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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临终时，对我和父亲说，要将他葬在河湾旁的树林里，那样的话他就能活。

爷爷说这句话时，整个人已经糊涂了。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过了一阵子，我们以为他要断气了。可是爷爷咳醒了，说要喝水。我递上一碗，爷爷呼哧大喝，喝尽了还要。爷爷喝水的劲头，让人觉得他是被渴死了，而不是因为心力衰竭。

又喝了一碗，爷爷拉住我的手。家族里的人预感到了什么，也围上来。我匐到他耳边，他小声说了几个断句。我听了几遍后才明白。爷爷说，他活了八辈子，都是渴死的，唯独这次不是。我告诉叔叔们这些话，叔叔们都有些失望，他们以为爷爷会说出分钱或分房的话。这时爷爷的手没力道了，大概是差不多了。

爷爷最后又喘出一口气，他艰难地举起一根指头，问我床头站着几个人？我只看到褐红色的木箱。我说没有人。他嘴巴张开着，想要说什么。身体却僵硬了。我抱起他，我惊讶地发现，他皮肤皱缩，身体轻巧得像一只猫。

爷爷的一生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大半生都是个渔夫。除去耕地，就在水上打鱼。他从没有离开过雪田这个村子，唯一的一次是在他十六岁时。那时冬天来了日本人，他们征用了耕地的毛驴。十六岁的爷爷舍不得驴，一路跟随着部队，帮他们背铁锅扛米面。等到走到了山东，爷爷发觉再往前走，命就要丢了。他趁着夜色，跳进一条大河里，游了一整夜才敢上岸。他一路乞讨，走了一个多月才回来。

这个故事是爷爷讲给我听的。我当时并不相信：一是日本人有没有来过，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他很可能是看了太多电视剧；二是冬天夜里，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河里游一晚上。没有淹死，肯定也冻死了。爷爷向来有说大话的毛病。他说，有一天他在田里灌溉，河里的肥鱼都游进了稻田。他随便就能抓起一条。我去问早起干活的邻居，邻居说还有鱼呢，连个屁都没有。而且田里根本没有灌溉。那次以后，我对爷爷的话都要怀疑三分。

父亲是他们兄弟里最小的，我长到十岁时，爷爷已经七十了。可能出生的晚，在那些堂哥当中，爷爷最喜欢我。夏天里，爷爷来问我，想吃水果吗？我说想。他打着手电，提一个塑料袋，带着我往后山走。在山道上，他提醒我不可以出声。走到一片桃树林，我才察觉原来爷爷带我来是偷桃子。我爬到树上，掐着毛桃一颗颗递给他。他站着树下边吃边等。又爬上一棵桃树时，我踩断了枝丫，近处惊起一团黑鸟。

不多久，几条狗吠叫，林间有手电的亮光。爷爷不慌不忙地给塑料袋打了结，扶着我说，好了，我看差不多了。下次再来吧。他悠闲地走回那条山道，我吓得腿都哆嗦了。爷爷倒是越走越慢，奇怪的是，我们绕了几个弯，身后就没了动静。爷爷拿出一颗桃子，在裤腿上蹭干净了递给我。尝尝看，有点涩。真是可惜了。他说。好像这桃是他在摊上买的。

走到山梁上，我走不动了。劈开草坐在地上。爷爷说这里不好坐的，得赶紧回去。我说没有人撵了，为什么不能歇一歇。爷爷说，你看看对面。我放眼望去，只有山坡和更后面的山坡。我一手捧一个桃，啃咬着，并不理会他。过一阵子，山风吹来，冷飕飕的。我打了个寒战，背脊上透出一阵凉。爷爷站起来，走到我前面。他朝空气中摆摆手，朝几个方向看了看。我不明白他在做什么，我也要站起来。爷爷背手摁住了我。

接着，爷爷朝空旷的山谷说话，回去吧，都回去吧。我帮不了你们的。爷爷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我正疑惑着，爷爷厉声对我说，吃完了吗？吃完我们就回去。没等我擦手，爷爷就拽着我的衣襟往家里走。

知道了有吃桃的去处，我告诉了学校里的伙伴。有天中午我们背着书包一起去摘桃子。吃饱也装满了，我们才往学校走。走到那处山梁时，我停下脚。我眺望过去，对面山坡上铺满成片的野坟。

