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为何彻底在海外走红，爱国诗人屈原时代的文学代表《楚辞》到底是怎样的？，

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的解题部分写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窃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王逸为楚人，对于楚地流传的习俗十分熟悉。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地区，当地人民“信鬼而好祠”，热衷于祭祀活动。且每当祭祀时，人们必然会“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故祭祀所用的歌乐在当地广为流传。根据王逸的意思，屈原被放逐后，经过这片地区，看到了当地人的祭祀场景，因“其祠鄙陋”，而创作了《九歌》之曲。

这说明了《九歌》的本质为祭祀所用歌乐，且其内容、风格与楚国当地的祭祀乐曲有一定相似之处。我们还能由这段文字中推断出，虽然当时楚地流行着祭祀乐曲，但它们的名称却不叫做“九歌”，否则，王逸不会有“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这样的描述。这样一来，就否定了一些学者所说的关于屈原《九歌》的名称来源于楚国民间祭祀音乐这一观点。

那么屈原所作的《九歌》名称从何而来？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九者, 阳之数, 道之纲纪也。”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牵强。“九歌”一词曾出现在《山海经》中：

西南海之外, 赤水之南, 流沙之西, 有人环两青蛇, 乘两龙, 名曰夏侯开。开上三嫔于天, 得《九辩》《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 高二千仞; 开(启) 焉得始歌《九招》。

这段文字记载了夏启曾三次乘龙飞上天，将属于天界的《九辩》《九歌》记录下来，使得它们流传于人间。这是一则神话，其内容想必是人们出于想象而编造出的，但我们仍能从其中推测出当地人民心中“九歌”的形象，正如褚斌杰《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一文中说：“其实《九歌》应该是早期的原始歌舞，经夏初改变而流传。”

令人奇怪的是，在另一些记载中，夏朝的《九歌》似乎是一种用于教化的文体。如《尚书·大禹谟》中的内容：

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 政在养民, 水、火、金、木、土、谷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 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 劝之以《九歌》, 俾勿坏。

这里对于《九歌》的表述，已经与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完全不同了。这里的《九歌》据说是大禹提出的一种作为礼乐教化的手段。《左传》中的说法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谓之九歌” 。《九歌》成为了对“九功之德”的歌颂，与《尚书》中的记载有相似之处。在这些文献中，《九歌》似乎是一组教化、诵德之歌，与《离骚》中“娱以自纵”的《九歌》大相径庭。

这是因为儒家将禹视作“圣人”，因此改写了关于禹的传说，将神话中禹所“得于上天”的原始歌舞“九歌”变成了用于教化、歌功颂德的“九德之歌”。我们可以说，原始《九歌》的传说在其流传过程中被“儒家化”了。《尚书·大禹谟》虽是后人托古伪作，自然也是受了儒家说法的影响。

屈原在其他作品中，也提到过原始《九歌》。比起《尚书·大禹谟》中“儒家化”的《九歌》，屈原作品所写的可能更接近于原始《九歌》的本来面貌。如：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偷乐。

启《九辩》与《九歌》兮, 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港。

这些内容能够说明，屈原接受了夏启乘龙飞天得《九歌》的神话传说。并且在屈原心目中，《九歌》是“夏康娱以自纵”以至于不顾及国事后患、最终导致亡国败身的音乐。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楚辞·九歌》的名称，原本不是屈原所起。因为屈原十分清楚“九歌”本为夏朝的娱乐乐曲，并将它定义为“亡国之音”，因此他绝不会张冠李戴地将自己加以改编、源于民间祭祀音乐的一组篇章硬加上“九歌”这一名称。

那么究竟是谁为《楚辞·九歌》定名的呢？现代学者聂恩彦认为，这是第一次编辑楚辞的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淮南小山等人所为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他曾与他的门客淮南小山等人收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了最早的楚辞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先秦的祭祀音乐、歌曲经过战火已经无人熟悉。“周存六代之乐, 至秦唯余韶舞而已” 。到了刘安的年代，更是如此。《汉书·艺文志》中有相关记载：

故自黄帝下至三代, 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 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 周衰俱坏。乐尤微妙, 以音律为节, 又为郑卫所乱, 故无遗法。汉兴制民, 以雅乐声律, 世在乐官, 颇能纪其铿锵鼓舞, 而不能言其义。

因此，聂恩彦在《〈楚辞·九歌〉名称考释》一文中说：

淮南王刘安等人,不仅没有认真地考察夏乐《九歌》和《楚辞·九歌》之间有无一定的关系, 就在崇古思想的支配下, 用张冠李戴的方法, 把他们收集的, 经过屈原加工修改的, 体现沅湘地区信鬼好祀风俗的民间祭歌十一篇诗, 加上了夏乐《九歌》这个总标题。

由此可知，楚辞中《九歌》的名称根本不是屈原所起，而是后人在崇古思想的影响下，为其硬加上去的。既然该名称并非屈原本人所拟，则读者应从全组诗歌之命义着眼考虑《国殇》《礼魂》二篇之归属，而不必拘泥于“九”之成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