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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社会的特点

李唐的覆灭，使中原政权出现了另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乱。在宋之前，北方的黄河流域出现了五个政权，即所谓“五代”，在时间上共延续了53年（907—960年）。同时，南方地区亦先后出现了九个政权，加上北方河东地区的北汉，合称为“十国”。这些地方割据政权都是由唐末藩镇割据演变而成。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城市被破坏，导致人口南迁，土地荒芜。南方地区虽然政权分立，却因为没有独大的军事力量，大体相安无事，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了数个繁荣的区域经济，使全国经济重心再度从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北宋初年统计：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而南方共有250万户。南方诸国因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而兴礼乐，设百官，立制度，促文教的普及。因此，在10世纪前半期，巴蜀及南唐已成为中国的两个文化中心。活版印刷的发明，制茶和喝茶的推广，词的普及，更使“十国”成为两宋新文明的基础。

抑军政策

后周是五代的最后一个政权。太祖郭威推行一系列新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招贤纳能、改革兵制，加强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其养子柴荣继位后，遂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计划。可惜世宗柴荣突然病死，由七岁的幼子继位。公元960年，后周军队哗变，将黄袍加于赵匡胤身上，拥他为王，推翻后周，建立宋朝。赵继承世宗志，利用外交与军事力量，分别击破巴蜀和南方诸国，到他逝世的公元976年，除了包括现今河北、北京和天津的燕云十六州，以及北汉、吴越和西南的南诏外，统一了中国。其弟太宗后来兴兵征讨燕云十六州，不幸失败。自此宋代版图失去了长城和十六州的拱卫，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辽、金和元的军事威胁。而西北亦被西夏占据，失掉了大型牧马基地，更削弱了宋代的战斗能力（图9.1）。

因此，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非常复杂。在两宋的319年间，北宋共经历了九帝，为时167年；南宋有九帝，为时152年。与两宋共存的有多个地方政权，其中辽、西夏、金最为强大，控制了北方地区及不少汉族人民（表9.1，图9.1）。

辽朝（907—1125年）可能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政权，统治着北亚的大部分，包括中国北方，并且是五代的太上皇（图9.1）。它的30万骑兵使北宋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只能接受侮辱性的和约“澶渊之盟”，每年向它纳贡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约在1005年，羌族的一支党项在甘肃建立西夏政权。初期，它是北宋的一个属国，但后来成为敌国。辽和西夏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却非常汉化，而且其统治范围内包括了大量的汉族农民。它们采用了汉、胡分治的双轨制，以部落方式管治本族人民，而随唐制管治汉民。两个北方政权的中央统治机构和首都规划大抵遵从儒家思想，因此，它们应被看作中国的一部分。在东北地区，女真族在11世纪后期强大起来。不久，它建立了金政权（1115—1234年）。金其后打败了辽，其余族逃至中亚，建立西辽。1126年，金大败北宋，抢掠了首都汴梁（开封）。宋室被迫南渡，在南方立足而为南宋（1127—1279年），并在1164年与金议和，以淮河为界（图9.1），保持长久的相对安定。因此，南宋版图约是北宋的三分之二，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

金朝统治淮河以北的土地，估计有汉民4000万人，而南宋的人口在1131年时为4500万人（表9.2）。以民族和人口计，金和宋不但是一家，而且势均力敌。

由于幅员与人口的缩小，两宋缺少了大一统朝代如汉唐的军事力量。它在西北和西面的扩张受制于吐蕃和西夏，在北面先是受制于契丹的辽，后是女真的金，而南面又被南诏所约束（图9.1）。

