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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观今，用历史事件和教训来指导今天的生活和选择！大家好，我是借古观今。

炎炎夏日，大家变身各种宅男宅女，能不出去的时候就绝不会动腿，能装死的时候就绝不会下床。

那么，在古代，我国夏天有多热？最热的夏天出现在什么时候？关于夏天又有哪些故事呢？

（一）科普温度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

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其他三个总是交替出现。

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明显多于寒冷期。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二）唐宋之热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

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热，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

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即“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这一杯水相当于现在的10元人民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三）苏轼之死

宋元祐八年(1093年)，大宋朝廷因掌握实权的高太后去世而风起云涌，各派势力权斗激烈，最后旧党大臣们失势，苏轼被新党大臣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又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隔了几年，他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尚未开发，文化落后不说，还道途偏远，湿热异常。

后来逢宋徽宗上台，徽宗皇帝爱苏轼之才，加之正赶上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的朝廷大赦，于是特别恩准苏轼北归。

但是此时的64岁的苏轼已经很老了，身体极差，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又正赶上常州（今属江苏）夏季高温，终因旅途劳顿、中暑去世。

（四）赵明诚（李清照丈夫）之死

赵明诚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他最让世人知晓的身份应该还是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苏轼去世的这一年，他在父亲的主持下，与李清照结婚。

婚后的赵李二人夫唱妇随十分恩爱。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金兵开始南侵，时局动荡，家中财物丧失殆尽。

为了能够养家糊口，赵明诚急需出仕为官。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赵明诚接受朝廷任命出守湖州。赵明诚冒着六月的酷暑奔赴建康(今江苏南京)，准备觐见在此避难的宋高宗。

此时的建康高温肆虐，赵明诚赶路心急不注意防暑，才几天就中暑病倒，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年仅49岁。

（五）郑成功之死

南明永历十二年至十四年(1658年-1660年)，郑成功三次出兵抗清，在福建沿海取得多次胜利。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经激战，终于将台湾收复。

就在郑成功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1662年），他却突然去世，年仅37岁。根据当时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续集》记载，郑成功之死，是因为天热中暑，突发不适，6月23日，这天正是夏至前后，医生“投以凉剂，是晚而殂”。

（六）明清之热

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的传教士（中文名“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而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

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续东华录》）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乾隆《浮山县志》）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乾隆《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和1999年夏季，华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分别为42.6℃、42.2℃，仍然低于乾隆八年的记录。

至于古代夏天的饮食和避暑方法，大家可以去看过前期的文章《夏天你的命是空调、冰镇西瓜和冷饮给的？古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