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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关于“伟大的色情小说《金瓶梅》”

——从高罗佩如是说谈起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ilk，1910—1967）于1951年写成于日本的《秘戏图考》一书，其上篇《性文献的历史概览》一章曾论及色情小说，中有涉及《金瓶梅》评价一段文字如下：

有两部小说对春宫画册有重大影响，即《绣榻野史》和《株林野史》。这两部书在其作者在世时就已经在中国甚为流行。然而它们现在事实上已默默无闻。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出名的色情小说在它们出版的时代却无人知晓。例如，伟大的色情小说《金瓶梅》，直至一六一〇年，仍知者甚少。此后不久，才在其首印之地苏州流传开来，而直至康熙时期才举国闻名。

原因在于，活着时就出了名的色情小说家们是编造粗俗、淫猥故事的行家里手，这些故事是按他们的真正的猥亵心理写成的，这种心理迎合万历时期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士大夫的淫荡口味。

因为这些书仅有那么点文学价值，它们的名声当然是非常短命的。它们逃不过清朝检查的劫难，并迅速湮没；而像《金瓶梅》这样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色情小说则益发出名，成为了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杰作。

然而，在当时《绣榻野史》和类似的淫猥小说……价值不容低估。《金瓶梅》和后来的色情小说的作者们深受惠于《绣榻野史》以及类似的色情故事，正是这类色情故事给他们提供了性的主题和艳词样式。<<1>>

这段文字的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绣榻野史》在《金瓶梅》之前，对后者有影响。按《绣榻野史》作者吕天成（1580—1618）字勤之，号郁兰生，别号棘津。浙江余姚（今市）人。著名戏剧家。

据王骥德《曲律》卷四载，《绣榻野史》《闺情别传》两部色情小说，“皆其少年游戏之笔”。后者已佚，或易名为《怡情阵》今存。前者陈庆浩考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2>>

而万历二十年（1592）后《金瓶梅》抄本已在文士间流传，比《绣榻野史》成书要早一些，所以不可能是《金瓶梅》“深受惠”于《绣榻野史》，而很可能是《绣榻野史》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

这从《绣榻野史》主人公号“东门生”，可能从“西门庆”反面设想而来，而其续弦之妻为“金氏”又可能是《金瓶梅》之“金”的沿袭，就可以推想知道。

从而有学者以《绣榻野史》“为目前所知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3>>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

但我更为注意从而是本文论题的是第二点，即高罗佩认为《金瓶梅》作为“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色情小说”是“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杰作”，是“伟大的色情小说”。

这一点所以引起我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除了新近出版的性学家刘达临教授的《中国情色文化史》有近似的意见，称“《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性文学的代表作”<<4>>，也是性学家看见“性”之外，一般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从来没有这么说的。

反而有台湾以研究《金瓶梅》著名的学者魏子云先生著《〈金瓶梅〉是寡情文学》一文，曾经质问：“任何艺术品，若以‘色情’二字冠之，势必低级，焉能以文学论之？”<<5>>那么，这种以“色情”或“性”为《金瓶梅》题材特征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把《金瓶梅》视为“色情小说”或“性文学”的话，那么它还可能是“伟大的”吗？以下本文将首先说明探讨这些问题的观念与方法，并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一）《金瓶梅》主题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近百年来《金瓶梅》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对待，除了未能全本公开发行之外，研究上占主流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

虽然学者们对这部书推崇与肯定角度与程度不一，但比较一致的是都避开了此书写性的一面，而肯定其社会价值。如称“世情小说”“人情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等等，都是肯定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写实性特点，自然是正确的。

又多因此而及于对这部书写性的指责，从现当代道德风俗的主流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很疑心这种种对《金瓶梅》性质的认定，除了有某种小说分类学上便于概而论之的意义之外，对于真正认识这部书的本质特征与价值意义，可说是没有什么用处，至多是隔靴搔痒而已。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也不复杂。因为，以《金瓶梅》为“世情小说”“人情小说”或“社会小说”的作用，不过是把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从题材上区别了开来。

