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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的文学想象史

来源：看电影杂志

话说，末日审判要将近了，“战争、饥荒、污染、死亡”，这四位，也就是传说中的“天启四骑士”骑上了拉风的哈雷机车，相聚而至。

这是奇幻小说改编的英剧《好兆头》里的一段剧情。不过，“天启四骑士”的梗最初来自《圣经：启示录》，四骑士之首的也不是“战争”，而是骑白马、携弓箭的“瘟疫”。

《好兆头》里，“瘟疫”被“污染”取代，自从上世纪疫苗发明后，“瘟疫”退位，“污染”大大方方接了班。

乐观，过分乐观。

自从八千年前，人类学会了驯服，从驯服动物和植物开始，瘟疫就是和人类历史相生相伴的“大衰神”，逃也逃不开，赶也赶不走。

不论如何，人类始终处在食物链中，一旦人与自然微妙而脆弱的均衡被打破，瘟疫也便如约而至了。

而瘟疫文学，通过张望瘟疫，也获得了穿透死亡与恐惧、爱情与人性等幽深主题的能力。愈接近死亡，感知也就越纯粹。

奇幻作品《猎魔人》里，有一种虚构的瘟疫，取名叫做「卡特利欧纳」，以将疾病传染给北方王国的尼弗迦德船只命名，那里的人们也叫它“红死病”。

《猎魔人》里写：

那只跳蚤在某只老鼠的皮肤上安顿下来：那是一只身经百战的老年雄鼠，它破损的耳朵便是证明。当天晚上，老鼠和跳蚤登上了一条船。而在次日早晨，那条船便将扬帆出海。它们登上的船又脏又旧，名字叫做「卡特利欧纳」。这个名字将会载入史册。不过那时，它还默默无闻。

——《猎魔人》

原流行于老鼠等野生啮齿动物，后由寄生在感染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给人类。这般，「卡特利欧纳」的原型显而易见——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

黑死病作为一种鼠疫，极为知名，算得上人类历史最为严重的瘟疫之一。

当然，历史上鼠疫不止黑死病这一次，它曾有多次大流行。第一次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大瘟疫，造成了罗马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后随着海陆贸易网扩散到整个欧洲，持续了约50至60年之久。

第二次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欧洲黑死病，始于14世纪，夺去了欧洲30%-60%的人口(约7500万人)。第三次是从19世纪末，始于云南的腺鼠疫经由香港扩散到全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曾波及数千万人。

黑死病著名，因为它差点摧毁了欧洲，又显然重塑了欧洲。

文化上同样，恐惧是最好的营养液，人们对死亡与毁灭的阴影经过心理投射，有了无数「黑死病」主题的文艺作品。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

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正诞生在疫病爆发之后。篇章开头，便是三男七女的幸存者，为躲避瘟疫聚集到一所郊外别墅，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有了这本短篇故事集。

人类害怕未知的东西。在中世纪的欧洲，医学水平极为落后，瘟疫被认为是天降的惩罚，一旦面对瘟疫所带来的无法抗拒的死亡，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神迹力量。

或者，放弃了自我，及时行乐。

《十日谈》里的少男少女们，在郊外别墅隔绝出一方安地，终日欢宴，讲述故事，以资遣兴。正是每个人面对自己人生，所寻求的不同态度。有人寻求神灵和信仰庇护，有人不问外界，只为今日畅欢。

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是另一番表态。诞生在1947年的《鼠疫》，虚构了一场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海滨城市奥兰的黑死病灾祸。

起初，来源于城市内惊现的一大批老鼠，满街乱窜，发出哀叫，死在行人脚下。异象横生之后，便是如浪潮般席卷而至的鼠疫。人们由不以为然到惊恐无助，政府开始封城防疫。

小说里的帕那卢神父，正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代言人：瘟疫发自天意，是对你们的教育，为你们指明道路。而与神父相反的两个主角里厄医生和斗士塔鲁是同危机抗争的人，他们干劲十足，或救治病人，或抗击鼠疫。

即使在城中人心崩溃的时候，有人习惯了绝望，麻木不良，有人在夜间出行、及时行乐，有人放弃了情爱友爱，道德与同理心，以里厄医生和斗士塔鲁为代表的少数人也仍然在和疫情坚定做抗争和反击。

《鼠疫》里写：“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真理。

《鼠疫》诞生的年代，正是法西斯盛行之时，因此很多人认为很大程度上鼠疫也可以看作是当时时代危机的象征。不止如此，鼠疫可以是时代灾难，也可以是现代人个人的生存困境。毕竟，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回到中世纪的黑死病，恐惧带来的另一个经典文学意象，除了“死亡之舞”，还有吸血鬼的诞生。

