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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两位文学大师断交风波始末

1913年九月至1922年七月，郁达夫在日本留学近十年。十年中间，郁达夫和日本文士颇多交游，诸如与著名汉诗人服部担风、金子光晴的诗歌唱和，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增田涉的友情等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而佐藤春夫则是郁达夫结识较早，却以悲剧作结的一个。

佐藤其人

佐藤春夫，日本近代诗人、小说家。1892年4月9日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县东牟娄郡新宫町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喜爱诗文，因而少年时代的佐藤春夫便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素养的感染和熏陶。中学时代，他的诗才已初露端倪，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1909年中学毕业，开始参与新诗社的活动，结识了一些诗界名流，接受了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尔后，入庆应义塾大学预科文学部专攻诗歌，为后期《昴星》诗刊的主要撰稿人。至此，佐藤春夫确立了在日本诗坛的地位。他的诗歌独具风格，"是日本大正时期以后第一个自由地驾驶文言，用传统的诗歌形式表现崭新思想感情而获得巨大成功的诗人，”《殉情诗集》是其抒情诗的杰作。1917年一月，佐藤春夫在《星座》杂志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西班牙之犬》，从此又开始驰骋于小说创作领域，而且成就斐然，影响甚大。其中《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更生记》等篇最能体现他的创作风格。佐藤春夫还是优秀的散文家和杰出的评论家。

1948年，佐藤成为日本艺术院成员，1960年荣获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4年5月6日，佐藤在东京都文京区的的家中，因为心肌梗塞发作，猝然而逝，终年72岁。

"我何敢望佐藤的肩背”

郁达夫和左藤春夫的生活道路，何其相像，两人都出身于世代行医的家庭，从小都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养，两人都是以少年诗人的身份羞涩步入文坛，并从此开始文学创作征途上的艰难跋涉，就成就而言，两人都以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并称于世。在气质上，两人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大量作品中都充满着忧郁感伤的情调和浓郁的抒情气息，就连翻译作品中都不乏淡淡的愁思。

郁达夫和佐藤春夫的交往始于1920年。1915年到1919年间，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的郁达夫已写得出一手漂亮的旧体诗赢得了日本汉诗坦老宿们的垂青。那时候佐藤春夫的著名小说《田园的忧郁》已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本来就具有浪漫和感伤气质的郁达夫，很自然地从佐藤春夫的作品中沟通了这位不曾谋面的日本作家的共同思想感情。他不止一次地读这篇小说，可以脱口呤岀小说中应用的外国诗句，"我独自寓居在/呻吟的世界上/我的灵魂是污浊的潮水”。郁达夫对佐藤春夫那种向往以“厌倦，忧郁和厌世为基调、颓废的诗一般优美的世界”的意境极为赞赏，对佐藤擅长于将他的笔触深入"近代社会上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用"复杂的阴郁情调以及微妙紧凑的旋律，把人们的忧愁刻画出来”的艺术天赋叹为观止：

“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杰作)当然要推《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能。”

上面的话是郁达夫1923年北上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途中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信中说的。而当何畏对郁达夫说起，郁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时，郁达夫坦率而又自愧弗如地说:“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的肩背”。

郁达夫十分注意着佐藤新作的发表，1927年4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买了一本《公论》的五月号，里头有佐藤春夫的《文艺时评》一段，觉得做的很好。”

佐藤春夫也同样怀念着已缔交七八年的中国朋友。那时(1927年)郁达夫正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社的工作。成名作《沉沦》的发表，使他以异军突起的姿态树立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就这一点而论，佐藤春夫不能不惊叹中国朋友的成功和影响，于是便促成了这位日本著名作家的中国之行。

佐藤春夫的中国之行

佐藤春夫偕夫人及侄女佐藤知慧子，于1927年7月10日由日本神父登舟启锚，跨越茫茫东海向上海驶来…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佐藤春夫的中国之行，自然是为了看看中国社会、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但重温与郁达夫及其他中国文艺界朋友的友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以私人名利出访的。

7月12日晚上，佐藤春夫一行三人抵达上海港。 第一个到下榻处看望他们的便是郁达夫:

"一到上海，郁先生立即到旅馆来看我们，而且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摘自佐藤智惠子的回忆文章，载《郁达夫传记两种》)

的确像佐藤智慧子所说的那样，在佐藤春夫访问中国的20多天里，郁达夫几乎停止了其他活动，专门陪伴异域老友岀访、游览，连他们的生活起居、文化娱乐也无不悉心照料…

佐藤一行在上海期间，郁达夫还陪同他们拜访了文艺界朋友，如胡适之、田汉、徐志摩欧阳予倩、王独清等，由于郁和佐藤的友情为文艺界所公认，而且两人在中国和日本都是有广泛影响的人物，所以佐藤到达上海的第六天，日本上海每日新闻社在日本人俱乐部举行盛大晚餐会，招待佐藤春夫和郁达夫。20日晚上，郁达夫又特意敦请上海文艺界名人胡适之、陈伯通(西滢)，欧阳予倩、徐志摩等人作陪，在"功德林"宴请佐藤一行。席间谈笑风生、宾主举杯频频共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其盛情、诚挚，在郁达夫一生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中是绝无仅有的。

7月24日，郁达夫在百忙之中又专程陪同佐藤一行到杭州。次日一早，郁携正和她热恋的王映霞女士往西湖饭店拜访佐藤一行，并将王介绍给日本客人，同时在湖滨“知味观"宴请三位日本朋友。为了使佐藤不虚此行，郁达夫还特意请王咉霞的祖父_书法家王二南先生挥毫作书，赠与客人。