而以其为“家庭小说”，虽有进一步与“才子佳人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等勉强区别开来的作用，但是，我们看《金瓶梅》中西门庆上无老、下无小，除一个女婿和内兄吴大舅之外，其他内外亲戚都是没有的，只是他一个男人娶了一群妻妾，又在外相与了一些“性伙伴”，除最后的托嘱家事之外，几乎都在夜以继日地淫荡风流寻欢作乐，全无生前死后的营求，则在我们看来，作为“家庭”，能有什么典型性呢？而悬揣作者之心，倘以写“家庭”为目标，又为何拟为这样一个伦常上“缺项”甚多的“家庭”，而使人看起来更像是“丽春院”呢？

因此，我认为兰笑笑生写《金瓶梅》，写西门庆，固然不能不写家庭——社会——世情——人情，但他所注意的真正中心，却不是这些小说家笔下每不免写到的内容，而是读者一般都声明厌见更不愿与之共鸣的“色情”或“情色”，也就是“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略微讨论一下研究一部大书中心的基本观念与方法。对于中国章回小说，尤其是《金瓶梅》这样的大部头名著来说，我以为研究的正确观念与方法，一般应该不是想象作者有意地去做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6>>。

如果是那样，他去做一本大部头的笔记岂不更好！也不应该想象他蓄意要做一部“秽书”。如果是那样，他就可以如《如意君传》《肉蒲团》那样几乎通篇写性交的过程，而不会是现在只占百分之二三了。

总之，作者既非当时的“愤青”，更非潜在的社会改革家，也不能说是一个唯知宣淫的人。

我以为他基本上是一位严肃的作者，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和怎样做，并大体上得心应手，写出了一部忠实于生活也忠实于自己的高度个性化的小说。

对于这样一部小说，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也难免不是见仁见智，但都必须坚持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作者有相当的才华，不至于种豆得瓜，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从而对他所声明写书为了表现什么和在书中的贯彻，研究者应当持十分尊重与认真的态度对待，把它看作是正确了解和评价其书的重要提示。

这诚如天僇生论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时所云：“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7>>

又如钱钟书所说：“叙述古人文学之时而加以今日文学之界说，强作解事，妄为别裁，即令界说而是，已不忠于古人矣，况其末耶？”<<8>>

为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我们有必要改变一种观念，即认为看一部书，不是看作者的声明，而是看他实际上写了什么，从而完全不管作者往往一开始就声明了的主观意图。

认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固然有引导推动读者更重视自己的感受，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但在后世数百年形成的历史隔膜之上，又在当世各种现实需求与思潮的牵制之下，过分地轻视作者的存在与作用，则难免不流于取舍的随意与见识上的武断。

我这样认为，还由于中国古代小说作家虽然总体上是以形象说话，但也几乎总是在作品中急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包括点明一书的主旨。

从《金瓶梅》开始的所谓世情——家庭小说，几乎无不如此。因此，我以为对于中国古小说，研究者对于作者应多一些尊重与信任。

与其过分自信，还不如有些盲从。当然，我们力求做到的，应是既不过分自信，也一点儿不要盲从，只是一个实事求是，认真对待作者以这样那样形式在书中所做出的有关其书的“声明”，并结合于文本作必要的检验分析，然后概括出结论来，就可以了。

（二）作者给《金瓶梅》的命意

本着这种认识考察《金瓶梅》（以下无特别说明均指词话本）一书，我们注意到，一如后来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就逗露出“其中大旨不过谈情”一样，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也早就是开门见山，于正文第一回起首“词曰”一篇之后，点出“此一支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又于刘、项故事之后设问重复强调说：“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以引出关于本书内容的简介曰：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

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葬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

