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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金丰碑人物之杜润滋

杜润滋(1902-1933)，原名杜自生，陕西省米脂县人。1921年毕业于米脂县立高小，后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5年夏经杜斌丞介绍到北京，入共进社举办的升学补习班学习，接触进步学生，阅读《新青年》等革命进步书刊，思想受到了启发，被推举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6年3月18日，陕西旅京学生参加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同反动军警进行英勇搏斗。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面对李大钊、王荷波、范鸿颉等中共北方区执委会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杜润滋毫不畏惧，面对白色恐怖继续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1928年2月被选为中共北京东区区委委员兼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4月，中共北京市委又遭破坏，6月新的北京市委恢复后，杜润滋被增补为市委领导成员，先后负责秘书处和出版发行工作。根据北京市委决定，为了惩治叛徒，组织并领导了隶属北京市委领导的特务队。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杜润滋赴宁夏城(1944年改城为市，定名银川)，以宁夏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辟工作。到宁夏后，杜润滋联络从陕北派来的中共党员，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恢复中共宁夏地方组织，组织宁夏中学师生反对校长徐宗孺压制民主的运动。徐向警方告密后，警方以"共党煽动闹事"为由，将十几名学生逮捕入狱。杜润滋组织学生举行抗议游行，公开揭露徐宗孺勾结警局镇压学生的罪行，并以探监方式动员狱中学生绝食。宁夏省政府怕事态扩大，遂下令释放被捕学生，把徐宗孺调离宁夏中学，斗争取得了胜利。然而事隔不久，由于身份暴露，宁夏警方以"邮局查出嫌疑文件多份"为借口，将杜润滋逮捕入狱。

在狱中，杜润滋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向难友宣传革命道理，经过争取、教育，使看守长的儿子为监狱内外传递情报。由于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和法院未掌握杜润滋是共产党的证据，经杜斌丞多方营救，于1932年3月被无罪释放。

杜润滋出狱后即赴甘肃寻找党的组织。5月在兰州，先后遇到了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甘肃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焦维炽和靖远驻军甘肃警备第三旅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张东皎、王儒林等。

在杜润滋等人的帮助下，谢子长、焦维炽、张东皎、王儒林决定，筹划举行靖远起义的第二次行动。谢子长通过其与邓宝珊、杜斌丞的私人关系，筹集到部分经费和枪支弹药，并动员在兰州领取枪弹和军装的王子元部连长杜鸿范(杜斌丞之子)投身革命，将其所领到的枪弹和军装全部用于起义行动。

5月25日，参加靖远起义的七十余人从兰州出发，由黄河水路东下，继续走旱路爬山越岭，来到靖远向水泉挺进。30日，杜润滋、王儒林等在靖远水泉堡(今属平川区)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杜润滋任参谋长，邬逸民任秘书长，姜耀任大队长;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杜鸿范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东皎任司令员，第三支队王儒林任司令员。共有队员二百多人，有长枪近百支和若干支短枪。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使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子元极为恐惧，急派步骑一营前往水泉"围剿"。谢、杜事前得到情报，部署三个支队抢占高地迎战，打得王部溃不成军，击毙了营长周维邦。游击队乘夜北进，在海原(属宁夏)园子河，将部队合编成一个支队，称第三支队。此时，谢子长、焦维炽奉命离队返陕，由杜润滋任第三支队政委，仍兼参谋长。率领游击队撤离水泉堡，绕道经石门裴家堡、永新雪山寺等地，到达白茨林进行休整。抵达海原县园子河后，计划发动驻扎海原的沈毅民兵步营和靖远城内汪新民的骑兵营起义。因计划落空，游击队取道会宁宋家河畔，经靖远西塬、平滩堡及刘川等地，再次返回水泉堡。

6月中旬，三支队重返水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深得百姓拥护，四周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使这支武装猛增到四百多人。

7月初，国民党陆军第十七师特务第二营进攻水泉，杜润滋等指挥游击队奋勇反击，激战数日，打退敌多次冲锋，终因弹药不济而被围。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冒雨冲出包围，辗转于甘宁边界打游击。不料，游击队的行踪被国民党军第一零五旅旅长治成章侦知，大股骑兵前往"围剿"。游击队大队长郭映珠、参谋长王贵仁牺牲，人员伤亡过多，游击队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水泉起义失败。

7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杜润滋到省委军委工作，杜润滋化装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写了《海原第七支队游击队报告陕甘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工作之教训》，对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产生、发展和靖远兵变的成绩、教训，作了简要陈述。9月，杜润滋奉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军事政治人员训练班。离陕前，省委安排其将报告转呈中央。

上海学习结束后，杜润滋回到陕西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军委书记。在此期间，曾多次派干部去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渭北和陕北游击队加强领导，协助省委组建中共甘宁青特委，加强兵运工作。同年冬，红四方面军入陕前，为陕西省委军委起草了《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告士兵警察书》、《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士兵斗争纲领》等文件，号召国民党军警举行兵变，投奔红军。

1933年3月，由于杜衡左倾错误，重新改组省委，杜润滋不再担任省委委员、军委书记，改任省委巡视员。同月，奉省委指派随中共上海中央局代表刘瑞龙去陕南巡视工作，帮助陕南特委创建红二十九军。

杜润滋到汉中后，先向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陈浅伦、李艮、程得章就红二十九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如何开辟根据地等工作进行了研究。会后，在西乡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工作。

4月1日，杜润滋与孟芳洲、陈浅伦等人一同出席在西乡马儿岩召开的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准备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等问题。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担任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司令的原神团首领张正万带二百余旧部叛乱，包围了联席会议会场。因红二十九军主力外出剿匪，军部驻地守备薄弱，与会人员大多未能冲出叛军包围。

杜润滋与陈浅伦、李艮等主要领导同志于4月6日在磨子坪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