导致北宋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还有两大原因：（1）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大分裂；（2）因宋太祖是由军队哗变、“黄袍加身”而得位，对军人权力持有戒心。因此，两宋除了将政、财、司法、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外，在军事上更往往采取守势，而且将军队的指挥权由文官代理。宋代的常备军比以往强大，由宋初的37万人增至徽宗（1110年）时的140万人，但却很少进行积极的战略进攻，南宋初时的岳飞北伐是个例外。在军事和外交上，宋朝以保守为基调，即：务求稳定与和平，没有如汉唐两代一样寻求领土的拓展，使宋在军事上成为一个积弱和苟且偷安的朝代。然而数目庞大的军队却成为宋“积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军费开支竟占了北宋政府财政的70%，南宋财政的60%。不过，两宋却因上述这些政策达致了相当长时期的内部稳定，避免了军阀割据和国家再度分裂。

文人官僚政治的形成和儒学的复兴

北宋建立后，“兴文教，抑武事”，尊重知识，提倡读书，大力改变唐末和五代的重武轻文倾向，建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来选拔文臣任要职的新体制。宋太祖一朝，先后九位宰相全为文官，其中科举出身的占六人。两宋主要大臣中的724位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文臣占659人。科举制度在公平、开放和实用上达致新高峰，不再像前朝只考诗赋、帖经、墨义，而以经义、经论、时务策为主。官俸亦大幅地增加以求养廉。门第观念因而更形淡薄，使宋朝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形成期。Roberts（1999）指出，在1148—1256年间，六成进士的家庭背景显示：他们以上的三代从未被任命为官。科举考试和地方州县学校考选，已成为士大夫进入官场的必经之路。

皇帝亦对大臣放权，将自己放在决策的第二线，由中书和门下（宋神宗后改设为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制定经济和税收政策，枢密院控制军队。皇帝只在政策交由六部推行前加以审核。当然，一如前朝，御史道对官员进行监察，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这些文官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包括限制和约束皇帝权力的制度和章程，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新中央集权政体；职业军人不但丧失了以往的权力，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

文官政治和儒学的复兴直接相关，其中司马光和朱熹的学说更具代表性。他们不但重申儒学的基本思想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使这些原则和理念支持了君主权力的合理性，而且个人在道德修养上重视通经致用，专注现实的实践，使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迈进。司马光的政治理想为：明君在位、国泰民安，主张任官以才，“怀民以仁”，恪守“祖宗之法”。朱熹主张穷理格物，先知后行，知行合一；而他所“格”的“物”乃天理、人伦和圣言。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新解读成为科举的基础。这些较开明的治学态度也促进了士大夫对艺术、科技、自然、数学、政治、社会甚至城市规划的新兴趣和看法。由于富裕的士家庭的增加，活版印刷的推广，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官办学校和私立书院的蓬勃（有记录私人书院至少有124家），理学得以广泛传播。简言之，这是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一个新的和全面的知识年代的展开。正因如此，两宋在经济、艺术和科学发展上都达到了历史高峰。宋代的瓷器、山水画、丝绸、制图、造船、家具以及室内设计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

两宋社会还添加了另一些重要的成分，包括以商店主和手工艺者为主的新阶层，以及在城内形成的如店员、奴仆和其他雇员（贩夫走卒）等城市低下阶层。这些新阶层在人数上占城市人口的多数，而他们的喜好和日常生活亦与上层人士（士大夫、贵族和官员）明显不同。为了迎合他们，城市中产生了大众文化和娱乐，包括说书、弄刀、卖艺和其他城市娱乐活动，构成了勾栏和瓦子等新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功能，使宋代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新的景况。

商业国家

北宋经过开明宰相如范仲淹（989—1052年）和王安石（1021—1086年）的改革，农业生产力大增。在长江下游围垦造田，以及在南中国坡地推行整修梯田，使耕地面积比唐代倍增。南中国也普遍地种植经济作物茶，在广东和福建还引进了棉花。以往的“租调”（或农业税制）以农地计算，以实物及役力为主要缴付办法，而现在则代之以产量估值、现银支付的办法。因此，货币经济开始向农业覆盖，促使农业商品化，农产品大量进入贸易渠道，步向农业的资本主义初阶。

