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思而后行”？吉德林法则告诉我们：要做事前诸葛亮

如何理解“三思而后行”？“吉德林法则”告诉我们：要做事前诸葛亮

“三思而后行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孔子在批评季文子，我不这样认为，相反，我认为这是孔子在表扬季文子的聪明呢！由一个思字，可以洞悉中国文化的智慧。行成于思，方能知己知彼，这是“吉德林法则”与中国智慧的交汇所在。

一、传统观念的“三思”是文化现象，无关数字情

人们对知识、规律的把握是一个学思践悟的过程。人们发现“三”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说文解字·三部》说:“三，天地人之道也。”人们人们观察天地、日月星辰及人类社会，常“以三为法”，来描述自然与社会。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希腊把“三”称为最完美的数字，具有神性，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经历开始，中期和终了三个阶段。

于是自然、社会和生活中有了天地人之“三才”，日、月、星之“三光”，福、禄、寿之“三星”、松、竹、梅之“三友”，三句话暖人心，话说三分，入木三分等等之说。

我个人认为“三”字属文化现象，与事物发展规律及其辩证的认识方法论有关，凡事如果我们着眼全面看问题，就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维面，于是就会有三思；如果我们着眼长远看问题，就有“昨天”、“今天”、“明天”三个时期，也会有三思。看问题全面了、辩证了、着眼大局了、长远了，就是深思熟虑、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否则就只能是一思半解。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慎，即贻百年之患。举大事必慎其终始。没有谨慎的态度，智慧再多也无济于事。

二、孔子说“再思”，是对季文子的表扬，聪明的人用不着三思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对这句话解释，关键是看后面一句，主要有以下几点解读:

• ①凡事都要再三思考而后行。
• ②再借鉴以往的经验就可以了。
• ③考虑两次就够了。
• ④再多思考几次，这样才算可以。

在这里我认为孔子说“再思”，是对季文子的褒奖，而用不着去三思。我这样理解的理由有三点:

其一，季文子是聪明人，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孔子教育弟子学习的榜样，这是历史的、现实的焦点指向，孔子没有理由批评季文子；

其二，一句名言主要要看它是不是走心，是不是广泛流传，而现在流传的是“三思而后行”，而非“二思而后行”，若谁能把后一句当着名言，那就很“二”了。若孔子只是针对季文子，这前一句就没有普适性了，也流传不下来。所以孔子知人论世，褒讲季文子聪明，懂礼制，用不着过多考虑。

其三，如果孔子是在批评季文子过于谨慎，那么在他赞扬泰伯至德的话中：“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就是对慎而无礼则葸的诠释。在孔子看来，只是谨慎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畏缩拘谨。难道孔子是这样看季文子的吗？显然不是。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季文子这个人是不是聪明。史料显示，季文子，是鲁国正卿，廉吏楷模，为后世所敬仰。他在鲁国位高权重，久执国政，连佐三任君主，是鲁国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马迁在书中称其“忠廉皆存”。季文子执掌国政期间，身体力行推行节俭之道，可谓是鲁国政场的一股清流。季文子的廉洁与节俭，恰好说明他心系黎民，忠于国家，侧面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的一面。

季文子作为公元前五世纪以贤德节俭闻名的人物，早于孔子数十年，应当也在其中。又据《说苑·善说》记载：卫将军文子曾问子贡“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之事，子贡回答：“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而事贤则不侮，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

孔子以历代圣贤的事迹，教导并激励弟子，希望通过弟子们的努力，最终，能够成为像季文子一样品德高尚的人。他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政治抱负，而季文子作为鲁国重臣，位高权重，却十分注重自身修养，廉洁爱民，这与孔子所提倡的主张不谋而合，自然会受到推崇。

三、对问题知己知彼才是关键，与深思熟虑有关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意思是说，在军事纷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只有每战都有危险。其实，办事也是一样的道理。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管理顾问查尔斯·吉德林提出：把难题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便已经解决了一半。只有先认清问题，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这种观点在管理学上被称为“吉德林法则”。可见，吉德林法则就是知己知彼在做事上的西学版本。历史上凡成就大事的谋略，都源于对问题的全面深入了解，通过“吉德林法则”，做到事前诸葛亮。

