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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历史中的“执拗低音”:岸本美绪与“回到整体”的明清史
风,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阶层心照不宣,却难以从中抽离的趋势。抑或是潮流之中,每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中默默凝聚起来的共识和观念。近代四川历史学者刘咸炘把历史研究对于潮流与趋势的把握总结为“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而把握这种埋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潮流,也成为了历史学家乐此不疲的努力。因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史与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解释之外,这种对于“风”的把握,更可以体现整个社会转型的趋势与解释集体心理的选择。
《风俗与历史观》,<日>岸本美绪 著,梁敏玲 、毛亦可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岸本美绪是日本明清史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在新近出版的《风俗与历史观》一书中,就体现了她对于近世中国的风俗与秩序变迁的敏锐而精确的体察。在这本论文集中,虽然主题分散于岸本美绪常年潜心研究的各个主题中,但是细致的读者却不难发现,其中倾注了她一以贯之的思考:如何代入历史中人的视角,去找到在地与瞬时性的声音?而发生在近世中国的种种变局与挑战,又如何通过地域社会、东亚世界与世界史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它们发生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是如何辐射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对于岸本美绪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以及日本战后史学对她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域外与超越具体地域和国家的视角,常常能使我们对习以为常并不假思索接受的观念,有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连续与变革。
撰文 | 席缪
岸本美绪教授是日本明清史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学术运动“地域社会论”研究的参与者、引领者和批评者,主要关注地域社会中的秩序观念。同时还在明清时代的物价经济、信息传递等领域,作出开创性的贡献,累计编、著十数本,论文数十篇。
岸本美绪,1952年生,东京人。日本历史学家,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著称。在东京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任教,现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日文版1997,中文版2010)、《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作者之一)、《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999,以下均为日文版)、《明末清初中国与东亚近世》(2021)、《明清史论集》(全4册,2012—2021)等。
对于如此重要又高产的学者,国内的系统性译著并不多。如果不算翻译停摆的《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那么这本《风俗与历史观》,仅仅是岸本教授第二本被系统翻译的专著。距离第一本译著,曾在学界内掀起巨大反响的《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过去整整十二年。这是暌违已久的期待,也是念念不忘的回响。对于初次接触的读者,在阅读这本巨著之前,或许应对相关的学术背景,做点简单了解。
风起于七十年代
从求学开始,岸本教授超过二十年的学术生涯,都在东京大学中度过。东大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盐谷温、加藤繁等经济史巨擘均出自此。不过,最初东大并没有明清经济史的教师,直到从横滨市立大学请来田中正俊先生,开始这一学术传统。受到田中教授的影响,陆续涌现许多社会经济史学者,仅举一二,比如以“亚洲朝贡体系”著称的滨下武志,专注基层社会研究的滨岛敦俊,以及岸本美绪。
校园对个人学术风格的影响,在上世纪的学者中,还是比较明显的。另一位同样知名的明清史学者小野和子教授,就与岸本教授差异较大。小野教授出身重视思想、政治研究的京都大学,师从思想史大家岛田虔次先生,贡献出了《明季党社考》等政治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如果将校园视作学者的“原生家庭”,那么同时代的学术思潮,则是影响学者研究的“成长环境”。
《明季党社考》,<日>小野和子,李庆 、张荣湄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岸本教授执教的开始,也是日本明清史学术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的日本明清史研究,面临着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模型,向“地域社会论”研究艰难转型的压力。