放学后，我去问爷爷，那天晚上他是跟谁在说话。爷爷坐在院子里，埋着头，用一根树枝在地上比划。我走近一看，他正在画一幅地图。地图呈鸡蛋状，看不出棱角。爷爷在里面放了几颗石子。他仰起头说，一个石子代表一个县。六个县区就组成一个国。我说哪有这么小的国。爷爷说，怎么没有，老老年间，国家都这么大。我问那是什么国？

爷爷握起树枝，在一旁写了“徐”字。那就是徐国。爷爷说。那时候我读过一些历史书了，我听说过齐国、鲁国、赵国、宋国和卫国，我头一次听说徐国。爷爷带着疑惑地问我，你知道徐国是被谁灭亡的吗？我自然不知道。爷爷小声说，是伍子胥。

爷爷说，那一年吴军截断泗水、沭水和沂水三河，又逢天降暴雨。一时间，尘沙泛起，鱼虾都汇进城池。徐国顷刻间淹在大水之中。水底下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虾兵蟹将占领了人的房屋和田地，他们没命地吞食粮仓，啃咬家禽。过半的鱼群撑死了，虾蟹到处打洞，地基挖空了，木屋大面积散倒。不过半月工夫，都城就成了一座荒城。

投降后，吴将掳走徐国君主。城池的污水四泄而去，流出来的是成群鱼的尸体。

不敢想象，爷爷讲得句句详尽。奇怪的是爷爷一个字也不识，他不可能从书上看到。而且雪田里的人都老实本分，不大有人愿意讲这些不着边际的事。这些掌故，爷爷都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这个疑问在课堂上仍折磨着我。直到有个周末，我跟母亲去镇上买粮油。母亲跟店里的老板还价钱，我听到附近有人在唱戏。我找了几家店铺，原来在一个小巷里。我趴在小窗，往里看。里面一个胖女人穿着旧式旗袍，敲着一只扁鼓唱书说戏。我听了一阵，没有听懂。母亲来寻我，我问那唱的什么？母亲说，乌里哇啦的，都是怪腔。我缠着她，问到底是什么。母亲指着墙上一张浆糊的红纸，一位白发人拿着一条鞭子。底下一行小字：伍子胥被害。

我终于知道了爷爷的秘密。我跑回家坐在他屋里说，我下午看到有人在唱戏。他喝着一壶茶，不大在意我。我有些恼了，抱住他的腰说，你都是从街上听来的。爷爷嘬着壶嘴说，不会的，他从来没去听过。而且镇上很吵，他不喜欢去。但是我知道，爷爷每年都种烟叶，种了三分地，每季都要卷上一包担去镇上卖。

他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爷爷过世后，我很快回到了城里。跟高架路和繁忙的车流相比，故乡似乎仍是一块原始之地。晚上我躺在床上，何玲感慨地说，一个人去世就去世了，什么也不能留下。对一个星球来说，一个生命的逝去，轻若一次呼吸。整理遗物时，我和父亲只找到一些衣物。

就像何玲说的那样，任何值得纪念的都没有留下。何玲问起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时，我无言以对，爷爷是那么普通，我回顾他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提起。要说在我记忆中留下痕迹的，就是他讲的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

爷爷天生爱讲故事，他的故事怎么也讲不完。历史故事、地方民俗、奇人异事，他都能掰扯清楚。谁也不知道那些故事从哪里来。何玲睡不着的时候，就爱让我给她讲故事。我说爷爷喜欢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你要听吗？她说，只要不是黄色故事就行。

爷爷讲，他有一位好友，生前没近过女色。落水淹死成了水鬼后，很想尝尝人间色相。在一个傍晚，他看到有家迎亲的队伍打水边路过，他附到新郎身上。他骑在马上，身后是吹唢呐、打铜鼓的乐手，再往后是新娘的花轿。到了住处，他草草办了婚事，来到洞房。他春宵一夜，筋疲力尽。早上睡到中午才醒来。醒来后，他发觉自己躺在草科里，附近的土丘上站满了蝗虫，密密麻麻。他看着身旁的妇人，一只母虫从草垫里蹦出来。原来昨天晚上是蝗虫在娶亲。

