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两国政府签定国境线铁路线协约，

克里米亚战争（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和平会议（Peace Congress）计划于1856年2月25日下午在巴黎奥赛码头边的法国外交部举行。将和平会议的地点选在巴黎，体现出法国重新获得了欧洲强国这一地位。和谈唯一可能的另一个地点是维也纳，那里是1815年条约的签署地，但是维也纳被英国人否决了，因为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以来，英国人就一直对奥地利人外交努力的真实意图疑虑重重。

整个冬天，和平谈判都一直在进行着，到了2月份，当各国代表齐聚巴黎时，绝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谈判的主要障碍是英国的强硬立场，英国并不急于结束战争，因为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他们未赢得一场主要战役，无法让自己的荣誉感得到满足，也无法为巨大的损失做出交代，毕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是法国人的功劳。在好战情绪高昂的报刊和公众的鼓励下，帕默斯顿重申了他在10月9日提出的最低条件，并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不接受英国提出的和平条件的话，英国将继续作战，并在波罗的海发动春季攻势。

尽管他态度坚决，但其实帕默斯顿的要求一直在发生变化。到11月份，他已经放弃了让切尔克斯独立的要求，原因是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那一地区签署条约。然而他继续坚持俄罗斯必须放弃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并且相信只要英国保持强硬立场，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他在2月25日给克拉伦登写信，强调俄罗斯参加谈判时位低势弱，他们敢于反对英国的最新和平条件，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行为。英国的条件是俄罗斯的军舰和武器完全撤离黑海地区，同时俄罗斯军队必须“从其占领的所有土耳其领土（包括卡尔斯）上离开”。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对帕默斯顿的行为感到厌恶，皮埃蒙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干脆把帕默斯顿形容为一头“疯狂的动物”。法国人急于寻求和平，不像英国人那样坚持要惩罚俄罗斯，他们需要与俄罗斯人和解，以实现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未来的计划。法国一直对意大利统一持同情态度，认为可以帮助皮埃蒙特从奥地利那里夺回伦巴第—威尼西亚地区，并将哈布斯堡势力从意大利其余地区清除出去。作为交换，法国可重新占领萨伏依（Savoy）和尼斯（Nice），这两个地区在1792年被法国占领，但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被重新归还给皮埃蒙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或至少让俄罗斯保持武装中立，才能击败奥地利，因此法国人不愿意顺从英国人惩罚俄罗斯的意图。法英两国的主要分歧在于比萨拉比亚的边界划分，各方原已同意俄罗斯必须将这一地区归还奥斯曼帝国属摩尔达维亚公国，然而帕默斯顿却要求更高，提出不能让俄罗斯有任何办法进入多瑙河地区。这一强硬立场得到了奥地利的支持，因为这块地方是奥地利人最大的心病。但同时俄罗斯人也想在谈判中为自己在比萨拉比亚赢得最大权益，他们的筹码是手中的卡尔斯，并且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最终，面临英国和奥地利的压力，拿破仑三世说服奥尔洛夫伯爵接受了一个妥协方案：总的来说，俄罗斯丢掉了他们1812年从土耳其那里夺来的比萨拉比亚的三分之一土地，其中包括多瑙河三角洲，但是保住了比萨拉比亚的保加利亚人居住区，以及战略位置很重要的从荷廷（Chotin）向东南方延伸的山脊。英国人声称获得了外交胜利，奥地利人庆祝多瑙河地区得到了解放，俄罗斯人则感到蒙受了一场国耻，因为这是17世纪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向土耳其人割让了领土。

在其他主要议题上，西方列强在巴黎和平会议前就已经基本达成统一意见，大致以1854年盟国制定的《四点方案》为主导。英国人试图增加第五点，将高加索南部地区（切尔克斯、格鲁吉亚、埃里温和纳希切万）全部从俄罗斯人手里夺走，但是俄罗斯人坚持说他们是依据《哈德良堡条约》占领这些地方的，而土耳其人也同意这一说法。但是，俄罗斯不得不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卡尔斯。俄罗斯还试图减少方案第三点（黑海非军事化）给自己造成的制约，希望能把尼古拉耶夫（位于布格河内陆二十公里）和亚速海排除在外，但未获成功。