在非农经济部门，如商业和手工业，宋代也以零沽的商业税和产品税代替了对市场和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对手工艺的直接控制。当然，国家仍通过专营直接成为一些关键产品的生产者和商人以为军队筹措经费，如英宗时，各类官办矿冶所达271所。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但它们的工匠已主要是招募而来的雇匠，对官府和私人坊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进一步削弱。在中国历史上，宋代也是首个积极地推动海上贸易的政权。除了对东南亚和南亚派遣贸易代表团外，南宋在秀州（上海华亭县）、密州（今青岛附近）、明州（宁波）、泉州和广州专设了对外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依市舶法对外商进行管理。南宋时，设有市舶司的港口贸易城市有临安（杭州）、明州、温州、秀州、江阴等。两宋期间，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市舶司的进出口税收约等于货值的10%—40%。按1189年的记录，该年的税收达6500万串（或称贯，每串1000钱），比北宋初年的500万串增加10倍多。Cotterell & Morgan（1975）认为，两宋的海上贸易总额已超过欧洲的总和，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以国家财政收入估计，在北宋的经济中，非农与农业经济各占一半，因为政府来自商业税和专营的收益与农业税的收入相等，至1077年（熙宁10年）更达70%。商业税和专营税大部分来自城市，在南宋时一直超过了来自农村的收入，占国家总税收2/3以上。故宋代经济可称为“新经济”，亦可称为“货币经济”，因为其中的支付手段和前代不同，已经用现银取代了实物。大量的现银交易亦使货币的种类增加，除了以串为单位的传统铜钱，大量纯银也进入流通渠道。北宋（1073年）时，铸钱600万串，但流通量却有几十倍，达2亿串（Gernet，1985），其背后的原因乃是新货币的出现。1024年起被成都商人采用的私人银票，发展成为州政府推动区域间贸易的“飞钱”，以便利大额跨境贸易，并减低现银交收和运输的风险。这些不同形式的“代币”至南宋（12世纪）时发展为“官钞”（会子），即印刷的官方货币，其流通量达到4亿串，是北宋铜币高峰期流通量的2倍。南宋纸币的影响更是国际性的，它成为了不少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的通货。

图9.2显示了北宋时官营专利、主要城市的商业税收和经济作物（只包括茶叶）税收的分布，以说明北宋商业经济的空间分布和由它所导致的城市等级体系。它印证了南中国（包括四川）在两宋时商业和城市的蓬勃发展。由于图中资料并不涉及大量的没有税付的私人贸易，它并没有充分反映宋代商业社会的全貌。

宋代的城市化动力

耕地的开拓、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农业税的改革，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它们亦使土地市场形成，导致农地的兼并和大庄园的出现。在11世纪时的北宋，14%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7.5%的耕地面积（Roberts，1999）。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工、商及服务性的行业，促进了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个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工商业依赖王室和官僚的传统，由以制造和营销奢侈品为主，转向以大众消费品如食品、日用品等为主，引致工商业的扩张和普及。国内和对外贸易亦得益于全国已完备的5万千米水路网、新海船的设计，以及导航和航海工具如定向舵、指南针与新航帆的出现和推广。纸币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贸易因便利和风险降低而扩张。上述的技术和政策因素，配合社会上新儒学的实用和理性主义，促成了新的城市革命。括言之，两宋的技术和社会诱因，使社会发展水平达致18世纪初资本主义初阶时期的欧洲国家。

正因如此，虽然宋代人口由初期（970年）的2100万增至1110年的8560万（表9.2），农业人口的比率却在下降。农业的高效率使粮食年产量3亿石（1石=103斤），即人均量约3石。单大运河就每年漕运700万石。十国时代，南中国的区域间贸易已很蓬勃，至南宋更盛。如图9.2所示，当时出现了区际的经济分工，如河北盛产钢和铁，太湖地区产稻米，福建产茶和甘蔗，四川和浙江造纸，成都和杭州印刷和出版，湖北、湖南和浙江产漆器，开封和后来的浙江产瓷器等。当时的国内贸易以一般消费品为主，而外贸则集中在奢侈品如香料、珠宝、象牙、珊瑚、犀牛角、药材、沉香、丝，以及上等的茶和瓷器等。

