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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束般的恋爱》：爱情罗曼史的底色，是成长命题

在又一个灾难性的情人节档期以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以下简称《花束》）。一年前，这部电影在日本公映时，就曾引发观影热潮，连续六周蝉联日本观影人次冠军，并入选当年的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电影。而就目前在国内的表现来看，影片扛住了涌入的大众观众的口碑，豆瓣评分居高不下，徘徊在了8.7分。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海报。

这其实也丝毫不令人意外，因为《花束》天然的是一部没有观影门槛、题材贴近生活、表达细腻真实的电影。没有戏剧化的约束，它反而更接近每一段感情普世性的核心：两个人，两颗心，爱是怎么产生的，爱又是怎么消失了。
在本文作者看来，爱情罗曼史的底色，是成长命题。如果把男女主人公看作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分身，那么《花束》其实更像一部成长电影，而非爱情电影。它讲述的就是从毕业到工作的社会化历程中，一个人作出的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撰文｜雁城

01

爱情与自由：后青春期的自我

显然《花束》的第一主题就是爱情。一段可供所有青年男女代入的感情。最妙的一点是，人们往往认为观众渴望新鲜的故事，但事实上，他们并不介意，甚至渴望观看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

青涩的遇见、一拍即合的夜晚、不合群的两颗心的互相映照，不是没在《最好的时光》《安妮霍尔》里见过，热恋期的缠绵缱绻、分分钟都妙不可言也不是没在《情人》《和莎莫的五百天》里见过，而最后当爱已成往事甚至负累更不是没在《婚姻故事》《爱》里见过。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比这些电影里的遇见更直接的体验来自于观众自己的生活，经历一段恋情，或观看一捧花束的盛放与凋谢。正如电影符号学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银幕等同于镜子，即使《花束》里并不直接倒映出观众的面影，他们还是循着男女主角交替的内心独白识别了自己。

《花束》讲的不是一个“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故事。没有负心人，没有第三者，没有疾病天灾车祸，没有棒打鸳鸯的家长（他们只是短暂的出现，又迅速地离场，留下结果未定的波纹）。剥离了这些戏剧化和特定情景的约束，《花束》反而更接近每一段感情普世性的核心：两个人，两颗心，爱是怎么产生的，爱又是怎么消失了。

说“真实”，并不是说《花束》如同新现实主义电影般朴素地模糊了因果关系、展示出无差别的日常。相反，它的剧情编排，包括诸多前后呼应引人感慨的细节，都是高度戏剧化的。比方说男女主角的相遇，就是在诸多巧合之下：末班车开走的夜晚，无意间印证的相似的电影偏好，一模一样的两双鞋、两张过期的门票。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这些巧合和主人公略带夸张的语调创作出一种称之为“命定”的氛围，看似失真，反而某种程度上接近着“爱情的本质”——无论经过多少带有合理性的铺排，真爱的发生都永远被认为是“偶然事件”。

没有人会冷静理性、早有预期地“坠入爱河”。

齐泽克有本书叫《事件》。事件（event）在他的定义中，是“一些超凡的事情发生的场景”（something extraordinary takes place）。坠入爱河，在他眼中，就是这样一种事件：

“这在人生中是一件大事。比方说，你有一个开心的生活。你很幸运。你有一个工作。你经常和朋友们见面。你没有恋爱。你有时候会有一夜情。你在晚上和朋友们聚会。你可以喝得酩酊大醉。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突然，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你在街上摔倒了，有人扶你起来。他/她可能是年轻的男孩/女孩。这是你的人生挚爱。这是完全的偶然的情况，但是你的人生改变了。没有事情是一样的了。就像他们说的，当你回首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都是在为这个时刻做准备。爱情的幻象之一就是‘我这一生都在等你啊。’”

对齐泽克仅有粗略印象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他这个大胡子结巴学术摇滚天王能说出这么恋爱脑的话。明知是“幻象”，恋爱中的人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为这样的事件买单。