毫无疑问，开篇两说“情色”二字之后，这一段简介既是对全书故事的概说，又是对“情色”二字中心故事与内容的注脚。

换言之，“情色二字”经由这段简介文字的过渡，实已明确是作者对全书内容的点题。其意若曰：如今这一本书，一如引首的“此一支词儿”，也是“单说着情色二字”。

如此理解，不仅是书中行文逻辑的规定，而且正合于说话体引首与正文关系的传统，应无可置疑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兰陵笑笑生为自己小说的设定，就应该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单说着情色二字”的“色情小说”，至少作者本意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书。

这里，兰陵笑笑生所谓“情色二字”，其实只是一个字即“色”，也就是《孟子》中所说的“食色性也”之“色”，但今天我们称作“性”了。对于《金瓶梅》题材内容是写“色”或“性”这一根本特征，明末清初的评点家们有的已经敏感到了，却是有人肯定，有人不以为然。

例如，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起首即称：“《金瓶梅》，秽书也。”进而指出作者写“淫”以止“淫”，也就是写“情色”以戒“情色”的目的，是“奉劝后人勿为西门之后车”。

但崇祯本评改者显然不满意于词话本的“单说着情色”，而是把“情色”改为“财色”，称“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并接写曰：“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并引出全书正传：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

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

毫无疑问，崇祯本易“情色”为“财色”是一个重大的改动。因为与“情色二字”其实只是一个“色”字不同，这里的“财色二字”确实是“财”与“色”两字，包括了“食色”两个方面，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基础或代称了。

加以崇祯本的改作又不止于强调“财色二字”，还为这二字找到了一个载体，即西门庆这样“一个人家”。

所以，虽然全书后来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对于敏感的批评家来说，这种经过改动的也是相当于作者声明的文字，在书中有画龙点睛之效，自然会引起极大的注意，影响到对文本内容的认识与评价。

所以，鲁迅先生在词话本尚未发现的1924—1930年，据崇祯本讲授和写定《中国小说史略》，评此书说：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9>>

他还在同期据讲演稿写定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列《金瓶梅》也是“讲世情的”，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书中所叙，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10>>

从鲁迅的这些论述，我们可能引出对《金瓶梅》题材属性的认定，一是“世情书”，这是明末《金瓶梅》评点家<清>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评《金瓶梅》的话；二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也就是“写他一家的事迹”，以掊击社会，应是从上引崇祯本增文“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句启发来的。

后来包括笔者在内，由此引出《金瓶梅》是一部“家庭小说”<<11>>，还曾以为是认识的一个推进，其实都是被崇祯本的改动与<清>张竹坡评语误导了。

而具体到鲁迅对《金瓶梅》的评价，可说不出<清>张竹坡评点进而崇祯本改动文字的限定之内，并无多少自己的见解。这使我想起周作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唐以前部分下功夫最大。言外之意应是说唐以后的，就多因循他人了。

这个看法大致是符合实际的。而崇祯本看来并不太大的文字改动，给专家学者的误导，又可谓大矣。

这使我们想到，《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差异，虽然未至于前些年张国光先生所持“两种《水浒》，两种宋江”的程度，但是，研究《金瓶梅》而不分清楚这两种版本的异同，也并非没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

（三）《金瓶梅》故事是否“单说着情色二字”

当然，一个作家声明做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做了什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考察的重点还是要放到《金瓶梅》文本叙事的主体，即它所讲故事的中心人物与情节上来，看一看是否真的就如作者所宣称，是“单说着情色二字”。

这里所指《金瓶梅》故事，当然是其主体西门庆与其妻妾等女人的故事；所谓“单说着情色二字”，应是指故事因“情色”而起，因“情色”而展开，因“情色”而终。

这就有了鲁迅所称引“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嫌疑了，其实不然。“专以写”云云说的是为写“市井间淫夫荡妇”而写，除展览淫秽之外，别无正义，实是说它为一部“淫书”；

