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内战:一次价格调整引起的东亚振荡,
从1949到1976: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有人建议划江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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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1949
1949年元旦。
这一年是戊子年,48年前是1901年,那一年是庚子年,这两个年头都是天干地支纪年的起始年——子年。
但有所不同的是,1901年时,八国联军正血洗腐朽没落的清朝京城,而1949年时,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从1949年元旦这一天算起,按照中国的农历,再过28天将进入牛年的春节,我们的革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这一年距离1921年,正好是28年。
时间就是这么巧合,一切都像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这28年也成为共和国成立时的鸣放28响的由来。
1949年也是老人家人生第二个阶段的结束与第三个阶段的开启。
老人家的人生共分为三个阶段:
从1893年到1921年,正好28年,这是老人家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从1921年到1949年,正好又是28年,这是老人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从1949年开始,是老人家人生的第三阶段,然而,第三阶段只有27年,距离28年只差一年。
我们要讲述的历史,就从老人家的第三阶段开始,从1949到1976。
那么老人家是谁呢?
他被称为人民的大救星,他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缔造者,公认为影响世界的伟人,却也是现在的公知们极度痛恨的人。
为什么公知们会极度痛恨老人家呢?
因为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后面我们会在讲述中一一告诉大家。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称其为老人家呢?
因为公知们说你搞个人崇拜,因此你说的所有东西都带有偏见,不足为信。
为了减少这种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就尊其为老人家,防止给别人以口舌。
我们无意改变别人的偏见,对于偏见,我们一直都认为,持有偏见的人,不是因为别人丑陋,而是从一开始,这种人的内心就很肮脏。
现在,我们的故事就从1949年元旦开始。
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这篇文章是两天前老人家亲自撰写的。
为什么要写这篇新年献词,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胜利在望,革命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写一篇献词来加以纪念。
但是,如果仅仅是纪念,那就是我们过于肤浅了。
那段历史离我们已经七十多年了,很多往事都已尘封,我们尝试拭去历史的尘埃,辨认出原来的真容。
真相或许被掩盖,或许被篡改,但是无论如何涂抹,底层的逻辑无法改变,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解读过去那段历史的原因。
新年贺词是老人家为新华社写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这篇新年贺词不仅是发给我们全党全军看的,而且还是发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看的。
因为《人民日报》是宣传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刊物,它代表了我们的观点和态度,因此,重要的信息,几乎都从这里向外发出。
1949年元旦之前,我们刚刚结束了辽沈战役,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辽沈战役从1948年9到11月,历时52天,歼敌47万,东北全境在这次战役中获得解放。
1949年元旦这一天,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老人家在这一天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这时候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再是两年前只有小米加步枪的队伍,两年前我们还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如今我们进入了战略进攻。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还在作大厦将倾之前的苟延残喘。
胜利在望之际,老人家写下这篇新年贺词,并不单是鼓励我们的解放军英勇作战,它还是表明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檄文,更是声明我们对外立场态度的文件纲领。
因此写这篇新年献词,我们认为主要是给以下五方面的人看:
一、写给国民党蒋介石。
二、写给全国各族人民。
三、写给当时国内各界人士。
四、写给国民党背后的扶植势力。
五、写给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
写给国民党蒋介石,大家都能理解。
毕竟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写给蒋介石是让他心理做好准备,别再玩弄“和平谈判”这种卑劣手段,妄图再借助“和平谈判”行缓兵之计苟延残喘,我们只会将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194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也惺惺作态发表了求和声明,大谈“光荣的和平”,临时抱佛脚,大多数人都这么干,蒋介石也不例外。
实际上,从1948年3月28日到5月1日期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大”,但是开会的最终结果,依然是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这就跟台上唱戏一样,从东门上场,从西门下场,但人还是这个人,只不过换了一身戏服而已。
老人家写这篇新年献词,就是要让蒋介石知道,任何政治戏法都改变不了即将被彻底推翻的命运。
其次,写给全国各族人民,是让全天下所有劳苦大众都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我们从井冈山走到延安,如今从延安走向全国。
我们誓让天下所有受苦的人都能得到解放,这一天不会太久,如今的战况已经说明了一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即将覆灭,胜利指日可待。
再次,写给当时国内各界人士,让曾经跟我们一同结成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知道,我们会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会半途而废,我们也将区别于国民党,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另一方面,也是告诫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们终将坠入历史的尘埃,你们挡不住历史的车轮。
另外,也是写给国民党的后台,是向当时扶植国民党的欧美势力表明,任何想要阻止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势力,我们必然与之斗争到底。
实际上,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蓄意破坏和平,全仗着拥有先进的美式器械装备,他们以为武器上的优势,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最终的结果是一败涂地。
1949年元旦这一天,美国也热心起中国的“和平”,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扶植的国民党就此终结。
老人家写这篇新年献词,就是想告诉国民党的后台,无论是谁,都不要低估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最后,写给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我们认为是这篇新年献词最终要告知的人。
为什么要告知斯大林呢?因为斯大林建议老人家划江而治,但老人家并不接受。
这一点多数人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苏联跟我们不是一个阵营的吗?
