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风云人生

作者：周秋光

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
　　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这是1937年熊希龄逝世之后，蔡元培为他撰写的挽联。挽联形象地概括了熊希龄由“从政”到“从善”；再由“从善”到“救亡”的人生之路。
　　熊希龄的政治生涯是悲剧性的。虽然他在民国初年曾一度居于国务总理的高位，并有心想在他的任内把中华民国纳入资本主义法制建设的轨道；但是，遭到狡悍的一代枭雄、大总统袁世凯的百般钳制，使他无从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最后带着抑郁、负气的心绪辞职下野。然而可贵的是：在政治上不能有为的熊希龄，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另行开辟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旧中国兵燹迭起、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在全国范围内救灾办赈，并手创驰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孤贫。适逢日寇侵华事起，他又舍生忘死地奔走呼号，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历尽辛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
　　 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字秉三，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厅（今凤凰县）一户三代从军的人家，7岁那年，随父母迁居芷江县城，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熊希龄少有才子之名，年14中秀才，1891年中举，1894年成庶吉士，1897年便怀抱经国济世之志，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
　　那时，他助湘抚陈宝箴锐行新政，如改革书院教育，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报》，组织南学会、延年会、湖南不缠足会，开办各地团练和制订保卫局章程，以及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等，初次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湖南在维新运动中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他是重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并因此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后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罹难，他被指为康梁党徒，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当时他才28岁。
　　1903年，赵尔巽抚湘，因看重熊希龄的才干，遂上奏清廷，为之解脱“严加管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历两年，熊希龄以其才智，不仅办理学务成绩卓著，而且在实业上也作出了贡献。驰名中外的醴陵瓷业，就是他手创。同时在中国的边情外交方面，也多有建议。于是赵尔巽第二次上奏清廷，请免其“永不叙用”，开复原官，发往奉天差遣委用。随即熊希龄又被继任湘抚端方看中，极力保奏他充当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自此，熊希龄的政治桎梏得到解脱，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
　　随五大臣出洋期间，熊希龄曾请他的老朋友梁启超、杨度撰写宪政文章，沟通了梁等与五大臣间秘而不宣的关系。在梁启超开展的立宪活动中，从制订计划、筹措经费到设立宪政会（后改名政闻社），熊希龄都是核心人物与决策者。出洋归国后，他被戴鸿慈、端方奏保，以道员衔外省补用，记名四川，属候补官员，然由于他的杰出才干已广为人知，一时成为内外大臣竞相延揽的对象。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调熊希龄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一年后，赵被调往四川，署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调熊到苏。熊到苏后，两江总督端方与陈启泰争相招致，陈委他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苏属咨议局会办；而端方则委他任督署总文案，兼宁属咨议局总办，还命他办理南洋印刷官厂。他身兼五职，奔走宁、苏两地，又参与筹办当地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兼顾湖南醴陵瓷业，一年四季，碌碌道途，极少回家居住。他的那种兴利除弊、振作创业的抱负，勇于任事，通权达变的才具深为同时人所折服。故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推秉三并时无两”。
　　 1909年4月，度支部尚书载泽因为两年前收到熊希龄上他的一个《论财政书》的呈折，深为他所陈述的8条理财意见所叹服，适清廷清理财政，遂奏请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充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至此，熊已身绾重任，端、陈不敢再留。
