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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缺陷与怀疑能让一切过着不完美人生的我们找到共鸣

最后一个学期，艾略特一直盘算着再次离开美国。1914年2月，他决心像许多美国哲学界领军人物一样去欧洲完成学业。同年，帕尔默教授称学术事业代表了“一切有序社会理想的发展形态”，认为教授的职业凝结了“神圣的兄弟之谊”。哈佛的学界泰斗们授给艾略特谢尔登游学奖学金，将他看作他们未来的同事。按理说，艾略特应在牛津默顿学院师从布拉德雷的学生、住在基督堂草坪楼上但从来闭户不出的哈罗德·约阿希姆（Harold Joachim），系统学习一年亚里士多德。艾略特自己则又安排了去德国的游学，他计划参加马尔堡大学在1914年7、8月间为外国学生开办的暑期班。

欧洲给艾略特的第一印象是让他厌烦的意大利与比利时“陈腐”的旧城，但马尔堡筑于陡峭山坡之上，坐拥凌乱而美丽的花园，他一直记得花园里波浪般随风涌动的大片玫瑰。他每天都在树林里散步，但都不会走太远，免得赶不上普法勒夫人准备的五道佳肴。沉醉于突然宁静下来的生活，艾略特于是构思起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像他之后将要写下的名作一样，这首诗也将拼合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他告诉艾肯自己暂拟的题目是“基督落架”。长诗将纳入的篇章首先是《哦，这微弱的声音》和《圣塞巴斯蒂安》，随后是一段疯话，紧接着是一支副歌部分采用《一位夫人的画像》形式的快活的情歌，其后加入一段神秘主义的部分，最后以一段愚人狂欢收尾，这段狂欢采用《普鲁弗洛克》的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叙述者参加的不是茶会而是化装舞会――他浑身只穿条底裤，扮成圣约翰。《基督落架》一直没有完成。艾略特刚在马尔堡安顿下来，战争就爆发了。8月3日他经鹿特丹回到伦敦，后来又在十月搬到新的避难所牛津，在那里一直待到1915年6月。

在伦敦，艾略特仅仅是个礼貌地对当地习惯抱以好奇的游客。他看着一脸坚决的主妇们穿着裁缝铺的成衣、头戴丑帽子向大英博物馆的亚述艺术进军，又在罗马雕像处倏地消失。他在商场看见一个售货女孩，她的假牙和插在头发里的铅笔向他诉说着舞厅二层里人声鼎沸的夜晚。从他在贝德福德广场28号的寓所处望出去，他看见一位颂唱《玫瑰经》乞求几便士的老妇。伦敦本身则活像从《荒凉山庄》里走出的场景：棕色的雾浪，被人踏平的路沿，还有溅上泥点的裙子。

然而，伦敦的铁扶手和窗纱之下似乎还有望迸发出些生命力；相比之下，牛津则是一潭死水。他抱怨教授们以居家为傲，身边净是他们怀孕的妻子，而他的生活里则几乎没有女性的存在。他感到感官的麻木。为了振作起来，他给埃莉诺·欣克利和艾米莉·黑尔写去一些轻快的信。听说艾米莉要在1914年12月出演剑桥戏剧社制作的《巴姆斯特德·蕾夫人》后，他汇给艾肯4美元，交待他在周六的演出上替他送一捧粉色或红色的基拉尼玫瑰。1914年到1915年间，牛津剑桥的男学生寥寥无几，而据一位同学的回忆，艾略特对这些人的评价表明“他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学校里的主要文学社团“异端”（The Heretics）对他来说“狭隘又低俗”，而零星一两个聪明人又让他想起“哈佛那些聪明的犹太本科生；他们涉猎广博却不成系统，思考有力却没有章法，全不知什么叫背景、什么是均衡、什么是轻重”。一位名叫卡尔·屈尔潘（Karl Culpin）的同学曾在第一学期末和艾略特一起去多赛特的斯沃尼奇度假，后来在参军的第一天就葬身堑壕。本来有六个人的普罗提诺研读课后来只剩下两个人，在另一个学生E.R.多兹（E.R.Dodds，后来成为牛津的希腊语教授）看来，艾略特沉默寡言，但“对神秘体验怀有严肃的兴趣”。多兹邀请他参加一个名叫“雅集”（The Coteriee）的组会，男诗人们在会上朗读他们的诗歌（而像多萝西·塞耶斯和那时还姓哈尔达内的内奥米·米奇森这样的女诗人则被排除在外）。他加入几天后朗读了《普鲁弗洛克》，让这群英国小伙子们如坠云雾。然而他们也察觉到甜腻的乔治王朝诗歌行不通，所以还没把这首诗撕成碎片。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鼓舞。“哦交谈啊，生活的明杖，我在牛津能得到你吗！”艾略特沮丧地对康拉德·艾肯写道。

然而在这宁静生活之下，1914至1915年间的艾略特也缓慢地从避世的态度向经验坚决进发。对艾略特来说，猛力刺醒自己是最艰巨的任务。当宗教感情已无法使他清醒时，他陡然转向另一条借婚姻觉醒的道路。《荒原》就是在此时萌芽，在它的根源处也许就是这唤醒自我的努力。

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两个让他无法忽视的人物出现在艾略特身边。其一是年轻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他身材健壮，长着一头金红色的茂密头发，戴着夹鼻眼镜，颧骨宽大，窄下巴因为冒尖的络腮胡子显得更加突出。这个常常一纵身就跌进椅子里发出怪叫的人对作为诗人的艾略特充满兴趣。另一个是后来变成艾略特夫人的活泼女孩薇薇恩（常作薇薇安）·海伍德。<54>他们与艾略特的友谊都合情合理，但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使他渐渐疏远了圣徒的梦想。

1913年夏天，庞德从艾肯处得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哈佛有个人的东西有点意思”。随后，在1914年9月22日，艾略特来到肯星顿荷兰广场5号拜访了庞德。他一出示《普鲁弗洛克》，庞德就立即迷上了其中自然的语言和对“我们当下的氛围与鉴赏力”的准确把握。他旋就写了一封信寄给芝加哥《诗刊》的编辑哈丽雅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自己的新发现面前激动得语无伦次。《普鲁弗洛克》是他见到的最出色的美国诗。在给H.L.门肯（H.L.Mencken）的信里他写道：“信里附上一首诗，作者是一位我最近发现的名叫T.S.艾略特的美国年轻人，他才华横溢……关注他错不了。”艾略特则为庞德的热情感染，也对庞德让他留在伦敦的提议十分激动，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在庞德的指引下）写更多诗，在战后出版一卷能让他一举成名的诗集。庞德的论调是，身在英国的诗人在美国诗刊上发表反而比较容易，而任何来自英格兰以外的人想在英国本地发表都难于登天――除非他已经像吉卜林那样功成名就。他坚称对于诗人来说，没有比伦敦更好的去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找得到一群“严格服从高级趣味的人”，这群有影响力的作家坚信出版商不应将商业利益奉为圭臬。伦敦只遵循它自己的标准；如果它决心喜欢艾略特，那么就会不由分说向整个英语世界输出它的喜好。庞德心下清楚的是，这些新的创作大多出自美国人之手，但他不打算点破这一点，因为这并不是什么英国出版商与书评人所乐见的现实。

庞德出现之时，艾略特其实已多少做好准备，想屈从于一份教授哲学的学术生涯。而庞德鼓舞着艾略特，坚定地把他推上诗歌的道路。这两个从美国流放而来又不务正业的年轻教授自此惺惺相惜。艾略特将这位稍稍年长、更有名望的同龄人看成师父与向导，对他真诚而慷慨的关注心怀感激。“他会连哄带骗甚至强按着别人写出好东西，”艾略特说，“所以他有时看起来活像向一个聋子百般解释他的房子着火了。”在庞德的带领下，艾略特登堂入室，进入自己在伦敦的第一个文艺圈子，其中有韦佛小姐――一个同时拥有纯正的品格和大笔遗产的女人、《自我主义者》（Egoist）的主编、詹姆斯·乔伊斯的支持者。<55>这个圈子里还有《风暴》的编辑、画家温德姆·刘易斯；庞德大学时期的朋友，以HD的名字闻名的美国作家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lee），以及她的英国丈夫――参加过一战、后来成为非著名批评家的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从1915年中开始，艾略特经常参加他们每周四晚在伦敦索霍区和摄政街各种餐馆的聚会，这个高挑清瘦、两颊凹陷的年轻人坐在那儿，听周围人讨论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下凡在伦敦街头，或听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声如洪钟地讲述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轶闻，再或者听阿瑟·韦理（Arthur Waley）讲他的中诗英译――而在他们头顶，空袭警报正凌厉地响着。

从很多方面来看，庞德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赞助人和导师，愿意全身心地为自己的学生付出。但他的帮助也有其缺陷。在艾略特的回忆里，庞德对艺术作品过于投入，以至于他的门徒在他眼里有时“几乎不是人”，而是在需要产出时上点油的“艺术或文学机器”。庞德曾明确说过，他只在艾略特的个人感受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时，才对他的感受发生兴趣。一位旁观者也曾注意到，庞德对待艾略特的态度就像收藏家对待自己的宝贝。这件珍宝现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像个典型的美国人一样仰在椅子里，带着几分咄咄逼人的悠闲，从夹鼻眼镜的上沿斜睨着打量着这位来客，寻思着自己对对方的对答如流有多满意。艾略特允许庞德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精妙的诗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古纳曼茨把帕西法尔培养成真正的骑士。帕西法尔顺从地打磨着自己的举止，而艾略特打磨的则是自己的措辞与诗艺。

庞德宣称艺术家是未来的独裁者，对“愚蠢的大多数”嗤之以鼻，“这些肠肥脑满的庸众终将为我们统治”。在庞德看来，现代艺术家“不打算靠民选施政。至少他们还拥有高贵的血统。现代文明哺育的这个族群只有兔子一样的头脑，而……受蔑视已久的艺术家们终将掌权”。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这些“乌合之众”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泊。从艾略特1914至1915年间给庞德的信中，看得出他也为庞德的专制情绪感染。更准确地说，庞德在向大众宣战中对他的支持勾起了艾略特名门子弟的骄傲――长期克制的骄傲一经激起，只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当庞德放肆到近乎滑稽的地步时，艾略特的攻击也益发毒辣起来，他对女人垄断的文学界以及“童贞对美国文明的邪恶影响”恶语相向。文艺集会上太多女人的出现拉低了整体品位。而在给一位显赫的女性――波士顿艺术收藏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的信中，艾略特则将鄙夷之情转向德国人，认为他们过于殷勤――他认为低等种族才殷勤好客，全然忘记只在几个月前战争爆发时，他还对邀请落难外国人免费借住的德国房东的款待感激不尽。他们的善举对他不啻雪中送炭。

这些信件往来其实预示着艾略特将要展现的出人意表的一面：这个谨言慎行的人竟会年轻时秽语连珠，中年时痛击虚饰，老年时一次次断绝往来让亲近的人无所适从。这些致庞德信中赤裸裸的偏见，就好似一个格格发笑、招摇过市的持刀歹徒，它们或许对艾略特的同代人来说稀松平常，但足以令我们震惊不已。

纵然庞德是艾略特十分重要的赞助人，但早年的艾略特并不追捧庞德的诗。“他的诗坏到让人落泪。”艾略特在信里对艾肯说。<56>庞德被艾略特诗里的现代性打动，艾略特却觉得庞德的诗是老一套。在《追寻异神》（After Strange Gods）里他批评庞德虽私淑中世纪，但吸引他的全都是中世纪里那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真正重要的他却全不在意。“我承认我很少能对庞德……说的话打起精神，”艾略特1928年在《日晷》（Dial）中提到，“我感兴趣的是他说话的方式。”庞德要求他给出客观确切的表述、牢靠的事实、斧凿刀刻一般的陈述，他听从了庞德的建议，并迫使自己从那些凌空高蹈、意象模糊的幻象诗里抽身。用打字机写评论帮他摆脱了长句的习惯，他认为这是以牺牲奥义换来的清晰。1915年2月2日，他向庞德寄去一首题为《压抑情结》（‘Suppressed Complex’）的八行诗，诗中一位情人在女孩的卧房翩翩起舞，然后像迷人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玫瑰花魂》中那样，一飞身就跃出窗口；然而芭蕾舞剧中，幽灵是女孩在舞会后清醒的想象，艾略特诗中的幽灵，一个“立在角落的影子”，则在更大意义上代表传统的性威胁。这个幽灵一心只顾自我，既缺乏芭蕾的温柔，也缺乏尼金斯基回应女孩幻想时细腻的肉感。艾略特笔下的情人全然不顾及这个睡梦中的女孩――这个女孩不过是激起情欲的道具，这首诗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幼稚的讨厌鬼炫耀他出逃的幻想。题目把这首诗包装成庞德正大力推崇的意象主义，“思想和感情刹那间的复合情结”――“情结”在这里使用了新兴心理学的专业术语，指内驱力受到压抑时产生的强迫行为。但这首诗的心理活动并不精微，艺术上也不甚完善。它是艾略特致庞德最初两封信中附带的一篇作品，在这些信里，他摆出一副情场老手的样子，轻快地谈起一次畅饮和另外两个可以进入《一位夫人的画像》的女人。