而“单说着情色二字”，则是专就“情色二字”为“说”，亦即就“情色”即“色”的人生百态进行刻画，引出作者所谓的道理。那么，《金瓶梅》是否真如作者所命意，是这样一部“单说着情色二字”的小说呢？

这就要看《金瓶梅》主体故事的发生、发展与结束，是否都从“情色二字”上来。首先如上所引，《金瓶梅》故事真正的开端，“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

这句话所概括，正是《金瓶梅》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的内容；同时就原《水浒传》这段情节，演出“美女”即“色”猛于“虎”之义，也可称得上是一书点睛之笔。

崇祯本改者大概不明此意，以为开篇一副照搬《水浒传》的样子，不合于新作以西门庆为主人公之应有的构思，从而大动干戈，改写第一回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成单说着“财色二字”的“一个人家”的故事。

这就使在人们的看法中，小说的宗旨自然就有别于词话本了。但是，也就因此，论《金瓶梅》一定要回到词话本上来，此不赘说。

其次，这里单说《金瓶梅》由此开端以后，全书所有重要的故事，无不围绕“情色二字”展开。那些关于娶妾买婢、嫖娼狎妓、通奸卖淫等直接的“情色”描写，就不必说了。

其他的情节也不外三类：

一类是为“情色”描写做引子的，如“景阳岗武松打虎”“来保上东京干事”，前者显已不同于《水浒传》“武十回”中的作用，而主要是以“虎”为“楔”，引出“美女”潘金莲及其风情故事；后者虽然有揭露朝政腐败的独立意义，但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是，而在于使书中另一个重要男性人物陈经济来西门家，引出陈、潘乱伦的“情色”故事。

第二类是作为“情色”故事的支架的，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与第八十七回“武都头杀嫂祭兄”，前者一一说破西门庆与诸妇以及春梅性格命运，虽然略似《水浒传》中“石碣天文”，有总括全书叙事的作用，但西门庆与诸妇及春梅之事，实可以“情色二字”尽之；

后者在《水浒传》中是武松的壮举之一，但到了《金瓶梅》中，却不过是在长长的“情色”抒写过后，结束潘金莲淫荡一生的最后一笔，退居为西门庆与潘金莲“情色”故事的一个尾声了。

第三类是“情色”故事的延伸，如第四十七回“西门庆贪赃枉法”，是“王六儿说事图财”（前后得了苗青一百两银子等钱财）的结果，离开了王六儿与西门庆的“情色”关系，这个故事就不一定往“西门庆贪赃枉法”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门庆贪赃枉法”固然有独立的意义（如暴露官场黑暗），但一部书中的任何情节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应该结合了其前因后果乃至全书构思来看，因此，“西门庆贪赃枉法”一事，更应该看作是西门庆与王六儿“情色”故事的放大，以此显示“情色”之误官害政，一至于此，而“情色”之为害，因更显酷烈。

最后是《金瓶梅》故事的结局，其实就是人物命运的归宿。虽然<清>张竹坡等评点家颇受崇祯本以此书中心为“财色二字”的影响，但是，<清>张竹坡于第五十回评西门庆之死，仍不能不据实著论曰：“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内，即安一梵僧施药，盖为死瓶儿、西门之根。而必于诸人中先死二人者，见瓶之罄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

又曰：“此回特写王六儿与瓶儿试药起，盖为瓶儿伏病死之由，亦为西门伏死于王六儿之由也。”

显然都是说西门庆死于“情色二字”；而文龙虽于第五回后评曰：“潘金莲卒死于色矣，西门庆卒死于财矣，王婆子卒死于口矣。”

但至第四十九回历述西门庆得春药过程，仍不能不如实指出：

“小蔡去而和尚来，可谓以龟引龟，而西门之龟头为之生色，此又王六儿，潘六儿之大幸，而李六儿之大不幸也。瓶儿之死，伏根于此，西门庆之死亦由于此。作者令其死于此，阅者始知西门庆之死，实因于此。而当时之西门庆，固不知此药之可以死人，而宝之贵之，与今日之服食鸦片烟贪不知止者，果有异乎否耶？”也还是承认了西门庆死于淫纵即“色”的事实。

