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问丨张树华：整个过程人民民主怎样超过欧式一元民主化的迷思？，

面向新时代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问题1：立足新时代，观照70年，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海外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试图解开中国迅速发展之谜的中国研究成为热点。请您谈谈70年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魏海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群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研究内容上，表现为从重点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为广泛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外交、军事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以文献研究、区域性研究为主，发展为多学科方法熔于一炉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群体上，表现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从过去集中在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扩展到非洲、拉美等广大国家和地区;在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上，表现为海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逐渐突破学术范畴，对所在国决策机构、决策者的影响显著增强。上述这些变化，为我们以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开放胸襟博采众长，为反观时代、把握世情、认清自己提供了一个多向度的视角。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的中国观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影响海外中国学研究者，进而影响整个世界正确认知中国带来了重要机遇。

第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如何认识中国、解读中国成为世界性话题。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可以说，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世界关注。《财富》杂志执行总编苏尔说过，目前全世界最有深远意义、最具社会影响的新闻都发生在中国。这为我们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良好契机。

第二，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世界瞩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十九大所确立的发展任务和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正努力打造除“中国经济”之外的“中国创造”“中国智慧”等众多名片，这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第三，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深入思考当前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方向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时代对外交往的新理念、新举措，体现出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搭建了重要平台。

唐洲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2016年，我到意大利宣讲中国道路，意大利很多党派的学者自发前来听会，会场上同声传译的耳机不够，他们就一层层围在同声传译的玻璃房周围侧耳倾听，场面令人感动。那天，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中央的一位学者对我讲：“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的话，那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则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遇了严峻挑战。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走出了一条新路，让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途。我们倍受鼓舞，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的话，使我想到小平同志曾说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就始终站得住”。从小平同志当年说这话到现在，不到30年的发展，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激发了世界各国的政府、智库机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力。他们研究的领域也逐步从原来传统汉学研究、文化研究，逐步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大批学者，特别是很多具有中国教育背景的华人学者的加入，大大拓宽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前，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连续多年特别是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对世界扶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了70%。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已经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认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写入联合国决议，“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全球。中国不仅为世界贡献了经济增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力量，还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原因，这也为我们以高度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崭新机遇。在这个国际背景下，开展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跟踪研判国外研究动态，进行相应的跟进、分析、再研究，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海外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张树华：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绵延数千年。多少年来，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与魅力，吸引着域外学者的目光，引得许多境外饱学之士孜孜探究：在东方，中国研究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西方，中国研究走入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专业，也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科学事业也日新月异，与境外同行的开放与交流程度日益扩大。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

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纵览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这六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是中国研究的学科外延扩大。由经典的以语言、历史等人文学科为主体的传统汉学，焕发新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海洋、环境、农村等当代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二是中国研究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大。由传统的欧洲、美国到东亚地区，北起斯德哥尔摩，经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再到红海沿岸的埃及，非洲之角的南非共和国，甚至是西半球的阿根廷，都有当地中国学学者活跃的身影。三是中国研究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从过去单纯的区域性研究变成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地位也在攀升，不少中国学家成为区域性、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带头人。另外，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大牌学者也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在论述中常常以中国为例展开逻辑论证。四是中国研究的问题性、思想性不断增强。从过去的学院派考据式研究，开始转向更具现实性、对策性的智库研究。五是中国研究的应用性不断提高。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出书斋、课堂，走向政界、商界等实际应用领域。六是中国学的中外互动性不断加强。国际汉学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学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的参与性、主动性越来越高。

问题2：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力量格局深度调整，发展引擎迅速东移，“往东走”“向东看”成为一股风潮。有海外学者、媒体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给其他国家很大的启迪和裨益，值得学习和借鉴，但也有一些以西方文明中心自居者因传统优越感逐渐丧失而借中国发泄哀怨，甚至企图以新的抹黑攻势来遏制中国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更好传播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

魏海生：在传播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影响力方面，中国学者和中国智库任重而道远。

就中国学者而言，一是坚定“四个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学者同海外学者开展平等对话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已充分证明其理论及实践价值不亚于现有的任何一种理论、道路、制度，而更具优越性及独特性。作为中国话语的传播者，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够在对外交流中做到“以我为主”，坚守自身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及概念。

