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历史悠久的万里长城—东汉燕万里长城，

几个小人物的万里长城

孟超是山东淄博临淄的一个乡绅。公元前210年的一个夏夜，为躲避修长城劳役，一个叫杞梁的民夫慌不择路，误入了其后园，并迅速爬到园中的一棵树上。此时，孟超的女儿孟仲姿正在水池里沐浴，赤身裸体的一幕恰好被杞梁尽收眼底。听见不远处嗖嗖的树叶声，孟仲姿也发现了仓皇中的杞梁：“你是谁？为什么躲到这里？”杞梁见追兵走远，下得树来，嗫嗫地说：“我是燕国人，被强掳来修长城，实在太苦了，我受不了……”

望着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青年，孟仲姿突然对正欲逃走的杞梁说：“你把我娶走吧。”杞梁大吃一惊：“小姐冰清玉洁，高贵美丽，又深藏于后院，怎能与我为妻？”“女人的身体是不能给第二个男人看的。”孟仲姿望着满天的星星，喃喃说道，“这是天意。”她恳请杞梁接受这份意外的邂逅。两人最终拜堂成亲，结为夫妻。

这个故事源于一本叫作《同贤记》的笔记小说，出自唐代文人手笔。紧接着，《同贤记》将故事这样延续下去，短暂的蜜月之后，逃跑的杞梁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再度返回修筑长城，期盼早日服完劳役，携爱妻回家好好过日子。未曾料凶多吉少，他竟被残忍的监工活活打死，其尸体又被残忍地筑进了长城的墙体，杞梁瞬间“被”人间蒸发了。

孟仲姿当然不知道丈夫遭受这等变故，还遣用人去工地替换丈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知道实情后，性烈的孟仲姿奔赴燕山，悲愤号啕，竟哭塌了城墙，瞬间，倒塌的废墟里便露出累累白骨。孟仲姿已然辨不出哪具是夫君的遗骨，于是她把所有的白骨全带回家乡埋葬，一个烈女，用极其悲壮的仪式，终结了这段痛不欲生的姻缘。

这只是无数个“孟姜女哭长城”的版本之一。两千多年来，不知道诞生了多少个这样的故事版本了。

话说齐庄公四年(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邻近的小国莒国(今山东莒县)，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相继战死，后来齐、莒讲和罢战，齐人载两位大夫遗体回临淄。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后，哭声震天，哀号撼地，一时成为齐国上下最动人的谈资。

杞梁妻认为自己的夫君有功于国，而国家领导人齐庄公的吊唁既缺乏诚意，又仓促草率，便回绝了齐庄公的郊外吊唁。后来，齐庄公亲自到杞梁家中吊唁，并把杞梁安葬在齐都郊外。

就是今天，在山东临淄齐都镇郎家村，还可找到杞梁墓的遗迹，因地处村东，当地村民都称这里为“东冢子”。

这段真人实事的史实，最早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里，只是较为简略，不过一个战争花絮罢了。谁也没有料到，这般简短的历史浪花，竟会在历史长河里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杞梁妻哭夫”自春秋时期以来，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了基本故事原型作本底，从战国开始长达二十五个世纪里，一则则传说凭空而出。“哭夫”情节的增加，最初是《礼记·檀弓》里曾子的话，曾子说“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这是各种文献里第一次出现“哭”的记载。“崩城”情节的增加，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昔华周、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阨。”后来，《列女传》里又平添了“投淄水”的情节：“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城为之崩。既葬，曰：我何归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就像接力赛似的，人们对这个故事添油加醋乐此不疲，一点一滴，一字一句，不断丰满。

到西汉时，杞梁妻的故事初具规模，哭夫、崩城、投水已成系列；到了东汉，王充的《论衡》、邯郸淳的《曹娥碑》进一步演绎，说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并且哭崩了五丈。西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继续夸大，说整个杞城“感之而颓”；到东晋时，杞梁妻的故事已经走出了史实的范围，演变成“三分实七分虚”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从春秋到西晋，杞梁妻的故事还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添枝加叶的话，那么，到了唐代，想象的翅膀使杞梁妻哭夫的故事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把这笔历史总账，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唐朝人不仅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向前推了三百多年，还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由齐国临淄城移植到了秦始皇时代的秦长城。几个关键词也由“杞梁”、“勇士”、“战死”演化成了“杞良”、“役夫”、“打死”。