《四点方案》第一点关乎多瑙河两公国的命运，谈判期间各方意见你来我往。英国人基本同意让两公国重归奥斯曼帝国所有，法国人支持罗马尼亚自由派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将两公国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诉求，然而奥地利人却一口回绝了这个在自己东南边境外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想法，因为在奥地利境内就有相当数量的斯拉夫少数民族同样有着建国的念头。奥地利人怀疑法国人是以支持罗马尼亚人为手段施压，企图逼迫自己放弃意大利北部地区，这一怀疑其实不无道理。所以虽然英法奥三国都同意中止俄罗斯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并将多瑙河变为一条对商业航行开放的河流（《四点方案》第二点），但在赶走俄罗斯人之后应以什么来取而代之这一点上，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提出让奥斯曼帝国拥有名义上的主权，并由西方列强共同担保，含糊地计划等到将来某个时候再来确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地人民对自己未来的意愿。

至于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这一问题（《四点方案》第四点），盟国代表1月初就在君士坦丁堡会见了首相阿里帕夏和坦齐马特改革派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这两位是苏丹派往巴黎参加谈判的代表。盟国要求高门必须做出姿态，显示正在给予奥斯曼帝国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人口完全的宗教和民事平等，并指出在这一点上盟国是认真的。时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1月9日向克拉伦登汇报了这次会见的过程，但是他本人对土耳其部长们决心改革的表态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土耳其人对外国施压逼迫改革感到不满，相信这么做会削弱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因此真正落实对基督教人口的保护难度很大。土耳其人从来都相信基督徒比他们低一等，不管苏丹通过什么法律，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在短时间内纠正这一偏见。坎宁写道：“我们也许要准备好应付各种拖延，理由可能是尊重宗教反感、公众偏见和无关痛痒的习惯。”他还进一步警告说如果西方逼迫土耳其进行改革，则有可能导致穆斯林行动起来，反对苏丹的西方化政策。作为对盟国代表起草的二十一点改革方案的回应，苏丹在2月18日发布了《改革诏书》（Hatt-iHümayun），许诺给予非穆斯林臣民完全的宗教和法律平等、拥有财产的权利、凭能力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和成为公务员的权利。土耳其人希望通过承诺这些改革，防止欧洲国家进一步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他们希望将《改革诏书》排除在巴黎和平会议之外，理由是这涉及土耳其主权内政。但是作为《四点方案》规定的共同担保苏丹治下基督教臣民安全的五个西方国家之一，俄罗斯坚持这一改革必须放到谈判桌上来。后来俄罗斯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高门和西方列强共同签署一个国际宣言，强调维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权利的重要性。在俄罗斯的对内宣传中，这一妥协被描述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说得也没错，因为巴黎和平会议恢复了圣诞教堂和圣墓教堂的原状，而这正是俄罗斯代表希腊人提出的要求，沙皇曾多次强调这一点。在和平宣言发表的那一天，亚历山大感谢上天实现了“战争原本的核心目标……俄罗斯人！你们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白费！”

最后还有一个一直未挑明的问题：波兰。让波兰从俄罗斯统治下恢复独立，这一议题最早是由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伯爵在盟国外交官圈子内提出的，他是拿破仑一世和波兰的玛丽·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e Walewska）的儿子。在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拿破仑三世想为波兰做点事情，而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符合他建立新欧洲版图、打破1815年格局的理念。最早他支持的是恰尔托雷斯基亲王重建波兰会议王国的想法，这是一个根据《维也纳条约》建立的自治王国，但是其自由受到俄罗斯的侵蚀。在和平会议开始后，拿破仑三世很清楚其他各方都不会为波兰伸张，原来的想法已不现实，于是表示自己会支持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提出的等而下之的条件，包括维持波兰语的地位，保护波兰不被俄罗斯化等。但是俄罗斯代表奥尔洛夫伯爵不为所动，坚称俄罗斯对波兰的所有权不是基于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而是因为在1830—1831年，俄罗斯在镇压波兰起义期间征服了波兰。拿破仑三世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以迫使奥地利放弃意大利北部，因此为了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他决定放弃对波兰的支持。因为这些原因，波兰问题不再成为巴黎和平会议的议题，即使是从来不放弃任何对抗俄罗斯机会的帕默斯顿，也指示克拉伦登不要在波兰问题上做文章。他的解释是：“现在不合适要求俄罗斯恢复波兰王国。”