庞德关心的是艾略特生活里的物质细节――他的工作、贫困、对社会关系及发表的需求。艾略特仿佛一株需要时时浇水、小心呵护的珍稀植物。“我祈求上帝，”庞德写道，“别让《普鲁弗洛克》成为他唯一的名作。”后来，在艾略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庞德四处筹借才印刷了艾略特的第一本诗集。艾略特后来回忆说，一个人可能会因庞德的善举与他时有摩擦，但从不会真正地怨恨他。1916年，艾略特在海边结交了布鲁姆斯伯里画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和他的剑桥好友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庞德对此妒意大发，一定要艾略特承认弗莱是个“蠢才”。这样的状况下，艾略特只能一直保持学徒心态，但他觉得为了庞德值得这样做。

庞德让艾略特益发相信应当抛弃在他们看来十分浅薄的美国文明――他此时正为同样的冲动所扰。美国在庞德眼里患了“血液中毒”，而艾略特也未能幸免。“他中毒大概比我还深――可怜的家伙，”他写道，“……新英格兰的乳头里渗出的……都是稀薄的奶水。”他们两个背祖弃宗的人共同漂泊在另一个文明里，在其中上下求索地寻宝。亨利·詹姆斯曾评论过美国人“对色与形、如画景象与浪漫情怀的病态欲求”。早在庞德与艾略特开始创作之前的半个世纪，他就曾预言这样一类美国作家的出现：他们发现自己能以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活力自由挑选、综合异域文明的不同特征，“并且不论他们在何处作出发现，都能果决地（从审美等方面）把它们据为美国所有”。

1919年，艾略特调侃地把自己描绘成“拿着旅行指南的伯班克”，一个感到遨游文学世界比亲历满是外国人的威尼斯更自在的新英格兰人――这种心态在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的题记里就得到了精准的描摹；詹姆斯觉得自己无法拜倒在威尼斯裙下（正像他对兄长威廉说的，“我或许本是个波士顿人”）。艾略特毫不讳言自己身为外国人的事实。他在《追忆亨利·詹姆斯》（1918）中写道：“身为美国人，所能达到的完美的巅峰不是成为英国人，而是变成一个欧洲人――那种生于欧洲本土、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籍的人都无法成为的欧洲人”。在1876年移居英格兰后不久，詹姆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艾略特称，詹姆斯的新英格兰式才华本就“清晰可辨”，而且“非但不曾为他的移民之举所消损，反而得到了提升和发展”。艾略特将自己与亨利·詹姆斯身上“霍桑的一面”相连：他们同对过去有着更深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在他看来也是为“美国人所特有”的。

奇怪的是，艾略特在信件中经常提起自己为《小评论》（Little Review）撰写的这篇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论文，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篇文章从谋篇到写作全由他一人定夺，成稿于詹姆斯1916年去世后的两年半。在这篇文章里，他像詹姆斯揭开霍桑的面纱那样，揭去了大师的面纱。就在这时，艾略特与写下《欧洲人》（1878）、《霍桑》（1879）和《阿斯彭文稿》（1887）的这个欧化的詹姆斯产生了特别的亲近，这种亲近也首次让他感到一种“确切而不能摇动的信心”。他在《自我主义者》中描摹了这种感受：“你与死者都心照不宣地知晓你们的亲近……这一亲近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你的出色；一旦能穿透包裹他盛誉的、厚重蒙尘的言语之壳，而触及他的本身，那么你，只有你，可以与他为友：对你来说，这样的肯定比简单的鼓励更意味深长。它将像一段个人生活里的私密关系一样，触发你的成长……这友谊使我们了解他所生活的社会，它的源起，它的结束；我们变得更宽阔了。我们不模仿他，我们只是被改变了，我们的作品就是这蜕变了的人的作品；我们不借鉴，我们只是感觉更敏锐了，我们成了传统的继承人。”庞德与艾略特没有一个现成的诗歌传统可供借鉴，于是他们并肩向那些十九世纪伟大的小说家靠拢――其中主要的，就是福楼拜和詹姆斯。

对庞德是否觉察艾略特的宗教倾向，我们实在无从了解。艾略特确实主动疏远了最初的宗教冲动，但庞德不赞许西方宗教的态度或也加重了他的迟疑。在庞德看来，“基督教已经变成另一种普鲁士主义，我们必须抽身止步”，“基督教自有其益处和魅力，但仍然太危险了。宗教是万恶之源”。在另一场合他又展开了对一神论的抨击：“在我看来，奥维德的《变形记》是本圣书，而希伯来圣经则是一个野蛮部族留下的记录，句句是恶。”1917年一期《小评论》（其中也有艾略特的作品）中庞德称，“有组织的宗教始终构成危险”。1918年他又称应对基督教抱持轻蔑的戒心，直到它顺流漂回迷信神怪传说的如画之境。后来艾略特终于下定决心用基督教救治文化绝境，但庞德对此并不赞同。“他的诊断就是错的，”他干脆说，“他的解药也不对症。”

与庞德相遇时，艾略特正写着一些半宗教性的诗。庞德劝他回到《普鲁弗洛克》式社会讽喻诗的路子上来，然后1918年他便骄傲地推出了一批“有趣的新诗”。这些诗诚然有趣，但也十分辛辣，因为把目光转向现实的艾略特只看见些愚蠢的男人和可怕的女人――交媾的斯威尼、波特太太的妓女们、母豹子格莉许金和周日礼拜上一脸麻子的年轻人。他惯于提笔讥讽这些明显一文不值的东西，但讽刺他们根本无需用力，他抨击的力度从而也无从说起。

艾略特曾承认自己有一种“多疑”而“怯懦”的性情，受制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他心怀疑虑的不安时刻里，这种性情会使他放手对一些大众抨击的对象落井下石。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他的排犹论在那个年代十分普遍，并不稀奇。但正如安东尼·朱利亚斯（Anthony Julius）指出，他所处的环境也并非没有给他回圜的余地：乔伊斯、福斯特、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都以不同方式对反犹主义作出过回击。也有人认为艾略特在煽动偏见时常常妙语连珠。但在这一点上我却不能苟同。在他描绘“敛毛皮之财”的犹太奸商（却恰好忘记自己的祖先就曾做过海狸皮帽交易），对着自己给暴发户安的名字（“小蠕虫夫人”、“凯兹蛋夫人”）窃笑时，以及把犹太人看得连破败的威尼斯城的老鼠还不如时，我只觉得他毫无新意。艾略特自视站在高处，像先知般俯瞰自己的时代。但只因为对一个来自维也纳的芝加哥“闪米特人”充满仇恨，就把布莱斯坦“无神的鼓睛暴眼”里“原虫的黏液”强加给读者，这样做的同时，艾略特也成了他所厌弃的荒蛮时代的帮凶。然而批判艾略特排犹思想的人大多忽视了常常与其相伴的另一特质：艾略特的厌女症。

艾略特把妓女简化成一系列裂口：“在下边分开，又在目光下深深切入”――嘴就像“被牙削去一截的椭圆的O”，一个人形的零。“两腿间镰刀般的动作”――这就是性了――性在这里变成癫痫发作一样让人警觉的抽搐。四行体诗的形式和规整的节奏都表明，这是一个疯子深沉的理性思考。诗人对女性性征的憎恶正呼应《圣塞巴斯蒂安的情歌》中谋杀的暴举，也让人想起波洛组诗里把女人撕裂的性交场面，而这些都创作于艾略特婚前，薇薇恩并非他厌女情结的由来。我们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假扮成幽默的仇视习焉不察――且看那些贬低女性、污蔑生活的杂志、电影、时装表演。这种“污”蔑字字是真：不仅是波洛组诗里的“粪”、“鸟”<57>与“撒尿”，在另一首艾略特认为尤其严肃的《夜莺间的斯威尼》（1918）里，阿伽门农的尸袍上似乎还有“滴滴洒下的鸟尿”。（庞德把艾略特最初的“落”字改成了“洒”。<58>）现代主义的失落让发生在阿尔戈斯的悲剧呈现为一个女人卑鄙的阴谋，而现在，她成了个犹太人，剥去她婚后夫姓的伪装后，她是用“嗜血的爪子”撕扯葡萄的“原姓拉宾诺维奇的蕾切尔”。<59>

艾略特1917至1919年间四行体诗中的女性都以动物形象出现――而且还是用“嗜血的爪子”与“恶臭”代指的动物――连美洲豹都不会像格莉许金一样散发“这么刺鼻的大猫味儿”。削尖脑袋向上爬的“斐迪南·克莱因爵士”热烈追求得了结核病、狼一样的“欲难平公主”。<60>这个形象隐隐指向艾略特对当时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非难。艾略特唯一发表的小说作品《鳗德洛普和苹普赖斯》（‘Eeldrop and Appleplex’，1917）中，来自火奴鲁鲁的山鲁佐德就影射着曼斯菲尔德。这部短篇小说是他写作生涯里为数不多的死胡同，究其原因，恰是其中缺乏曼斯菲尔德作品里对生活的真实写照。像艾略特一样，来自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也是一名跻身伦敦文坛中心的旅英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序曲》被弗吉尼亚·莱纳德和伍尔夫选为第二部由他们的霍加斯出版的作品――而第一部正是伍尔夫自己的《故事两则》。艾略特是他们选中的三号作品，但这时尚未结识伍尔夫夫妇的他不能接受被一个女人占了先。1920年他管曼斯菲尔德叫“危险的女人”，而除了她的功成名就外，这一无端指责似乎并无其他的明显原因；她很赞赏艾略特，对他热情亲切、毫无恶意；而她自己事实上却贫穷、憔悴、被肺结核耗竭着生命力，虽然有一个自顾自的帅丈夫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但也无济于事。在她去法国南部接受治疗、一次次被漫长而孤独的发病折磨时，他却四处周旋于伦敦的文学界。艾略特对“山鲁佐德”的塑造可谓不聪明的刻薄。他所痛恨的正是在她身上见到的自己：她的超然，“她打不破的面具”，她无法做到的“靠直觉生活”，她好把自己表现得“过分良好”的习惯，以及她从自身就地取材的能力。“我用不上她；她已经把自己用到极致了。”他想表达的是她其实盛名难副（“我觉得她是个没有一丝艺术才华的艺术家”）。

1922年，艾略特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期刊――《标准》。刊物的赞助人罗瑟米尔夫人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她遇到的最聪明的女性，希望艾略特能发表一篇她的短篇小说。

艾略特勃然大怒。“K.曼斯菲尔德绝不可能是R夫人见到的最聪明的女人，”他向庞德咆哮着，“她不过是个最不依不饶的厚脸皮马屁精，她肯定是R夫人见过的最庸俗的女人，一个矫情的怪胎。”

曼斯菲尔德两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但这也没有打消艾略特的嫉妒心。他对助手理查德·阿尔丁顿表示希望能“管管”她的“虚名”。艾略特的小说里，鳗德洛普盼着山鲁佐德这个过气的胖女人能活下去，被人遗忘，跟“犹太证券商一起兜风”，“驶向在海边疗养院等着她的糖尿病”。但曼斯菲尔德的死让他的盼望落空了。

