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人间诗情我心事

学宗师陈寅恪先生，曾有一挽诗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尾联“灵均”，以中华诗祖屈原，暗比所怀。这首挽诗，正是吊伤同样投水自沉的，王国维。

人间诗情我心事

中国历史上有位文学巨子，曾写过《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数百年间文坛。其中一句是“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意思是李商隐的诗，后世诗家总是钟爱，只是无人能像郑玄笺释《毛诗》那样，为之做出贴切的诠释。中国的诗学，自《毛诗》开始的大传统，或是直陈其事，或是比拟隐喻，取譬引类，发明自心。故而做事难，解诗亦难，论诗更难，若能论诗以诗，更瞧功夫。

元老夫子论诗自是独到，而所诗更有意境。诗贵在“含不尽之意在言外”，读懂的一层，让人点头称道；读不懂的一层，尤有一份朦胧之美；若能玩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更是妙不可言了。可是在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风行全国，一位举世推崇，毫无争议的学术宗师，曾说《毛诗》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尚有“十之一二”。一句话，令学生哗然，同行大跌眼镜，惊愕不已。这位一代宗师，就是海宁王国维。

人间孤愤最难平

王国维的心里，有一个极度悲观的世界。

1898年，上海。二十世纪两大学术宗师罗振玉、王国维，在这里初次相遇。当时二十出头的王国维，背井离乡，在《时务报》担任校对。大年初二，在报馆一间小屋内，王国维自斟自酌，诵读《两都赋》。此时仅仅年长王氏十一岁的罗振玉，已是声名斐然。刚好罗氏前来拜访馆主，惊异王国维读书的形状，进而问询攀谈，顿觉王氏才气超凡。欲招募年少的王国维，加入其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然而面对赏识自己的伯乐，新相识的知音人，王国维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奈生计何？”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王国维少年成才，闻名乡里，里人推为“海宁四子”之首。才华横溢，却在考取秀才之后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还须面对世代清贫的家庭生活。生活清苦，可年仅四岁时离世的母亲，就再难将他照顾。存心向学，也只能到上海自谋生路，解决生计方能读书。好容易等到了自己的伯乐，资助留学日本，又因病归国。在终于随罗氏进京，任职清朝发表论著而扬名文坛，就又在而立之际的三年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撒手人寰。此情此景，王氏长坐在静夜孤灯之下，仿佛家乡海潮声声，又做何感想？

“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王国维的世界，极度悲观；王国维的学术，史上奇才；极度的悲观，源于他漂泊凄苦的身世；学术的深诣，因他以超人天赋无论顺逆，总是苦读不辍；凄苦的身世，让他看待世间的学问，牵连着苍生的血泪；平生的苦读，让他如同风中絮、雨打萍的生命，因文化的厚重愈加黯淡沉郁。感念苍生的血泪，伤怀自身的沉郁，凝结于胸中这一腔孤愤，到头来竟落得个“国家不幸诗家幸”！

书成付与炉中火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首感慨陆游的诗作，出自梁启超先生之手。当时梁任公、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其中陈、赵两先生辈分稍晚，梁、王两位则被学界推崇公认已久，而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问贡献，更是推崇至极，称誉“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故每有清华学生请教学问之事，梁先生总是逊谢：“可问王先生”。

然而敬重王国维的，却不止是学术界的同行。1923年开始，王国维受任溥仪为“南书房行走”，聘任王国维的溥仪对其也是尊敬异常，经常留王氏“宫中用餐”。王国维却因为高度近视，用餐时大部分菜肴看不见、夹不着，此时必是溥仪亲自举著为之夹菜。只是王国维的魅力，尚远不止此。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熊、神田喜一郎等，都至王氏家中拜访请益；清华园校长对其毕恭毕敬、待之以礼；留着辫子的门房，连见到拜访王国维的人都格外恭敬；王氏身殁至今八十余年，很多中学生最爱读的书，依然是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标举境界，以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此说一出，学术界遂成定论。前此论词以本色，看似与非似；后此说词以境界，看有与无有。若以王氏经世之学、古文字学，幽深古奥识者无多；而《人间词话》风行百年，则“甲骨四堂”的王观堂，可谓出繁入简而雅俗共赏，浑化古今而深入浅出。若诗词名家与尼采、叔本华，若吟咏佳句与人文精神、西方文艺，陶铸锻造而融为一炉，又全然不着丝毫痕迹。如此识见如此笔法，纵观百年学林，又谁人能出其右？只是王国维三十五岁后，竟然尽弃所学，摧烧文集，难不成真是要“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试上高峰窥皓月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

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走难日本。回复半生不合时宜，小斋回旋读书自期。身处异国他乡，专攻本国经史。日诵注疏数卷，傍及文字声韵，持恒如是数年，所造益为精醇。明经辨史，学通天人。王氏曾有词曰，“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可怜其具千古慧眼，学究天人之际，于命运之悲欢奈何，依然困于这文化神州之身。武昌起义成功，清帝逊位之日，本是举国欢庆之时，却因被视为满清遗老，只得流落东夷，回望故园风雨，又是怎样一番恨别惊心。

“满目河山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前此王氏精研词曲，根源在乎“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后因西学充斥，世论分歧，中华三千年教泽，不绝如线，故而进学经史。遂观其治学之道，皆务本急需之要，途径虽殊，其心一也。然而经史两部典籍，亦是浩瀚烟海，先生属意，究在何方。史学家姚名达当学生时，曾在课后以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问学求正于先生。王国维展卷阅毕，默然不语，思量有顷，仅留八字：“考据颇确，特事小耳”。“九万里风鹏正举”，先生之大事因缘，又为何事？

“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何不容真”。“诗人救世”，是一代儒宗孔颖达，在初唐奉诏编纂《五经正义》时，所开启的诗家传统。唐诗气象恢宏，鼎盛当代，自有莫大因缘于此。王氏以诗家心事，治殷周往史，义理精深，考据绵密，自诩“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殷周变革，非止一家一姓之兴亡，都城市邑之转移；实乃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公之制礼乐，系万世治安之盛业，为天下太平之大事。究天人之际若此，不失立言宗旨；成学问之道如斯，方系苍生血泪。自孔夫子作《春秋》，司马迁书《史记》，上下五千年至于民国，有能绍明世，正心志，继绝学，本慧命，传文武之道，不坠于地者，其惟先生乎！“春秋谜语苦难诠，历史开山数腐迁。前后固应无此作，一书上下二千年”！此先生年少之诗，而今看来，有志者事竟成也！

1927年6月2日，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先生的遗体，静静地被停放在湖边的亭子里。清华师生闻信大惊失色，恸哭、唏嘘、奔走、伫立……当晚十点左右，赶至颐和园的一行三十余人中，有校长、教务长、教授、助教、学生等等。翌日傍晚，大师灵柩停放设祭，陈寅恪、吴宓以降国学院学人，行三跪九叩之大礼，祭奠一代哲儒。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众说纷纭。更有好事者，揣度死因以殉情、愚忠、受辱、惊惧、讨债云云，不一而足。

生死事小，节义事大。静安先生王国维，以自沉方式，为半百人生做结。以生命殉节文化，用魂灵笺释诗心。苟得其所，生死以之。死得其所，告慰平生。又是那静夜孤灯，只是斯人已远。“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忠魂一缕，云散烟消。惟余不知是谁的两行浊泪，有几人又能祭心香一瓣。此中真情，又谁人能与说清。只有那位诗家巨子元老先生的词作，或许可以转为诠释，“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