　　1909年7月，熊希龄到奉天履任，开始做清理财政方面的工作。次年，载泽兼任督办全国盐务大臣，又奏保熊任奉天盐运使。1911年4月，赵尔巽回任东三省总督，委任熊兼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和奉天造币厂总办。三年间，熊希龄经历了财政、盐运、制币等多方面的锻炼，从一个引入瞩目的实业家，又成了名重一时的盐政专家和理财能手。
　　
　　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黄兴拟推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但孙中山认为熊属立宪派人士，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辞，改用广东人陈锦涛担任，熊希龄未被重用。
　　然而熊希龄毕竟是清末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1月3日，章炳麟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选熊为该会的参议员，该会成员多系立宪派人士和旧官僚。它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宗旨，制订了10项政纲，在维护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等方面，有积极进步作用，但对同盟会则“取嫉视态度”。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改会为党，称统一党。熊与章炳麟、程德全、张謇、宋教仁5人被选为该党理事。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权位后，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深悉熊希龄善于理财，便邀熊入阁担任财政总长，但熊希龄却不愿就任。因为在他看来，民初的财政，不过是烂摊子，“名为财政，一钱不名，不问何等财政大家，亦无从着手。”
　　熊希龄辞意如此坚决，袁、唐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别的人选。可是一则别人也同样不愿就任；二是在袁、唐看来，也实在没有比熊希龄更为合适的人选，因此，尽管熊已力辞五次，他们硬是要把他给请出来。唐绍仪则干脆专程到上海坐待熊希龄答应，并且还电邀张謇来沪“协力劝驾”，到了这种地步，熊希龄不好再辞，只得应允。
　　既经接手财政，熊希龄便集中精力谋求解脱民国财政所面临的困境。而要解燃眉之急，就不得不继续与四国银行团磋商贷款。5月17日，熊希龄与银行团议定了1200余万两的贷款。预付第一批款项后，缓和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却因为借款书上开列了“银行团与财政部各派一人为核算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监督条件”，一时招致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黄兴更指责熊是“违法专断”，“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熊希龄简直成了众矢之的。

于是从5月19日开始，熊便向唐、袁坚请辞职，但袁、唐决不答应。唐绍仪鉴于熊辞职的主因系来自革命党人的“不见谅”，遂于28日致电黄兴陈述利害。于是黄兴又赶紧电熊，劝勉熊希龄继续任事，故熊希龄顾全大局，继续与银行团谈判，希望能够将监督条件取消。然此时的银行团增加日、俄，成了六国银团，地位比过去更为垄断。他们明知中国人反对监督条件，不仅不愿更改，反而提出比原来更为苛刻的条款。9日，谈判中止。此后.熊希龄便再也不愿留任。
　　熊希龄辞去财政总长后，袁世凯改命他担任热河都统。1913年3月，熊到热河就职。在此约4个月，他曾筹划热河建省、修筑铁路和修葺避暑山庄诸要政。
　　热河首府承德是清廷行宫所在地，这里存放着许多清宫故物。熊在热期间，曾延聘前清知名人士设立古物整理清查委员会，将宫物一律编列造册，分别保藏，并会同装运一部分至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但是在清理过程中，淮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希龄“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后来竟被袁世凯利用，捕风捉影，罗织出所谓“热河宫物盗宝案”，生出许多麻烦事来。
　　1913年5月8日，熊希龄以自己“现服军役，理应不涉政治”，宣布脱离共和党(1912年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五政团在上海合组共和党，熊转为共和党成员)。但是不久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又合并组成进步党，不管熊同意与否，还是将他选为名誉理事。
　　19l3年3月2O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国民党与袁世凯剑拔弩张，于是发生了“二次革命”。刚成立的进步党站在袁世凯一边，“促令政府迅速戡乱”，故袁世凯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后，欲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乃利用进步党组阁。进步党的领袖本是梁启超，可是袁对梁存有戒心，怕梁一旦组阁后像宋教仁那样，挟持进步党的国会议员的多数，不便于己，于是他就选择了与进步党有点关系，而又可以控制的熊希龄出来组阁。当然熊希龄是不愿轻易就职的，经袁世凯三番五次电邀，熊推辞不脱，只好从热河来到北京。
　　经国会通过，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受命后，熊内阁却一时难产。按熊的意愿，他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他指的“第一流人才”是梁启超、张謇、汪大燮、杨度等人。梁启超欲长财政，杨度欲长交通，然而袁世凯开给熊希龄的一张总长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只剩下农商、司法、教育三个闲曹让熊支配。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不愿入阁，张謇、汪大燮皆以梁启超不入而相率不出，杨度则以“帮忙不帮闲”而断然拒绝，一时成了僵局。8月26日，熊希龄就总理职。

