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李晓红回忆汪德迈：一位治学严谨、厚道不张扬的教师，

汪德迈｜庄子对语言与文字的评说

庄子对语言与文字的评说

——以《老子》和禅宗公案故事为对比

汪德迈

《老子》（又名《道德经》）的语言是通过否定的论述方式叙述的。庄子也有他的评论语言，他用的是肯定的语调，即以隐喻方式讲述“寓言”,借用寓言来阐明他的主张。他的语言是超越了普通思辨性的神秘性语言。禅宗的体系承袭了庄子学说，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曾将庄子“寓言”系统化地改编为“公案故事”（禅宗文化），但其实庄子“梦蝶”故事已经是公案故事，它唤醒了人们对存在与非存在的认识意识。

本文从老子之道、庄子之道及禅宗之道的共通性与相异性展开，从《老子》中运用的语言谈到《庄子》用寓言阐述的“不可道”之道。我认为语言文字本身只是工具，最根本的是直指大道、直指本心。《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与《老子》在同一条线上，但更深刻。《老子》拒绝文字，认为文字不可以解释“道”；庄子并未拒绝文字，他说文字可以用，但要用语言来谈；比庄子更深刻，不但拒绝文字，也拒绝普通语言的是禅宗公案。禅宗公案语言比《庄子》语言更深，它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在文字、书画等形式中的诙谐、怪异等表现方式与《庄子》寓言在语言上的悖论有相似之处，《庄子》寓言悖论导致佛教禅宗公案先验性。

《老子·第八十一章》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文字是不可靠的，所以应该取消文字，应该回到以前处于自然状态之时，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只需要用手势即可。《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语言毁坏了“无为而治”的“自然”与“道”。《老子》理想的状态就是无文字、无政府的“小国寡民”。道家只需要“小国”即可，因为道家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e）的。这些理论与儒家的理念完全相反：儒家非常佩服文字，道家看不起文字，他们认为文字是错的东西，是人们不承认的、假的东西，是人们刻意创造的。所以说，道非常道，不可言，可言的不是真的道。

《庄子》对语言文字的评论又进了一步，将语言分为三个层次，即“卮言”“重言”和“寓言”。“卮言”指人们喝酒时相互交流，给人以美感的语言；“重言”指重复援引或摘录古人的言语；“寓言”（allégorie）以虚构的故事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庄子用“寓言”阐述“不可道”之道。所说的“道”不是真的“道”，真的“道”不会有“话”。儒家重视文言，道家抛弃文言。中国的文化叫“文”，道家拒绝文化，要恢复“自然”，因此他们也拒绝文字。因为“话”不能表现真的东西，要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其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用来表现文字不能表现的东西。后来的禅宗也用庄子对待“话”的态度来对待“语言”，因此禅宗也拒绝语言，“不立文字”。

《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连“道”都不是恒常不变之“道”，更何况“名”呢？“名”如果可以用辞或文来命名，那它就不是“常名”。《老子·第十一章》认为车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同样道理，“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个毂的空洞里，要让轮子运动——有中心空的轴心，才有车的作用。《老子》强调常理，于常理上赋予实物以坚实存在的积极意义，以虚无反论之。《老子》并不论“道”，而论本来无理性的“道”的论法。这种辩论语言的意思不同于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的论法仅仅关系到逻辑问题，而老子的论法关系到现实，这是“本体论”（ontologie）的思路。这些语言我认为没有尊重现实。老子的批评语言中所体现的理想国家是不要文字的，他认为应该回到结绳时代，即“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庄子深化了《老子》的理论。他认为，不可解释的“道”可以用一种办法解释，即通过“寓言”来阐述不可言之事。比方说，《逍遥遊》一章谈的就是与道相融的具有精神超越性的自由。这则寓言借鲲鹏乘风翱翔于整个宇宙来隐喻自由。隐喻不是普通的比喻，鲲鹏是超现实的比喻，关系到超越（“形而上”）之道。寓言不是神话，神话是可以解释的历史事件，《庄子》中简洁的比喻是不可解释的东西。

《老子》还没有从神话思想中完全解脱出来，如《老子·第六章》谈及宇宙起源时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即是证据。