这是<清>张竹坡们不能不如此说的。因为，虽然无论女人、春药，没有“财”都是不能到手的，但是，一方面“有钱能使鬼推磨”，“财”的用处广矣，不止于渔“色”，如果作者确实要突出以“财”为中心或中心之一，那么作者写《金瓶梅》中西门庆活动的范围，还应该大得多，不至于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都是写他在女人中鬼混。

例如他那样地大把花费，一次又一次地大量送礼行贿，钱从何来，又是否总是及时凑手？如果是后来的《红楼梦》或《歧路灯》，一定会有具体的描写，但本书中却基本上不曾提及，一味津津乐道于他在女人群中的厮混；

另一方面，书中写西门庆虽然有因“财”而得“色”的一面，但书中说得清楚，做这档事“潘驴邓小闲”一样不可少，所以如李瓶儿决非仅仅为了贪西门庆之财而愿为之妾的；

即使潘金莲最初相中西门庆，也并不知道他有多少家私，而只是看上了他的风流。可知“财”在西门庆的渔“色”得意上并非唯一重要，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它只是西门庆好色纵欲一个必要的条件，却不是作者写西门庆人生着力的真正中心。

当然，《金瓶梅》作者写西门庆也是贪“财”的，有时甚至为了“财”而“色”，如娶孟玉楼、李瓶儿都不无贪“财”之意。但书中更为着力的中心却是“色”，例如第五十七回写他答月娘的话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就明白道出他贪“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渔“色”。为了“色”，他宁肯“消尽这家私”，可见其主要不是个“财迷”，而是一个“色鬼”，是个以“色”为命的人。

怪不得月娘听了笑道：“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即是说西门庆好色成性，无可救药。

换言之，《金瓶梅》写西门庆正是“色”之一字上下功夫，刻画他是一个色鬼的形象。从而西门庆的结局，不象元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的看钱奴那样死于“财”，而是如《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那样死于春药相加的“色”。

其他如“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也无非彰显这个“色”字的危害，不仅在男，而且在女，是所有人生的大蛊了。

总之，虽然上述《金瓶梅》对“色”的描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写财与写家庭、社会、世情的由头或过渡，但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首先还应该是关于“色”的描写体现了人物之性格，进而在其与“财”、家庭、社会、世情等等的关系中显现其性格命运。

因此，正确的解读应该是，《金瓶梅》写人，写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不能不写到这种生活必须依赖的一切，包括物质条件的“财”与支配了“财”的“权”，进而他生活的大环境社会与世情等，但它的中心是写人，写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以“色”为命的淫荡的生活。

这从人物最后的命运结局就可以看出来了。它写这些人，不是“人为财死”，而是一个个如飞蛾扑火，为色殒命；写出了他（她）们在性的狂欢中如温水青蛙于不知不觉中死去，竟无一醒悟，无一回头，也就是我们一般看来，是没有一个好人的世界，借以作为对相传吕纯阳所作“二八佳人体似酥”那首诗形象的注解。

它所揭示的是那时中国人“男女之际大欲存焉”而又难以克制之真实，表达的是对人欲横流的谴责，和对之无可奈何的耽忧。

总之，“单说着情色二字”是《金瓶梅》题材内容最大特色。这一特色使《金瓶梅》首先是一部色情小说，然后才是世情、家庭或社会小说。

（四）《金瓶梅》作为“色情小说”的价值

色情小说算不算文学？换言之，世界上可不可以有色情文学一说？如果可以，色情文学有什么价值？这是中国以至世界文学界长期争议的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各国社会都存在的一个实际问题。

而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都是学界或社会的一大难题，千言万语，说不明白。这里只好仅就《金瓶梅》作个案的讨论。