佐藤春夫返上海后即赴南京，夫人及侄女仍留上海。郁达夫多次看望他们，想方设法让她们生活得愉快些。8月3日佐藤春夫结束了为期三个星期的中国之行，满载着中国朋友的深情和友谊离开上海，郁达夫亲往码头送行，依依而别。他对客人的盛情款待，给来访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45年后的1972年佐藤智慧子还无限深情地回忆道：

"郁先生对我们招呼得最亲切，因此印象最深，也最为怀念，他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好的人”

郁达夫的回访

佐藤夫妇回国后，曾邀请郁达夫东渡扶桑，再看看他曾经把自己的青春和诗留在那儿的岛国，重温与昔日文艺界朋友的友情。郁达夫欣然应命，并积极准备，希望成此一行。其实郁达夫王映霞女士刚刚缔绪秦晋之好，也欲借此百买舟东下共度蜜月。1928年三月初，郁达夫已经买好了上海至长崎的轮船票，但上船时为警方所注意，不得不十分惋惜的取消了这次日本之行。

尽管此次未能成行，郁达夫仍然没有忘记佐藤春夫的嘱托，特意买了几本书送他，为了弥补失约的缺憾，他还是致函佐藤春夫，热忱的邀请佐藤夫妇及智慧子再度返华。

1936年11月中旬，郁达夫再渡日本，弥补了这一宿愿。11月24日，他出席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又见到秋田雨雀、志贺直哉、佐藤春夫等著名日本作家。他和阔别八年的佐藤春夫紧紧拥抱，会后又专程往寓所看望他的夫人和孩子。

自1920年两人初交到1936年16年间，一根无形的纽带，始终连接着两颗友好的心。

亚细亚之子

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亡命十年的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应该说，郭的归国与郁达夫1936年的日本之行，有些间接关系。之后，郭沫若在武汉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郁达夫也应郭沫若之召，离闽北上，任该厅设计委员。创作社时期的一对老友又共同投身于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之中。而在日本一方，佐藤春夫则拆下了蒙在脸上的那层薄纱，露出其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真面目，完全成了日本军国主力的号筒，“大日本共荣”的击吹者。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背叛了昔日的好友旧识，公开恣意丑化和他友情笃重的郁达夫，当了跳梁小丑的极不光彩的角色，这就是《亚细亚之子》事件。

《亚细亚之子》是佐藤春夫夫发表在日本《中央公论》上的一篇小说，由于小说积极配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

《亚细亚之子》写的是一位姓汪的文学青年，北伐之后亡命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共度了十年的放逐生活。一个深秋的薄暮，他的一位郑姓朋友，受了“最高领袖"密谕，忽然到她的寓所去煽动他回国做抗日宣传。他回国后发现自己被人利用，郑姓朋友竟把他在国内的情人骗去做了妾。于是他“幡然悔悟”，重新回到日本，在北通州建立日本式医院，并有“皇军”保护，将日本妻子迎到通州。

内情人一眼便知，这是影射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的事。

就艺术本身而言，以某人做模特编织情节，未尝不为创作之一途，原也无可非议。问题是佐藤春夫置多年老友旧情于不顾，竟然对郭郁二人任意歪曲丑化，甚至用来为日本军国主义反华侵华的反动政治宣传服务。实际上，佐藤春夫不仅是毁灭了他与郁达夫私人人之间的友谊，也是对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亵渎，更是对中国人民民族精神的诋毁。

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正直的作家，郁达夫自然不会姑息迁就佐藤春夫这种拙劣表演。1938年5月9日郁达夫写下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刊登《在抗战文艺》上。这是一篇犀利的杂文，他象投枪，似匕首，义正词严地批判了昔日曾是好友，今日摇身一变，替日本军阀作伥的佐藤春夫之流的无耻，指出佐藤的行为连娼妇也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是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颂词。而对你的我们的私人友谊呢，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中国中国有句俗语叫“疾风识劲草，路遥知马力”。佐藤先前对中国文化，中国朋友大战赞美诗，一遇到这场战争，便暴露出他仇视中国人民，仇视中国抗日战争的内心世界。对此郁达夫一针见血地指出

“致于佐藤呢，平时全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发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们对于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向相，如对于摇尾和狂言老犬之一样”

这里，郁达夫把佐藤之流比作下流的娼妇，摇尾狂吠的老犬，形象逼真地画出了走狗文字的奴颜媚骨丑态，既让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深思不已。

郁达夫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公诸于世，毅然决然的中断了近20年的与佐藤春夫的友情。

算是题外的几句话

《亚细亚之子》事件发生后的第七年，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坚强的法西斯战士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死在苏门答腊的荒野中，这位日本人民的朋友，怎会想到自己会身死日本人之手呢？对于这一层1947年郭沫若若在《再谈郁达夫》中写道：

我现在倒感悟到了。佐藤春夫的那篇小说，说不定和郁达夫的遇害有密切的关系。他把达夫写成间谍，而把我的回国归到达夫的策动，这可能是代表者日本官宪的意见…，日本人是很偏狭的，而且复仇心里很顽强，达夫如被那样误解，日本宪兵要不甘心他，那真是近情近理的事了。是这样，我们竟直可以说：佐藤春夫把达夫杀害了。

郁达夫的南洋殉难，自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佐藤春夫的文章，但在郁达夫的悲剧上，佐藤春夫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极不体面的角色，这全是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