和平的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克里米亚——电报从巴黎接力传到瓦尔纳，然后再通过海底电缆传到了巴拉克拉瓦。4月2日，克里米亚联军的大炮发出了最后的轰响，纪念战争的结束。

联军有六个月的时间撤离克里米亚。联军撤离后，原来向彼列科普方向撤退的俄军又回到了克里米亚南部的城镇和平原。这里的战场再次成为农田和放牧地，牛群在联军的墓地边游荡吃草。渐渐地，克里米亚从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中恢复过来，塞瓦斯托波尔获得重建，修复了道路和桥梁，但是在其他方面，这座半岛却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最显著的改变是鞑靼人大部分消失了。战争开始时，小群鞑靼人已经开始逃离家园，战争接近尾声时，因为担心联军走后会遭到俄罗斯人的报复，离开的人数越来越多。联军刚开始撤离时，就出现了鞑靼人第一波大规模集体逃离。4月22日，四千五百名鞑靼人从巴拉克拉瓦坐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相信土耳其政府已邀请他们到奥斯曼帝国重新定居。克里米亚当地的俄罗斯官员警觉到鞑靼人大规模逃离将会给农业经济带来冲击，于是向圣彼得堡请示是否应该阻止鞑靼人外逃。在了解到鞑靼人曾在战争期间大规模投靠联军之后，沙皇回复说不要阻止，还说“把这些有害民族从半岛上抹去对我们是有利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重新利用了这一逻辑。斯特罗加诺夫在向当地官员传达沙皇旨意时，把这句话诠释成一道将鞑靼人驱除出去的直接指令，他声称沙皇说的是“有必要”让鞑靼人离开（而不仅仅是这样做是“有利的”）。于是俄罗斯当局向鞑靼人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他们出逃，比如有谣言说当局计划把鞑靼人大批迁移到北边，或是哥萨克人洗劫了鞑靼人村庄，或是当局计划强迫鞑靼人在学校里学习俄语或改信基督教。鞑靼人的农场被增加税赋，村庄被切断水源，从而迫使他们把土地卖给俄罗斯地主。

在1856年至1863年间，约十五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和约八万诺盖鞑靼人（Nogai Tatars），即约占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南部鞑靼人总数三分之二的人口，陆续迁移到了奥斯曼帝国。精确的数字很难统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数字比这个高很多。因为担心这一地区的劳动力流失不断加剧，俄罗斯当局在1867年试图从警察统计数字中计算自从战争结束后，到底有多少鞑靼人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他们的报告表明，有十万四千二百一十一名男性和八万八千一百四十九名女性离开了克里米亚，留下了七百八十四座空寂的村庄和四百五十七座废弃的清真寺。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里米亚战争都是土耳其社会开放及西化的转折点。大批难民从俄罗斯迁移过来，成为奥斯曼帝国接触外部世界的诸多途径之一。克里米亚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新的理念与科技，加速了土耳其与世界经济的整合，极大增加了土耳其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接触。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其中有大批的外交官、金融家、军事顾问和军人、工程师、旅客、商人、传教士和教士，这些人均对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还使得外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急剧增加，导致土耳其在财政上对西方银行和政府产生了依赖性。例如，为支持战争和坦齐马特改革，土耳其的外国贷款从1855年的约五百万英镑上升到了1877年的两亿英镑，令人震惊。战争不仅刺激了电报和铁路的建设，而且催动了“公共观点”的出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战事信息的需求极为庞大，直接导致了新闻写作这一新兴文字类型的出现，报纸和新闻承载了表达公众观点的责任。在1860年代，一批记者和期望进行改革的人士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新奥斯曼人”（Yeni Osmanlilar），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却是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战争还触发了针对以上这些社会变革的反应，孕育了第一波奥斯曼（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新奥斯曼人”相信能够在穆斯林的传统框架内采纳西方的制度，正是因为这一理念，这个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后来“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的“精神之父”，而正是这些“青年土耳其党人”创建了现代土耳其国家。