艾略特没有任何理由不了解、不能或不愿质问他那个时代普遍的反犹情绪。他既然选择担当道德权威，那么煽动偏见之举就不能饶恕；而在这最终导致二十世纪最大暴行的偏见面前，艾略特不曾转身的行为难辞其咎。1936年，艾略特发表了《黄斑：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The Yellow Spot: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in Germany）一书的书评。艾略特的审稿人蒙哥马利·贝秦（Montgomery Belgion）声称这本书对于迫害的详实记录是夸大其词。1943年，就在焚尸炉高速运转的同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对艾略特编撰吉卜林诗集时选录的一首反犹诗提出了抗议。艾略特回应：“我没察觉<吉卜林>有特别的反犹倾向。”特里林对此冷冷置词：“在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想吉卜林也不会――借用艾略特先生的原话――特别反犹。”追溯这段论战的批评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不禁作此结论：“艾略特实在不该为这么一首诗屈尊误入这样的圈套。”

直至大屠杀与纽伦堡审判都已经成为历史的1963年，艾略特仍然拒绝在作品中出现犹太人的两处――与老鼠沆瀣一气以及被“下”在安特卫普的一窝犹太人――大写犹太一字的首字母。<61>他也从未自问对女性身体的憎恶从何而来――而这憎恶现在正随着女性对性暴力的揭露而显得益发丑陋。他的憎恶来自性无能，压抑的感情，还是忿然的妒意？另一个女作家，来自上流社会特立独行的伊迪斯·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被他据谐音谑称为“屙得好”――她和兄弟们在艾略特初到伦敦时对他热情招待，他曾与他们在似乎用茶叶作墙纸的阴湿茶室里共进茶点；而这就是艾略特对她的报答。在艾略特这样感受力丰富的人身上，这样的憎恶确实无法解释――他无端地憎恶她们，就好像除非她们像“哭泣的少女”或媲媲特<62>一样没有性征、永不成年、失去行为能力，不然她们就无权成为人类的一员。

在担任《自我主义者》（一份为多拉·马斯登女士所有的小杂志）编辑期间的1917年，艾略特用一种“男人之间”的口吻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尽全力保证供稿的都是男性，因为我不信任从事文学的女人……”那些丈夫在前线作战期间“进入职场的女性”让他泄气，“她们不用完全靠薪水度日，所以独立得很，这有时让男人觉得恼火极了，因为他们倒要倚赖那点薪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艾略特去世之后的三十年，他的声誉因为他抱持的精英主义、反犹主义遭受重创。晚年的艾略特为自己筑起一座堡垒，这堡垒根据他的意愿在他死后仍然维持。他为自己树立起道德权威的形象，他的书信文稿很大一部分尚未发表，这让任何对他的批评都鞭长莫及，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都一直声名卓著。然而，屹立不倒的文坛巨人对时代的偏见也不能免俗，这一点一经发现，只能引来批评家们更加猛烈的抨击。

对偶像的祛魅有其勇敢与卑鄙的两面。我们在批评他时也应小心，不能以艾略特对待满脸麻子的年轻人、女性和犹太人相同的方式对他落井下石。我建议的方式是，直视他面上的瑕疵，但并不只盯着瑕疵本身。困难就在于把握全景的同时，也能承认次要作品里的这些瑕疵与其他作品中的道德紧迫感与诗性的伟大相互共存。我相信艾略特的伟大并不寄身在这些冷嘲热讽的诗行，而恰恰是在与天性里的这些缺陷搏斗的现场――这漫长的搏斗将催生他成熟岁月里的那些心灵征程。

在艾略特还在打磨这些讽刺诗，和庞德一众在伦敦酒馆里大口吸着黑色的法式香烟时，他也在继续思索着基督教教义和体制的问题。他意识到并不能用逻辑的方式理解基督教教义，但也不能因此对教义弃置不顾。“哲学充其量能揭示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含义。但基督教――基督教正统――必须基于唯一的事实：基督耶稣是处女所生，这个有着固定含义的命题或真或伪。”他在1917年如是写道。1916至1917年间，他评介了一系列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书籍，批判作者重新阐述基督教、以迎合不再迷信的布尔乔亚口味的做法。他特别加以批评的是，他们从基督教中去除禁欲修行与激进思想的行为――这让基督教变得过于温吞、过于自由主义、过于类似艾略特家族开明的一位论主义。“耶稣言行里所有带有无政府性质的、危险的、让人不安的，他们都或不承认，或者直接让它蒸发干净了事。”他抱怨道。他十分不屑于其中一位作者的建议：追随基督应当变得更简单。“有些圣徒，”艾略特不留情面地说，“曾感到追随基督难于登天，但现代方法把一切都变简单了。”

他的这一系列评论同样显示出对宗教感情与神秘体验的关注。他津津有味地阅读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社会之精神生活》，并发觉书中体认了原始思想中的神秘倾向，而他感到这正是研究原始仪式的弗雷泽的《金枝》所忽视的。他感触颇深的是，与文明人类相比，原始人的日常生活曾在极大程度上被神秘体验占据。

同样让艾略特担忧的还有基督教的体制。他对每周日例行去教堂礼拜这一陋习的憎恶早在波士顿时就开始了，这必然也与他家人坚持去一位论教堂礼拜有关。让他尤为厌恶的是，堂弟弗雷德里克·梅·艾略特主持的主日礼拜，这位堂弟1911年从哈佛毕业，比艾略特恰晚一年，之后进入哈佛神学院，得到授命后成为一位论牧师。1915到1917年间，弗雷德·艾略特在麻省剑桥的第一牧区担任副牧师长――换言之，汤姆这边正把一切都搞砸了，弗雷德却成了家人眼中的好孩子――令这位更加优秀但尚未成功的堂兄懊恼不已。他曾经说过，“在艾略特家族里的确也有智力高下之分，而我堂弟弗雷德里克……则愚不可及”。在《艾略特先生的周日晨祷》（‘Mr.Eliot’s Sunday Morning Service’）中，艾略特以祖先呼吁变革的热情痛斥空洞的对形式的膜拜。十八世纪的安德鲁·艾略特主教曾写道：“那作恶的天才往往披着虔诚的外衣。”在《萨沃纳罗拉》里夏洛特·艾略特也写道：

自古教堂

都有木做的圣杯，教士教皇

都是黄金铸成。而现在教士

变成了木头，圣杯却是金制，

这才更好掠夺穷人。

现代宗教团体以早期信徒修行的热情紧抓着“赎罪的铜板儿”――艾略特怀着复兴基督教的渴望作出了这样的比较。十年后，艾略特为教会免遭没落而奔走，他将站在城市街头抗议游行的最前列，高呼“前进吧基督教勇士们”。在初到伦敦的那几年里他写了不少渎神的诗，尤其是那首滑稽的《河马》（‘Hippopotamus’），但据他后来的解释，真正的渎神是“一个人在灵魂病态的某种特异状态里半信半疑的信仰”。渎神行为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确证信仰的方式”。

就在1914年，艾略特的信仰已经在对人性不完美、要洗净罪恶就必须采取激烈手段的认识之中奠定了基础。自此，他开始着意培养另一种观念：一种有悖于他美国中西部的童年带来的折衷、宽容、民主思想的新观念。1916年他在牛津大学夜校的系列讲座里，有一讲题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抗》（‘The Reaction against Romanticism’），其中提到了T.E.休姆的理论：“古典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对原罪的坚信――有了原罪，才需要苦修与戒律”。

1911年，艾略特搜寻着蒙巴纳斯藏污纳垢的角落；此时，他又来到伦敦南部几处声名狼藉的郊区。他发现“静默的地段”往往比喧闹的街区更恶。《鳗德洛普和苹普赖斯》就描述了一个名叫鳗德洛普的银行职员的私密生活（在一封给庞德的信中，当时还是银行职员的艾略特也自称鳗德洛普，并把庞德形容成蟒蛇）。他沉迷于抓捕巫女的爱好，像个什么都要一探究竟的大侦探，循着气味嗅探着身边的恶行。<63>他和朋友苹普赖斯“向往着在那些特殊的、其存在就是恶的本身的中心有所经历”。他热切盼望着迎面撞见面具与表象背后的真理，也为他时而纯粹的观察与洞见能超越坐井观天的视野而自豪。（这点山鲁佐德就做不到，她的自我意识总先于对事物的调查。）他更宏伟的目标是捕捉每一事件的特别之处，但他也看到这种感受力正随着宗教观的衰弱渐渐消亡。令他尤为着迷的是，中世纪的心智如何通过惩罚――永恒的惩罚――产生对恶的认同。他本人是个“喜欢神秘主义”的怀疑论者。

这时候，艾略特对基督教、神学和恶等问题的关注仍然是隐蔽的，因为他尚处在怀疑之中。“我想聪明人总免不了要怀疑，”艾略特对一位采访人说，“怀疑的人才是严肃对待信仰问题的人。”1917年7月他承认没有宗教的生活是贫乏的，但这时他还没看到宗教就是世间一切快事里最伟大、最值得付出心血的一桩。自此艾略特的流放开始了，他所见的幻象与神迹都枯干了，只余下“圣林之中的寂静”。

就在艾略特无法唤醒自己宗教情感、也无法从牛津的佛教协会得到慰藉的1914年，他忽然生出一种“快活一下”的念头。他对艾肯表示自己乐得俘获女人的芳心――多多益善，因为这样在“实践层面”就不用费脑筋，“但我也很为这些爱上我的女人们感到惋惜”。

1914年的圣诞假期，艾略特漫步在伦敦街头，感到欲望从心底升腾着。“大城市多么让人自我膨胀！”他对艾肯写道。这是他又一次“神经质的性欲发作……这还是巴黎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我在乡下时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很依赖女性（我是指女性友伴）；在牛津时我就感到这种缺乏了――这也是我不想在那里长住的原因――但在那儿……没有女伴也仅仅让我麻木而已；没想到了城里这念头反而变本加厉了”。他的教养也堵住了一切可供缓解的途径。“我有时想，要是几年前我就把童贞和腼腆都丢掉，或许还会好些，而且我现在确实有时还是觉得婚前这么做挺不错的。”

1915年的圣三一学期<64>里，艾略特与另一位他在弥尔顿学院的高中同学斯科菲尔德·塞耶（Scofield Thayer）一起撑篙划船。同去的有塞耶的妹妹露西和一位名叫薇薇恩·海伍德的英国女孩。<65>后来在塞耶于牛津莫德林学院的住处举办的午餐会上，他们又一次见面了。薇薇恩容易激动的活泼性格和热情的火焰在艾略特胸中点燃了希望――她也许能带来自己需要的关键体验。这次婚姻是艾略特交出自我的一个重要举动，或许也弥补了他在之前的宗教危机里没能做到的自我牺牲。婚后一年多，艾略特在文章里提起务实、理智而缺乏感情滋养的家庭教育让人如何无法抵御激情的诱惑：“这个男孩的童年里没有美的位置，他从不了解那种对美的超然的好奇，他从小就将善当作切实的要求、用得到的赏罚丈量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性本能一旦得到激发，就成了逃离这个无趣世界的唯一方式。”他继而写道，性欲与宗教热情给出了“遁”入感受之地的可能，但他已经看到――写下这些时他二十八岁――宗教所允诺的是更为持久的满足：“我们要永远学着去爱，去运用那始终充盈、永不枯竭的，精神的无私热情”。

薇薇恩·海伍德比艾略特大四个月。相遇的时候，两个人都正二十六岁。她那时正是剑桥一户人家的家庭教师，对文艺抱有浓厚的兴趣。让她十分依恋的父亲是个画家，她自己也画画，跳芭蕾，后来又尝试演电影，继而写诗，写随笔，最后又搞起了音乐。她普通中产的家世中有一种一脉相承的艺术天分。她出生在兰开夏的伯里，祖父查尔斯·伍德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雕刻家和镀金工艺师，1850年娶了玛丽·海，1854年出生的儿子查尔斯后来也成了艺术家。查尔斯于1870年在曼彻斯特艺术学校学习艺术，并在很早时就成功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建立了联系。他在1874年举办了首次个展，后来有几幅作品又被选入皇家艺术学院的夏季展览。1885年，查尔斯与罗丝·埃丝特·罗宾逊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薇薇恩·海伍德在1888年5月28日出生；1896年，薇薇恩的弟弟莫里斯出生。莫里斯后来参加了一战并有幸活了下来。他生得肤色偏黑，魁梧而有教养，很喜欢自己的姐姐。