何玲觉得有意思，让我再讲一个。何玲平日喜欢看恐怖电影，我每次都不肯陪她看。爷爷给我讲过最恐怖的故事，莫过明朝闹饥荒的事。爷爷说，那时候干旱，大地裂了口子。田里颗粒无收，人们吃完了树皮，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有个领头的人，建议在雪田村口，支一口大锅。人们说，牲口都死绝了，哪里还能煮上肉。领头的说，他要煮的不是牲口，而是人。此后，人们每天都在锅边排队，谁家有人死了，就立刻投到锅里。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碗汤肉。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守在老年人的门前，每天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最后不等老人咽气，就投到锅里。

何玲说，不要再讲下去了。我问为什么，太恐怖了吗？她说不是的，她说她听着都饿了。

以后的八月份，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我每天给何玲讲一个故事。何玲的奖励也很简单。她说讲一个故事，换一顿美味晚餐。讲了两个礼拜，我体重上升了，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周六晚上，何玲准备烧一顿海鲜拌饭。我说，我吃不起了，故事都讲完了。

她有些失望，仍做好了饭。我们吃完饭，躺在床上想着做点什么。她问，真的没有了吗？我说还有一个压箱底的。但是要等以后再讲。她说，你讲的话，有重大奖励。我问是什么？她掀开毛毯，裸露着身体。她指着乳房说，这些。她又指向腹部说，还有这些。我原本打算留到下个月再讲。何玲小心伸出两根手指说，Twice。

那是爷爷病重时讲的。那会他在接受治疗，已经在服用药物。当时我听了并不当真，觉得不可信。何玲骑在我腰上说，可不可信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可信到什么程度？

那个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有位姓周的翰林学士读到一部海外书籍，遂向朝廷请命，大书治国理想。均被驳回后，这位大儒只得辞官，回到家乡雪田。成为一代乡绅后，他开办学堂，宣传自己的理想。

在一个傍晚，他在河边垂钓。见到一老者自河面走来，他看老人面善，也不觉得害怕。老人说，有一日他的儿孙游进溪流，听到学堂讲课，先生的一番言语，儿孙都告知我了，老夫很感慨。大儒看他浑身湿漉漉的，迟疑地说，老人家莫不是……老人仰天笑笑说，一时鲁莽，忘记通报姓名。我在这条河里住了八世，现在是一名河伯。大儒要叩首去拜，老人搀住了他。

两人进屋，对弈饮茶。儒官吩咐下人不得打扰。讲起当今世事，周儒只是摇头，说自己的政见得不到施展。老人给他斟茶说，抿一口，知一壶水的涩苦；取一瓢水，能知江河的浊浑。儒者被点醒了一般，他喃喃自语，先生所言极是，不妨从雪田着手。跟着他拿出绘图来，他梳理着水渠和屋舍，他要铺通道路，归并良田。房屋一律盖新房，粉刷白墙。去家族、去官僚、去阶级。人人均分粮食和布匹。善耕种者耕种、善纺织者纺织。人尽其用。

讲完这些，儒生又没了底气。他自言积攒的俸禄，哪怕半年也维持不住。河伯笑了，盖上茶碗。他就是为了这一刻而来的。他说，铺路造房，他可以提供河底的石头淤泥上千担。能尽数卖掉的鱼虾，何止千万……

一个半月，儒生命人箍三十只木桶，置于河湾边。入夜，月亮升入中天。忽见水面翻滚，群鱼上岸，群虾蹦跳而来。又过一满月，泥沙石块积满河滩，一时间河面陷下三丈深。好在雨季随后而来。

只三年光景，石板路纵横捭阖，屋舍整齐排列，家家粮仓堆满。遮雨的长廊通到雪田村外。孩童都入学堂、大人都有营生。河流两岸长出成片的桃花。春天里，尽数开放。

爷爷在病床上描绘这幅图景时，呼吸变得急促，肩膀在颤抖。医生劝我让他休息一会，我挪到一边，爷爷抓住我的胳膊，他的眼睛是透亮的。他还有话要说。医生走后，我又坐到他身边。他努力支起上身，他咳嗽着说，你不知道吧，那个河伯就是我。

讲完故事，何玲睡着了。她的twice一次也没兑现。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了。爷爷讲最后这个故事时，我已经读大学了，对任何事都有了判断。我相信爷爷有讲故事的才能，要是他识字能敲小鼓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说书先生。但是每讲完一个故事，他都说那是他经历过的，我一直怀疑，但转念去想，生死疲劳，佛家里最大的数字就是九。爷爷总是提起的“八世”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天我照料完爷爷，跑去县图书馆翻找县志。我要找到事实的证据。我找到证据是为了否定他。