高门未能实行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在巴尔干地区最为深远。从1858年的波斯尼亚起义开始，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农民将会再次起来反抗穆斯林地主和官员。继续维持米利特系统激发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系列的巴尔干战争将再次把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卷入进来，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将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巴黎条约》没有对欧洲版图造成大的改变。在许多人看来，损失这么多生命，结果却是这样，实在不值得。俄罗斯确实丢失了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但是除此之外，《巴黎条约》只是陈述了一些原则：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完整将由欧洲列强保证，这是国际法中第一次承认了一个伊斯兰国家，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曾特别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对苏丹的非穆斯林臣民的保护由签字各方共同担保，从而废止了俄罗斯声称独自拥有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的权利；确认多瑙河两公国为自治国家，主权归奥斯曼帝国，从而终结了俄罗斯对两公国的保护权；对俄罗斯人来说最耻辱的是第十一条，宣布黑海为中立地区，在和平时期对任何商业船只开放，但不对军舰开放，从而让俄罗斯在其关键的南疆海岸线上失去了使用军港和军火库的权利。

虽然《巴黎条约》惩罚的是俄罗斯，但是从长远看，损失最大的却是奥地利，尽管它和克里米亚战争只沾了一点儿边。俄罗斯一直没有原谅奥地利在1854年倒向英法联盟、采取武装中立的行为，奥地利从此失去了这个保守派盟友。与此同时，自由派的西欧国家又因为奥地利的政治保守，以及在战争期间提出“对俄罗斯软弱”的和平倡议而对它不抱信任。1856年后，奥地利发现自己在欧洲大陆上越来越孤立。之后它在1859年与法国和皮埃蒙特的战争中丢掉了在意大利的地盘；在1866年与普鲁士的战争中丢掉了在德国的地盘；在巴尔干地区，从1870年代到1914年，奥地利也节节败退。

当然这一切在1856年4月尚不明显，奥地利与法国和英国组成三国联盟共同担保《巴黎条约》的实施。三方签署协约，同意任何触犯《巴黎条约》的行为都将构成宣战的理由。帕默斯顿将之视为针对俄罗斯的一个“很好的附加保险和团结纽带”。他认为俄罗斯必将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威胁，希望将该协约扩展为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反俄罗斯大联盟。但是拿破仑三世却不想在反俄罗斯方面走得那么远，自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以来，法俄关系正转向和睦。拿破仑三世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在意大利问题上共同对付奥地利。对俄罗斯来说，法国是最有可能在黑海问题上提供支持的西方国家，在1856年接替涅谢尔罗迭担任外交部长的戈尔恰科夫亲王坚信这一点。自《巴黎条约》签署以后，俄罗斯一直想去除其中让其倍感羞辱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亟须西方国家的支持。法国与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点，双方都想改变历史协议中的规定：俄罗斯想改变1856年《巴黎条约》的条款，法国想去除1815年条约的残余。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可以达成某种默契。