艾略特拜托罗素帮忙照顾薇薇恩――他的本意是请他搭把手，而这份责任则让罗素喜忧参半。在罗素眼里，她活脱脱是个演员。她喜欢新颖醒目、颜色大胆的服装――她一战之后的几年里有一条围巾裙，三十年代时身穿披肩与马甲，手里还捏着一支烟嘴。男人们喜欢她，但她绝不是那种绅士们会带回家见母亲的那种女孩。<66>诚然，她一家衣食无忧地住在南汉普斯特德，但艾略特的家世毕竟显赫得多。沉默羞涩的艾略特在她的大方与率直面前感到放松：她的坦诚在那个年代看来近乎无礼，但又十分迷人。她从不端着文化人的架子，不会违心说自己喜欢巴赫或者塞尚这样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火一样灿烂、随便就放得下面具与架子的女孩打动了艾略特。他欣赏她的大胆、轻快、敏锐的感受力和过人的谈吐。后来，在他们婚姻破裂时痛斥他的无能的，也正是这些他曾为之动心的品质――她先声夺人的雄辩（她形容自己说话时带着“强有力的威尔士尖声”），无所顾忌的行为，不加掩饰的眼神。

他们两个都刚刚爱过别人，现在也都正需要抚慰。艾略特在牛津的时间里一直与艾米莉·黑尔保持联系。后来他逾期仍未回波士顿，艾米莉的亲戚们就断定她之所以受到疏远，是因为艾略特觉得她可能会遗传母亲的精神问题。这似乎不大可能。但与事实相去更远的是艾米莉的玄想：她认为战争刚刚爆发，柔弱的艾略特无法参战，只能主动接手一份工作，好让岗位上的人上前线。事实上，帮艾略特打消了回到哈佛、在波士顿度过余生的念头的人正是庞德，他才是艾略特选择留在英国的最主要原因。艾略特此时心态的转向从1915年的几首新诗中也能窥知，在这些诗里，他尽情嘲弄着哈佛的学者和其他波士顿人。他的轻蔑也恰好反映了他与过去诀别的痛苦：就在此时，他正受到坚决奉公的父系一辈的痛责，哈佛前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就强烈要求艾略特不要像亨利·詹姆斯一样待在国外，毁了自己的艺术。

在遇见艾略特之前的半年，薇薇恩刚与一位叫查尔斯·巴克尔的中学校长分手。这段时期的日记里记录了她情绪的起落，给人不祥的预感。在这九个月里，“B先生”忍耐着薇薇恩的情绪失控、尖叫和阵阵数落，“天赐般”（但十分短暂）的重归于好，以及发了狂的电报消息和电话，直到1914年8月应征入伍加入战争办，从此终于解脱，如愿以偿的心情连薇薇恩都有所察觉。这份日记并不为薇薇恩说话，相反，它让我们看见的是个浅薄、自我中心、为爱冲昏了头脑、爱慕虚荣的女人。

1915年4月24日，艾略特告诉埃莉诺自己春假期间在一家伦敦酒店的舞会上遇见了几个名字“滑稽”的女孩――其中一个就是薇薇恩。她的舞姿柔软灵动，似乎是那种能让一个羞涩的学者暂时走出崇高的精神世界、得到放松的女孩。艾略特开始“躬下身子”跳起了单步舞――据他称当时“舞步老套僵硬”的英格兰还没见过这种舞式。他当时喜欢的是新式的狐步舞和灰熊舞，也能哼时下最流行的拉格泰姆爵士《那莎士比亚式小调》（1912年在纽约发行）。十年后，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将在《荒原》里婚姻悲剧的场景中响起：“那莎士比亚式小调，最风雅，最明白……苔丝德蒙娜是涂了色的小玩偶，罗密欧把他的朱丽叶来爱――还有些恋爱的人儿在，倒也不难猜，但只怕来到了现在，倒要把别样的灰熊舞来跳，你听老哈姆雷特说‘存在还是毁灭’，那――就是莎士比亚式小调。”

薇薇恩很快就有了回应。她比大多英国女孩都更“灵活”；大部分英国――尤其牛津――的女孩都被牢牢控制在母亲的掌心。而薇薇恩是个“自由身的伦敦人”，她可以自由来去，独自和朋友几次在外喝茶就餐。艾略特觉得她们“和我在家、在这里见到过的一切全都不同……她们有种迷人的老练（甚至“清醒”），但又并不麻木；我还得承认我实在喜欢女人抽烟的样子……”

在总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与薇薇恩跳舞，吃饭，划船――这些都并未增进艾略特对她的了解。直到此时，他还是一个与英国女性鲜有接触的外国人。他在牛津看到男人的课堂上有女生出现时曾目瞪口呆。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牛津的绅士们都把女学生们看成些热切的怪物，从不与她们打交道。薇薇恩则跟她们截然相反――她特立独行又难以捉摸，与他严肃的母亲、专注于事业的堂表姊妹和永远端庄得体的艾米莉·黑尔截然不同。对艾略特来说，英国女人本身就是个谜，他大概还不理解她直视的眼神和张开的嘴巴在表达质疑之外的深意。她随心所欲、跳舞抽烟、伶牙俐齿――这些都撩拨着这个谨言慎行的青年。在薇薇恩散发的魅力中，她对艾略特成为伟大诗人的信念也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庞德将她引为同好。他与薇薇恩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各有各的古怪，都对事物有犀利如电的洞悉，也都对他人的感受置若罔顾。

6月20号左右，圣三一学期结束了，艾略特离开牛津来到伦敦。此时他的游学奖学金也接近尾声，那么要回家吗？六月的第四周，他面对着人生的选择。而庞德的劝说在此时一字千钧。

庞德游说最有力的砝码当属艾略特对偏狭地方主义的恐惧。此前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在1914年发表了《波士顿以北》，庞德不屑地认为这部作品太地方化，离“接纳现代文明之声韵之困顿”的诗歌过于遥远。

“伦敦根本没人关心谁在美国写了些什么，”庞德步步紧逼，“一个人就算赢得了美国的读者，但如果还想受到世界认可，就得来这儿从头再来。这样一来，他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伦敦喜欢造自己的神。”他怂恿艾略特“一不做二不休”，又援引著名的先例：“亨利·詹姆斯留在巴黎，读的是屠格涅夫和福楼拜；豪威尔斯<67>回到美国，读的是亨利·詹姆斯”。

艾略特此时的难题，是能否理直气壮地以四年前的杰作《普鲁弗洛克》为名，坦然放弃学术生涯。除了1915年6月发表的《普鲁弗洛克》，艾略特并不能证明自己能靠写诗为生。多年后的四十年代初，在完成《四个四重奏》期间，艾略特写下了这样的回顾性诗行，简洁地阐述了此时的困扰：

一首诗可能恰巧对一个懵懂

的青年发生：但一首诗并不是

诗——诗是人生。<68>

为了艺术一往无前的庞德特意抓住薇薇恩天生爱幻想的心理，向她灌输为了诗歌拯救艾略特的思想。这个她还几乎全无了解的艾略特此时正站在一台大戏的中央，似乎正要分给这个渴望大场面的瘦小女教师一个绝佳的角色。她随意的举止诱使着正渴望失去童贞的艾略特与她发生关系，而感到有责任娶她的心理又符合他正直的人格。就这样，他们在1915年6月26日突然结婚了，地点就在离孔佩恩花园3号的薇薇恩家不远的汉普斯特德登记处，证婚人是露西·塞耶和薇薇恩的女性长辈莉莉娅·赛姆斯。对他们的婚事，两家的父母都并不知情。两天后，看上去与事态转变息息相关的庞德给艾略特的父亲写去一封辩护信，连篇累牍地陈述艾略特留在伦敦继续写诗的理由。从诗人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份有理有据的辩词，但实在无法打动一个不想继续供养成年儿子的砖石商人。庞德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老亨利·韦尔·艾略特，只要在前两年各付500与250美元，就能让他的儿子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

有一系列原因可以解释艾略特这桩意料之外的婚事，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些都不成其为解释。“我不能告诉你，”人到中年的艾略特对玛丽·特里维廉说道，“不是因为我不想说，而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表述。”而摘自他六十多岁时私密文档的打字稿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启示。这份文档将他结婚的举动与留在英国的决定相联系，强调这不过是一个害羞的青年草率的一时放纵，但又因为经验不足，不知如何才能放纵而不做出任何担当。艾略特就像与艾米莉·黑尔分离时一样再次以悲情形象出现。他的语气慎重而正式。这份叙述完全不提薇薇恩的权利和她的品质――至少在这份经过层层转手、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摘录中是这样。在一封不起眼的寄给坦迪夫人的信中，还埋藏着另一份不那么字斟句酌的解释。坦迪夫人的丈夫在1946年离开了她，她的境遇扰动着艾略特的回忆，让他的言辞变得热络起来。他告诉坦迪夫人，在他努力想成为哲学家及未来的哲学教授的四年间，不安分的想法一直在他心里涌动。虽然身为研究生，他却不喜欢死气沉沉的学院生活――牛津向他证明了全世界的大学城都一样――而他更长远的苦恼则是担心自己入错了行，这种忧虑也消磨着催生此前那些好诗的创造力。这让他陷入了疯狂的挫败与自卑。为了逃离这一切，他就必须全力痛击自己厌弃的生活。而薇薇恩恰好就在这时出现，一切就这么凑巧。这就是艾略特的奇特之处，那些不如他伟大的人可能还会照顾一下这位女士的感受。艾略特的正式说法中，这场婚姻对两个人都是灾难性的，但他对坦迪夫人不加掩饰的叙述表明他将这场婚姻看成他自己的一出独角戏。他不愿面对自己对一个不爱的女人造成的伤害。婚后一年，他发现自己仍然爱着艾米莉·黑尔。

然而，尽管有来自艾略特本人的种种解释，但如果我们从他矢志不移的一生回顾这段婚姻，那么仍有许多是没有言明的。在私密文档里，艾略特告诉后人这段婚姻产生了“导致创作《荒原》”的心境。言下之意是，薇薇恩将他带入了地狱；但在1914年与1915年初的那些圣徒诗里，充满性虐倾向的殉道者所缺乏的难道不就是地狱，和地狱代表的真实受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1915年中与薇薇恩的婚姻就并非审慎的人生之外一段无法解释的歧途；相反，这段婚姻正是在诗变成“人生”的时刻上来自人生本身的要求。

婚后六天，艾略特在7月2日给兄长的信中称自己不那么“压抑”了。薇薇恩似乎的确短暂地解放了艾略特，但她在艾略特身上激发出的率性很快就为严苛的责任感取代。这一股席卷着他们、让他们头脑一热就上了床的冲动让艾略特想到但丁笔下的保罗与弗朗切丝卡。他引用了那句“然而只是那个时刻让我们不能自已”，以及弗朗切丝卡称自己与爱人永不分离的一句。他在信中提到，地狱的折磨并非在于剥夺了他们回忆的甜蜜――这种剥夺反而是好事――而在于持续经验着他们已无法满足的欲望。

艾略特结婚之时，正是两人最感到心有灵犀之时。这个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根本来不及通知家人。对他来说，要放下一贯的深思熟虑而采取什么行动，也确实需要些冲动。他一度称行恶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好。“至少（作恶时）我们是存在的。”他对大学里疏远而沉闷的氛围感到不耐烦，薇薇恩又诱使他去“真实”（real）世界放纵自己――这个人们做爱、彼此照顾、为钱发愁的真实世界，一旦陷入就再难脱身。艾略特向“真实”世界的进发并不成功，并在这段恋爱正式开始之前就清醒了过来，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个节点上的纵身一跃将改变他的人生。“总有些选择是不可挽回的，不论你选择是对是错，都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希望那时有人曾对我说‘不论你做了什么，不要哭泣，承担后果吧’。”他在十八年后说道。在鳗德洛普最为自得的洞见中，一个年轻人草率地结了婚，三个月后又终于觉察了自己的毁灭。他被归入了那类婚姻不幸的人，但这个年轻人“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感到的重大事实”是除了鳗德洛普之外没人懂得的。“人们往往看不到生活的毁灭能带来多么可怖的重大影响。”艾略特的婚姻将构成他人生狰狞的底色，是在他有望凭借信仰获得真正觉醒之前，必先穿过的秘密地狱。