但他视事一个多星期，这个僵局尚未解开，熊十分不快。可他无法改变袁世凯的意向，只能劝说梁启超：“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梁启超当然不愿看到熊内阁流产，适稍后袁世凯也略有变通，即财政总长改由熊希龄自兼，周自齐任交通，梁于是答应出长司法，张謇、汪大燮遂也同意填补农商与教育两个空缺。9月11日，经国会通过，这个内阁总算草草组成了，阁员9人中，进步党4人，北洋系5人，可以说是个联合内阁。
　　熊内阁组成后，倒是有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它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发布了《大政方针宣言》，对于民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诸大政，都作了详细的论说。要言之，其根本之点在于立足建设。政治上，其主旨在于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经济上，则是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增加关税，裁撤厘金，保护实业，奖励垦殖与私营工商，兴修水利，改良农业，发展邮、电、航、路四政，将中国尽快纳入资本主义建设的轨道。
　　然而，熊内阁的大政方针触犯了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封建军阀独裁统治和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意图，故袁世凯虽表面上表示“赞许”，暗地里却生出种种阻力，使熊内阁几乎无时无事不陷于困境。
　　事实上，袁世凯特命熊希龄组阁，并非看重他的经纶大才，而是利用进步党人来排除国民党“暴烈分子”的愿望，进而为自己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力扫除障碍。其最狠毒的一招，就是在以非法手段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之后，又以非法手段利用熊内阁为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当然，这一手是不易达到的，于是，狡悍的袁世凯便将所谓“热河宫物盗宝案”作为王牌打出来，对熊希龄进行挟制。
　　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达到目的后，进而又想通过“约法会议”制订“袁记约法”，推行“总统制”，决心赶熊下台。袁赶熊下台依然是利用“热河宫物盗宝案”，1914年2月6日，熊向袁呈递辞呈，9日，袁免其财政总长，12日，免其国务总理，改由孙宝琦代理。
　　
　　三
　　袁世凯还需要熊希龄，因为熊毕竟是全国名流，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依然委以职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熊辞职后的数天，袁委任熊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熊未接受；但3月3日，袁委任熊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5月26日，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他却没有拒绝。自谓“卸任国务，即不与闻政治，专以实业韬晦”，盖以煤油矿事属于实业范围，所以他乐意为之。从1914年3月20日开始，他颇费心力地从事筹办全国煤油矿的勘测及其开办诸事。直到1915年秋，当袁世凯野心勃勃地欲登上皇帝宝座，在北京掀起了一股帝制复辟逆浪，他进一步看清了袁的真面目，才打算与袁真正脱离。
　　1915年8月13日，熊借故母亲“病重”，请假离京回湘省视，所有煤油矿事，请派坐办袁乃宽兼代。袁世凯不知是计，当即应准。然到了11月13日，假期已满，熊仍不返京，袁世凯急了。因为袁的帝制闹剧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怕熊希龄在外于己不利，于是一面连连电催入京，一面就从熊夫人朱其慧身上施展手段。其时，袁正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女官额定12人，上设女官长1入，人选颇为慎重。“宜以世家命妇，德望可领袖宫仪者任之”。当时筹备大典诸臣，有的推举现任国务卿孙宝琦夫人，有的则推熊夫人朱其慧。

最后由袁世凯决定，以朱其慧乃“名门淑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俱备，法度容止，可教六宫”，遂确定为朱，随即颁发诏书至熊府，熊氏京中亲友皆视为异数。有此一招，令熊希龄哭笑不得。因家室已在袁氏手中，故熊虽一再延宕，也不得不首途北上。1916年1月16日，熊希龄从湖南返京，袁世凯立即授他为中卿，加上卿衔，恩礼优渥。一时石附马大街熊宅车水马龙，贺客盈门，咸谓熊秉老位授上卿，朱夫人仪同特任，位视宫中大臣，真是“一门双贵”。熊苦笑对来宾说：“内人是一个乡里人，当今任以宫廷职掌，如何能谙新国礼节?”又话中有话地说：“予夫妇蛰居山林，不闻朝事，今日所获，天外飞来。当日任国务院，讥之者谓凤凰集于灵囿；今真凤凰齐飞入上林矣。”
　　正当袁世凯做着“洪宪”美梦的时候，蔡锷等已在南方组织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讨袁。1916年2月3日，贵州的护国军攻入湖南西部，在凤凰、麻阳、芷江一带拉开战幕。此时，熊希龄遂趁机以老母在家乡芷江“被兵情急”为由，再度向袁“请假”回乡迎母。袁知道这是熊的脱身之计，但欣然应允。原来袁世凯见护国军“其势已成，决非武力所能征服”，他需要借重熊希龄为他当使臣，利用熊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到南方“疏通意见，商议调和之策”。当然，他也怕熊一去不返，于是不准他携带家室，意在“质其妻而监视之”。
