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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世纪，欧洲精神病院的蜕变史

在古代，人们曾以为精神病人是受到了魔鬼的侵扰，属于异类，常常以歧视的眼光看待精神病患者。那时，“医治”精神病患者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所谓的“躯魔”：用捆绑或鞭笞病人的方式来驱逐想象中的魔鬼。更有甚者，会以更加残酷的方式对待女性病人——对她们严刑逼供，使她们在长时间生不如死的酷刑逼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女巫”，最后将她们烧死或者绞死。因此，在医学的暗黑时代，患上精神病所要承受的痛苦超乎想象。

英国最古老的精神病机构是位于伦敦的伯利恒皇家医院，建立于1247年，当时的人称之为圣玛利亚伯利恒（St. Mary of Bethlehem）医院，后俗称为“贝德兰姆”（Bedlam）。这家医院最初是宗教组织下属的一个修道院。尽管，作为世界上最早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伯利恒皇家医院曾享有盛名，但同时这家医院也曾因为对待精神病人的异常残酷而臭名昭著，以致“贝德兰姆”这词在英语中竟延伸为“可怕的精神病院”的同义语。

巴黎“总医院”的历史真相

16至17世纪的欧洲，战争、大屠杀、恐怖事件还有瘟疫等，把社会搅得一片混乱。统治阶级感到，要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秩序。比如，法国就曾制定并实施了一套系统的维持稳定的办法。1656年4月27日，法国国王颁布诏书，提出要在巴黎建立“总医院”，来清除街头流浪的穷人和其他闲散之人。结果，在那所谓的“大禁闭时期”中，精神病人和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都被扫荡进这一新型的“总医院”里，精神病人大约占十分之一，是最有可能要无限期地被“禁闭”在那里的人。

然而，总医院并不是一所医疗机构。实际上，这里共收容了6000人之多，可是仅配备一名医生。据一些参观过这类机构的人记录说，被禁闭在“总医院”的单人牢房里的精神病人，房门终日紧闭，门旁只有一个小洞口透光，门上安了铁条或窗板，食物就通过洞口的铁条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陈设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病人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在“总医院”所属的萨尔佩特里埃里医院，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病人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铁链锁在墙上或床上，脖子上还套着链条，被锁在天花板或地板上的铁棒上。米歇尔·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曾引用埃斯基洛医生的原话来描述当时精神病患者在“总医院”的情景：“我看到他们，裸着身，穿着褴褛，躺卧在石板上，仅有草垫抵御寒冷潮气。我看到他们，食物粗糙，缺乏空气，难以呼吸，缺水止渴，生活最低必需亦匮乏。我看到他们，被交给真正的狱卒，流落于其严酷监控之下。我看到他们，住在窄小、肮脏、恶臭、不透气、不透光的陋室里。”

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极为不人道的待遇引起一些人的注意。逐渐，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社会关注精神病患者的处境，并倡议制定法案保护精神病患的正当权利，但最初均未达到有效的作用。直到一个叫做菲利普·皮内尔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才使得情况得到了转变。

医生皮内尔的心理治疗试验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年—1826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塔恩省的一个乡村家庭。1772年，皮内尔在图卢兹医学院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去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学深造了五年，于1778年来到巴黎。四年后，皮内尔成为隶属于“总医院”系统的比塞特医院的医生。经过多年的医学专业学习以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皮内尔确信精神病人是确实是患有某种疾病，而不是人们以为的“异端”，更不是因为“魔鬼”附身。并且，皮内尔已认识到，这些病人的病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其自身病变和外界压力的诸多因素导致的。于是，他尝试设法使这些可怜的患病者摆脱锁链的束缚。

18世纪中晚期正是法国“恐怖统治”的最高潮。此时，大革命中激进的政治家乔治·库东（George Couthon）负责着人犯和医院的管理。库东素以严厉闻名，他在发表演说时，曾要求“杀绝共和国的一切敌人”。然而，皮内尔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面见库东，要求进行一项治疗精神病人的医学实验。皮内尔不是不知道一旦实验失败，在当时的局势下，或许会被看成一项政治阴谋，进而可能威胁到皮内尔自己的性命。然而，恐惧并没有战胜皮内尔的坚定信念。

随后，库东跟着皮内尔去查看了精神病人所待的牢房，了解到其中一些的失常者已经禁足在此三四十年之久，库东不无惊异地问皮内尔：“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皮内尔镇静地回答说：“公民，我确信这些人之所以难以驾驭，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自由的权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一定程度上被眼前这名医生的言辞打动，库东批准了治疗的实验：“那好，对于他们，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他也随即警告说：“不过我担心你可能成为你自己所提出的假设的牺牲品。”

1793年，皮内尔在比塞特医院对部分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实验，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治疗效果。最终，该实验中的大部分病人都被证明恢复了健康并予以释放。少部分病人在治疗中病情有了足够的改善，也解除了镣铐，获得了肢体活动的自由。还有一部分病人，特别是具有攻击性的病人，虽然还得监禁控制，但是也得到了较之当初更为人道的对待。

在这一项工作中，皮内尔为自己与精神病人的感情交流而感到极大的愉快。他感触颇深地说：“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谁会比大多数有幸处于康复阶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爱，更加温和，更充满情感。”