二是勤练“内功”。中国学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和学术修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把握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内涵，不断推出面向国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样才能使中国故事的讲述更有力量、更有底气、更有自信。在国际交往中还要注意把政治表达和学术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某种立场分歧带来的简单化的论争逻辑。

三是“知己”之后还要“知彼”。要全面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动向、重点和有关学者的研究专长、方法与主要观点，有针对性地就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主动设置研讨议题，展开对话交流，及时解疑释惑，寻求共识。

就中国智库而言，一是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和热点回应能力。一方面，智库要围绕我国外宣重要议题和热点敏感问题等主动研究策划议题，有力有效开展引导。另一方面，智库要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问题上及时发声，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做一些有深度的独家报道和专业分析，发挥好政府声音的有益补充角色。

二是积极推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充分发挥智库了解国内、面向国际的优势，总结形成准确阐释中国实践、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种译介和跨文化传播。这里我要专门讲一下，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是要充分利用该院在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文献编辑研究、经典著作编译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加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文献、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对外宣传工作力度，进一步打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编译与传播系统性工作。

三是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要深化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合作，通过积极组织国际交流活动，有效参加国际论坛、研讨会，与外方相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在国际高端学术刊物上、有影响力的学术网站上发表研究成果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四是重视全球性共同性问题的研究。要在关注国内研究、服务决策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把握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比如生态保护、扶贫减贫等，结合我国经验向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建议和帮助，成为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

唐洲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前所未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有些不同声音。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读、误解，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抹黑丑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成为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时代使命。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襟，保持学术定力，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宣传理念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海外学者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丰富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手段，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国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讨论和研究，积极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提高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担当起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使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央的智库和地方智库之间要加强协作、深化研究，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了解中国，特别是更好地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回答好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我们地方智库要立足自身学科优势，扩大与中央智库单位的交流合作，把基础理论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结合起来，围绕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促进党的理论学理化，用科学的理论阐释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各种理论困惑和问题，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鲜活的时代范例，做到用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掌握话语权。

张树华：2017年底，伴随着党的第十九大的召开，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国的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封面重磅文章，惊叹“中国成功”“中国赢了”。欧美媒体竞相对“十九大胜利召开下的中国”进行了高密集度的报道，它们眼中的“中国谜题”正在以“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赢了”等舆论评价和叙事方式渐续展开。法国第二大报《世界报》打出“中国，强国崛起”的醒目汉字。德语世界老牌政论性杂志《明镜周刊》以“醒来!”为封面文章标题，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进行了多方位评述。美国《时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中国赢了”，认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系有更好的应对能力。《明镜》周刊则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军备和科学发展程度使其迅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这种发展态势是西方国家经历冷战争夺领袖地位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一时间，西方传统强势话语媒体对中国舆论腔调出现强烈的“反差”：由此前的“蔑视、无视、敌视”转为“惊叹、认可、尊敬”。

经济资料显示，近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前，占世界人口10%的国家生产并占有了70%的GDP，这种状况延续了200多年。但从2001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012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总量的贡献超过50%，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近60%，而发达经济体已经退到40%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来，与世界经济天平的变化相呼应，世界政治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局。与此相呼应，近年来西方媒体和学术精英表现出对西方制度尤其是西方政治的强烈反思或激烈批评。近些年我们看到了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学术思想和逻辑观点的嬗变。而另一位顽固的、西方民主及民主化浪潮的“旗手”拉里·戴蒙德也惊呼，民主在逆转，民主国家在缩减，一些国家的民主岌岌可危，西方自由民主质量下降。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民主》杂志主编认为，自1999年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趋快，尤其从2006年开始，民主的衰退变得越发显著，与此同时，全球权力架构因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出击而发生重要变化。此外，关于美国民主绩效之差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不断有新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民主政体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观论调在不断上升。

面对近年来西方政治的种种乱象，2014年以来，《金融时报》连续刊文称，“全球民主大衰退”“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呼吁做空“全球民主”。近期，关于美国民主绩效之差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不断有新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民主政体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观论调在不断上升。西方模式陷入了多重困境，这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鲜活的反面素材和绝佳的历史机遇。看来，西方传统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与逻辑已经无力解释“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命题，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受到冲击，西式政治学、经济学教材可能需要重新改写。而越来越多的国际有识之士将“期待”的目光转向中国。