最初,日本战后历史学界,由左派学者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当时将马克思主张的“五种形态”说,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主要研究生产力关系,或者国家社会形态演变。马克思的历史形态研究基于西欧为主,在借用范式时,随之带来了“封建等级”观念。简单说起来,就是中学课本里提到过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分层治理的观念上,延伸出作为上层的“国家”,与下层“社会”相互分离的理论,就是现在一般人大多的“皇权不下县”之说。既然,“国家”不直接管理“社会”那么谁来管理呢?承担地方基层社会管理者角色的“乡绅”/“绅士”,被凸显了出来。主要研究乡绅如何控制土地与地方基层的“乡绅论”,逐渐成为左派史学背景下的主流范式。因此,较早研究乡绅/绅士课题的学者,比如中国的费孝通、张仲礼,或者日本学者根岸佶、佐野学等,多少都带有西方学术,或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背景。
那么,为何要在七十年代进行学术转型呢?很显然,这种简单将单一共同体切分成国家—乡绅—社会三层的思维模式,越来越难以解释许多不断揭开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岸本教授回忆自己求学时,就已隐约感觉到“当时的研究状况,似乎陷入了一种死胡同”。
明代松阳石仓契约。
如果说日本学者在二战后,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战前的右派史学界,带来国际视野的新风。一种理念长期占据主流后,势必会面对新的困境。
就像游戏需要迭代版本,比赛需要更新规则,学术研究也需要引进新的范式。当时的新范式,就是森正夫先生所提倡的“地域社会论”,即“在共同社会秩序下,由共同指导者(或指导集团)的指导所统合的地域‘场’(场所)”。
森正夫将视角从抽象的阶级身份,移动到鲜活的局部、个体和小团体之中。带来了强烈的学术冲击,吸引了包括岸本教授在内的大量学者参与其中。这种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脱胎新生的趋势,也发生在国内的明清史学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将视角向下,重视社会史或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风潮。
森正夫,名古屋大学、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曾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长、副校长和爱知县立大学校长。长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
中、日两个相邻的史学大国,几乎同时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进行了视角向下的学术理路转型。(用现代互联网社会的“话术”来解释这段学术史,就是“复盘”已有“生态”,进行“去中心化”的“方法论”变革,探索社会中的“下沉”群体,向“底层逻辑”加强“资源倾斜”,对“关键路径”进行“重新赋能”。)
穿行于巨树之间
之所以花费大量笔墨,来描摹这些学术背景。是为了方便理解,为何岸本教授会选择写作《风俗与历史观》。
从萌新读者来看,这一本视角广袤的著作,要素过于丰富。仅标题就包含了五个关键词:风俗、历史观、明清、中国与世界。从全书内容来看,还囊括风气、身份、交际工具、时代特征、礼教、变乱等十几种研究要素。岸本教授从容的笔调,使得文字不那么晦涩难读,但如此庞大的要素,还是会削弱不同章节间的关联性。而真正对读者带来挑战的,是作者广博的视野和话题深度,需要读者拥有较强的阅读能力,甚至是数天才能仔细读完的耐心。
只是,当阅读完毕,合上书本那一刻,想必每位读者都会难以平息,这些文字对思想深处的冲击。
在全书的开头,岸本教授选择了两篇关于历史时代的讨论为起手。
两节互为表里,讨论明清中国在内、外历史时间中的角色,形成了巧妙的互文。《“时代划分论”的近况》所预设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是否能勾勒出相近的时代特征?而在《发展还是波动?》中,作者又将视角放在了中国历史的内部,在不破坏线性时间的基础上,希望能重新阐释宋元以来的传统中国,与近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打断,还是延续?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日>,岸本美绪 著,刘迪瑞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
岸本教授在第一章中,提出明清时代的整体特征是一种“半开放状态”,将之定义为:“世界并非完全首尾一贯自成一体的世界,其内部有松动,有多重性,还有与外部接触时滋生的皲裂”。这种“半开放状态”的世界概念,巧妙地调和了传统沃勒斯坦体系的区域孤立状态,和新兴大分流的开放发展模式。这一概念延续到第二章,用这种共有的状态,检视中国自身的时代区分,最终达到研究目的与现实关怀,就是明清中国所代表的区域社会,“如何处理民间纠纷和宗教纠纷来营造一个安定的公平的国家秩序”,在这种基础上来“应对全球化经济来实现经济繁荣”。
前两章所引出的“秩序”问题,就是岸本教授全书中隐藏的题眼,透过“秩序”的讨论,进入到时代“整体”的探求,构成后面章节的排序结构。
在第二部分中,连续排列出了跟社会观念秩序相关的三篇文章,管窥时代的社会风貌:《“风俗”与历史观》,《名片的效用》(简称《名片》),以及《“老爷”和“相公”》。这三篇的选题非常有趣,因为都是用历史作为背景舞台,来观察个人的观念秩序,浅显一点来概括就是:历史中的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中的人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历史中的人是如何理解自己社会地位的?