　　2月8日，熊希龄出京南下。袁世凯深恐他倒向护国军一方，于是3月10日，由政事堂发出申令，任命熊为湘西宣慰使，并拨给现洋6万元，任其所用。熊鉴于家乡惨遭兵祸，老幼死亡载道，情殊可怜，于是他“勉暂担负”这个职位，借“宣慰”之名，以行卫乡救灾之实。并且他暗中策动辰沅道张学济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于5月中、下旬在乾州、凤凰相继独立。直到袁世凯气绝身亡后，6月14日，他方进入北京，随即力请恢复民元约法，表明他始终维护共和的立场。
　　袁世凯败灭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组阁，仍实行责任内阁制。黎、段都想请熊出掌财政，熊坚辞不就。1916年12月13日，黎元洪任命熊为赴日赠勋特使；1917年2月27日，又任命他为平政院院长，往下还有诸多参政要事委之于他，他均一一拒之不受。自涉足政坛以来，他几度浮沉，历经炎凉，从而开始产生了“归隐深山，奉母终养，不再与闻世事”的想法，甚至还表示要“皈依佛教，以出世间”。
　　这年熊希龄才47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尚称旺盛的年龄，对于许多看不惯的或有害国计民生的事情，他还是要过问的。例如，1917年5月1日，当国务院提出对德宣战一案，并将提交国会讨论通过时，他默察时势，认为此事“关系国家将来命运”，“若无戒慎恐惧之心，和平委婉之策，天时人事，变故交乘，必反为国家无穷之害”。因于5月8日致函段祺瑞，希望他不要“一意孤行，酿成大故，以致不可收拾”，“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7月1日，张勋搞帝制复辟，他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力加声讨。

此外，他还极力地调停南北的局势，表现了对于国事仍然难以忘情的一片忧虑焦灼之心。19l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阴雨连绵，山洪暴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5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洪水泛滥各地。报载北自张家口，西至房山，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受灾计达103县，田亩25万余顷被淹，灾民逾600万，如此浩劫，“为五十年来所未有”。
　　 面对如此巨灾，熊希龄良心不忍。他当即奔赴北京，力告政府救灾办赈。可是没想到北洋政府开会讨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
　　 熊希龄考虑再三，“遂不得不勉为其难”。
　　从1917年10月4日开始，熊希龄受命就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他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治水救灾的办事机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并次第制订各项办事规程和章则，以及救灾治水步骤。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熊希龄的赈务、河工两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京畿直隶灾民几乎全活。
　　在从事京畿直隶治水救灾的过程中，熊希龄得知受灾各地留下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儿童无人抚养，于是在各县设留养所170处。留养人数近4万。又专门在北京设立慈幼局两所，收养儿童千余名，这就是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嚆矢。
　　京畿直隶水患平后，所收留的儿童大部分由家长认领回籍，余尚留下200余名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请求大总统徐世昌向前清皇室内务府商洽，指拨已废弃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为基址，建造慈幼院，收留上述无人认领的儿童，另接收北京贫苦旗、汉儿童500余人。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成立，熊自任院长。
　　香山慈幼院办理一年后，熊希龄感到贫苦儿童中不乏天资颖悟者，于是决定造就人才为主。从幼稚园起，次第设立小学、中学、师范。凡经慈幼院收留的儿童，从襁褓起即施以教育。从婴儿园升幼稚园，进入小学后，满12岁即安排到农工实习场从事农作和手工，半工半读。高小毕业，大多数分发到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满3年后技艺精熟，即毕业出院独立谋生，一部分入中等职业班和幼稚师范。少数学业优异者，入普通中学。无论院内院外的孤贫学生，均给以贷款资助升入大学，毕业后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熊希龄除了办理香山慈幼院外，还从事着其他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综计他从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起，历任的各种社会救济、慈善福利的职务计有近20个。此外，他还首倡发起或赞助各种救济组织。熊希龄把后半生的几乎全部心力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造福人群的事业上，表现了他同情劳苦大众、期望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富民强的心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投入了抗日救国高潮。