作为实际问题，人们不能不顾虑《金瓶梅》“单说着情色二字”的社会效果。虽然如东吴弄珠客《序》所说，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读者生何心肠，是读者的事；但使“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纵然不是什么救治的良方，也是过去历史上以及今后长时期中最便于操作之法。

所以，现阶段本人并不无条件地呼吁为《金瓶梅》开禁。但是，如果我们想象社会一旦发展到“君子”“菩萨”为人群主流的时代，《金瓶梅》可以流通无忌了，却到那时，又都是明人已不必细讲，用不着这种“单说着情色二字”的书了。

所以，以读者接受的实际论，《金瓶梅》不宜“小人”与“禽兽”来读；但以作者的用心与文学的功用论，《金瓶梅》却又主要是对这两种人哀其不幸，痛下针砭，以救其不堕阿鼻地狱的！这就不免使我们视《金瓶梅》真如一剂猛药或烫手的山芋，拿它不知如何是好！

但这完全是一个文学的环境问题。换一个环境，或环境改变了，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或问题不再这么严重了。如钱钟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一文中曾经说到这样一件事，可能对我们的认识有所启发：

一般学者们对《金瓶梅》似乎比对《红楼梦》更有兴趣，在哈佛的工作午餐会上，一个美国女讲师说：“假如你们把《金瓶梅》当作‘淫书’（pom），那么我们现代小说十之八九都会遭到你们的怒目而视（frownupon）了！

——这句话无意中也表达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社会风尚。我联想起去秋访问意大利拿坡里大学，一位讲授中国文学的青年女教师告诉我，她选的教材是《金瓶梅》里的章节。<<12>>

可见同一部书，比较中国人中就有不同看法，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看法差距更大，几乎完全相反了。

所以，这类实际的问题不是学者讨论所可以解决的，从而学者讨论也就不必太受实际问题的限制与干扰，尽可能解放思想，以一种平常心去尽学者的责任，就理论上作应有的探讨就可以了。

对《金瓶梅》作为“色情小说”价值的判断，却可以从实际生活得到启发。例如药品的性能优劣的鉴定，断不会是以什么人可以服用和有些人可能乱用为标准，而非常清楚这本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当下做药品的鉴定，只看它自身的药性与药理，是否合乎科学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不从诸如出版管理等实际工作的层面去谈，而只看它自身是否合乎文学的标准与原理，合乎人类审美的需求，以定其是否文学和有什么样的文学价值。

首先，把《金瓶梅》定性为一部“单说着情色二字”的色情小说，合乎文学的一般原理。

因为，从道德的眼光看色情固然不堪入目，但是，文学经营人性，服务的目标是人性的发现与陶冶，而非一时道德的需求；而且即使文学要服务于道德，也不能仅止于描写道德；又即使文学服务于人性不免要有道德为指引，但道德总在改变，而人性永恒。

从而文学的触角在人类生活中应是无远弗届，无所不至的了。因此之故，色情可能不是文学中最重要题材，却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题材；色情可能不是一切文学题材中必有的因素，却是一切题材文学中都可能有和应有尽有的因素。

所以，以《金瓶梅》为色情小说，既非巧立名目，又非强加于人，而是实事求是，理所当然。

其次，《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色情小说。笔者当然知道，色情小说已经为人所不齿，人们哪里还会承认有什么“伟大的色情小说”？这当然是高罗佩始作俑的，但我愿意附合此论，是因为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一个人的性格与品质，最好是从他或她的私生活去看；而看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性格与品质的优劣，又最好是从其对待异性的态度与方式去看。

所以文学写人生最为私秘的性生活，虽然可能流于不雅，但如果掌握得好，乃不失为反映人性最便捷的角度与途径。

事实上与生活中对人物评价有很大一致性的文学形象的评价，往往折射出这样一种虽然世俗却相当精明的品人意识。例如近来随着偶像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问世公演，而产生“猪八戒是个好丈夫”的流行语，就很能说明一个人的所谓“性商”是其人格的重要方面。