之所以要说第二部分的三章,是对第一部分两章的展开,就在于作者对于社会观念秩序的讨论,希望用社会原景的重现,剥离研究者的立场,让历史能够自己“发声”。
这样对历史发声的重视,更明显地体现在第六章《“中国”的抬头》中。岸本教授通过对古籍排版中的“抬头”现象的思考,通过“中国”一词在排版中的细微变化,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中国”在中国人心中,在何时成为“国家”概念的代称?通过国家概念的树立,再引出接下来的两章,分别讨论了在暴力中的国家认同方式,以及多民族统治中的国家理想模式。
同样的,作者在这一章中的论文范式,是在传统框架外,开辟新视角来讨论时代共性。比如在第七章关于暴力的研究中,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关注国家机构和士绅团体向下对民众施加暴力的视角,扩大到国家机构对士绅,以及民众对士绅团体施加暴力的范围,希望将这种族群对立的矛盾,上升到社会文化。之后的第十一章,其实也是在延续这样的讨论,将对于社会稳定与动乱形态的感知者,从历史实质参与的人,替换成时空相隔后的历史学家。
第八章关于18世纪清朝国家的历史地位研究中,抛弃以往进行中西比较的视角,专注于雍正作为执政者所希望建立的世界,以及实际呈现效果间的落差感。之后的第十二章的讨论,也是对复杂历史形象的辨析。第十二章中讨论的“actuality”和“reality”,通俗来说,就是作者在追问,什么是历史的“应为”和“是为”,或者说是“现实性”和“本源性”。这意味着,作者举出雍正在自我提出与实践间的落差,构成了他对时代的塑造以及时代最终呈现的模样。只不过这两者在有限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着难到尽头的牵缠。直到随着新的设想与实践出现,旧有的矛盾牵缠又会逐渐消退,或者归并到新的关系之中。
明代弘治四年敕谕。
同样的,这种社会困境也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学家在现实中涌现出感知历史的需求,在还原历史过程中又萌生影响现实的愿望,这两种个人困境产生的牵缠,同样出现在对于历史学者和学术思潮的理解之中。
在读者逐步进入时代的整体氛围之后,作者才在第四部分排列了相对艰深的第九、第十两章,分别讨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司法审判标准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最难的,因为作者在两章中均挑战了现有的研究传统。第九章是在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中,加入了关于人身的所有制。这种广泛的所有制讨论,除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引申出了对于“人身”的尊严与自由的认识,并探求这种自由观念在不同文化区中的共性。第十章则是在司法条文和判例的讨论中,引入了司法裁量权的角度。作者提出的“礼教”、“契约”和“生存”,恰好对应的就是传统认识中的“理”、“法”和“情”。作者所提出的“衡平”观念,也并不深奥,仍然是在讨论裁决权体现的公平与法治关系。看起来作者在挑战以往对于中华法系传统的建构,实际则是从内在的实质运作标准中,进行有力的补充。
可以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兴地域研究,仿佛两棵巨树,彼此交错着斑驳的阴影。而秩序问题,则是岸本教授在巨树间穿行时,寻找到属于自己特色的研究蹊径。
整体论与神秘主义
通读全书,除了感佩作者的体大思精外,也通过作者选摘的大量学术史讨论,对日本紧密的学术共同体有了更深的体认。几乎没有可能在国内看到一本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学界共有的学术观念,哪怕是史学史的研究,都很难如此完整、又抽丝剥茧的展现。可能大家并不抗拒争论,而是抗拒对真实的展现和面对吧。
当然,即使是再完美的作品,也会有一些遗憾。就像朱子未能修订完《家礼》,谈迁丢失了最初的《国榷》,而田余庆没有补上《温峤与江州》。作者的全书主旨偏向比较史,关注同时代的共有特征。这样的视角设定,难免会对一些虽然处在同时代却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在理解上产生一些偏差。
《大明会典》。