2021年恰好有另一部热门的日影，是滨口龙介的《偶然与想象》。片中，滨口用三个介于现实和超现实之间、灵光乍现着宿命感和想象力的故事，展现了他捕捉到的日常中的magic moment（奇妙时刻）。它们有些掺杂着色欲，有些则有点令人尴尬的无厘头，有些甚至有点离奇科幻。《花束》看来更朴素贴地，但某种程度上异曲同工：爱情是生活中的magic moment。它本身已经是平凡中的传奇。

电影《偶然与想象》剧照。

《花束》里我另一个喜欢的点，是它论述的爱情与自由的关系。影片初始，男女主角心有灵犀地反对了陌生情侣分听两只耳机的行为。他们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和对方分享不完整的音乐——这也太愚蠢了！左右声道的音轨明明是残缺的！然而，闪回到热恋之初，他们其实就是被未来的自己鄙夷的、分享耳机的男女。

这个细节很妙，妙在分享耳机的时候，当事者之间甚至没人察觉到不妥。爱是分享，是让渡，是牺牲，最神奇的是，这是一种无需思考的、先验性的本能。齐泽克这时候又要说话了（他怎么老说话）：“在恋爱之中，意味着放弃其他形式的自由，因为爱已经是最美妙的自由。你如果两者都想要，那么获得的就永远不是真爱。”

形成对照组的，就是《花束》里耳机的第三次现身：已经同居的男女主角，面对工作的压力，又不想打扰对方，就再次选择戴上自己的耳机。这个平静无声的时刻其实石破天惊，尽管出于好意，但标志着在此之后，他们不再无边界地融入对方的生活。构图上，他们也在相识后第一次彼此独立地出现在摄制同一空间的镜头中。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这一刻，其实勾连出了影片的第二主题，或者不如说，也是底层主题——后青春期的自我。

02

一部一个人的电影：成功学与杨德昌

《花束》是一部两个人的电影，也是一部一个人的电影。

《花束》的男女主人公有非常经典的文青式相识：因为彼此喜好的惊人匹配而相识（押井守、燃气罐、今村昌平），同时也是因为彼此鄙夷的惊人匹配而相爱（分享耳机的愚蠢情侣、不认识押井守而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伪影迷”）。自我身份认同总由爱和恨，他者与自我的维度共同组成。因此男女主人公在自我搭建的谱系和象限内互相指认对方为soulmate（灵魂伴侣）。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揽镜自照的纳喀索斯——他们太相像了，更像一个人爱上了自己。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爱情罗曼史的底色，是成长命题。如果把男女主人公看作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分身，那么《花束》其实更像一部成长电影，而非爱情电影。它讲述的就是从毕业到工作的社会化历程中，一个人作出的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说爱情对许多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听过没见过的“鬼故事”，那么成长其实是一种更加普世的经历。影片不胜其烦地使用具体的文艺作品和男女主角对其态度的变化，来标识这种社会化进程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塞尔达之旷野之息》、今村夏子的《野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曾经都是锚定他们“文艺青年”自我认同的重要证明，在进入社会以后，却转变成了被收起的switch、积灰的画笔和“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的自我宽慰。

对于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来说，这其实是再具有代表性不过的一种转向：曾经他们往往倾向于从文学/影视/游戏世界里汲取养分，这是一种向内的趣味。但毕业指引他们走向实际的生活，就要求他们拥有向外的定位。他们曾习惯从创作者的二手经验材料中汲取养分，而如今不再通过其他人的叙事、滤镜、视角、转译来认识所处的世界。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尽管都告别了无忧无虑的象牙塔，男女主人公还是各自作出了有代表性的选择。曾经显得甚至更坚定、更理想主义的男主人公，在被“三张插画1000日元”的报价击垮后果断地成为了一名企业雇员。相较之下，女主人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和趣味——影片对于她的工作的描述是更加模糊的，你只能猜测这大概是一份薪资不高但清闲的工作。