《巴黎条约》刚一签署，俄罗斯就对其条文发起了挑战，集中在一些小问题上，试图在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克里米亚联盟间挑起分歧。1856年5月，他们声称对位于多瑙河三角洲入海口附近、土耳其水域内的蛇岛（Serpent Island）上的一座灯塔拥有主权，派出七名士兵，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登上蛇岛，并在灯塔驻扎。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倾向于允许俄罗斯拥有这个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灯塔，但是帕默斯顿则坚持必须驱逐这些俄罗斯军人，因为他们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权。当一艘英国船的船长与岛上的土耳其人建立联系后，他被告知土耳其人不在意俄罗斯军人待在岛上，反而把他们视为客人，乐于向他们贩卖物资。帕默斯顿不为所动，“我们必须避免阿伯丁政府的失误，不能让俄罗斯扩张的早期行动和迹象在眼皮底下漏过。”他在8月7日给克拉伦登的信中写道。派出炮舰武力驱逐俄军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但是英国驻圣彼得堡全权特使约翰·沃德豪斯（JohnWodehouse）却心有疑虑，不能肯定英国有权这么做，英国女王也有同样的疑虑，因此帕默斯顿不得不做出让步，改而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戈尔恰科夫亲王坚称俄罗斯自从1833年起就拥有蛇岛，并就此向法国提出申诉，于是法国获得了一个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国际调停的地位。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巴黎条约》发出了第二次挑战，这次的焦点与俄属比萨拉比亚和土耳其控制的摩尔达维亚之间的边界线有关。由于制图错误和对地名的混淆，盟国把边境线划到了一座古老村庄博尔格勒（Bolgrad）的南边。在村庄南边三公里处是新博尔格勒（NewBolgrad），一个坐落在雅尔普克湖（Lake Yalpuk）边的集镇，这片湖是多瑙河的水源之一。俄罗斯利用地名上的混乱，声称两个博尔格勒都应归其所有，目的是借此获得对雅尔普克湖的共同拥有权。帕默斯顿坚持边境线必须保留在古村边，因为《巴黎条约》的意图之一是不让俄罗斯占有多瑙河。他呼吁法国保持强硬，在俄罗斯面前与英国统一立场，否则两国之间的分歧将被俄罗斯利用。但是法国愿意向俄罗斯让步以示好，不过他们接着又提议边境线应该沿着新博尔格勒和雅尔普克湖之间的一小条陆地划定，这样的话俄罗斯可以得到更多领土，但是却拿不到雅尔普克湖。在这一事件中，法国再次成为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斡旋者。

1857年1月，各方代表在巴黎开会，很快为两处领土争议提供了解决方案。蛇岛主权确认归土耳其所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控制灯塔；新博尔格勒归摩尔达维亚所有，俄罗斯将在比萨拉比亚的其他地方获得领土补偿。表面上看，俄罗斯在两处领土争议上都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却凭借这两处争议削弱了克里米亚战胜国联盟之间的团结，赢得了一场政治上的胜利。法国人的行为很清楚地表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愿意通过与俄罗斯进行交易以实现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梦想。

在之后的十八个月里，俄罗斯高级官员陆续造访巴黎。1857年，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访问巴黎。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他被赋予重任对俄罗斯海军实行迫切需要的改革。他认为要让落后的俄罗斯舰队实现现代化，与法国合作以获得技术支持是最好的途径，因此把所有俄国造船厂无力承担的订单全部给了法国企业。在前往巴黎途中，他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湾（Bay of Villafranca）做了停留，与撒丁尼亚首相加富尔伯爵达成协议，代表敖德萨海运署（OdessaShipping Company）向撒丁尼亚政府租借了一座装煤站，从而为俄罗斯船只在地中海上提供了一个落脚点。在巴黎，拿破仑三世为康斯坦丁大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还跟他就欧洲的未来私下进行了交谈。法国皇帝清楚康斯坦丁希望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的泛斯拉夫观点与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亲王针锋相对，所以在交谈中故意顺着他的政治野心。拿破仑三世特别提到意大利人可能会起来反抗奥地利人统治，并最终在皮埃蒙特领导下实现统一，还谈到了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发动起义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康斯坦丁非常感兴趣的议题。拿破仑三世表示这两种可能出现的局面都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都鼓励欧洲小国独立。

在康斯坦丁大公的鼓励下，拿破仑三世与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目的是争取沙皇支持法国与皮埃蒙特联军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人开战。1857年9月，两国元首在斯图加特（Stuttgart）会面，在这之后，拿破仑三世对获得沙皇的支持充满了信心。第二年7月，当他在普隆比耶尔（Plombières）与加富尔伯爵会面，共同商定作战计划时，他向加富尔伯爵保证已从沙皇那里得到庄严承诺，俄罗斯将支持他们在意大利的计划。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皮埃蒙特王国在伦巴第—威尼西亚战役中打败奥地利军队，领土得以扩大，建立了北意大利王国（Kingdomof Northern Italy），类似1848—1849年间短暂成立的意大利北部王国。在这之后，北意大利王国统一了托斯卡纳（Tuscany）公国，这里原来是直接受教皇统治的教皇国（Papal State），但当时疆土已经缩小。北意大利王国还统一了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of the Two Sicilies），成立了意大利邦联（ItalianConfederation），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长期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拿破仑三世则得到了尼斯和萨伏依作为回报。