在我看来，艾略特对婚姻的幻灭也与他的性障碍有关，在这之后他才发现薇薇恩患有慢性疾病。婚后两周，1915年7月9日的晚餐时分，薇薇恩·艾略特告诉伯特兰·罗素自己结婚是为了激发丈夫的活力，但发现她做不到。此时罗素还站在薇薇恩这边，认为这个活泼的英国女孩被捆在了一个教养太好的新英格兰丈夫身上。他觉得她很快就会厌倦自己的丈夫。艾略特带给这段婚姻的，是一个回避着肉体、与肉体的低级趣味相搏的智性（“心智将用过的身体抛弃”）。他对肉身必朽的强烈感知也令他觉得肉体接触都是短命的。这样一来，他就在女人与时间的速朽与琐碎间作出了奇怪的联系。这种想法在艾略特遇见薇薇恩前很久就存在，与之共生的还有一种更普遍的由恐惧生出的厌恶，将把男性变成兽欲奴隶的罪过转嫁给她们。对妻子向罗素的抱怨，艾略特并未反唇相讥；他只是没精打采地倚着桌子的另外一边。

罗素的情人奥托琳·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此时正对他不闻不问，于是罗素转而盯上了薇薇恩――这个苦于丈夫的性障碍、不受宠爱的女孩。这时的薇薇恩二十七岁，罗素四十三岁。相比于迫于社会压力对家庭生活守口如瓶的那些有夫之妇，薇薇恩则可谓坦诚得出奇，而我想她吸引罗素的正是她清晰的表达，以及她与艾略特结合背后那股子最后弄巧成拙了的慷慨劲。她的仗义激发了他伸出援手的愿望，但他的动机却不像艾略特以为的那样无私。在瑞·蒙克（Ray Monk）1996年为罗素所撰的传记中，罗素不止一次承认自己“利用”着薇薇恩。罗素通常会把一切保存下来，但他却销毁了薇薇恩给他的来信――这显然是出于愧疚。他的《自传》看起来坦荡得让人毫不生疑――他不讳言自己的口臭毁了与奥托琳·莫瑞尔夫人和其他许多女士的恋情――但却对与薇薇恩的这段漫长恋情含糊其辞。而据传记作者考证，这段恋情始于1915年夏天，一直持续到1918年1月。

这段恋情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让罗素希望把它从生命里抹去？我们无从得知整个真相，但从罗素与此时另两位情人（奥托琳夫人与艺名柯莱特·奥尼尔的女演员康斯坦丝·马勒森夫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得知罗素玩弄着这个病弱的女孩，她不同于他通常倾心的女人，缺乏职业或贵族头衔带来的独立品质。他告诉奥托琳夫人他能喜欢上薇薇恩是件奇怪的事，但事实又的确如此。在将留存下来的事实加以整合后，我们可以确定他是在两次自尊心受挫的时候“利用”了薇薇恩对他热情的回应，好让自己振作精神：第一次发生在1915年夏天，奥托琳夫人请艺术家与作家到牛津附近的嘉辛顿庄园做客，而忽视了他；另一次是1917年他与康斯坦丝·马勒森分手之际。在致奥托琳夫人（她后来成了他无话不谈的好友）的信中罗素提到，性事的满足使他工作时干劲十足――而工作对罗素绝对是第一位的。事实上，薇薇恩不仅令他振作，还为他分担了一些工作；她有听录的能力，罗素就曾雇用她在打字机上录入两部反战作品的文本：一是发表于1915年11月的《战时的正义》，另一是同年12月《1904—1914年协约国的政策》，后者回应着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对触发战争的英国外交政策的袒护。为报答薇薇恩的帮助，罗素主动提出“帮助”她，进而通过她帮助艾略特。根据他巧舌如簧的诡辩，如果能让薇薇恩爱上自己，他就能分担一部分她射向孤僻的新婚丈夫的残忍的毒箭――这个在她的指责中“辜负了她的想象”的丈夫。

奥托琳夫人警告罗素，让新娘爱上他并不能帮一对新婚夫妇解决什么问题，“我十分强烈地感到你在博得她信任的同时反倒离间了他们”。但罗素对此置之不理。在艾略特坐船回到美国，安抚双亲并乞求他们资助期间，罗素并没有回避，倒与薇薇恩更加亲近了。九月初艾略特从美国返回，此时他们已经达成一致，让艾略特与薇薇恩搬到罗素的房产――伦敦伯里街的罗素公寓34号。接下来艾略特夫妇在伊斯特本“伪蜜月”（心知肚明的罗素用了这个词）的糟糕情形也与罗素对薇薇恩的关怀不无干系：他以同胞的身份将艾略特这个没精打采的外国人排斥在他俩之外。艾略特后来对奥托琳夫人称罗素把薇薇恩毁了。最可恶的行径，莫过于一个吸血鬼对人对己都摆出一副乐善好施的面孔。罗素的确十分大方。他大笔一挥，就赠给艾略特夫妇相当于三千英镑的工程债券，在1915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还支付了薇薇恩的舞蹈课，为她买了真丝内衣（据奥托琳所述）。罗素对他们婚姻的干预错综复杂――他说自己“欣赏”艾略特这位他过去的学生，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对这场婚姻下了毒，而且我认为虽然他对此三缄其口，但他心里是明白的。

在罗素的住处，艾略特夫妇的房间不比一个壁橱大多少，艾略特此时在海威科姆担任中学校长，当他不住学校时，不得不因此经常睡在门廊或客厅。这就意味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当罗素能离开死气沉沉的战时的剑桥，就有机会和薇薇恩在公寓里独处。他为此事先征得了艾略特同意，艾略特在下面的回复中宣布了自己的信任：

哈灵顿公寓8号

苏塞克斯伊斯特本

1915年9月11日

亲爱的罗素先生，

您的信任连同您其他方面的好意都令我激动不已。这样的慷慨与鼓励对我现在十分重要，何况还是来自于您……

至于我不在的时候您在家过夜，在除您之外的任何其他情形下我都不会接受。我从没想过在我们之间还要有这些繁文缛节；在我看来这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毁了这随性的安排给我带来的一切快乐……

您真诚的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艾略特都信任着罗素和自己的妻子。他出于对薇薇恩接受他求婚的感激，觉得自己不能离开薇薇恩。“她愿意为我牺牲一切，”他在7月23号给父亲的信中如是说，“她拥有我需要的一切，并且她乐于向我付出这一切。我欠她的太多。我娶她时身无分文，她对此一清二楚却为了我而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嫁给我什么也得不到。”与此同时，薇薇恩也在他们法律的婚姻关系之外更感到一层联结。她的日记里记下了丈夫优美的嘴唇轮廓，精致的脸孔，热切、深邃、鹰一般的双眼。“他那时十分英俊，”一位熟人写道，“那种样子在大西洋这一边并不常见”。他有时像个哈佛版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一样的神秘微笑、酒窝、优雅的颈部――有时又像只毛色油亮的猫，拖着字正腔圆让人昏昏欲睡的长调，像“某类沉重的膜翅目昆虫发出浓稠如蜜的嗡声”。他的魅力也部分来自于他的沉默，而对他艺术潜力的信念激励着薇薇恩，使她萌生了把他从谨言慎行的拘谨里解救出来的愿望。双方都企盼着这场觉醒，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无可否认的是，艾略特许多早期诗歌都暗示了他在性方面的种种问题――他的症结并不在于缺乏欲望，而在于压抑、对女性的不信任和某种生理的恶心。薇薇恩持续的病痛让她终日身处难闻的药物之中，而激素失调让她的月经变得不准时，大量经血因此也常污染床单。艾略特曾描写过一位在婚床的血迹边作呕的新郎，也写过能够掩盖“臭气熏天的女人味”的法国香水。薇薇恩略带粗俗的举止或许将他从斯文的拘谨里暂时解放了一瞬，但他很快就心生厌恶，那些见证他们婚姻早年生活的朋友们清楚地看到他以薇薇恩为耻。几年后她写了一篇小品文，文中一个喋喋不休的妻子正力图在舞毯上向她的丈夫注入活力。“那就跳啊，换个状态，”她恼火地说，“你从来都不跳，你就只会在舞毯上走正步……真是没劲透了！”妻子呵斥着，而丈夫只是孱弱地笑笑。（有人记得艾略特和妻子在二十年代一起肃穆地跳过狐步舞。）薇薇恩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他们的不相配，但艾略特未免也承认得太快了。一年后他说自己遭遇了“人类所能想到的最可怖的、焦虑的梦魇”，但这至少说明生活还不至乏味。

在描绘一场苦不堪言的性事的《颂》（‘Ode’）中，缺乏经验的新郎怀揣希望航向“辉煌的末日”，但疑似只有早泄在前方等着他。他只能遥望着星空，“为这轻易熄火的升空/忿忿不平”。《颂》隐括了惠特曼因性事燃起的愤怒：

处女膜啊！啊，有着处女膜的人！你为什么这样戏弄我！

啊，为什么只在极快的一瞬间刺痛我？<69>

但正当这新郎努力重新恢复表面的平静时，他也感到了（或许程度有所夸大）对对方的歉疚；他的爱人似乎变成了“内脏被掏空的淫妖”，一个失去了力量的性怪兽。<70>我们已经无法确知《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艾略特自己的经历，但1915年9月他们确实在伊斯特本度过了推迟的“伪蜜月”，其间薇薇恩“几欲自杀”。

他们回到伦敦的当月就住进了罗素的房子。几个月后，薇薇恩又萌生自杀念头时，艾略特似乎对罗素出资在1月7号到16号间带她去托基海滨的举动心怀感激。“薇薇恩说您就是她的天使，”艾略特在信中向罗素说，“我相信您已经竭尽全力，也在用最好的办法处理她的情况――比我做得要好。我不知如果没有您，事情会变得怎样，我相信您甚至帮我们救了她的命。”

艾略特笔下的男性角色或像普鲁弗洛克或伯班克一样为自卑感侵扰，或像斯威尼一样为习惯成自然的兽欲消耗，再或像房产中介处的职员那样，为贫瘠的情感所苦。对第一类角色，女性遥不可及；第二类角色觉得女性在生活中有其位置；第三类只觉得这些与他都毫不相干。我并不认为应将艾略特与这些人物形象对号入座，因为他们都是些夸张的艺术表现，但他早年作品中所有与性有关的场景――除了《压抑情结》外――都把性描写得索然无味，勉强、突兀、无序而肮脏。1916年初艾略特专心完成博士论文时，薇薇恩和罗素每周幽会两次，共进午餐或晚餐。罗素向奥托琳夫人解释自己不愿和薇薇恩“长久纠缠”，也不愿因此损害自己的名誉，但同时还要照顾薇薇恩的情绪，不希望她感到“遭到了玩弄”。薇薇恩消耗着他的时间、钱财，也让他心事重重；他对她的“感情”“并不长久”；然而这段关系仍然维持着。1916年9月4日，罗素在致奥托琳夫人的一封长信里反思这一切：“真奇怪，人终究能发现自己的所欲，而这所欲又总那么自私。我永久渴求的――并非在意识层面，而潜藏更深的――是对我的刺激，是那种能活跃、丰沛我脑力的东西。让我变成吸血鬼的，我想恰是这种愿望。最能激励我的莫过于本能地感到自己成功的一瞬……和艾夫人在一起就给我这样的成功感，因为我想获得的都得到了（虽然这也并不难）……”

罗素也将薇薇恩的事告诉了他下一个情人柯莱特：“如果你见到她，你可能完全无法理解我在她身上看到的东西――你会觉得她不过是个不出奇的小家伙，完全不值一提。”在与柯莱特的恋情开始之前，罗素去见了薇薇恩。此时的薇薇恩已经觉得他“抛弃”了她，他也承认她的想法“不无道理”。

1917年10月下旬，罗素来到薇薇恩的借宿地，位于萨里郡阿宾杰公地的森赫斯特庄园。两人得以独处。在罗素记述中，提出希望他们的关系比友谊更进一步的是薇薇恩。他在10月30日致柯莱特的信中写道：

我当时觉得还能应付——我让她在我们买下这座小房子后再作打算——最后我和她共度了一夜。那简直是人间地狱。那种可怕真无法形容。我向她隐瞒了我的感受，之后她还写来一封十分欢快的信。我也努力向自己隐瞒这种感受，但自那之后我常在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压抑的厌恶借噩梦爆发了，我也不得不抛开自欺面对赤裸的自己。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和她说过一句话，她听见我要说的也不会高兴。如果我们仅是普通朋友，我还乐意买下这座房子，但若是其他关系就免谈——说实话我没法再近距离面对任何东西了……一切都散发着腐臭，直到我被恶心逼得发狂。我必须伤艾略特夫人的心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切。但我知道不能操之过急。