西方对华舆论前所未有的大反转凸显了世界政治潮流的浪卷翻涌，也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回首20多年前，冷战结束，西方政治精英以“历史即将终结”的狂妄论调将西方民主升华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标杆与模板，对中国进行大肆围堵，不断挤占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这艘巨轮动力十足，劈波斩浪，扬帆远航。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国际魅力成为世界政治潮流转向与新时代开启的强大动力。

日出东方，中国这些年飞速发展的成就冲击着西方的认知，挑战了独尊一统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法国媒体《世界报》认为，中国的成就极具有象征意义，甚至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方的政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在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时任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凯利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包括凯利在内的西方政要和舆论精英指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好和模仿中国模式，这是国际上过去几十年历史上不可想象的现象。

可见，西方之乱、中国之治使得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冷战后30年来世界政治进程的反转、中西政治图景的强烈反差给人以深刻启示。以新时代、新思想等关键词为标志，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成果和思想成果，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政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问题3：尽管从国家实力和对世界的贡献来讲，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格局还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愈讲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中国学者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引导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魏海生：一是要了解和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都在互相了解与彼此参照中把握自身位置，寻求发展策略和寻求多边交流合作。中国学者应加强国际上涉华舆情信息跟踪、收集和研判，深入研究国外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学者的相关成果，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观察视角、思维向度的观察者对当下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以及中国在当今推动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是要增进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交流。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传话人”，转述世界对中国的评价看法;他们是“倾听者”，聆听中国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他们是“传播者”，把中国的声音传给世界。在开展海外中国研究的过程中，要用好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具有的这“三重身份”，增进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更好地发挥他们在世界上讲述中国、促进中国与各国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桥梁”作用。

三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学术探讨的方式形成更多共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来自不同国度、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背景，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中国学者应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他们的互动交流，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过程和对话机制，展开多种形式的项目课题合作研究，把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理解讲述给他们，改变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增进他们的理解认同，形成相互间更多共识。

四要借助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声音”在相关国家进行“本土转换”。人际传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介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主体。中国学者要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置于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中，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建立起话语上的共同点、情感上的共鸣点，通过相互举办研讨会、开展合作研究以及资助访学等方式，推动“中国声音”沿着学术交流的轨迹在相关国家传播，让外国人讲中国事，增强中国声音的影响力与说服力。

唐洲雁：我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对外宣讲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对外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如何说服人，如何打动人，是我们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我认为自信和真诚是取得理解认同的两把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经过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产物。我在对外宣讲中就遇到很多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遇到了在西方理论和知识框架内无法解释的中国现象、中国事务，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经常性失灵。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历史与实践，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术风格，努力创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

还有一点就是真诚。由于我们和海外学者在立场、倾向、态度方面往往不一致，要想得到对方的认同，除了讲清楚学术理论和逻辑，还需要真诚交流，形成共鸣与共情。在交流中要善于联系实际阐释理论，针对问题解疑释惑，用客观的事实说服人，用鲜活的事例打动人，用丰富的情怀感染人，用过硬的道理影响人，把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寓于中国故事，使人听有所思，思有所得。

张树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潮流凸显、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保守主义、民粹思潮蔓延，某些大国的凌霸排外等“恶政”不断。我们正经历着国际政治经济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大转折时期。人类社会又一次处于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世界向何处去 21世纪国际社会能否避免和远离战争、冲突、恐惧、仇恨、分裂、贫困、饥饿、混乱，迎接和平、安宁、安全、和谐、开放、包容、共享、安宁、美丽的新世界？

在世界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像波涛汹涌、漆黑茫茫的大海上的指路明灯，为国际社会合作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宏大，立意深远，恰逢其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世界梦”，是未来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同描绘的宏伟蓝图和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远智慧和博大胸怀。

世界向何处去？排外还是合作，对抗还是共赢？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期待。中国方案需要面对世界性问题。而如何让中国方案更好地为世界不同的国家接受，这就需要中国智慧。

我们认为，讲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不应过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真心认同，必须善于提“真问题”，也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正在面对、亟待解决的不同问题来提出相应的可借鉴方案。打个比方，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基本操作系统，非洲国家可以来下载并安装“如何扶贫”的APP，东欧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发适合本地实际的“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企业和市场关系”的APP，等等。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方案才具有生机活力。

2017年以来，世界舆情出现了大逆转、大反思，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西方媒体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一方面，这体现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光谱、政治图景日益混乱，政治和知识精英充满焦虑。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模式引起国际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提供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把握策略，一方面要坚持内外有别、张弛有度，另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一国一策、一语一策。