但事实上，沙皇并不愿意卷入任何战争。法国同意取消他们对《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款的支持；作为回报，亚历山大二世并未承诺武力介入，而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保持武装中立，在俄罗斯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地区接壤处集结大批军队，以此来阻止奥地利派兵增援意大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以武装中立来支持联军，现在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一模一样的手段来对付奥地利，是对奥地利背叛行为的一种报复。在法国方面，拿破仑三世不愿意在黑海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担心因此破坏法英两国的关系，所以法国和俄罗斯之间无法达成正式协议。但是两国君主在1859年3月签署了一项君子协定：一旦法国与奥地利开战，俄罗斯将持“善意中立”的立场；作为回报，法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为俄罗斯“施展其影响力”。

正是在此协议基础上，法国和皮埃蒙特在1859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他们知道，根据法俄君子协议，当他们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交战时，俄罗斯将会在其与奥地利的边境地区集结三十万军队。如果这样的局面发生在几年前，俄罗斯一定会给予奥地利军事支持，反击法国推翻《维也纳条约》的任何企图。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一切。

在拿破仑三世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指挥下，法国—皮埃蒙特联军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6月24日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战役中，联军摧毁了由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率领的奥地利军队，这是历史上最后一场交战军队均由各方国家元首亲自率领指挥的战斗。此时拿破仑三世开始担心德意志地区各国可能会派出军队支持奥地利，于是在事先没有取得皮埃蒙特同意的情况下，就与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停战协议。根据协议，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首府米兰都归属法国。接着根据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在普隆比耶尔达成的意见，法国人立刻将从奥地利人那里取得的拥有权转交给了皮埃蒙特。法国与奥地利的停战协议还规定在意大利中部的国家，包括帕尔马（Parma）、摩德纳（Modena）和托斯卡纳恢复君主制，本来这些国家的君主在战争之初就被公众暴动推翻了。这一交易激怒了皮埃蒙特人，却合了俄罗斯人的心意——因为看到意大利独立战争演变成了一场革命运动，让俄罗斯人深感忧心。皮埃蒙特军队接着并吞了这些中部地区国家，同时把尼斯和萨伏依给了法国，作为其一贯支持意大利独立的回报。但是这一领土割让行为遭到了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将军的反对，他是对奥地利作战的英雄，同情革命，而且本人在尼斯出生。在1860年春，他率领手下一千名志愿军“红衫军”（Redshirts）南下开始了一场征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最后将这两个王国统一，并加入了皮埃蒙特领导下的意大利。

1863年的波兰起义将俄罗斯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推到了破裂点。在加里波第的感召下，波兰学生从1861年起就开始游行示威，促使沙皇派驻波兰的总督兰贝特将军（General Lambert）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波兰领导人开始秘密集会商讨战略，一些人支持发动一场联合农民和工人的全民民主革命，另一些较为保守的人士在恰尔托雷斯基的领导下，寻求发动一场贵族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波兰起义的开端是一场自发的反抗俄军在波兰强制征兵的运动，小股武装在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天主教聚居区的森林地带与强大的俄军展开游击战。参加游击战的人，包括许多“朱阿夫死军”（Zouaves of Death）成员，他们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作战过。“朱阿夫死军”由弗朗索瓦·罗什布吕纳（FranoisRochebrune）创建，他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军朱阿夫部队里的一名军官，还曾在1857年作为英法联军中的一员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定居在归属奥地利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Cracow），在当地成立了一所击剑学校。波兰朱阿夫部队的士兵身穿胸口绣着白色十字架的黑色制服，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使用的是从克里米亚战场上获得的米涅来复枪，他们誓言宁愿战死也不向俄军投降。