庄子认为语言文字仅仅是工具（用来表达意思），所以不值得重视：“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的理论走得更远，他的“寓言”就是导致佛教禅宗公案先验性的悖论。禅宗自称“不立文字”，而用一针见血的“寓言”直指大道，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就是公案。禅宗公案是自相矛盾的，它会唤醒人们，启迪人们反思，使其顿悟；它有时有故意的、令人震惊的、超越普通的言论。如《五灯会元》里记载，僧问文偃：“如何是佛？”文偃答道：“干屎橛。”此话不合常理，但却是云门宗之祖云门文偃禅师对某僧之“如何是佛”一问所作的机缘语句。“干屎橛”指拭人粪之干橛片，乃是污秽之物，而佛为清净身，云门以不净之物答清净身之问，乃示人当离净、不净二见，以纯一无杂之心参究。《庄子》中亦有相同叙述：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其文虽异，其意一也。此类悖论最初有一佳例，《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梦蝶”寓言所告诉人们现实中的梦之幻觉与梦中的现实之幻觉是难以区分的。我们以眼、耳、鼻、舌为媒介来认识世界，并以这些感官认识来确认世界的状态，人们无法确认超越这一种感官性认识的具有真正本体性的理性，亦即“道”。此一明了，便顿悟成佛。禅宗画家喜欢用一种诙谐、怪异的画法来画佛与和尚的像，梁楷的画就是公案编程之典型例证，如《泼墨仙人图》，画面上形象是一位袒胸露怀的“仙人”，宽衣大肚，步履蹒跚，憨态可掬，像行走在云雾之中，其脸部的眉、眼、鼻、嘴拥成一团，下巴胡子邋遢，似乎形象猥琐，但却尽脱俗相，透出傲骨仙气。梁楷作品中的僧侣形象，是除去佛教长时间发展中种种礼仪束缚而直接体悟佛的根本精神的人物形象。梁楷正是借用这一仙人形象，来传达对传统修行、打坐、静默等形式的反抗，主张外在的自由：即心是佛。

与道家老庄及禅宗相对的是儒家。儒家的礼制模仿自然界运动规律，如同四时周期性运动。他们认为要使社会安稳，应当模仿自然。儒家之道重视礼仪，认为基于自然之法的礼仪应作为社会基准，因此他们尽力创造礼仪。

道家拒绝礼仪，他们不要人为制度，要从人的机制中解脱出来，认为人与自然间不需要媒介。他们希望直接融入自然，回复到纯粹的自然界。道家强调的尊重自然并没有模式，只是简单地要求回到自然。建立大国需要政府与制度，道家希望抛弃制度及政府，所以只需“小国”即可。

儒家重视起源于占卜技术的文言，认为文言可以表示“道”的道理，认为“道”的道理不会错。他们借助文言建立礼仪制度，并用周代典籍遗产尤其是文言精华编成“五经”。相反，道家不要人为机制，看不起文字。他们拒绝“五经”，更不要杜撰的描写礼仪的文字。道家编撰另外一种经——《道德经》，即《老子》。其开篇就阐述了“文”的不可辨别之理：“道可道，非常道。”“道”指道家谈论的道理，不可用语言表述。道家认为儒家所谈之论会使“道”变质。《老子》阐述的不是真正的“道”，它辩论的是本无理性的“道”。因此，老子所论述的语言纯属解构性语言（déconstruire）。他们用与常人相反的“辩证”逻辑：老子倒骑牛背的象征意义完全颠覆了事之常理；认为最弱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强调陶器最重要的是中空，作壶之用的陶器指的就是里面的虚空，这些都取用普通句子的反意。《老子》用无法解释的话语解释，《庄子》用语言解释。

（汪德迈《中国文化探微》第83—87页，商务印书馆2023年4月版）

作者简介：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法国著名汉学家。早年就读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巴黎），于1948年获得中文业士学位，1950年获得越南文业士学位（相当于高等学校毕业证书），1951年获巴黎大学哲学硕士与法学博士。

1962年获得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硕士，提交研究中国法家思想的论文：《法家的形成——古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形成研究》。197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提交研究古代中国行政机构的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与礼仪——王道》。

1966年至1973年，他被任命为普罗旺斯埃克斯文学院新开设的中文系负责人，并在此开始了汉语教学。1973年至1979年，汪德迈任巴黎七大东亚教学与研究单位负责人；之后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儒家思想史，直至1993年退休。

1980年获得由法兰西学士院铭文与美文院颁发的“儒莲奖”，2016年荣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