那么，如何对外讲好改革开放？过去40年来，一项项改革政策和实际成功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洪流，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丰富并改写着数百年来西方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正成为国际上政治类经济类教材的经典案例。

最近我在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几个国家，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发现，多年来苦苦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充满特别的期待。但据这些国外同行反映，在中方专家参加并发言的会议上，他们听到的多是宏大叙事或一家独白，觉得中方发言和讲解缺乏针对性，不解渴。也难怪，中国一些专家千篇一律，不分国别和场合，往往“一稿打天下”，习惯了大话空话，只能自说自话，讲讲中国宏观政策、经济总量以及40年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却很少能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因地制宜地与对方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区域或行业发展的具体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级的“改革大师”，配得起国际上最高的褒奖。近年来，世界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致敬中国改革。与此同时，一些境外专家经常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中国改革开放也很成功，但中国很大，又与他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他们不知从何入手，从哪些领域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进而有针对性地用于诊疗自己的国度。一句话，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座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他们看不清，也没弄懂，想借鉴学习中国经验却不知从哪里下手。

改革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和领域，理论界、学术界设立跨学科、跨专业的“改革学”可谓正当其时、正当其用。国际上不少国家历史上都曾有过打着各种旗号的“改革、革新、变革”等。当代中国的改革以其宏大雄伟场景和改天换地的效应在世界“改革史”中独树一帜。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伟大的哲学宝藏，也是千万个实操施策和行动指南。近年来，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不乏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而要对外讲好中国改革开放，前提是科学和辩证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描述中国发展和改革经验，要坚持辩证法，不能错置时空和语境，将国内流行的“官宣式”照搬出去，通篇宏大叙事而缺乏规则性和实操性。也不能过于笼统而失去针对性，把我们还在探索的东西当作经验给人家。例如，白俄罗斯需要了解和借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企业自主权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非洲朋友则想学习借鉴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20年脱贫致富的治理经验。俄罗斯经济学界提出，迫切希望研究中国企业为何善于创新并实现技术突破，而俄罗斯企业却陷入了资源依赖不能自拔。这些都需要我们给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对外宣介中国40年改革开放，要内外有别;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从细处着眼;既要从宏观层面讲明党的领导、基本制度、基本路线等中国特色制度文化本源，也要从中观层次介绍诸如区域协调、产业发展等内容，更要善于讲解特区发展、乡镇企业、技术创新、创业经营的微观案例。尤其尽量多介绍那些鲜活生动的中观层次和微观层面的改革开放案例。

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既需要有大写意，也需要工笔画。推进改革开放难，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真经验也不容易。对外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也要科学而精准，最好一国一例、量身定制。就像手机有不同的操作系统一样，中国学术界要善于基于不同操作系统，多开发一些适应性和适用性强的APP，供有兴趣、有意愿的境外客户下载和使用。

问题4：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观点，中国学者该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魏海生：第一，提高对于海外学者有关错误阐释和话语陷阱的甄别能力。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借由新媒体迅速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要及时厘清那些内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思维的错误论调的危害。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对于海外学者和民众的困惑与疑虑，要及时回应，以理服人;对于别有用心的攻击诘难，则要精准回击，正本清源。

第二，大力推介中华文化，巩固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基础。利用好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馆、中国图书中心等海外文化交流传播平台，进一步做好“感知中国”“文化中国”等综合文化活动品牌。注重挖掘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因子，着力说明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第三，秉持平等和尊重，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三个“超越”是新时代我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亮底色。中华文明向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留得清气满乾坤”的自信与定力，并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唐洲雁：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中国成功经验对其本国的借鉴和启示。比如有学者在交流中表示，建议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思考”，直接复制中国经验。这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动力。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同时要积极客观地阐释我们的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方法和体系，同时，也要关注海外学术前沿，有思考、有分析、有应对，以学立身，以理服人。比如，旨在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在未来有可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没有强制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吸收，从而上升为一种共同经验。