城市经济的发展令城市发展出现新动力，也改变了城市的传统性质和土地利用结构。汉唐的行政型城市至此时已转型为商贸和娱乐型的新城市。正如前述，繁华的工商业在这些城市中培育出了一个新的城市居民阶层“市井之徒”。与城市经济繁荣、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相适应，两宋在户籍制度上把居住在镇、寨和城市中的居民定为“坊廓户”，向官府缴纳房产税和地基税、承担劳役等。城市地租和新的户籍身份也首次出现，与农村户籍明显不同。

此外，晚唐以来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更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即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它们中一些是唐末废置的军事型镇所，但大部分却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汇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便赋予它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1080年时，在全国的1135个县中，共有1810个此类镇，其中23.5%设有税馆（马澜潮，1971）。北宋人高承对镇定义为：“民聚不成县，而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有19个镇。在镇下，在农村地区边沿也出现了更低层次的商业点草市（即墟市）。它们为农副产品提供了定期的墟市交易场所。政府亦在草市设官收税，其中一些草市甚至被升格为镇。

国内贸易和商品经济的蓬勃，特别是奢侈品如丝、茶、瓷器，导致关于本地产品和进口的奢侈品的交易，产生了外贸。宋代对外贸的鼓励，以及它的造船和航海的发达，使兴旺的海港成为当时城市化的另一动力，添加了另类城市。在唐代，广州是唯一设有市舶司的城市。在北宋，这些城市便有六个。在南宋，更添加了三个，即：镇江、温州和江阴。大部分海港城市位于南方，邻近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地（图9.2）。

在空间分布上，经济兴旺、人口众多的城市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沿海。在陆上的重要通道口亦得利于政府的边贸政策，如茶市、马市；重要的商贸城市也出现了，如天水等（与吐蕃和西夏相接，图9.2）。在北宋，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而唐代只有10座。因此，两宋城市规模已超越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的5座。图9.2更明显地显示出南中国的城市在数目增长和重要性上均领先全国。在下表中，我们以南方四府（州）和北方河南为代表，列出两级城市数目在唐代和宋代的变化以资证明：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而南宋与辽和金的连年战争也使北方人口和城市受到摧残。明显地，城市的数目在南方出现了强劲的增加，而在北方则在下降。

新市民社会的出现

农村生活的艰苦以及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使得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两宋的官僚体制也规定了官员们要随着任命的转变而不停地迁徙。廉价而便利的交通，众多而功能多样化的城市聚落，以及城市累积的财富和丰富的娱乐，成为新的城市向心的动力，打造出两宋新的城市文明。由大小商人所构成的新城市资产阶级，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财富的影响力上更胜士阶层。他们的生意不再仰赖于对王室、贵族和官僚的供给，他们的市场来自出口的大量需求和广大百姓的需求，甚至在奢侈品上，这个新资产阶级的自身需求亦十分庞大。他们广建雅致的园林，在内中陈设讲究的家具和艺术品摆设，衣着奢华，而且追求美食。所有这些成为中国新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城市内舒适和高水平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步发展的，有畅旺的城市大众表演艺术，新城市民众需求所孕育出来的民间专业艺人，包括风水师、面相师、说话人、戏曲师、棋艺师、傀儡戏师、影戏师、杂技师等；同时还有大量的酒楼、茶艺馆、妓院、浴堂、酒肆和赌场内的雇员等。

城市民间技艺和娱乐事业的勃起，亦和政府对城市的新概念以及转变了的城市管理模式有关。五代末期，周世宗在即帝位前曾经做过商人，故即帝位后，对城市商业采取较为自由的政策，如在首都开封的汴河上允许建立邸店。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政策，即位第六年（965年）就正式在京城弛夜禁，准许开夜市：“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巳来，不得禁止。”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这是个划时代的巨变，意味着传统的市场管理模式的消除。至北宋中期，封闭型的坊市制度已全面崩溃。商业的经营方式和城市的空间格局向开放型转变，形成许多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与新型的服务和娱乐行业（如浴堂、茶坊、勾栏等），令商人、小贩、卖艺者及他们的客人城市居民成为城市的最重要部分。