一个革命政府在华沙秘密成立了，宣布“所有波兰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向欧洲国家恳求支援。教皇庇护九世下诏为天主教波兰反抗东正教俄罗斯进行特别祈祷，并积极地在意大利和法国煽动对波兰起义者的同情与支持。拿破仑三世想派遣军队从波罗的海登陆支持波兰革命，但是被英国人阻止了，担心因此触发又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最后因为法国发动了对墨西哥的入侵战，才无力派兵前往波兰。西方列强为维护波兰起义而进行的外交干预让俄罗斯感到愤怒，特别是法国的行为被俄罗斯视为一种背叛，因此俄罗斯更是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波兰起义。俄军在各处焚毁整座市镇和村庄，几万名波兰男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几百名起义者被公开绞死。

在波兰起义之初，俄罗斯就已经开始疏远法国，恢复了与普鲁士的联盟。普鲁士是参与瓜分波兰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支持俄罗斯镇压波兰起义的国家。两国之间有着军事协议，允许俄军乘坐火车通过普鲁士境内。亚历山大二世一向对自由派的法国心存疑虑，普鲁士看来是一个更为可靠的保守派盟友，可以共同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俄罗斯给了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相当多的支持。早在俾斯麦于1859—1862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时，其保守主义立场就已经引起了沙皇的注意，俾斯麦也极为重视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一直支持普鲁士的对外战争，包括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以及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到了1871年，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而法国则刚刚战败。在德国的支持下，《巴黎条约》第十一条终于被取消，俄罗斯可以开始重建黑海舰队了。在《巴黎条约》签署后的十五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国际局势已面目全非：拿破仑三世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翻，流亡到了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势力和地位下降了；两个新兴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成立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种种考虑和激情已经烟消云散。

《巴黎条约》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备受挫折。除了损失了黑海舰队、割让了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外，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也不再有任何威望，18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获得的利益丢失殆尽。一直要到1945年，俄罗斯才恢复了其在欧洲的主控地位。

黑海非军事化对俄罗斯来说是战略上的重大打击，如果俄罗斯再与土耳其交战，土耳其可以请求英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舰队进入黑海，而俄罗斯却没有能力保卫自己易受攻击的南部海岸。摧毁黑海舰队、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军港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羞辱，被强制解除武装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未发生在任何一个强国身上，即使法国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惨败后也没有被迫解除武装。俄罗斯遭受的对待在欧洲协调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欧洲协调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保证一个强国不会被其他国家羞辱。但是盟国在对待俄罗斯时，并没有将其看作一个欧洲强国，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半亚洲（semi-Asiatic）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期间，法国外长瓦莱夫斯基曾询问英国代表团，如果在俄罗斯黑海港口设立西方国家的领事馆以监督黑海非军事化的执行，这样做对俄罗斯来说会不会过于羞辱了。英国驻法国大使考利勋爵坚持认为不会，他指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也对中国强加了类似的条款。

在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军队信誉扫地，突出了对国防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迫切性，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包括建设铁路、工业化、健全的金融系统等等。战争部自尼古拉一世以来一直受宠，现在风头被财政部和内政部盖过了，当然政府开支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用于战争部，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长期以来的国家形象——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忽然粉碎了，俄罗斯的落后暴露无遗。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呼吁改革的声音，每件事均遭到质疑。克里米亚战争这场灾难暴露了俄罗斯各个机构存在的问题，不光是军事指挥上的腐败无能、海陆军技术上的落后、因道路不佳和缺乏铁路导致的长期存在的补给困难，还包括军队主要组成分子农奴的恶劣生存条件和教育匮乏、农奴经济无法支持一场对手是工业化国家的战争，以及世袭制本身的失败。批评者将矛头集中在尼古拉一世身上，是他傲慢执拗的政策导致了这场灾难和无数生命的消逝。

克里米亚战争强化了俄罗斯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反感。西方国家选择和土耳其站在一起，让俄罗斯人觉得受到了背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国家联盟与穆斯林共同作战，打击另一个基督教国家。