也就在这个时候，“杞梁妻”成为有姓有名的“孟仲姿”，以后故事的流传中又被改为“孟姜女”，而丈夫杞梁，则变成了“范喜良”。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现象，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谣言而非去追根溯源。这样一来，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名气当然比杞梁和杞梁妻大多了。

那些围绕长城的演绎故事中，《同贤记》无疑提供了一个幻想的范本。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类书《雕玉集》引用《同贤记》材料并大胆演绎：“杞良俄而被追捕、打死，筑入城墙。仲姿寻夫，哭倒长城而认夫尸。”在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中，女主人公则演绎成了孟姿。这时，“孟姜女”的雏形已经萌芽。

让人意外的是，诗仙李白也加入到热闹的演绎队伍中来，他写出了《东海有勇妇篇》一诗：“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李白眼里，杞梁演绎成了梁山，杞妻不但哭倒了城，还哭崩了山。

更有甚者，一些细节也在想象中不断丰满起来。敦煌石室卷子里有一首名叫《捣练子》的民间歌谣，描述杞梁之妻孟姜在家缝制冬衣，又亲自送往燕山前线，一路上大雪纷飞，其情其景可歌可泣。这也是文学作品里最早出现的“孟姜”一名，这似乎为后来“孟姜女”的横空出世，埋下了极好的伏笔。

之后的历史时空，人们对这一故事的热情一直高涨，其丰富的想象力也不断翻新，真算得上中国最为经久不衰的谣言接力赛了。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个演绎开来的孟姜女，都是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据来自宋代的残缺记载称，在雍丘县的孟庄，有人曾经看见过一座“范郎庙”，里面有孟姜女的塑像，孟姜女作为偶像的地位，就此已基本奠定。今天唯一残存的孟姜女庙，坐落在河北秦皇岛市，庙里有泥塑的孟姜女像，殿后的一块巨石，其上刻有“望夫石”三字……所有这些陈设，都不过是后人伪造的布景和道具而已。

这样一堆赝品，却为人们的偶像崇拜提供了想象的殿堂。

明代大修长城而招致的民怨，远不低于秦朝，民间为了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又挖空心思在历史故事里寻觅灵感。他们把杞梁妻改为“孟姜女”，将杞梁改为“万喜梁”(或范喜梁)，全新版本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在这个时候得到全面升华。

史载，明中叶以后，从南方到齐长城而山海关，都修建有孟姜女祠(现在秦皇岛的孟姜女祠，香火依然很盛)。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六十四回“曲沃城栾盈灭族，且于门杞梁死战”中，如是记载：“后世传秦人范杞梁差筑长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痛哭，城为之崩。盖即齐将杞梁之事，而误传之耳。”

可以说，历朝历代每修一次长城，民间都会把“孟姜女哭长城”这个老掉牙的故事搬出来，从而添加新的想象不断演绎，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来，成为不同时代同一主题的“控诉长城宣传品”。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则故事，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为何有如此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不断花样翻新的故事里，“孟姜女”和“长城”无疑是两个绝对的主角。如果对这两个主角加以分析与研判，便不难理解这个故事为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先说长城。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长城的故事时常伴随着历代君王，仁人志士，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两千多年来，围绕中国的长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爆发了无数次血腥的战争。一道城墙的修筑持续了两千多年，这无疑是人类奇迹——许多帝王、设计师、工匠、将领和士兵……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如果追溯长城的最初动因，可以上溯至城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一开始只是许多段的夯土墙。如今在辽宁建平县张家湾，还残存一段十公里修建于战国时代的燕长城，比这更古老的，是赤峰北英金河旁山岗上的一截，堪称存世最为古老的长城。在中国北方，没有国家安全感的燕国、赵国和魏、秦等诸侯国，为防御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和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击，各自画地为牢，修筑城防工事。

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把一种历史遗留的防御设施当作民族的象征？这得从两种经济类型与两种文化传统说起，它们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需要互相补充、互相依存。