在二楼白晃晃的大厅里，我等了半个钟头。工作人员拿着我的证件走来说，我有半个小时时间。我问这还限时吗？她说不是的，马上要下班了。走到隔壁小房子里，有股阴森感，有两个小孩在自习，笔在虎口来回转着。我不觉紧张了。在档案架上找到那本伊县县志，我搬下来，在附近桌上摊开。开始是编委的介绍，翻了二十多页，才见到目录。

我径直找到历史人物一章，打开后，见到几位名家，但是没有一个姓周的大儒。我心底里高兴，故事肯定又是爷爷杜撰的。浏览到后面，我看到讲述雪田的那一章，我来了兴致，翻了几页。原来雪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那么一小片村子，却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翻到水利那一栏，一个词条跳入眼前：周常如，清代儒学家。

底下有一段极简的介绍：

周常如，字子午。清代儒学家，官至翰林。为官清廉，在朝修书立传。告老返乡后，致力于水利事业。开垦田地、阔河挖渠，造屋修路。届时，家家夜不闭户，温饱自得。后因私存公粮，擅行职权，勾结邪祟，民愤淤积。于夏至夜，民众火烧其宅，奸淫其妇，斩首分其尸于厢房。

我后脊冰凉，想到爷爷讲的故事，好似契合了什么。我身体有些站不稳。一方面我感慨一位良善的人竟有如此下场，另一方面又觉得一位觉醒者的理想，在民众那里，竟成了一场恶梦。我快速往后翻，翻到文物保护一节。上面有半页河神庙的记载：河神庙始建不明，毁于太平天国之乱，河神像遭破坏，沉于内河。

走出图书馆，我没能证明出什么。自己反倒迷惑了。爷爷讲的故事和记载的，有差错也有重合。传说是没有真相的，在我看来，历史也是。因为真相就像“第一次踩进水里”一样，是不可还原的。

那是爷爷给我讲的最后一个故事。那之后他躺在病床上，只能说几句简短的话，直到回到家里去世。

我侧过身子，从身后抱住何玲。她温暖的身体让我放松下来。我想，这些故事讲完了，除了偶尔会想起，爷爷很快就要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

果然，何玲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再要求我讲什么故事。也很少提到爷爷生前的事。

每年春节和清明，我都和父亲去坟上祭奠。过了两年，我工作调去另一个城市，离家很远。过节的时候，父亲说，你不用回来了，我一个人去就行。那以后的三年，我都没有再回去过。

今年夏天，父亲打来电话。他说今年水涨得厉害，漫到了树林里。我警觉起来，父亲说，你最好回来一趟。

我回到家，父亲领着我走到爷爷坟前，坟边已经漫上了水。人要穿着靴子才能靠近。我和父亲商量了一晚上，又找来三个叔叔。他们都同意迁坟。地址就选在我家的麦地里。翌日早上，我和父亲骑车到镇上，请了两个雇工。连同三个叔叔，一共七人来到爷爷的坟前。

叔叔们和父亲磕了头，雇工操起铁锹开始挖坟。挖坟真是累活，身强力壮的雇工都出了一身的汗。挖了一个半小时，棺材才露出来。叔叔们拿着粗绳，绕着棺材打了几个结。雇工拿出扁担，穿过绳结。两边一人一头，将棺材缓缓抬上来。

大家都累坏了。待会还要将棺材抬过两条大路。雇工们都想歇一歇。我和父亲挨着棺材坐着。

起初我以为是父亲碰到了什么，我听到一阵声响。父亲说，他只是坐着，什么也没动。紧跟着又一声响，父亲也听到了。父亲赶紧站起来，退到叔叔们那里。

又是一阵响，好似在水里搅动着什么。大家都听到了。一位雇工说，难道里面有水？我说刚才怎么那么沉呢。父亲给叔叔们都使了眼色，叔叔们也不清不楚。最后还是父亲发话了。他对雇工说，你们带锤子了吧？雇工点点头。父亲说，起开看看。雇工愣住了。父亲提高声量，棺材起开看看，这个另算钱。

两位雇工走到棺材前，一根根起开生锈的铆钉。抬开棺材盖时，我们都围了上去。我们看到棺材里有一汪浅浅的水，一条巨大的鲶鱼伏在水里。它正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