张树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多样共存超越文明单一优越。201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国际会议上，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劳尔指出了当前西班牙中国研究的问题。他说，西班牙大学的中国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舱”，大学之间、大学与智库之间交流甚少。研究内容上，虽然主题呈现多元化，但仍过度集中在中国崛起等主流话题。西班牙学术界缺乏能力来打破有关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诸如过去的异国情调、遥远而奇异的中国形象、由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等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西方一些中国研究是一种片段式的、割裂的研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中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重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并在我国学术界率先开创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将“海外中国研究”纳入“登峰计划·优势学科”，目的是搭建合作平台，构建中外文化互学、文明互鉴学术共同体。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学术交流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影响迅速扩大。在此基础上密切跟踪国际舆情变化，总结经验，对于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增强软实力具有重要意 义。

但是，文化“走出去”要认清世界形势。文化“走出去”不是建桥修路那样照着图纸就能完成的简单工程或技术活儿，而是类似播种耕作一样，需要风调雨顺和满足各种条件才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近些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这是对外文化传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外部因素。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地缘政治争夺日趋激烈，逆全球化、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这些因素都给国际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带来重大影响。

当此世界变局之时，如何判断和把握当前国际舆论态势或变化？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新的认知概念，即世界政治正进入“后国际形象”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传播文化等形式塑造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美好形象仍然重要，但更要敢于以直接而显见的方式迎接信息战、舆论战甚至混合战。如此一来，对外文化传播就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比如，前些年“韩流”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但近来随着中韩关系因“萨德”入韩等问题趋于紧张，“韩流”好像冷却了下来。这说明，国家形象和文化工程等在国家利益碰撞和政治冲突面前，往往碎得“一地鸡毛”。

这也警醒我们，需要升级版的对外传播方案。今后在确定2.0版的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塑造的实施路径时，首先要从国际格局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的高度予以认识，分清轻重缓急，厘清文化传播与国家总体战略、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政治价值观是软实力建设的“道”。不少人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习惯从地理区隔、人文、种族等角度着眼。但无数事实表明，对外文化传播以及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上，实质拼的还是政治价值和政治自信。如果说文化传播是打太极，政治价值的碰撞则是短兵相接。像约瑟夫·奈一样的西方政治谋士从不讳言，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差别，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根主线。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人一张嘴就说它是所谓“自由社会”“民主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则是“独裁国家”，如此等等，借以长期霸占国际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

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价值”“中国理念”。正因如此，提炼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及其相关的制度、模式、政策规则、标准等，对于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极为重要。这是根本上的“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都只是“术”。强调“道”的根本意义，并不是说“术”不重要。在明确政治价值观这个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的“道”之后，“术”的安排将决定这项工作的成效甚至成败。

第一，审时度势，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理好防御和进攻的关系。目前，一些国家保守主义、排外思潮盛行，在民粹思潮和“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要确定适当的策略参与国际舆论斗争。有时突出正面宣传，以防御为主，传出中国的意见、主张和判断。有时则要转被动防御为有力反击，甚至是主动出击，攻其软肋，动摇并将对方拉下神坛，进而占领一席之地和道义制高点。

第二，敢于与强手过招，才能赢得关注、赢得话语权和影响力。20多年间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获得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不是一味“示好、示弱”。因为西方不尊重弱者，更蔑视怯懦者、犹豫者、失败者。国际舆论较量由不得安分守己、相安无事、自我表白、自言自语，要么攻城略地，要么甘心偏安一隅。

第三，要重新规划对外宣传的路线图。面对西方世界竖起的意识形态堡垒和思想铁幕，要学会避其敌意和锋芒，眼光不只集中在纽约时代广场或维也纳金色大厅。不妨顺势而为、另辟蹊径，就像中国革命那样，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把重点放在周边和亚非拉等广大地区，做好东盟、俄罗斯和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工作，创出一片新天地。

第四，维护国际公理、主张国际正义。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作用，反对霸权和“双重标准”。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结束，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超越联合国，甚至践踏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垄断权力，拉帮结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每当此时，需要有国家站出来，公开反击美国的霸权行为，形成反美霸权、维护国际公理的大合唱。借此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塑造不畏强权、主持国际公理和正义的国家形象。

第五，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公共产品，才是提高“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正道。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复与软实力的兴衰中可以得到启示：要尊重别国，尊重对手、特别是像中国、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追求软实力，绝不是一味地追求话语霸权，也不是一味地炫耀文化文明的优越性，更不是傲慢地对外输出价值观，而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才是国际社会沟通民心、合作共赢、进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正道。

(作者： 魏海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唐洲雁，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