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对过去的历史不甚了解,或者说只了解了别人想要告诉你的历史。
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其实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但不代表我们会全面否定他。
用老人家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中的话来说: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什么是铁托式的胜利?
铁托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南斯拉夫组织人民游击队,领导反法西斯斗争。在德国战败无条件投降时,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取得了国家独立。
实际上,斯大林当时并不看好我们。
不看好的原因,不完全是个人的情感倾向问题,其背后其实还有一套理论体系。
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有深刻的认知,过去我们常提马恩列斯,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因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发展,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做了这样的定义: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领导,而工人阶级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由破产的农民演变成产业工人,由此才能形成工人阶级。
换句话说,在斯大林看来,没有资本主义就无法诞生工人阶级。
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也没有工业基础,更没有多少工业品的生产。
因此,斯大林认为,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共产党。
在斯大林眼里,老人家领导的部队,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是一群在山沟沟里打仗的农民。
他认为部队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而不是工人;主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当地的地主老财,而不是跟资本家。
种种迹象都跟马克思主义对不上,由此斯大林教条地得出结论,老人家领导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是民族主义农民党。
斯大林秉持着“先进入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则,在雅尔塔协定之后,对当时中国的态度是支持国民党,由此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这就是外蒙古独立出去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佞人将此说成是老人家默许了外蒙古独立,这种佞人完全就是罔顾历史,什么脏水都往老人家身上泼。
关于斯大林认为我们是民族主义农民党这个说法,我们特意探讨一下,斯大林的这套理论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并不完全对。
斯大林这套理论是以欧洲的背景为原型,这就决定了其理论的局限性,而当时的欧美已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开创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了电气时代。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都还没有经历,更不用奢谈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说我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落后西方二百年,一点也不为过。
欧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工业革命,通过圈地运动,消灭小农经济,让农民破产,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由此破产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才有了欧美大量的工人,最终形成了工人阶级。
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1.0版本,即对本国的民众实行剥削和压迫。
但是,我们当时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王朝到1912年才被彻底推翻,而封建势力的残余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根本还没形成,而能够形成资产阶级的依然是当时的地主阶级。
地主的主要收入依然来自土地,地主的子女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于是去了城里生活,毕竟洋车、洋房、洋戏、洋学堂、洋马儿这些洋玩意儿更有吸引力。
可是,在城里生活需要各种开销,这么纯花钱,再有钱的地主也受不了。于是,地主为了保障自己子女的生活,开始在城里投资做生意。
然而,在城里做的生意依然只能称为作坊,打把剪刀,磨个豆腐,织匹布料,这些作坊依然属于小本生意,大一点的也就是一个商铺。
想办大厂这种用机械化设备生产的规模,需要巨额资金,类似这样的大型企业依然是少数,因此工人数量并不多,当时旧中国的大部分劳动力依然是农民。
同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却早就进入了2.0版本,即对别的国家实行侵略和掠夺的殖民主义。
历史上著名的航海时代地理发现,其发现新大陆的结果就是屠杀印第安人和黑奴三角贸易。
到鸦片战争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已经抢了上百年,最终抢到了我们头上。
清朝最后的70年,割让领土近160万平方公里,赔款超过13.35亿两白银。
如果采用历史学者张仲礼所著的《中国绅士的收入》说法,晚晴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为2000-3000元,那么清朝最后70年赔出去的钱约为2.6万亿到4万亿。
今天看这笔钱似乎不算多,毕竟一个上海一年的GDP就能达到,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数目对于百年前的中国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工业化。
然而,像我们这种大部分都是农民的国度上,就不能诞生斯大林眼中的共产党了吗?