一直以来，读者都信赖地把这封信当作罗素道德内心之动荡的明证。但罗素这封信的对象是一个他想挽留的女人，这封信余下的部分也都服务于这个目的。在口诛笔伐了薇薇恩之后，他终于能对柯莱特开口：“我想让你懂得，那个晚上那么难熬的唯一原因就是你不在我身边。此外无他。”这难道不是一个情场老手为达目的的一出戏？罗素利用了薇薇恩，让她成了自己另一场性游戏里的陪衬。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能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但有一个事实再明白不过：罗素背叛了感激他伸手相助的艾略特，他的恶语中伤也同时背叛了薇薇恩。他从一开始就期望薇薇恩爱上自己――这是他亲口告诉前女友奥托琳夫人的，她对他不能这样帮助薇薇恩的劝诫也被当成了耳边风。

11月6日罗素与薇薇恩再次相见时，他终于“从这场麻烦的纠葛里”解脱了，“这是薇薇恩主动提出的――她表现得十分大度”。但对艾略特来说，这是两个人对他的双重背叛，他后来向奥托琳夫人坦承，这件事呈现在他眼前的恶对他后来的皈依也起到了影响。学生时代回避女性肉体以激发高尚情操的愿望也因此愈发强烈。薇薇恩的偷情和罗素无耻的肉欲或许也促使艾略特在1917至1919年的一些诗里使用了辛辣的韵脚。《枯叟》（‘Gerontion’，1919）里的两行就借用双关暗示了“偷情”一词：

我的激情已逝：但又何须常在——

既然那留存的也必混亵、腐坏？<71>

艾略特从未真正原谅罗素，后来在作品中也对他加以挞伐――其中最为隐微的批评当属1935年的诗剧《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我们在后文会加以详述。

这段时期的新作里，女性人物都或贪婪嗜血、或贫瘠不育、或攀附他人：病恹恹伸出枯手来的欲难平公主，和让男人像狨一样鼠窜的豹子格莉许金。格莉许金的形象基于俄罗斯舞蹈家塞雷菲玛·阿斯塔费耶娃（Serema Astafieva，1876—1934），庞德将她介绍给艾略特，希望她的出现能触动艾略特创作一首新诗。<72>除此之外，后来在《荒原》中又出现了一个狂躁的恶妻，外加一个时髦又恃宠而骄的弗莱丝卡。在后来经庞德建议删去的这部分里，艾略特发出了他旗帜鲜明反对女性的宣言：

弗莱丝卡！换个时间地点，她曾是

抹大拉的玛利亚，卑顺地哭泣；

对她作下的恶，远甚过她自己的

面目青肿、衣衫狼藉，

也是那浪笑的懒珍妮，诗人的婆娘

（那亘古消损我们的欲望之痒

能造就圣徒，或一个寻常的婊子）；

或是一肚子心眼的好脾气家猫，

或是精装公寓里的秋季精选，

或是袭着艳袍游荡的妓女，

被每一只狗的粪便惠顾的门槛。

人形千变万变，定义不离其本：

有身无灵，有欲无情

艾略特似乎把诱人堕落的女人当作对男性的试炼，这样的看法与其说来自他们的婚姻现实（不论两人多么不相配），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传统偏见的遗毒。薇薇恩1919年的日记表明她大部分的精力都为单调的琐事占据，我们见到的是个买帽子、买菜、做黑莓果酱、与自己的朋友一同“开怀谈笑”的女人。1919至1920年间，她和艾略特经常与西德尼（Sydney）与维奥莱特·席夫（Violet Schiff）夫妇观看一些私人剧场的演出，并在席夫夫妇的帮助下登台表演，艳惊四座。无论薇薇恩何时在表演、舞蹈和写作方面展露才华，艾略特都乐得捧场。1920年的一个夏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夫妇二人来赴晚宴时，凯瑟琳就不无嫉妒地发现艾略特对薇薇恩呵护备至：“他一边赞美，一边聆听，努力发掘她最好的一面”。实际上，艾略特和薇薇恩之间确实有着种种相似：她痛恨“廉价的善感”，疏远身边大多数人，对恐怖十分敏感，还喜爱和伊尔德洛普一类人在深夜出没。她的日记记录了一次深夜里和艾略特往阿德尔菲区朝一处信箱里吐唾沫的经历。<73>然而奇怪的是，她自我描摹的形象与文学虚构中的迷人尤物十分吻合：这类女性的活力与智力在敏感的男性眼中都变得妖怪一样骇人，像一朵“畸形”的风信子花。

薇薇恩婚后第一年的危机将在她的余生里不断重演：发病，康复，再发病。1919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见到她时，映入她眼帘的是个早衰而憔悴的小个子女人。艾略特称薇薇恩英勇地抗争着顽疾，但大病小病纷至沓来，最早可追溯到她幼年时期就染上的骨结核。她告诉艾略特自己七岁之前做过太多手术，以至于她对那以前的一切都茫然无知。1914年的日记里她记录了一次肺病、一次神经痛、一次晕厥。艾略特1916年的信件提到她胃痛，精力枯竭，以及在一次没有躺卧时差点昏厥。1919年她记录了自己的偏头痛和面部浮肿。1922年艾略特告诉庞德，薇薇恩的症状似乎指向空泡蝶鞍引起的垂体失调。他说薇薇恩一直都表现得善解人意，甚至提出独居以免让病情影响到丈夫的工作。1923年她又患了结肠炎，这次发病几乎要了她的命。1924年她又一次挣扎在生死边缘，痛不欲生，这一次医生倾向于认为是风湿病（但这诊断显然差强人意）。她在1929年患上胸膜炎，1936年的日记里，又记下了永久性的脊椎损伤。

比这些肉体痛苦更糟的是她永无停歇的、神经质的自我觉察，这种觉察有时让她惊慌失措，而大规模侵扰她的时候会让她近乎谵妄。精神崩溃是常有的事，通常还伴有剧烈头痛，以及持续数周――有时数月――的连日昏睡。在一篇薇薇恩的随笔里，一个病人躺在黑暗里，被宾客的声音扰得几乎发狂。她的恐慌情绪是否来自十六岁起遵医嘱服用的药物或镇静剂的副作用？在罗素看来，艾略特和薇薇恩婚后初年的摩擦很大程度上源自薇薇恩长期服药和因而产生的幻觉。（她服用的是乙醚――继鸦片之后十九世纪常用的镇静剂。）在将一个健康堪忧的女儿脱手后，薇薇恩的父母海伍德夫妇对他们几乎毫无贴补。艾略特只得在入不敷出时向自己的父母求援。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们向海伍德夫妇索取过任何帮助――艾略特一开始就向父母交代自己的岳父母“因为战争的缘故十分拮据”。我们只能认定照顾妻子的重任完全落在艾略特身上，而在她逐年衰弱的过程中，艾略特可谓尽心尽责。“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进步了（不那么自私，更体贴了），”他给埃莉诺的信中说，“也坚强了不少。”

海伍德夫妇有次出门度假时，曾允准艾略特夫妇暂住在他们位于汉普斯特德、状态良好的寓所。薇薇恩的父亲每周为他们拨出一英镑，以支付佣人的餐费。薇薇恩没有向自己的父母发牢骚，却写信向艾略特在美国的家人抱怨这根本不够支付他们像样的、符合海伍德身份的开销。她浑然不知这么不得体的措辞不可能讨好艾略特的家人：她告诉他们，医生断定她的偏头痛是“饿”出来的，命令她不能再“节衣缩食”，口气里是明摆着的得意――那种得意就好像她是个无私的女英雄，为了丈夫忍饥挨饿到苍白发抖――但她全忘了就在另一封信里，她还坦白了这严格紧缩时期里的一次放纵。艾略特夫妇迁到了帕丁顿和马里波恩交界处的克劳福德公寓18号，随后，薇薇恩为客厅和门廊各“挑选”了夸张的橘色和条纹样式的墙纸――这对于一个饿肚子的女人显然是奢侈的，更何况战时物价疯涨。薇薇恩还希望艾略特的母亲了解自己亲手缝补艾略特的破旧内衣裤不知几个小时，最后几近虚脱。我们不可能洞悉薇薇恩的内心，时间过于久远，事实与谎言细密交织，几乎不可能将它们理清。我不太相信薇薇恩缝补内衣裤的事迹，也不信罗素宽慰艾略特的父母与哈佛教授、努力树立薇薇恩好姑娘形象的那些话。艾略特的父亲，老亨利·韦尔·艾略特精明得很，并不把罗素的话当真，但我确实相信艾略特告诉母亲的，薇薇恩擅长烹饪的事实。他当然没说薇薇恩多久做一次饭。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常见的弄巧成拙的人：她将太多的天资、上进心和辩才投入到个人生活的戏剧冲突中，她属于那种总能成功赢得他人注意，但莫名其妙就是长不大的人。

薇薇恩在致艾略特家人的信件中塑造了一个贤妻的形象，并且一直佯装出希望赴美的迫切心情――一俟战争结束。她大概也曾以此自欺，因为她是那种不停改变主意的决策家：这些改变并非战战兢兢，而是大胆激进，每走一步都力图相信自己的理由坚如磐石。她编织谎言的技艺与过人的表演胜过其他一切才能，同时，在个人生活的角逐中得胜的愿望也激励着她。随着家人看清艾略特无法带妻子回家探望的现实，双方对艾略特的争夺也在婚后数年里绵延不断。这场较量的双方可以是英国与美国、诗人与哲学家、当下与旧日、薇薇恩与艾略特一家；一切只为争得艾略特的心。薇薇恩在最初几年似乎一直占上风，首先因为她站在未来的诗人一边（这一点对艾略特尤为重要，因为她将他与哈佛隔绝开来），其次因为她总有疾病作为有效的武器，最后还因为她无所顾忌。她大胆地向艾略特的兄长坦白自己打开了他写给艾略特的信：“……我拆了信，也读了……还读了你信末并不想让我看见的附言。”她这样做的理由是，婚姻使他们成为法定的“我们”：“我们都是这样对待家信的”；她这样做自然就无可指摘。她接着捍卫丈夫以写诗为生的权利：“……汤姆很清楚我和他一样对诗歌充满热情――事实上他也知道我比他更加焦虑……在我看来他的诗是真正的天才――我发自内心认为他生来就是个伟大的作家――一位诗人。他诗歌以外的文体也写得很好――但我认为永远都不会像他的诗一样出色。”

她不仅是个坚定支持丈夫的妻子。“我为他提供动力，”她眉飞色舞地说，“我推着他。”

在她大力推动之时，艾略特的天才只系于一首诗的成功，他的父母反对他以写诗为业、强烈要求他继续学术道路，这说明这段婚姻对此时的他还并非一无是处。妻子为他提供的助力，与她使他在地域上远离家庭施压的事实，或许都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薇薇恩对丈夫施以助力并非尽是为了艾略特自身――她享受这场与婆家的角力，并在自己获胜时欣喜若狂：从现在开始，不管是他的哥哥亨利还是其他艾略特家人都别想轻举妄动，逃出她的视线了。

她的另一样不那么奏效的武器是博取同情。她能从寻常行为里发现不寻常的难处，她骄傲地宣称如果没有一张顶光洁的纸，她就没法用墨水写字。她大多数信件都力图以生活的困窘博取艾略特家人的同情。在一辆向北开往兰开夏郡老家的列车上，她给艾略特的哥哥亨利写了一封措辞大胆的信，信中她哀叹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22英镑――然后忽然话锋一转，她莽撞地采用了一种自我辩护的语气（或许因为她不自觉地进入了与丈夫因此争执的状态）：她说她为去和几位非常、非常富有的老朋友见面，非买新衣服不可。“不幸的是这就意味着要写信请求您父亲的再次帮助。”（试想在读到这里时生活简朴的艾略特一家紧抿的双唇――他们端坐在位于东角的、陈设清贫的起居室里的摇椅上，在他们身后的是，新英格兰世代相传的节俭格言：“买了新，用到旧，缝缝补补尚能留，最后不用也不愁”。）