在西方国家面前遭受挫折之后，俄罗斯转向亚洲实现其帝国规划。对于巴里亚京斯基和战争部来说，打败沙米勒之后，高加索可以作为一个跳板，让俄罗斯征服中亚地区的独立汗国。戈尔恰科夫亲王和外交部对这一想法就不那么积极，担心这一扩张主义政策将破坏他们与英国和法国修好的努力。沙皇先是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间犹豫不决，进而在1856—1857年间开始接受俄罗斯的使命在亚洲，而英国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唯一障碍这一看法。受到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双方互相极不信任气氛的影响，“转向亚洲”的观点成为俄罗斯在“大博弈”时期，即双方在中亚争夺主动权时各项政策的出发点。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切尔尼亚耶夫和伊格纳季耶夫成为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人物。除了转向亚洲之外，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战败做出的另一个反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盛行，俄罗斯人对欧洲各国的反感演化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在新沙皇统治下，言论审查有所放松，于是一大批新创办的泛斯拉夫刊物开始强烈批评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因为尼古拉一世的正统主义原则，让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尔干基督徒成了维护欧洲协调的牺牲品。“为了维护欧洲的平衡，”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波戈金在1859年1月初的几期泛斯拉夫刊物《风帆》（Parus）上写道，“一千万斯拉夫人被迫在最残忍的独裁统治、最恣意的狂热、最绝望的无知的桎梏下呻吟、受虐、煎熬。”在戈尔恰科夫放弃了正统主义原则之后，泛斯拉夫主义者再次呼吁政府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在土耳其统治下寻求解放的行动。有些人甚至声称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俄罗斯应该发挥领导作用，把欧洲所有斯拉夫人统一起来。这一想法最早由波戈金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提出，并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多次重复提到，每次都变得更为执着。

在巴尔干实现泛斯拉夫理想的焦点最早在塞尔维亚。1860年，一个欧洲化但依然专制的米哈伊洛亲王（Prince Mihailo）复辟上台，这被视为俄罗斯的成功、奥地利的失败。俄罗斯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亲王希望俄罗斯能够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担心如果塞尔维亚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独立，将更加可能受到奥地利或是西欧国家的影响。在写给俄罗斯驻布加勒斯特领事的信中，他强调“我们在近东的政策是直接向塞尔维亚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让它有机会成为巴尔干地区运动的排头兵”。伊格纳季耶夫则走得更远，呼吁立刻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东方问题。他支持米哈伊洛提出的方案，呼吁俄罗斯政府支持塞尔维亚发动一场反抗土耳其的战争，并帮助他们和保加利亚人一起建立一个邦联，然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都可以加入。

到了1876年秋，战争的狂热已蔓延到俄罗斯宫廷和政府部门。当时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正面临挫败，向俄罗斯急切求助。沙皇在收到消息后，向高门发出最后通牒并开始集结军队。这一动作足以让土耳其人停止进攻，塞尔维亚也马上与土耳其达成了和平。俄罗斯接着提出要求，希望保加利亚也能获得自治权，但是土耳其没有接受。此时奥地利因为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战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利的承诺，决定保持中立。俄罗斯没有了这一后顾之忧，在1877年4月再次向土耳其宣战。

西方列强决意阻止俄罗斯将其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地区，于是在柏林举行和谈（Congress of Berlin）以修改《圣斯特凡诺条约》。英法两国主要反对的是建立大保加利亚，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用意是威胁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

柏林和谈终结了俄罗斯的泛斯拉夫梦想。伊格纳季耶夫沙皇驻君士坦丁堡特使的职务被解除了，不得不退休。迪斯雷利带着“和平荣誉”从柏林回到伦敦，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对英国议会表示，《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和《塞浦路斯协议》（CyprusConvention）将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保护英国及其通往印度的海路。但是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从很多方面来说，因为对许多边境争议采取搁置态度而没有加以解决，柏林和谈为未来巴尔干地区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许多种子。最主要的问题是，东方问题的根本，即“欧洲病夫”土耳其，并没有得到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