对此,老人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基于西方的历史背景,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结构变化,对东方的历史演变并不能全面涵盖。
因此,毛泽东思想是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东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而国外则更习惯称之为毛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地说明,看看两者之间存在哪些相同与不同。
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目的为多数人谋利益,这也两者的根本之处。
不同之处则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诞生的背景不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思想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群众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因为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二百多年的历史完成了工业化,诞生了大量的工人,因此工人是该理论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候的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工人数量少,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因此农民是该理论的群众基础。
三、斗争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而欧洲大部分是小国寡民,工人面对的是资本家,资本家住在城市,工人也住在城市,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于城市斗争。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小农经济下的中国,土地上是大量的农民,面对的是地主,地主和农民都住在广大的农村,最终农村包围城市,因此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包含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两部分。
客观来说,毛泽东思想领导的主力是文化程度更低的农民,在落后的农村进行斗争,其难度比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人斗争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兴起时,主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为武器的原因。
因为毛泽东思想诞生的背景与当时很多殖民地国家相似,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背景,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取得民族独立的真理。
正因为以上不同之处,所以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就必须要完成中国化,否则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必然会招致失败,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这套理论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失败的。
马克思主义经过了老人家对其中国化之后,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或许因为预见到斯大林可能出于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因此老人家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果然在1949年1月10日,老人家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的电报,这份电报发自斯大林。
斯大林在电报中建议,要求我们再次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
这封电报发来的时候,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覆灭在即。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解放,国民党现在只剩长江天堑作为防线。
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可谓是因为其背后有理论支撑,而现在当我们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斯大林为何还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呢?
斯大林的建议其实是出于对苏联自身利益考虑,本质是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建议。
因为苏联不希望旁边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中国从古至今已经强大了上千年,所以斯大林建议我们与国民党再次和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希望我们与国民党可以划江而治,长江以北归共产党管辖,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管辖。
实际上,随着我们渡江战役的胜利,苏联的大使馆便跟随国民党的败退,一直退到广州。
因此,相比支持我们而言,当时的苏联更愿意支持国民党。
毕竟和一个穷亲戚相比,有钱人看着更顺眼一些,哪怕这个有钱人跟自己意见不合。
人性大多如此。
对此,老人家婉拒了斯大林的建议。
从1840年到1949年,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差点儿被西方列强瓜分,之后又被日本侵略者蹂躏,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了重重磨难。
这一百多年里,我们被迫与55个国家签订了1141项不平等条约。
如果把每一项不平等条约看作是割我们的一刀,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已经被割了1141刀,每一刀都流着血。
1949年,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最后的胜利,怎么可能半途而废,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为了中国革命胜利,为了建设新中国,牺牲了几千万的革命者,他们这些人的牺牲,难道不是为了胜利的这一天吗?
胜利在望之际,我们怎么可能止步不前?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英雄的鲜血白流呢?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历时64天,歼敌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
至此,国民党已经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只剩下一具腐朽羸弱的躯壳。
鉴于当时的情况,老人家依然还是给了国民党最后一次和谈的机会。
为什么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还要和谈?
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当时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像现在这么高,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为了不给其他民主党派以口舌,我我们同意了这次和谈。
我们的政治地位什么时候才真正高的呢?
那是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之后,国内各党派人士才真正开始信服我们。
1949年4月1日,国共代表团就国内和平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和谈正式开始。
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采纳对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政府代表表示可以接受,双方约定4月20日为签字最后期限。
但是,最终国民党再一次露出了其本来面目,和谈是假,苟延残喘是真。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其实从一开始,国民党就没有打算和平,一切不过是缓兵之计。
4月21日,老人家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23日,胜利的红旗插在了南京总统府上,国民党22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胜利终于来临,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英雄没有看到这一天,但老人家没有忘记这些英雄。
用老人家的话来说: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上,清楚地写着: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但是,外国敌对势力并不甘心他们扶植的国民党的失败,早在我们发起渡江战役之前,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便来挑衅我们。
4月20日9时左右,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便由东向西,闯进人民解放军在长江的防线。
英军不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最终该舰被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
4月20日13时,停泊在南京的英舰“伴侣”号下驶,意图接应“紫石英”号,但被解放军击伤,于是向东逃窜。
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率旗舰“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同样溯江西上,奔着“紫石英”号而来,最终也被解放军炮火击伤,只得东逃。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也成为“长江炮战事件”。
长江炮战事件毙伤英军11人,包括舰长和副舰长4人,震惊了西方。
消息传到英国国内,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这个二战中的“三巨头”之一,他对我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丘吉尔主张,派英国的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
此举大有重演1840年鸦片战争之意,一百年前来的是军舰,一百年后来的是航母,这就是现实世界中的西方列强。
针对英国的反应,人民解放军总部4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同时要求英方道歉和赔偿损失,并要求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鉴于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继续南进解放其他地区,没必要与英国在外交谈判中长期僵持。
于是我们在谈判中做了适当让步,最终网开一面,放“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
有了这次“紫石英号事件”,跟我们交过手的英国,成了第一个承认我们的西方国家。
从来只有英雄被尊重,当狗只配在桌子底下啃骨头。
那时候我们一穷二白,几乎一无所有。但是,在老人家的带领之下,中国人民再也不是百年之前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我们敢与西方列强抗衡,凭借的不是武器,而是老人家带给众人的信仰。
从1949年开始,老人家带领我们拉开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帷幕,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英雄时代,那是一个神话时代。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上海保卫战:终极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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