有伊都国、斯马国等20多个小国。关于邪马台国所在地理位置，日本学界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之争，迄无定论。曹魏正始年间，卑弥呼死，国乱，中断了与中国的交往。

战国后期，越南北部有骆越国。秦汉之际，赵佗割据岭南，击灭骆越。汉武帝出兵南越时，在越南北部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从此，中越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越南的象牙、犀牛、玳瑁、珍珠等不断输往中国中国的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也在越南得到推广，使越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显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