“远交近攻”的计策，就是上上策的典型例子。战国末期，七雄争霸。秦国经过商鞅的改革变法之后，实力最为强大。秦国的君王意在统一中国，称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准备挥兵攻打齐国的时候，谋士范雎向秦王献出一招“远交近攻”的计策，阻止秦国攻打齐国。

范雎对秦王说：“齐国势力强大，而且距离秦国较远。咱们攻打齐国的时候，势必要经过韩、魏两国。在行军途中，军队派少了的话，在经过两国消耗的情况下，面对齐国很难取胜。如果带的士兵多的话，即使打胜了也无法立即占有齐国的土地。不如我们先攻打韩、魏两个国家，再逐步推进。”秦昭襄王听后觉得范雎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采取了范雎的意见，并且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为秦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秦始皇定下灭六国的计划，最后秦始皇先攻韩、魏，随即攻破赵、燕一统北方，之后攻破楚国，最后也将齐国攻破，至此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霸业。而“远交近攻”的战略在统一六国之中，有着巨大的贡献。体现了对秦国完成统一中国这一核心问题深思熟虑了解的结果。

思考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清晰而深入的思考，行动就很容易失去方向。

四、行成于思，行不变则思不歇

如果说“吉德林法则”告诉我们，在行动前要把难题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认清问题，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思、再思，做到行成于思，就能牵住问题的牛鼻子了。

从对问题的把握程度看，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的人，一种是善于预见的人，是事前诸葛亮，因能预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意愿，或者顺应自然规律去运行，使整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一种是善于应变的人，是事中诸葛亮，虽然事先没有料到，但事情发生了而能随机应变；一种是善于后悔的人，是事后诸葛亮，事前、事中都没有能力去弥补，错失良机，一错再错，最终一败涂地。

“吉德林法则”告诉我们，尽量做第一种人——事前诸葛亮。即要“三思而后行”，要知己知彼，这是上上策。但世事难料，我们又必须不得不学会做第二种人，即学会变通，边做边思，边思边做，学思践悟。

变通思维即以变制变，创造性地完成任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凡遇到困难就必须得改变自己原有的思路和行为，才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任何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遇到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时，只有灵活变通执行方能完成任务。

“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这段历史，就是变通思维的经典。在法国人勒内写的《草原帝国》一书中，西域是中西方文化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也是草原部落野蛮民族与文明国家相互撕杀的战场。在西汉的张骞到来之前，这片土地的民族如流沙一般，东汉富有文韬武略的班超针对西域多民族的特点，提出了“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方针，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孤立打击不听东汉话的其他民族，从而稳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

西汉之后，一直到唐朝，中原政权才又一次在西域站稳了脚跟，这漫长的时间段内，西域基本上成为草原野蛮民族的跑马场。唐，一个辉煌的朝代，不仅因为帝国独门武功和灿烂的文化，还因为其广阔的胸襟，包容的态度。

唐将班固提出的“以夷制夷”治疆策略发挥到极至。突厥等长期与中原政权作战的野蛮民族被归化后，很多人在唐朝政权担任了重要职务，有名的如安禄山、 哥舒翰、李克用等等，开放的民族政策，成就了唐朝的盛极一时，少数民族为唐开疆掠土，唐光在西域设立的地方政权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天山南北，现中亚很多国家历史上也在其管辖范围内，这当然少不了少数民族将领的功劳。

在唐中期，安史之乱中，李光弼等少数民族将领挺身而出，并联合回鹘军，才平定叛乱，拯救了唐朝。但也正是因为过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一旦掌握重兵的少数民族将领反叛，便成为唐朝衰落而最终灭亡的“掘墓人”，导致唐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便是由突厥后裔安渌山发动，唐朝末年，虽有李克用等沙陀族将领与反叛军以及起义农民军作战，并建立“后唐”，企图延续唐朝的命脉，但众因为势单力寡而失败。可以说，唐，兴也源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亡也由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但至少，他曾经因此辉煌了几百年，繁华了几百年。

唐之后，一直到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这两个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朝代，保持了对西域的主导权。因为这两个政权本来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其民族政策自然也是倾向于少数民族，“以夷制夷”的策略运用得自然纯熟。甚至到了鸦片战争，部分有识之士还拿“以夷制夷”来对付英法等殖民者。

学会变通，学会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

三思而后行，是要求我们认识问题要深思熟虑。吉德林法则是要求我们要抓住问题的关键。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这样做了，就是事前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