黑死病流行期间，由于各种匆忙的尸体掩埋，人们似乎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拉着不幸的过路人跳起恐怖的死亡之舞。

伯格曼的<第七封印>结尾，死神带领着流民们在黑云之下跳着舞远去，诡妙异常，而又让人印象深刻，这一幕便是著名的“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

由死神带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们团结在一起，共同与死亡舞蹈，类似于一种舞蹈形式的寓言与对话诗，提醒着人们死亡的必然性，并强烈建议他们时刻为死亡做好准备。

同样也因此，另一种更为诡异的传说开始在乡野流传，一种会吸血的死尸从坟墓爬出，祸害人间，早期的吸血鬼传说从远古飘然而至。

布莱姆·斯托克写出《德古拉》的18世纪，欧洲人才刚刚摆脱黑死病的阴影并没有很久。以此书为原型改编的<诺斯费拉图>(1922，茂瑙) 也成了影史上第一部全程笼罩着黑死病氛围的经典恐怖片。

吸血鬼伯爵和老鼠一同乘船来到人间城市，悄悄地给欧洲大陆带来了一个拿着镰刀收割的死神。

电影里，他蹑手蹑脚走上女主人房间的楼梯，不见本人，只有投射在墙壁上的阴影。扭曲拉长的阴影不断逼近，内心油然而生的恐惧也到达高潮。

而黑色阴影悄悄逼近，就像是黑死病对整个欧洲的侵袭一样，悄无声息、迅速迫近，人人无处逃离，很快被湮灭。

和鼠疫同列唯二的甲类传染病，霍乱是人类历史另一种著名的流行病。

这种由霍乱弧菌所引发的急性腹泻性疾病，一旦患上，会让人一直腹泻直到脱水而死。现在看来已不足为惧，但它曾是迅猛的死神杀手。

霍乱发源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沼泽地，病菌在杂物丛生而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荒岛中繁殖，19世纪初期蔓延到整个亚洲、非洲，再扩散到了欧洲及南北美洲。

它是一种发源于水中的疫病，一路沿水而侵袭肆虐。在托马斯·曼发表于1911年的《死于威尼斯》中，这个鬼怪来到水城威尼斯，爱上美少年的作家阿申巴赫为“美”殉葬于此。

霍乱，这种并不唯美的疾病，因此有了某种深深的美的意识。或许缘于一种吊诡的巧合，那些著名的霍乱文学又大多都和爱情有关。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之后，献出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了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关于等待，关于忠贞。而霍乱，既是背景，也成隐喻。

就像男主人公少年时代陷入爱情之后的症状，“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而在等待姑娘的第一封回信时，他的焦虑变得更复杂了，“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

小说里说，这可把他的母亲吓坏了，因为这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

于是马尔克斯似乎证明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激烈的爱情是一场危险的疫病。

《死于威尼斯》中的霍乱，也是心灵上的瘟疫。迷醉的耽恋，让作家阿申巴赫的理性与自制皆崩溃，让他心甘情愿地献上生命。

而《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经历过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恋爱，男人等待了一生。直到半个世纪后，70多岁的这对老人又重新寻找并发现了新的爱情意义，最终他们登上了挂着标志着霍乱旗帜的航船，在那条河上来回游弋。

“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走到什么时候？”船长问。“一生一世。”他说。马克尔斯感叹：“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讽刺的是，挂着标志霍乱黄旗的这条船，反而成了这对老人抵抗世俗的乌托邦之地。

爱情就像霍乱，侵入到现实生活，打破一切合乎常规的秩序，婚姻、道德、习俗、传统、偏见。船上的人，回归了本真的自我，爱是激情，也是非妥协的力量。

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同样也是霍乱时代的爱情故事。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刚刚经历了七月革命，主人公轻骑士在决斗杀人之后逃到了法国的普罗旺斯，在这里遇到了贵妇人波利娜。

霍乱，既是正发生在普罗旺斯的这场瘟疫，也是战争的象征，就像书中那句话：

“那些血气较旺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会献身于一些远大的志业，带着全民陷入比鼠疫或霍乱还要严重的大屠杀”。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其实也有对殖民与战争的隐喻。

在看到香蕉种植园横列的无数尸体后，有人说这是霍乱造成的。于是医生回答：“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挨了致命的一枪”。

对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来说，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许是比霍乱更为严酷的威胁之一。