影片多次描写两人在生活观和趣味上的渐行渐远，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书店里的场景：女主角在查看文艺类书籍，一回头却看见男主角在看《人生的胜算》，字面意义上的成功学。

然而《花束》最温柔的一点是，尽管创造对比，甚至对立，但它其实没有苛责年轻人应对社会化时的任何一种反应。虽然女主人公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更理想化或贴近他们初心的一种，她在感情中的温和、敏感和无可奈何也让她更像是那个被辜负的“无过错方”，但影片却给了这个作出不讨喜决定的男主角更多的关注。循着镜头，你能看见他熬夜、加班、应酬、点头哈腰地被前辈教育“先努力五年，五年后就轻松了”——每个初来乍到的社会人都被画过同样的饼。

影片中还有一个只活在转述里的司机。他和男主角同岁、来自相同的故乡、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某天上班时，他毫无预兆地把所有货物扔进了东京湾，被逮捕时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劳动者。”男主角注视着新闻报道，若有所思。

“我不是劳动者”，并不是说反对劳动者的价值、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相反，这可能才是来自于被压榨、被异化的劳动者的宣言。不想成为螺丝钉，是因为做螺丝钉太苦了。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因此，《花束》并不是劝分小组里那些标题为“我的文青男票毕业后只看成功学了怎么办”且高赞评论为“不分等着组团加入樊登读书吗”的热门帖。相反，它对于这熙熙攘攘的成年社会中的一切，都投以理解的、温柔的、无奈的凝视。

正像我有一位朋友，在毕业后读起了《疲劳自救手册》《被讨厌的勇气》这类她之前或许会嗤之以鼻的书。看完《花束》，她也感同身受地表示：读成功学或许并不是一种需要被指控的幻灭时刻。因为对持续处于与生活搏击中的当事人来说，那也许是一种求救的讯号。

读成功学容易让人觉得粗鄙，像大学生一样沉迷电影文学也容易让人觉得幼稚。那些沉迷电影文学的岁月，在有些观众眼里看来不是一种天真浪漫的象征、纯真时代的特权，相反是一种消费主义和刻意姿态，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击前立刻体现出幼稚和脆弱的一面。就像网友“SLJ的豆瓣”的短评中所说：“一起看个杨德昌电影，一起读个小众作家，甚至一起穿匡威开口笑，这多可笑，这不是一种成熟的浪漫观，这恰恰是一种幼稚的，刻奇的，自恋的表现。不要把生活和责任放在浪漫的对立面，保卫周遭，保卫和正视现实生活也是一种浪漫的表现。”

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一一》剧照。

其实我觉得这位友邻说得对，我也已经过了觉得电影是我的全世界的年岁了。但看完《花束》，我突然懒得用什么本雅明的灵光来辩解文艺对在异化中挣扎的人可能就是救命稻草，我也同样懒得去旗帜鲜明地抨击一些幼稚和刻奇，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幼稚和刻奇过。

看着“成功学”和“杨德昌”，我前所未有地感到轻松，免于审判和被审判的压力，因为看起来无论选择哪本书，他们都可以好好地活。其实要我说，《花束》最理想化的一面，倒不是让一对情侣好心分手，而是让他们都认同了自己的选择——剧烈成长中的自洽哪有那么容易？谁没有在“初心”和“欲望”之间咬牙拉扯的时刻？谁能够那么果断坚定地走某一条路？只是土井裕泰柔化了这一切，让很多辗转难眠间的悔恨变成了下次见面时默契的一挥手。这是爱情的表态，也是成长的表态。何其潇洒，像徐志摩所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这也是为什么，《花束》给我的宽慰最终超过了伤感。“像花束一般的恋爱”不只是说，恋爱与花束一样，终将随风而逝。它也是在说，即使知道它即将随风而逝，也仍然情愿驻足过这样的美。这喻体也可以同样换成青春，换成成长。这是一场难以预见的、创伤性的遇见（按齐泽克说的，an totally unpredictable traumatic encounter），但即使一早便知，也无悔再来一遍。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