薇薇恩继续兴致勃勃地说着错话，全忘了艾略特的父亲曾以制砖为业。她想告诉艾略特一家自己已经把那些制造业的乡巴佬们抛在了身后，而跻身更优渥的“阶层”――她这次回乡身处老朋友中间将让她觉得“嫌弃”，也想尽快“体面”地摆脱他们。这非但没能让她听上去有身份，反倒显出她的虚荣来。她自顾自地继续说着：这次旅行在很久之前就安排好，所以她必须赴约。但她却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把他人的安排一笔勾销：1915年她的丈夫不得不中断对家人满腹愁肠的拜访，从大西洋彼岸马不停蹄地飞奔回来，只因为她说自己“病得厉害”。

艾略特夫妇都使用过的意象是一对关在笼子里的怨侣。薇薇恩在一篇小品文里用死寂一词形容这个牢笼，禁闭在里面的女人不停撞击铁栏。而对艾略特来说恰恰相反，这樊笼意味着永远失却隐私：“与另一个人单独相处太可怕了”。

艾略特的一位朋友说过，后人可能会对薇薇恩·艾略特作出毫不留情的判决。她常语出伤人地呵斥丈夫，在她不顺心而彻夜不眠的时候，待在她身边也一定十分恐怖。艾略特对她的情绪束手无策――在婚后第一年和十年之后，他都无助地向罗素和他人寻求建议。

即便从薇薇恩·艾略特的角度来看，这场婚姻似乎也是场痛苦的考验。她曾提到艾略特也常在夜里病痛不安，还告诉艾略特的母亲丈夫全天在家也让她“备受折磨”――1917年初他放弃海格特学校的职位回家而尚未找到新工作时，他“郁郁寡欢，动辄发怒”。1919年她写信给一位朋友：“我简直没法忍受汤姆――他精神紧张，身体很差，咳嗽得厉害，阴沉又暴躁。干脆你来和他在一起吧！”薇薇恩在1919年的日记里（这也是她婚后唯一写日记的一年）展现的是个体力充沛的女人：她积极参加游泳和舞会，十分自立又情绪高昂――但这都仅限于丈夫不在的时候。在和丈夫分居两周后重聚的夏日周末，她神经质的牢骚又开始了。艾略特把她留在乡下，自己回了城，她身处自然的怀抱中，立刻就心旷神怡。1919年7月10日，她“爱上了波夏村的夜晚。睡前，满月，十点时天色方半明半暗。薄雾弥漫，水面如镜”。<74>1919年9月19日，她与最亲近的女伴玛丽·哈钦森（Mary Hutchinson）在附近的威特灵，记下了“风雨交加的寒冷的一日。坐在棚子里，外面狂风呼号，棚子像船瑟瑟作响”。相比之下，她提到丈夫时则惜字如金：汤姆感冒了，脾气不好。汤姆去法国了。八月她独处时感受着“无风的酷暑里静止的伦敦”。丈夫回来了，“起初很和善，到了晚上却又消沉起来”。从日记里可以看出，薇薇恩很可能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个寄生虫（在生病的时候大多如此），她也很可能曾为这段婚姻付出很多努力、鼓励丈夫追求极大程度的自由。

薇薇恩的文风热切而感性，隐约带着些浪漫的渴望，其中的勇气与胆魄其实也很文弱。虽然她的健康状况不容许她尽情施展才能，但她的天分也不容忽视。1918年10月，一战的最后一个月，她在一段记录里描摹了一种等待的心态，其中个人的心境与公众情绪相互交织：“生活同时是热切的、又是可怖的，人总在等着，等着点什么。总在等着某个压在心头的东西完结。人在想，等这段过去了我就开始写作。但另一件事又出现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等T定下<参军的事>……也等待着身体的康复。”

她就这样隐入了丈夫生活的背景，并一直待在那儿，成了一个象征痛苦与谴责的幽灵。来自“薇薇恩的帮助”曾经一度“保护”着艾略特作为诗人的部分（他在婚后四年曾这样形容），但后来这些也就渐渐被遗忘了：在他的晚年，他仍对庞德心存感激，但拒不承认薇薇恩带来的帮助。在他朋友的回忆里，那个精致而有文采的女孩在病痛的折磨下，变得“歇斯底里”而不堪忍受。我们很自然将她当成一个艾略特在尽本分以外还要痛苦维持多年的负担。她身后没有人能替她说话，她的日记中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段婚姻对她也是毁灭性的，但我们同时知道她对艾略特最初的出发点是慷慨的，并且她一直支持着他的诗歌事业。在与玛丽·哈钦森讨论为了他人的自我牺牲之后，她在丈夫1919年的三十一岁生日时写道：“在这次讨论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对汤姆做了多少这样的牺牲”。她为他献上的是海量的古怪玩意、奖章和小道消息，以及她“船椽一样零碎的知识”――正如庞德在《女士肖像》中刻画的那个女人。她希望能成为诗人思想的一部分。但艾略特并不打算满足她的幻想；他对这一切反应平淡，有时还以她为耻――她不是他的缪斯。而她也就因此退避――退避到能让她博取关注的病痛中去。她悲惨的结局正象征了物质世界的消散，艾略特以自己的宗教冲动与这个世界长久地角力，力图从中得到解放。

从照片中我们能看到两个薇薇恩――一个楚楚可怜，另一个却有点狰狞。我们看到这个在嘉辛顿的门廊那里犯着踌躇的、怯生生的娇小访客，裙子垂到她纤细的脚踝，漂亮又柔弱，她站在昂首挺胸的菲利普·莫瑞尔边上，显得十分矮小。她不怎么喜欢文学聚会。在1919年的日记中她认为伊迪斯·西特韦尔的宴会挺无聊，哈钦森家的晚宴――到场的有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和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在她的形容里则“人声嘈杂又喝得东倒西歪，不太好玩”。另一张1922年的照片则摄于他们位于克拉伦斯门花园9号的下一处住所。在这张照片里，她脸部的线条变得生硬，时髦的短发下面的鼻子益发突兀。她站在自己的地盘上――旁边就是炉灶上的茶壶――两手放在髋部，双脚微微分开。

在经历过埃莉诺·欣克利、艾米莉·黑尔和简·奥斯丁中和的道德世界后，艾略特发现自己毫无准备就置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无底的深渊。“我的确没有见过战场，但却见过其他奇怪的事……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像个梦。”他试图向埃莉诺解释。妻子不顾一切的疯癫加上他自己的躁狂几乎使野马脱了缰――与性和种族有关的暴怒却又被冰冷而严格的紧张韵律所制驭。“整个夏天我俩全疯了。”薇薇恩在1918年的年末宣布。面对他们两人的是一个充斥着极端的世界。薇薇恩“是个活在刀尖的人，她要么能变成一个杀人犯，要么就是个圣徒――她胜任这两个角色都绰绰有余”，罗素说。

一战第二年、艾略特住在罗素的公寓时，罗素分享了自己一些奇特的所见。他的这些观察后来也进入了《荒原》。在眼看着满载爱国将士的部队火车从滑铁卢驶出后，他似乎见到伦敦的各处大桥垮塌、沉没，整个伟大的城市像清晨的薄雾般瞬间蒸发。“整座城的居民都像是幻影。”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正栖居的这个世界是否也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1915年秋，艾略特开始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城市定居，从陌生的旁观者角度打量这座城市。他眼中的伦敦几乎不见了所有年轻人，留下的只有那些被排除在战争之外的人――病弱的、年老的、女人和工人，以及一些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对战争岁月里伦敦的阴沉、贫穷和阒寂十分了然。“1915至1916年冬，”D.H.劳伦斯写道，“旧伦敦的精神垮掉了。从某个层面来说，这座城已经死了：作为世界中心的它死了，成了一切破碎的激情、欲望、希冀与恐惧的漩涡。伦敦的骨气垮了，真正的堕落自此开始……”弗吉尼亚·伍尔夫忆起公交车里拥挤而沉默的人群在蓝光里面色惨白（那时的灯都罩着蓝漆灯罩），又想到没人羡慕的成千上万的平民――“昂首挺胸的、战战兢兢的、面白如纸的、贼眉鼠目的、戴圆顶高帽的、奴颜婢膝的无可计数的工人大军”。英国的知识分子们对同胞们日渐一日丧失的人性深感恐怖；艾略特也感到了这种恐怖，但我想他与其震惊，不如说是无奈地接受。战争加深了他对人性的悲观认识。

韦尔德纳在战争伊始就参了军，1915年初就被送到了达达尼尔。在那里他以勇武著称，胸膜炎发作时仍二话不说在齐腰深的水里整夜救援伤员。那之后不久的1915年5月2日，他在战场上照顾一名受伤的战士时被杀。艾略特把他的第一卷诗集题献给“在达达尼尔牺牲的让·韦尔德纳”。这类措辞并没有传达出韦尔德纳对艾略特的影响，仅表达了对他参战与牺牲的敬意――而艾略特本人与这牺牲几乎毫不相干。

虽然他曾表示无法对战争表态，但他确信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开始递交他虽迟到但充满激情的参军申请，希望1918年8月至9月能够入伍。他的动机有传统的成分：责任感，对归属感的向往，和（他希冀的）写作上的更大自由。他还希望能因此使母亲骄傲，她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报纸上呼吁美国人参加战斗，甚至还为波士顿《先驱报》创作了一首战争歌曲。庞德自然是反对艾略特入伍的，他甚至亲自来到使馆，指出如果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民主、还为了人类文明，而真正懂得文明是什么的美国人本就屈指可数，那么送其中的一个去堵枪眼简直是荒唐。最终，因为心动过速和疝病的旧疾，艾略特还是没能达到美国海军的标准（正如我们所料）。而让他懊恼不已的，还有军需处、译员军和军情处无一向他发出任命的事实，尽管他怀揣包括默顿学院院长、哈罗德·约阿希姆、奥斯伯特·西特韦尔、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和乔治·赫伯特·帕尔默等十六位重要人物的推荐信。这很可能是效率低下而非主动拒绝的结果。战争结束一年后，他在一首诗里刻画了一个不曾在及膝深的泥潭里战斗的男人的心理活动――一个从未踏出城市的荫庇、亲历英雄场面的人。

艾略特不仅错过了属于他这代人的战斗，也与平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小的距离。他与除薇薇恩、罗素和庞德的小圈子之外的伦敦人初次打交道的经历短暂而不尽人意。薇薇恩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状态：两个人走出他们避难所一般的中产阶级公寓，就感觉漂浮在“一个人声嘈杂的角落，身边全是危房、破旧街道和打烊的破败商铺――这感觉仿佛置身荒野，我们就像憩住在自己小天地里的两个流浪儿――这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看到我们、费劲去关心我们做什么、如何生活、甚至活不活着”。

艾略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威科姆做了一学期校长，那时他的年薪是140英镑；接着他来到海格特的另一所学校，年薪稍稍涨到了160英镑。在从1915年到1916年末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每天的时间都耗费在这些中学男孩身上，而在他们眼中他则是个外国人，“一个美国校长”。他对他们毫无兴趣，教学对他来说与其是表达的渠道，毋宁说是壁垒。“毕竟我最想做的就是写写诗，教书看似占用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事都少，但那不过是个错觉。”教学让他精疲力竭，让他即便在假期也不想写作。“要让学生集中注意，你必须把你整个人都交给他们，有的人乐在其中；我则不，这把我整个掏空了。”

艾略特痛恨校长这份工作却咬牙坚持，部分是因为他需要支付妻子的医疗费，部分也是为了自尊。诚实劳作――朝九晚五的规律工作与完全的投入――是艾略特家族世代相传的自我肯定的良方。在这样的传统下，他不大可能像许多英国作家那样自由职业或兼职工作，这样会显得太不稳定。艾略特必须向父亲证明自己――在他仓促结婚、推迟回到哈佛的学术生涯时，父亲就断定这个小儿子的一生已经毁了。他也必须重新赢得母亲的肯定――她一直讽刺那些“不荷锄耕耘”的人。在她的一首诗里，她认为宁可在劳作的重压下弯腰，也不能失去行动的骄傲。她可怜自己的儿子――“就像让珀加索斯拉犁”<75>――但她又觉得他过去一直生长在温室里，现在得亲手塑造自己的人生了。