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中，北宋开封是首个以大量市民商贩、娱乐所需而构成主要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布的都城。这些以大众需求为目的的综合性土地利用被称为“瓦子”。瓦子以一个或数个有遮盖的表演场所“勾栏”为核心，周边有众多的贩卖各种商品、提供占卜或医疗服务的摊档，以及街头戏曲、杂技、酒楼、茶馆、食肆和妓院等。当时的开封市共有6个瓦子，其中最大的瓦子有50个勾栏（图9.3）。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有12个瓦子（图9.5）。不少瓦子是通宵达旦、24小时营业的。因此，两宋的城市生活以及市民大众的文化和空间的习惯明显与前代不同，在狭义上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城市文明之中。

在两宋的城市中，由商贸、制造业、娱乐和服务业所孕育出来的新城市文明，凌驾于传统的行政功能之上，为中国传统城市文明在性质、内容和空间格局上添加了新的内容。有了新发展的两宋城市文明自然地引致新的城乡关系。汉唐的行政型城市是对周边的农业地区具有服务机能的中地。在两宋的商业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分别变得明显：包括了不同的生活节奏、内涵、方式，以及不同的人的素质和追求。两宋城市亦相对较为独立：富有者不一定是农村地主，贫贱者亦多与农村土地脱离关系；而城市的繁华主要建基于国内外贸易，就算是工业生产，也不以地区市场为主要营销目标。由于这些独立性或与传统地域的脱离，在市民阶层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成为心理和实际的必要。以乡土、贸易、制造业行业组成的行会和同乡会成为当时城市的另一特色。同样，各宗教亦成为新城市文明的内涵之一。

对两宋的城市和城市文明的演变，我们可以简括为如下九点：

1. 居住里坊的瓦解，代之以开放式的街巷；

2. 对居民的严格时空管制转变为市民在生活和活动上的自由；

3. 严格管理的封闭式市肆，变为24小时营业的、开放式的商业街和小区；

4. 居住和商贸、服务活动采取线状或带状式，沿主街、河道和交通交叉点分布；

5. 城市居民的户籍定为坊廓户，其义务与农村户籍不同，首次出现了“城市居民”的概念；

6. 巨大的城市生活的改变：丰富的文娱和演艺活动，而且主要由私人作营利性的提供；

7. 由于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加快的生活节奏使火灾危险度大大提升，开设了城市防火灭火的官方机构；

8. 重视对城市路旁与沿河地带种植花树等绿化措施，并且成为规划和建设城市的基本原则之一；

9. 战场上的攻击性火器改变了城墙的防卫性设计；城墙改由石砌或铺以砖替代夯土墙，并且建有敌楼、箭楼和深邃的城沟。

然而，在城市的空间格局上，宫城仍是首都的中心。在各下级城市中，官署仍占有核心位置。

以下，我们以两宋的都城和主要大城市作例，以印证此一时代的城市文明，包括城市化和城市结构的新形态。

开封

开封是北宋首都，亦称“东京”，或“汴京”（960—1126年）。唐代时它被称为“汴州”，城墙于781年建成。它位于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接处（图9.2），是自隋唐以来南中国漕粮支援京师大兴和长安的战略要地。918年后，它成为五代的首都。后周将它扩充，建设了第二重城墙。第二重城新包括的土地面积，比旧城或内城大三倍。

由于开封处于十里平川的黄河谷地平地，无险可守，因而需要建立多重强大的城墙以为防守之用。因此它拥有大高墙和深濠（图9.3），以抵御新的热兵器（火炮）和来自北方的铁骑。