长城既是一个线的概念，又是一条带状的概念；既是第一道文明曙光的发源地，又是曾在一个时期的经济文化占有相当优势的地区。据说，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何热衷于“四合院”的重要理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青藏高原和太平洋便成了东西两边的天然屏障。但，北方的山脉依然难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入侵，这成为强大的秦国内心深处的隐隐心病。为了彻底抵御这些外敌，秦始皇借鉴前人的经验，将一段段断断续续的土墙连接起来。自此，那些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墙体，开始被统称为长城。

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秦时修筑长城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戍防的军队，充军的犯人和强征的民夫。《史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时，是大将军蒙恬在打退匈奴之后，以三十万大军戍防并修筑，经过九年时间修成。因为长城，秦律专门还有一种叫作“城旦”的刑罚，意即罚去修长城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焚书坑儒的主张，“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凡抗拒不烧书的，就在你脸上刺字涂墨后罚去修长城。城旦所罚，据《史记》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刑。”就是说，判为城旦之罪，剃了头，颈上加上铁圈，送去修筑长城。这种刑罚为期四年。

在八达岭长城上，发现了一块记载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修筑长城的石碑。从这块石碑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修筑长城的人力主要是利用军队的力量，用分段包修的方法来施工的。碑文如下：

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轮领秋防左营官军都督指挥佥事寿春陆文元奉文分修居庸关路石佛寺地方边墙东接右骑营工起长柒拾五丈二尺，内石券门一座。督率本营官军修完，遵将管工官员花名竖石以垂永久。

管工官：

中军代管左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刘有本

右部千总青州左卫指挥 刘光前

中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宗继光

官粮把总肥城卫所千户 张廷胤

管各项窑厂、石矿办料署把总：

赵从善、刘彦志、宋典、卞迎春、赵光焕

万历拾年拾月 日鼎建

从这块石碑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段包修工程用了几千名官军，加上许多民夫才包修了七十多丈(约合200米)城墙和一个石券门，可以想见工程的艰巨。这一批包修工程的官兵是从山东济南卫、青州卫、肥城卫所等处调来。

为了确保长城的修筑，秦始皇还强征了五十万民夫。事实上，修筑长城强征民夫的情况，各个朝代都使用过，非秦所独有。以南北朝时期为例，百余年间就强征了民夫三百余万。北齐天宝六年(555年)，皇帝下诏，征发180万人修筑从幽州夏口(居庸关南口)至恒州(大同)九百多里的长城。

大业三年(607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四年(608年)又发丁二十万筑长城。以至于到最后男人口“征发殆尽”，寡妇也被当作男人送到修筑一线。

再说孟姜女。作为哭长城故事中的绝对主人公，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与孟姜女这个角色十分符合民间审美和历史审美莫不息息相关。一个故事能长时间为人民群众所共同喜爱，并不断地被改造、加工，并不是偶然的。每一个细节所透露出的，都是发自民间最底层的呼声甚至呐喊。

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里，长城代表权势，代表暴政，是恐怖的符号；孟姜女代表弱者，代表芸芸众生，是反抗的重要标志。

跟我们今天视长城为民族伟大象征截然不同，在千年漫长的岁月里，长城一直是黑暗暴政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朱大可所说，“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最有力的证人”。

那些如泣如诉的故事里，万里长城几乎每段墙体每块青砖之下，都掩藏着一个冤死的亡灵。以至于战火纷飞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像病毒一样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民精神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悄悄转向对暴君和专制体制的抨击。

抨击得最有血性的也最为猛烈的，非唐末诗僧贯休莫属。他在一首乐府诗中写道：“秦之无道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毋庸置疑，这样的书写，已经把一个家庭的悲剧归咎于当朝的政治黑暗。

历朝历代的人们把对当局的怼与怒，都融进了这个“哭”的故事里予以宣泄。长城背后，是历代帝王以此为统治标志的“接力棒”。一定意义上讲，秦朝是背了历代统治者的黑锅，但秦王朝的暴政与酷治，不可否认地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同题文学创作中，集中的矛头所向。

一定意义上讲，长城后来存在的意义，或许已经不再是军事的防御，而是边界的标示。游牧和农耕以此为界，中原和北边由此划线。

两千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我们登上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城楼或是其他长城关隘，看见那宛如奔驰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时，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滋生出不同的感慨——那便是芸芸众生于长城最鲜活的解读，且常解常悟，常读常新。（来源|《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 作者|章夫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