　　1937年熊希龄于香港逝世。1992年5月，熊灵骨由香港移葬北京香山其生前所营造的墓茔。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毁家纾难

作者：龙儒文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几经宦海沉浮之后，他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以社会名流的地位和身份，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迭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临时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深感“国难临头，已及眉睫”，若不奋起抵抗，“国亡无日”。将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以自己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乐章，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同时，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将军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练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学生军事训练团团长、教官都由冯玉祥派现役军官担任，班主任则由熊希龄的大女婿朱霖担任。同时，他还特意请冯玉祥将军来到香山慈幼院，给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冯将军在风雨操场给全院师生讲演，声泪俱下痛骂日本鬼子，痛骂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大声问道：“我们能不抵抗，甘当亡国奴吗？”熊希龄和全院师生含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10月22日，熊希龄登上香山，遥望东三省，感到“国难亟矣，内讧不息，外侮纷来，暴日恣睢，国将不国”，“香山红叶，昔日遇之欣赏不已，今则情随境变，哀乐悬殊矣。”于是愤笔疾书《满江红·辛未重九后观香山红叶》“以警诸生”：
　　锦绣山河，亘千里，晚霞明灭。悲不尽，群儿嬉戏，火焚安宅。栋析榱崩侨亦压，覆巢碎卵何消说，算只凭，铁血是英雄，俾斯麦。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有男儿几个，懦夫千百。廉颇犹能夸健饭，马援不惜裹尸革。看纷纷，红雨滴苍苔，苌弘血。
　　12月20日，熊希龄与马良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主张抗战的宣言，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三项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坐视沦亡”，马上行动起来“共图抵抗”、“挽回国运”。24日，又与马良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全体委员，“方今强寇深入，国防已破，存亡生死一发千钧”，希望尽快废除党制，组织人民代表机关，“惟望全体委员诸公从速赞同此议，一致通过，克日施行，以符民望而救国危。”27日，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请他们统兵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愿诸公立赋同仇，联集战线，正当自卫，拼死抗争，以护我疆土，以保我民族人格，本会誓为后盾。”29日，熊希龄又与赵恒惕等人组织成立驻沪湖南国难救济会，号召湖南人民“景曾（国藩）、左（宗棠）之遗规，踵黄（兴）、蔡（锷）之殊烈，执戈御侮。”
　　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亲临宋哲元将军的抗日队伍中，对士兵发表宣传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13日，他与马良、章太炎、朱庆澜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严历指责中央政府在大敌当前之时，不激起抗战，“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更若有无。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散处雍容，视同秦越”，强烈要求他们“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
　　
　　“一息苟存，誓当奋斗”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起，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领全军将士奋起抵抗，英勇杀敌。熊希龄2月11日致电十九路军称赞说：“贵军将士为国家保领土，为民族争人格，奋勇杀敌，捐躯赴死，极深敬佩。”他表示要“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希望蒋光鼐、蔡廷锴转告前敌将士，“力捍强敌，保卫疆土。其所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稍后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进行各项善后工作。他在国难救济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筹金方案，按照从前募捐欧战时救济难民及北方五省旱灾救济成案，组织全国大募捐，并仿照陕西旱灾，北平所定“三元钱救一命之儿童证书”的办法，“以助长期抵抗之自卫能力，又使国家轻其担负”。　