比如在《名片》一章中,作者的现实关怀,是中日间对名片态度的截然不同:中国使用名片的历史悠久、样式丰富,在现代社会中却不算十分普及。日本虽然传统短暂,却使用量巨大,甚至有印出来就要赶紧送人的心态。这一现象,或许并非简单的同时段差异,而是来源于复杂的社会结构差异。比如使用人数比例的差异。中国古代士人占有社会中的主要资源,却非主要的群体。以明代为例,晚明顾炎武曾估计全国的生员数量,最多时达到50万。即使加上家庭数量,这些士人阶层与晚明六千万人口相比,仍是绝对的少数派。这样的人口比例,显然不如近百年来,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断吸纳、创造的人口比例要来得高。从名片代表的社交功能性来看,往往倾向于现代化,或者商业化更深的地方。日本近年来推动的“市町村大合并”和广域市的设置,使得城市化率达到了惊人的93%;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率仍在百分之五六十左右徘徊。城市发展基础的差别,也会影响到社交手段的差异。另外一点,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差别。即使在现代中国的乡村与小城市中,始终维持着一定的宗族规模;而日本社会中的家庭原子化程度更高。以宗族、亲友为基础的社交,和以陌生人为基础的社交,对于名片等直观化手段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同。
北京报国寺顾亭林祠。
之所以要对《名片》进行深文周纳式的苛求,也是希望探求一种现象,就是当作者角色出现在学术研究中时,会对思考与书写,呈现怎样复杂的影响。首先来说,单线的历史时间,是否能作为衡定社会发展的范围,似乎仍应考虑,无论是复线、多线还是团块的时间观念,都应作为参考坐标。其次,当学者尝试让原始材料“自己说话”,或者“回到历史的现场”,是否是一种过于神秘主义的描绘?毕竟这样的叙事,多少让人联想起,诸如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声称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或者像西晋王珣梦见“大笔如椽”之类的故事。当然,大部的研究在开始时,就像岸本教授所描述,“事先并不清楚自己的问题意识或者说立场性,才是一般情况吧”。但是当这种神秘主义的叙事兴起,某种自我暗示浮现,历史是否还能称为科学,就变得可疑了。依循现实创作的规律,在作者与读者之中,往往只能选择一种身份角色。
迈向共识的明清史
整体来说,作者以一种包揽星河的姿态,将大量明清社会中的秩序现象,以及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些秩序的思考,囊括其中。如果真要说,全书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或许在历史观的部分。岸本教授将过去数十年学术界围绕历史观的部分,理论争辩最激烈的部分,放在了著作的开篇。这一设置,跟她所推崇的增渊龙夫先生名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是基本一致的。除了致敬外,可能还是希望延续论辩的生命力。
日本学者所延续的这种,通过论辩来团结共同体的学术风格,跟国内已有很大不同。近年明清史的重要著作中,甚少看到理论路线的激烈争辩了。
《明太祖御制大诰》。
诚然,近年来的国内学术,越来越强调“自主性”、“独特性”。这种自主与独特或许会形成某种力量,将过往的历史书写从“染缸”、“奴性”、“麻木不仁”的泥淖中托起,使民族恢复自信、傲然立于世界之林。在盛世清音之外,或许仍应有一股力量,保留某种“执拗的低音”,寻求与各国、各地区间学术体的共识。就像大家今年常常提到“和而不同”一词,那么在追求“不同”之余,也应有一些力量,追求不同学术体之间的“和”。
中国与日本的学术界,曾经基于共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推崇,凝聚成相近互通的学术羁绊;也因为对视角向下的推崇,衍生出彼此默契的研究范式。但是从田中正俊先生的时代,到岸本美绪教授的时代,中日学术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学术形态上却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如何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求得彼此的“和”,让学术体找到新的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仍需要某种执拗的努力。
今年是岸本教授的悬车之寿,她却并未停止,一如往昔地保持着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广博视野中精思着秩序问题。这本译著,可以视作译者或者整个中文学界的介寿敬颂。不过,如果读者也能许愿的话,那么,希望能催更《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的翻译工作,尽快重新开始。
撰文/席缪
编辑/朱天元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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