从这个角度说，《金瓶梅》为文学写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金瓶梅》作为色情小说，正是自觉地从对“色”的态度与方式上写西门庆这个人。

书中写他不是一般的流氓，而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性沉溺者”，或曰“性瘾者”。

作为这样的典型，他没有乱伦和强奸行为；他所勾引或向他投怀送抱相与的女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良家女子和处女，甚至无不早就是有淫行的女人。包括那个可怜的宋蕙莲，也早就是“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第二十二回）。

作者选择这样几乎一色的人物做西门庆的性对象，如同尽量简化其家庭关系，显然都是有意避开伦理等方面的考量，只是从增加西门庆性沉溺的强度使之速亡着眼而已；

他虽然打过李瓶儿、潘金莲等，但那是“家法”，而且足可为折抵的是，他曾经向月娘下跪，临终还对月娘“指着金莲说：‘六儿从前的事，你耽待他罢。’”（第七十九回）

对外面与他相好的女人多是有求必应。如此等等，表明作者包括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都无意写西门庆是一个十足的混蛋、恶人，而只是写他沉溺于性事不能自拔而已。这一点甚至博得某些读者的好感。

夏至清在所著《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说：“我们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脾气好、慷慨大方、能有真正的感情，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13>>

我们可以不同意夏先生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学者应主要是在西方形成的看法，但我们不能不承认《金瓶梅》写西门庆除了沉湎于色并因此所犯的罪恶之外，其他并非一无是处。

如果他不是纵欲过度而死，他的官、商与为富一方的日子还会照样下去。换言之，《金瓶梅》并不曾面面俱到写西门庆之无可救药，而主要是在“情色二字”上痛下针砭。

从而《金瓶梅》是一部写家庭、社会、世情的小说，更是中国第一部以情色为题材从“色情”角度认真探讨人生问题的真正的小说。

第二，《金瓶梅》不仅写了“情色”本身，而且以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为中心，围绕“情色二字”写出了人性的种种变态，及其由此引发或自然关联着的各种政治、经济、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从而《金瓶梅》作为色情小说，同时又是世情、家庭或社会小说；并且《金瓶梅》只有是色情小说，才可能成为这样一部世情、家庭或社会小说。

否则，世情、家庭、社会上可写的东西如恒河沙数，完全可以写任何事并从任何角度去写，而不必“单说着情色二字”；但那样写来，就不是《金瓶梅》而是别的一部什么书了。

所以，《金瓶梅》决不一般地是因为写了和写好了世情、家庭或社会才伟大，而是因为从“色情”切入写了这些，又写得好，才伟大如斯。

从而《金瓶梅》不仅与《三国》《水浒》《西游》相比是独特的，而且在诸所谓“世情书”“家庭小说”“社会小说”中也是独特的；不仅是真正的文学，而且在题材内容上有无与伦比的资料价值。

第三，《金瓶梅》所“单说着色情”即“色”或今天所说的“性”，本是中国古人早就认为与“食”并论的人生两大基石之一。

“民以食为天”，历来大多的小说都偏重于写“食”一面的题材去了，少量专写与大都涉及的爱情虽近于“色”，却写来又往往“发乎情，止乎礼”，“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多是秀色可餐，从而“人之大欲”很少得到真正圆满的描写。

有之，点到为止而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金瓶梅》出来，把一切的禁忌打破，直面人生最后的隐私，可能是太过超前了，却无疑是文学的一个大开拓。

因此给中国人留下一部十六世纪的形象的“情色史”即“性史”，和围绕“情色”即“性”而展开的家庭、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是其最重要的贡献。