图9.3显示，城的平面近方形，总面积约32平方千米，是一个拥有三重城墙的大都城，中心为宫城。这一体制自北宋起被后代国都效法。宫城亦称“大内”，格局为前朝后寝，是天子办公和居住的禁地。皇城，亦即内城，约等于唐时汴州的范围，面积4.5平方千米。由宫城正南门开始的御街是皇城和全城的中轴线，两旁分列文、武官署，是全国的行政中枢。在皇城南部，按《考工记》“左祖右社”分设有宗庙和社稷坛。简言之，宫城和皇城基本承继了儒家规定的都城的布局和性质，以“奉天承运”“天人合一”和礼乐为原则，并以行政为主要功能。

然而，开封的皇城内亦是商肆和娱乐场所林立。图9.3显示了医者街、御街、曲院街等主要商业，由奢侈品到日常用品集中的主要商业区（如珠宝、金银铺、杂货铺），以及6个瓦子和3个妓院区。皇城内汴河上的州桥一带（图9.3的注12）更是全市最大的夜市。

黄河四条支流流过开封，其中汴河的商贸最为繁忙。河上的货运量占了首都水运量的九成，主要是米和盐，以供应王室、官府和军队的庞大需求。单米粮一项，每年运量便达300万—700万石。城内东南角的两条沿汴河大街是全城最繁忙的仓储和商业区，因为漕运是由此入京师的。《清明上河图》便是以沿汴河大街为实景绘成的，图9.4显示了它的局部城市景观。在唐时，汴州府城（即北宋内城）只设有两个封闭式的市场，至北宋中，它们已被开放式的商业街和商业区取代。后者多沿大道及河道两旁作线状分布，有时亦和居住区混在一起。为了便利税收，官府在城中重要商业中心设税局和商贸管理机构（图9.3的注6）。开封当时的商业税领先全国，主要是进城的商品税和仓储税两大类。1015年，开封的两税全年收入为40万串，1085年增至55万串。另外，官办工贸专营还雇有很多人，为政府提供另一财政来源。单是为王室和贵族制造奢侈品的工艺师便有八九千人，还有专门生产兵器的工匠3700人。私营的制造业多在廓城，也是十分繁盛。

全城道路以宫城为核心，棋盘式地向外延伸。南门外的御道为主轴，宽300米，亦成为主要商业街。其他道路多是15—20米，比唐代窄。全城有六大娱乐区瓦子，分布在内城和廓城不同地段（图9.3）。商店和酒家、食肆遍布全城（除宫城外），以沿汴河和主干道最为集中。这些瓦子和商业街成为开封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国都和城市文明自北宋以来才有的新元素。开封也是北宋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据1102—1106年的记录，城南的太学有学生3600人，此外还有其他官学和私学，除了教授儒家经典外，还教授武术、医术、法律和数学等科。开封还具有国际化的宗教气氛，城中有各类宗教寺庙913座，道佛等宗教专业人士25000人。

坊制自从被破坏后，以往的坊墙变为开放式的街道，不少住宅和商铺开向临街，同时多层式楼宇也出现了（图9.4）。楼宇高度和密度增加，并混合了工、商、住等三种功能，使得始自后周的城市灭火组织发展得更为完备。开封城的内城被划为14个消防区，外城则为8个，每450米的距离设置一个消防站。站内有瞭望楼、救火设备和消防员值班。全市共有3400个士兵充任消防员，全职防火和救火。

取消旧坊制后，内城被分为十个城区，即厢，共辖121个分区（坊）。廓城分为四厢十五坊。在1021年时，宫城共住了35550户，皇城62200户，而廓城10万户。加上约40万人的军队和官员，全城人口约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如前述，自后周起，开封采取了城市绿化政策，在运河和干道旁遍植杨柳和花树。北宋晚期，在宫城外东侧更加建了皇家园林，即600米×500米大的“艮岳”，其内遍布从太湖等南中国运来的奇石和花木。艮岳建设的奢侈和豪华虽开创了中国城市园林特色，但亦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醉生梦死的城市生活。

本文摘录自《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薛凤旋 著，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