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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至1925年睢县旧社会面貌完整纪实，六大豪绅压榨百姓

睢县老区人民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下，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饱尝天灾之祸，兵燹之苦，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老财手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全县出名的大地主有汤（城里汤永洵），王（王行王祖辉），袁（余庄袁芳芝），蒋（祥府砦蒋茂功）；南刘（平岗刘效科）北马（伯党集马振声，原属睢县）等六大豪绅。

他们的土地均在1000亩以上。尤其是马家拥有土地3000余亩，养有家丁200余名，行动车马蜂拥，打手成群，买地时以方便耕种为名与其地界相邻者，不管卖主是否同意，其走狗只要指地就立约，强行廉价收买。马家地租规定一亩地一年二季缴租50斤（解放前每亩地收一百斤粮食，就是大丰收），每季不管旱涝风雹，收入多少，一次要缴清，契约期限一定8年。收租时大斗进，风车扇，到时缴不起租，就被扣押在马家地牢里。至于高利贷更是花样翻新，一次不还，利上加利，群众称之为“驴打滚”折算，穷人欠债年年不断。因此群众称马家父子为“大闫王”“二大爷”“三判官”“四糊涂”。

城里蒋家和王行姓王的结婚，其嫁妆配送前面已到王行、后面刚出县城。45里长途送嫁妆大队不断。

付路嘴袁襄（袁芳芝后人）1922年任河南伪参议时，一人娶10个老婆，还仗势强占农民许多财产、庄田。

平岗刘效科，其父给地主管账，用其讹诈手段，开始买地30余顷，后靠欺诈成为城南大户。

陈洼村地主张和平，有地30顷，全村100户全是其佃户。有一佃户因犁地时犁掉一株庄稼，被其活活打死。并霸占强奸农民妇女无数，群众忍冤不敢告发。张和平说：“中国管不了咱爷的事，要告除非到外国，我四指小贴送衙，甲保长也保不出来”。

睢县老区当时有一首歌谣：生活睢县地带乡/十有九年闹饥荒/一年累到头/身上晒出油/糠菜半年粮/稀糊涂喝不上/不提生活不心醉/提起生活泪连连/忙一春、忙一夏/到了冬天没恁啥/地主欺，官府压/土匪恶霸是一家/勾结一起害人民/终年生活象牛马/。

随着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朝廷曾推行了一些所谓“新政”。在睢县唯一得到实施的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城内洛学书院建立了睢县高等小学堂，由冯奠华任学堂堂长兼教员。清朝统治者的“新政”在睢县只不过是“集地方款项，敷衍皮毛”。而客观上却为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睢县进步人士：齐真如、马变山、苗铁峰、袁方之等人先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睢县老区人民深受鼓舞。但是好景不长，1912年3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至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完全丧失，民国初年睢县出现的一些好的政治局面被破坏。马变三、苗铁峰等同盟会员为积极维护革命成果，响应南方革命势力的倒袁运动，召集睢县以南知名人士，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马变三不幸被反动当局溺死狱中，苗铁峰也遭到北洋军阀的通令缉捕。

从1914年至1922年5月，赵倜任河南督军期间，扩充武力，搜刮民财。1920年，赵倜等大官僚为了大量捞钱，改捐税征银折包法为征收大洋，议定每丁银钱一两，改征大洋二元，加收火耗费二角，乘机勒索。睢县劣绅平岗“南刘”刘孝秉见有利可图，开办了“原生德”钱局，接着“北马”伯党集马振川又开办了“元泰隆”钱局。在兑换大洋中，他们克扣群众大量钱财尽入私囊，群众忍气吞声。军阀穷兵黩武，连年混战，为筹军费，苛捐杂税连年巨增，财政混乱，致使睢县经济萧条，溃兵土匪时常乘机骚扰，民不聊生，暗无天日。

1926年3月，直系军阀的爪牙牛登仁进驻睢县。牛登仁，字寿山，乳名牛朋，原籍正阳人，清末随父亲来到睢县，在龙塘岗名为开设粮行，实则贩卖毒品，因而发了横财。牛登仁手中有了钱，就到吴佩孚部下李鸿翥那里，花几千元买了个空头营长。他回到睢县以后，勾结劣绅孟芳磷、律师罗殿卿、车马局长汤原巡，在农民的田赋丁银上附加枪炮捐一元，以扩大实力购买枪炮。从此，睢县人民除了负担地方的行政费、公安费、建设费、教育费、自卫费等多如牛毛的捐税外，捐税也由原来折洋2.2元增加到5元以上。更为甚者，田赋丁银提前预征，从1926年起，预征到1936年。人民负担沉重，地方治安混乱。牛登仁部驻城是兵，下乡是匪，兵匪不分，睢县人民群众十室九空，贫困交加，度日如年，就连中小地主也惶惶不可终日。睢县人民向何处去，“五卅惨案”像一声惊雷，睢县老区人民开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