　　淞沪战事发生后，熊希龄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1932年2月12日，他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开展全院性的抗日救亡总动员。通告说：
　　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沪上国军捐躯赴敌，敌方压迫，增援不已。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际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机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己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
　　随后，他分别对自己一家人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作了安排：他既已决心出赴国难，决定立即组织全院校务维持委员会以代自己管理一切校务，准备全力以赴为前方殉难将士之遗族，担任统筹抚恤教养之责；其女婿朱霖“本属飞机制造专家，此时应尽其所能以任前方航空队之修造诸工作”，不久去了江西南昌第一飞机制造厂；其女熊芷则“遵其先母（朱其慧）遗意，应即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尽其救护伤兵”。同时，他组织院内200余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助看护伤兵及难民。
　　通告在京沪各大报上刊出后，香山慈幼院师生纷纷向熊希龄递交请愿书，要去前线支援十九路军。熊希龄对师生们的爱国行为十分赞许，并在全院通报收养陶继昌等10几位同学为他的义子，立即组织了一个有30多名师生参加的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举办救护短期训练班。当救护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前线时，熊希龄又派女儿熊芷到车站代为送行。
　　救护队开赴前沿昆山不久，蒋介石调离了十九路军的后防部队，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停战，全国闻之哗然，谴责之声随处可闻。熊希龄闻讯后，立即致电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望坚持抵抗，督促反攻”，以“驱逐淞沪日军出境”。他被上海81团体推为代表，赴北平会见张学良，并致电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呈请“即颁命令，收复失地”。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决心奔赴国难的熊希龄，办的两件事格外令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62岁的熊希龄目睹日军占辽沈，略吉黑，攻锦州，“亡国险象，一时齐现”，他不甘当亡虏，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乃于同年11月，在香山北辛村熊家墓园夫人（朱其慧）墓旁，为自己修了生圹；“一·二八”战起，熊希龄又自撰了墓志铭，曰：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凡相虚妄，焉用佳城？世间儿女，此理莫明，仍其愚孝，谓乃安心。余纵遗属，死难执行，未能免俗，聊后云云。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1932年10月，熊希龄又将自己积攒多年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组成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设总社于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由亲友54人组成董事会管理，负责开办北平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所、北平昭慧民众工校、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芷江彝公图书馆、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一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二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三小学校、芷江双陵第四小学校、凤凰县双陵第五小学校等12项慈善教育事业。所捐财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股票面额银两62000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132077.14元，另外还有42处房地契无原价或领价，有一家股票因故未登记面额无法计价。熊希龄在捐赠说明书中对这些家产的来源作了说明：　　余幼承祖父母、父母之庭训，陶熔造就，以至于今，不敢有所私利，以贻先人之羞，故自前清末以迄于民国二十年，除应得薪俸之外，丝毫未敢别有取与。统计光绪三十三四年各局差薪金一万五千余元，宣统元年至三年财政监理官、奉天盐运使薪金二万余元，民国元年至三年总统府顾问、财政部总长、国务院总理、热河都统薪俸平均三万余元，民国三年至十三年煤油矿督办、总统府顾问薪俸平均十万余元，其在十年内之水灾河工等督办，多尽义务，不领薪俸，以其为社会事业也。又民国十五年十七年，尚有两淮盐商总会会长薪俸，约六万余元，中国银行实业银行董事薪俸，约一万余元，此外则袁项城总统任内赠送迎养川资六千元，靳云鹏总统任内赠送赴湘川资五千元，综计此二十五年中，余所得者共二十四万六千余元。余素不理家人生产，而自奉甚薄，并无他好，其所入者，咸以交之于熊夫人，一切家事，余不过问也。熊夫人即以余之所入，经营公债股票房产等贸易事业。二十五年来苦心孤诣，亏少盈多，今另册之所列各家产，皆熊夫人一手之所经营也。　　熊希龄的这一义举，表明了他矢志于慈善而献身于国难的决心和意愿，深受时人赞誉。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碑，赞扬他：“于举世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