皮内尔在比塞特医院的成功，使他有了更大的信心，开始在其他医院推广他的治疗方法。他的开拓工作，极大地激励了当时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为精神病人争取人道待遇而做出各种努力。

艺术家参与解救

精神病人的苦难也曾引起艺术家们的关注和同情。

1800年，一名叫威廉·诺里斯（William Norris）的美国人被送进贝德兰姆精神病院。十多年里，他每日都睡在一层薄薄的稻草上，还被医院方面用套马的铁挽具束住身体，被锁在一条竖直的大铁柱上。他就在这种悲惨的境遇中于1815年病逝。

诺里斯的遭遇引起作家画家克鲁克香克和作家霍恩的注意。

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1792年—1878年）是英国人，出生在伦敦。他15岁时开始为儿童读物画插画，作品已经较为突出。从20岁起，他开始为《鞭挞月刊》作了五年的政治漫画，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讽刺画，这使得他名声大噪。从1820年起，克鲁克香克从事书籍插图，为狄更斯、菲尔丁等英国作家甚至塞万提斯、格林兄弟的作品作插图，数量多达近千幅。克鲁克香克的朋友威廉·霍恩（William Hone，1780年—1842年）是英国一位激进的新闻记者和讽刺作家，同时还是一个书商和报刊发行人，曾办过《旅游者》和《改良主义者记事》两份表现激进主义者立场的周报。

关于克鲁克香克与霍恩二人是如何介入当时精神病医院问题的，霍恩对此有明确记录——1814年3月2日，霍恩记述说：

我坐在弗利特街的一家小咖啡店里，跟奥尔德曼·韦特曼邻桌，这时，插图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进来了。我们就像以往常那样谈了起来，谈起疯人院的问题，谈到对病人的虐待和残忍――

当时我提出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精神病院进行调查。

因此，我们自我授权去敲开一家家疯人院的大门。乔治·克鲁克香克画出了这样一幅画，我则为它写说明。

于是，克鲁克香克与霍恩去到贝德兰姆精神病院进行了实地调查，目睹了医院对于病人所做一切行径，克鲁克香克随后画出一幅《诺里斯在精神病院》，将精神病患威廉·诺里斯的悲惨处境真实刻画了出来。此画曾多次在各展览会上展出，每次都深深打动观众，甚至使他们感到心惊胆寒，引起了许多人关于精神病人的关注。

与克鲁克香克几乎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画家和人道主义者泰奥多尔·热里科（1791年—1824年），也关注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环境与救治问题。原本就对精神病患者有深切同情的他在1820年，读了精神病学家艾蒂安-让·若尔热的论文《论疯癫》之后，信服了作者若尔热关于精神病学的专业研究，便与若尔热合作，根据那时所采用的诊断分类，用他绘制的画作，结合若尔热的描述，形象地阐明精神病的病症。可惜由于热里科患有严重的脊柱肿瘤，只完成了《疯女》和《疯人》等五幅作品就于1824年1月26日去世了。这五幅精神病人的肖像画，都细致地刻画了肖像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并试图表现出更深层次的人的思想，使得这几幅作品不但在精神病学史上，而且在艺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热里科”这个条目中称颂这位天才画家“以同情、友善的态度”创作了这几幅肖像，来“探究异常状态下的精神表现，在艺术史上是罕见的。”《剑桥艺术史导引》更详细地介绍了热里科和若尔热两人这项工作的情况：

热里科在为友人艾蒂安·若尔热所作的组画中，表现出非凡的心理洞察力。若尔热医生是法国治疗精神病的先驱之一，为揭示一个人的思想与其面部表情之间的关系，他想把病人的脸相永久记录在案，作为他临床研究的一个方面。热里科受若尔热之托而作的绘画，是西方艺术史上心理肖像画中最动人的样品，它们同时又是浪漫主义激情的极出色的珍品，热里科的绘画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终于到了1795年，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潮的影响下，使皮内尔等人跨出解放精神病人的伟大步伐，革命性地将人道主义原则应用到精神病患者身上，总结和形成了一套精神病的临床治疗方法。

法国著名画家罗贝尔-弗勒里（Tony Robert-Fleury，1837年—1911年）在其画作《皮内尔1795年在萨尔佩特里》真切地再现了皮内尔帮助解放精神病人的英雄创举。在这幅画作中，罗贝尔-弗勒里特意赋予被紧闭在萨尔佩特里女精神病院的患者以亮色，以表现他对她们的人格尊重，虽然画中出现了呈现疯癫状态的许多精神病患者，但出于绘画中心位置的白衣女病人神态正常，静静配合取下束缚她的镣铐，让人看到了精神病患的康复希望以及皮内尔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终于有了好的结果。

当然，医生皮内尔为精神病患所做的工作仅仅只是一个起步，救助精神病人的路还很长。此后，皮内尔的学生，以及欧洲各国的诸多人士纷纷关注到了精神病患的生存和救治问题。如今，总体来讲，精神病人已经不再遭受17至18世纪时在欧洲精神病院中受到的歧视与折磨了，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这样的结果与当时许多类似皮内尔、克鲁克香克、霍恩等各行各业的开明人士的努力有着分不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