这个贡献从某一方面讲，正如今天审判贪官，把贪官为了情人床笫间的需索而生贪心之“财”“色”交易的私秘过程暴露了出来，真实记录了人类历史的最隐蔽的一个方面。

第四，《金瓶梅》不是为写色情而写色情，不是单纯地展览玩赏色情，而是为它的人物写和写人物全部生活中的色情，写它的人物如何为色情所支配，和色情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了人物的生活与命运。

从而虽然从它所写来看色情确实是人物生活的中心，但那仅仅是作者把握生活的特殊角度使然，是如一篇论文的论点，不得不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侧重，但决不意味着作者是以色情为人类生活的全部与人生真正的要义。

这不仅可以从书中作者反复的议论可知，而且只要看一下这部书写诸男女无不最后死于淫，却写淫的文字只是很有限的数量，就更是可以知道了。

大致说来，作者如实描写使色情成分在书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合乎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的需要，而无过或不及。这从词话本原作与删节本的第七十九回的对读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删节后第七十九回的西门庆之死，固然基本保持了情节的完整，但其这样就死了的真实性以及潘金莲“虎中美女”的一面，却显然地因大量性描写的删节减弱了；而词话本原作描写整体所激荡出的“生我之门死我户”（崇祯本《金瓶梅》第一回）的震撼力，无疑是完美艺术的结果。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即不断解放的过程，不过是努力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以最大限度满足每一个体身心的需要，也就是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性的回归，那么，本着人的解放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应该抛弃以“色”与“性”为羞耻之落后愚昧的偏见，承认色情文学包括色情小说不仅是可以存在的，还可以并应该有伟大的作品！

这个道理还很难为世人接受，却并不深奥，简单地说还是那老话：“文学是人学。”对于文学来说，人所具有的，它都应该具有。

结 语

最后，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高罗佩称《金瓶梅》为“伟大的色情小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如上所论及，兰陵笑笑生已经明确称自己的书是“单说着情色二字”，而不是“色情”了。

所以，正确的界定应该回到作者的自道，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情色小说”。但在当今语境下，“色情”与“情色”之间虽有某种距离，却实际是一例地被社会主流观念所排斥非难的，所以本文也就未再加以区别，而以《金瓶梅》的“情色”为“色情”了。

这自然加重了本文所冒的风险，但也顾不得了，因为学术探讨本来就不可能是四平八稳的事。

笔者悬想中的这个风险是说，虽然“五四”过去近百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笔者深知从高罗佩如是说引发的这篇如上议论，还不是人人所能喜闻乐见的。

一方面由于历史与作家本人水平的限制，使即使在今天看来，《金瓶梅》作为“色情小说”对“色情”题材的开发，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未能充分自觉和完全地把“色情”即“性”化为真正的艺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粗鄙乃至猥亵的成分；另一方面本文的认识确也可能有偏颇乃至错误的地方。

但是，了解过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和预测未来，遥想一百年前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愚昧，三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贫乏与思想的封闭，对比今天包括男女交往以及文学在这方面反映的活跃开放与丰富多彩，笔者相信正常深入地讨论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如实承认《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色情小说”，有可能不会是很久远的事了。

当然，这样的预测对本文的不合时宜并不见得能带来什么护庇或解脱，但是一方面正如本人浏览中看到约里奥·居里所说：“科学本身无所谓道德和不道德，只有利用科学成果的人们才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14>>，另一方面还如贝弗里奇所言：“科学要有价值，就必须预言未来。”<<15>>

注 释：

<<1>><荷兰>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36—137页。

<<2>>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金瓶梅〉》，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页。

<<3>>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金瓶梅〉》，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4>>刘达临：《中国情色文化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版，第279—280页。

<<5>>陈益源：《小说与艳情》，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6>>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7>>天僇生（王钟麒）：《论小说改良与社会之关系》，黄霖、韩同义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8>>《钱钟书精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52—153页。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8页。

<<11>>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浅议》，《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2>>《钱钟书精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13>><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14>>吴健生等编：《中外格言精华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5>>吴健生等编：《中外格言精华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