　　熊希龄建好生圹和全捐家产之后，了无牵挂，遂以孑然之身投入抗日救亡。
　　
　　“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
　　1933年元旦，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铁甲车炮击榆关，欲占领长城各口，直取平津。驻守榆关六二六团在何柱国将军“坚决抵抗”的命令之下，奋力阻击，多次打败日军的进攻。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通盘筹划，不久，榆关失守，热河沦陷，灾区既广，灾民尤多。　　同年3月26日，熊希龄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十字会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喜峰口、古北口前线，他有感于“此间军民，均有爱国抗敌之勇气”，遂在平津登报，声明辞去一切救国、政务、社会、学术等团体委员、董事、理事等各职，专门从事救护工作。他平时在乡间主持救护工作，战时则前往前线，“日出于枪林弹雨之中，尽瘁于救死扶伤之事”。
　　熊希龄先组织14个救济队，开赴朝阳、凌源、开鲁、秦皇岛等地，救济伤兵难民。承德失守后，战事扩大，他又重新组织了10多个救济队，由他和许兰洲率领，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泺县及长城一带开展救护工作。他同时设立后方临时医院于北平，设立难民收容所10余处于平、津、察。当长城前线形势日趋紧张，各地难民蜂拥平津之际，他又增设10余处难民临时收容所，前后收容难民5万多人。
　　古北口失守后，我军坚守南天门，战事进行得最剧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熊希龄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往石匣镇，慰问抗日将士，填满江红词赠黄杰将军，讴歌抗日英雄，鼓励官兵战斗到底。词曰：
　　石匣天门，潮河岸，峻崖高瀑。观壁上，雷霆舞击，鹰颤飞逐，马革裹尸芹菜岭，刀锋冲血南香谷。幸三湘子弟擞精神，光民族。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看老罴当道，指挥牙纛。玉璧摧搂惊大敌，渑池奋翼支残局。听讴歌，吾楚有英雄，心诚服。
　　此词歌颂的是抗日将士，但从词中谁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心赤、骨傲、正气凛然。
　　
　　“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
　　熊希龄从长城返回北平不久，即赴南京参加国难会议，因与国民党意见不合，对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不满，乃愤而中途退席北旋，陡发肝疾，几濒于危。1933年5月28日，他以老迈之躯，带病赴沪，为红十字会筹集赈款，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次年10月，他再次奔赴上海，出席全国慈幼领袖会议，旧病复发，经久不愈。在病中，熊希龄痛感山河破碎，身世飘零，夫人已逝，内顾无助，事业无托，倍觉孤寂。病愈后，经女儿熊芷和侄女朱曦撮合，于1935年2月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毛彦文女士结婚。　
　　1937年夏，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赴青岛，主持合办婴儿园事宜，筹备工作刚刚结束，“七七”事变发生，华北战起，熊希龄夫妇无法北返，忧心如焚，无奈之下，于7月21日乘船赴上海。岂料刚抵上海，8月13日，日军再次进犯，淞沪会战点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火焰。
　　是时，熊希龄与毛彦文正住在爱麦虞限路（即现在的绍兴路），日军沿着租界外围攻打南市，以肇嘉浜为界，浜南（属南市区）成了战场，遍地火光冲天；浜北（属法租界）也流弹纷飞，伤及行人。熊希龄的住处，“无日不闻枪炮飞机之声，无日不见房屋被火之光”，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面对亲友的好心劝告，熊希龄义正辞严地说：“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
　　熊希龄留下来以后，会同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救出伤兵1000余人，难民15万多人。另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1000余人，资遣5000多人。
　　 11月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沦陷。熊希龄避居上海租界，精神痛苦异常，决心立即离沪返湘，继续为抗日募捐。只因此时长江航运已断，陆路战事阻塞，无奈于12月16日同夫人毛彦文挤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不料18日抵港后，25日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熊希龄在香港不幸逝世后，湖南省政府派员赴港迎棺，暂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地。蔡元培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并撰联高度赞扬熊希龄，投身抗日救亡的壮举，联曰：“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