比起鼠疫和霍乱，流感是更现代性的瘟疫。

一群东南亚偷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几乎所有人都死于集装箱内，只有一人成功登陆进入城市。结果这个人身上携带致命的猪流感病毒，短短几日，病毒成几何式爆发蔓延，城市一片人心惶惶。

这是韩国灾难片<流感>的情节，它讲述了人类和流感病毒战斗的故事。

人们常常轻视流感的严重性，本来应该灾难的记忆比幸福的记忆要更恒久，但大多数人今天已经不会记得，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名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大恐怖。

那一年，也是一战结束的同一年。在因为战争已经造成数千万人伤亡后，流年不利，雪上加霜，一场发热、头疼症状的“普通感冒”首先在美国军营爆发了。

之后，它传遍了美国，又迅速登堂入室进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因为参战国不愿意报道，只有中立国西班牙大肆报道疫情，因而得了个“西班牙流感”的名号。

也是这场流感，成为了人类历史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它夺去了超过五千万人(甚至到1亿，当时占地球人口的3％至5％)的生命，远远超过了因为一战死亡的人数(一千万)。

难怪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止于原子弹，而一战止于流感”。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画家埃贡·席勒等名人都死于这场流感，而以《呐喊》闻名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患病又痊愈，与死神擦肩而过，留下了《自画像和西班牙流感》和《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两幅画像。

美国作家托马斯·马伦2006年的小说《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便以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为原型和灵感，构筑了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

当流感以超大胃口一口吞没全球城市，只有一座美国小镇幸免于难。小镇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封闭小镇，斩断对外的一切联系，这时，小镇入口却来了一名受伤的士兵。

平日里，普通的伐木工人拿起了手里的枪支，将子弹射入受伤士兵的胸膛。瘟疫面前，无辜者的死去，成为日常悲剧。

而那些原本善良的人对无辜者的杀戮，则映衬着人心的“瘟疫”。心灵瘟疫扩大了病原体的杀戮潜力，让人类从身体到精神上都传染着致命病菌。

人类更曾过分乐观。

20世纪，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起来，现代医学让人们克服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黑死病、肺结核、天花、霍乱等等疫病。

1980年，全球根除天花项目的三位主任宣布天花在全球范围内被根除，天花成为人类唯一消灭的传染病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似乎只剩下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有人高傲的宣称。直到1957年亚洲流感和1968年香港流感的再度爆发。

再到进入新世纪，起源于墨西哥的09年H1N1流感大流行。还有各类埃博拉、军团症、AIDS、SARS种种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

病毒的源头难寻，病毒变化更难以捕捉。科学家常常刚弄清一种病魔来源，又要面对另一场瘟疫。有人把这样的当前时代称为“细菌的反攻”和“疫病时代”。

各类病毒于是在相关电影里，一次次借体还魂。

<十二猴子>里，特瑞·吉列姆虚构了一种人类研制的侵袭病毒，在未来世界，人类因此病毒扩散而灭亡；<惊变28天>里，病毒感染者将成丧尸，整个伦敦在短短28天内变成一座死城。

斯蒂芬·金早在1978年的末世小说《末日逼近》(The Stand)里，就曾描绘了一种经过流感病毒的世界性大流行，而引发的末日景观。

不过，就像马尔克斯所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瘟疫从来不是末日，但它也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它只会偷偷潜伏起来，再等待下一次时机。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瘟疫就会过去。

但心灵上的“瘟疫”不会，曾被放逐过的人，曾蔓延过的恐惧，曾放弃的希望，都被疫病这张网过滤。如何穿越瘟疫，有尊严存活，是新的课题。

我也好奇，未来的文学与电影会如何呈现当前的这场瘟疫。不过，重要的从来不是瘟疫，而是人。

参考资料：

<1>The Black Death，Wikipedia

<2>Spanish flu，Wikipedia

<3>传染病历史，Wikipedia

<4>爱在瘟疫蔓延时：那些文学电影中的疫变与爱情，360图书馆，2014.11.19

<5>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用文字反映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创痛，澎湃新闻，2019.11.18

<6>疫病的文學想像，明周文化，2020.1.29

<7>畫作上的瘟疫，明周文化，2020.1.31

<8>死神身骑白马来——浅谈奇幻作品及现实世界中的瘟疫，及疾病对历史的影响，黑城堡第391期，2020.1.24

<9>《鼠疫》：囚徒的反抗，李杨手记，简书，2017.10.6

<10>汪晖：真实的与乌托邦的——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观察者网，2012.10.14

<11>瘟疫文学论，南方朔，人民网，200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