1916年夏天，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罗素的引荐下与艾略特结识，通过贝尔，艾略特进一步结识了罗杰·弗莱、利顿·司特雷奇（Lyon Strachey）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其他成员。同样通过罗素，他也进入了奥托琳·莫瑞尔夫人的社交圈，其中有奥尔德斯·赫胥黎与米德尔顿·默里等英国知识界的领袖。他受到了善待，受邀去戈登广场46号贝尔家中参加晚宴，也来到嘉辛顿庄园――但他始终是个外来者。他们在他在场时并不自在。他一丝不苟的衣着和一本正经的举止并不特别让人亲近。他卖弄的学识（他后来也承认自己得意忘形）也并未使人另眼相看。1916年12月初次见到他时，赫胥黎印象中的艾略特“就是个欧化的美国人，有文化得可怕，用你能想到的最无聊的方式谈着法国文学”。在奥尔德斯和他的兄长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爱迪·萨克维尔-韦斯特（Eddy Sackville-West）和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这些聪明的牛津青年才俊周围，艾略特也“不知所措”。他博学的矜持也让这些剑桥哲学家G.E.摩尔（他推崇坦率的真话）的信徒拘束不已。利顿·司特雷奇觉得他有时还不错，有时则“太难对付了、美国气太重；总的来说不够活泼”。他随后补充道，“但绝对不能小看他”。

薇薇恩有次在伦敦送罗素出门时与他手挽手――无论是炫耀占有还是博取注意，这都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结果撞见奥托琳夫人，因此得罪了她。奥托琳夫人觉得薇薇恩像只卖弄风情的小猫，拒绝再邀请她到嘉辛顿。于是只要薇薇恩与罗素还相好一天，艾略特就只能单独去嘉辛顿赴宴。他一成不变的庄重让他从奥托琳夫人那里获得了“殡葬师”的绰号。

他妻子的朋友玛丽·哈钦森倒对他青眼有加。她瘦小娇柔，轮廓优美，有一张面具一样的脸孔。在很多年里她都是克莱夫·贝尔的情人。她的文学口味大胆而前卫，艾略特于是开始在信中异常坦率地与她讨论自己的阅读与诗歌创作。1917年6月他参加了她与丈夫圣约翰（大家都叫他杰克，是重建部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泰晤士河北岸汉默史密斯河滨酒店举办的宴请。这次宴请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回忆里“无聊透了”。她也记录了杰克在宴会上屠宰美国的表演：“杰克在身上系了条白围裙，然后把它连裁带扯地弄出一个美国的形状。看着可怜的艾略特脸色就这么发白下去，话越来越少，真是奇妙……”

罗素抛弃薇薇恩后，奥托琳夫人对她变得体谅起来。1919年到1921年之间，薇薇恩动人的风情和亲切的态度让奥托琳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女人会爱上同性。薇薇恩觉得奥托琳知道艾略特因为谁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她提到，“奥托琳经常对我说――十分悲伤地说――‘薇薇恩哪，你看汤姆多美，头脑多么深邃，给人的印象多么庄严。步态多么优雅。’”

就算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艾略特也得在英国社交圈的一切所到之处的“晚宴上（倒不一定非要是学者聚会）表现得尽量光鲜”。这些要求对“野蛮的美国生活”而言完全是异域而陌生的，“与一群外国人共同生活和打交道真是难得要了命――你们总遭遇到感受的差异，接着就感到羞辱和孤独。是外国人，就永远是外国人”。新英格兰世代相传的审慎让他不敢坦率――他怕不加遮掩展露出来的是个“野人”。他因此痛苦地伪装着自己，披上融入当地社交圈的保护外衣。“就像一刻不停的时装表演――一刻都不能停歇。压力太大了。而这个圈子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更苛责，而非更宽容。人们对你的存在更在意，更挑剔，对你的过失和犯蠢也毫不留情……他们总是在搞诡计、耍心眼，你总得多加提防。他们还小器得很，不小心就把他们得罪了。”

艾略特没有真正被接纳也并非完全是他的错。他从未在任何意义上接受过英国生活的塑造――他从未上过公学，没在牛剑上过大学，没在这里长大也没有英国的亲戚――能证明他的唯有举止和风度。与西德尼·席夫（笔名斯蒂芬·哈德森）夫妇在一起时，他却自然而可亲。西德尼的音乐家妻子维奥莱特曾师从托斯蒂，并与卡鲁索合作，她和薇薇恩一样都会莫名发起烧来，或许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席夫夫妇逐渐与他们亲近起来。席夫喜欢薇薇恩“自然的真诚”。维奥莱特则是曾被王尔德称为“斯芬克斯”的艾达·莱韦森（Ada Leverson）周到而热心的姊妹。她与席夫1911年结婚，席夫管理着一份影响甚广的杂志《艺与文》（Artsand Letters，艾略特也为其撰文），也是普鲁斯特后几卷的英文译者。席夫夫妇是普鲁斯特的朋友，家中的常客都是些四海为家的文艺人士。在他们家中，艾略特遇到了曾在1909年将他引向拉弗格的阿瑟·西蒙斯，作曲家弗雷德里克·德利乌斯（Frederick Delius），米德尔顿·默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夫妇，温德姆·刘易斯，后来也翻译了普鲁斯特的查尔斯·斯科特-蒙克里夫（Charles Sco-Moncrieff）。对于艾略特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还有罗瑟米尔一世子爵夫人――她后来创办了《标准》杂志，艾略特将在两战之间的二十年里担任这份重要期刊的主编。庞德在一战结束后离开伦敦前往巴黎，此后席夫取而代之，成了艾略特的后盾――但这时的艾略特对自己正逐渐形成斩钉截铁的确信。到了这时，他已经对伍尔夫称之为“地下世界”的文学市场有了些把握，现在要做的就只是征服伍尔夫本人。

伍尔夫从一开始就挺喜欢他，他让人生畏的气质让她觉得有趣，但他始终处在她生活的外围，二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自怜也让她生厌。她不怎么期待艾略特的来访，还一度在日记里哀叹：天哪，艾略特又来电话了。直到1935年――经过了十七年的下午茶、闲谈和周末聚会――她才确定他属于“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信上帝――她说，决定不去理会那在她看来不可理喻的虔诚（她可是一个维多利亚不可知论者未受洗礼的女儿）。但事实上，她了解灵魂及其“存在的瞬间”，这“存在的瞬间”与艾略特的那些“不经意的瞬间”（那无限的“事物”）相互交织，也正是后者让艾略特的诗作毫不突兀地触碰着崇高。他们间共通的，是寻常日子里对生命的关注，是从可见的行为转投向不可见的意识之链的目光，以及同样重要的一种詹姆斯式的旨趣：他们都喜爱生命隐秘部分的阴影。詹姆斯去世后，伍尔夫曾说过，“日光的照耀抹平了许多事物的面目，但在阴翳中它们就显现出来”，而詹姆斯的艺术就寄身在这阴影里。此时，这阴影笼罩着艾略特暮气沉沉的人间处所，也笼罩着在评论詹姆斯的同时写作《夜与日》（1919）的伍尔夫。她想劈断铺就公共生活的坚硬砖石，将自己包裹在一团云雾之中。在艾略特与伍尔夫两人看来，詹姆斯艺术中的阴影让他成了现代主义的先驱，它的后继者则是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现代主义的阴翳，这阴影停落在泰晤士河上，在这文明的中心映出《黑暗之心》（1902）核心处的幢幢黑影。艾略特的《荒原》就将康拉德小说中“墓地般的城市”扩写为伦敦城死寂的日常；只有他这个异邦人看得见这里的“恐怖”，那些蒙着眼睛的本国人却毫无察觉。

艾略特与伍尔夫的最大差异在于他生来喜欢独处。当然，他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掩饰这一点，但布鲁姆斯伯里清楚地感到有些东西违背了与他们笃信的“人的联结”――E.M.福斯特《霍华德庄园》里一唱三叹的“唯有相连”，就是这一人本主义信条最著名的表达。更深层的不同在于艾略特的严肃与政治保守主义，这与布鲁姆斯伯里的玩世不恭格格不入。艾略特的谨言慎行在伍尔夫和贝尔夫妇那里被当成了全家的笑料。他们觉得他好笑得很。“来吃午饭吧，”伍尔夫给她的姐夫写信，“艾略特也会穿着他的四件套过来。”

庞德离开后，艾略特感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重要性，于是继续与他们的成员和外围的朋友们交往，尤其是伍尔夫和玛丽·哈钦森。庞德在从巴黎的来信中讥讽他们是“一个屁炸出来的家伙们”，催促温德姆·刘易斯“无论怎样都要把艾略特弄出英国”。但艾略特不仅留了下来，还愉快地接受伍尔夫的邀请。而伍尔夫则故意对艾略特与庞德的结盟视而不见，并且不时戏弄他外表的伪装，表明她或许才是更了解他的人。一次晚宴上她大胆地嘲笑艾略特大理石塑像一样的脸孔，而让她吃惊的是，艾略特回应她的竟是会心一?。1921年3月，二人看完演出后结伴乘车回程。出租车在汉默史密斯水流成河的集市公园中行驶着，她坚持要艾略特供出自己的缺点，艾略特则回应说自己最难忍受羞辱。他的拘谨从那以后就渐渐松懈下来，到了1921年末，两人的友谊已经十分坚固。在她生命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倚重她的意见，并一度表示无论自己受到何方的首肯，他都只希望这份肯定来自“伍尔夫夫人”。

1917年，自我主义者出版社出版了首卷艾略特诗集，这也标志着他与英国作家间关系的转折。初到伦敦时，艾略特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哲学教授；到了1917年，诗人艾略特诞生了。这期间最关键的时期，大概当属1916年3月他推迟回美答辩的那段日子。4月时，他注意到自己已积攒了十五到二十首可以发表的诗作，于是开始着手筹备第一卷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76>克莱夫·贝尔在嘉辛顿的复活节聚会上带去了十本（一说十二本）左右印刷粗糙、包着廉价黄色书皮的样书。大家人手一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朗读了《普鲁弗洛克》，默里、奥尔德斯·赫胥黎、莫瑞尔夫妇和司特雷奇则纷纷激赏于他的诗才。

到了1917年12月，在红十字会的赞助下，艾略特来到科尔法克斯（Colefax）夫人位于梅费尔高级住宅区的客厅，在那里朗读自己的诗歌，听众则是一群时髦的上流人物。与他一起朗读的还有紧张的西特韦尔姐弟们、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n）、奥尔德斯·赫胥黎、对战争诗满腹牢骚的作家鲍勃·尼科尔斯（Bob Nichols），以及娇滴滴抗议的维奥拉·特里（Viola Tree）。英国文学的老牌领袖、在介绍里用“墨客”称呼这些诗人的爱德蒙·戈斯（Edmund Gosse）爵士被艾略特在《河马》中对上帝的亵渎震惊了。艾略特还因谦恭有礼给在座的宾客留下印象。戈斯因为迟到而大声呵斥他，他则静静听着，并不反驳，虽然他从劳埃德银行的新工作地点一下班就赶了过来。在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的印象里，艾略特宽阔的骨架和“发黄”的双眼让他看起来活像雕像里的阿兹特克人。

美国情报机构在1918年8月至9月间未曾录取他一事让他对祖国耿耿于怀，也因此转而向英国投注热情。他认定美国人不够成熟：他们一定没有意识到他能作出的贡献，但劳埃德银行却慧眼识珠（他们的薪酬低于美国情报部门，但却好言好语地稳步提拔着他，让他担任外贷业务专员，这份工作也符合他对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在英国朋友圈子中收获的尊重，这个圈子现在正日益壮大，囊括了许多重要人物。“也许除了英国外，没有哪个国家的氛围如此厚重，”他在9月写道，“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聪明人，英国的聪明人都对孤独更为敏感，处事也更有保留。”他发现了英国人幽默的才能，认为幽默是“敏锐的心灵保护美、保护自身免受丑陋与愚蠢损害的本能反应”。直到这时，为防止在国外一无所成，他一直没有断绝回到哈佛的后路。1919年夏天，他在哈佛的后援伍兹教授来到英国，艾略特于是亲手关上了这扇大门。

战争将告尾声时，他开始整理在庞德指导下写就的近期诗作。莱纳德·伍尔夫在来信里主动提出：

霍加斯公寓

伦敦西南区里士满天堂路

1918年10月19日

亲爱的艾略特先生：

我的妻子和我成立了一家小型私人印社，印刷和出版那些不太容易通过其他途径出版的短篇作品。我们经罗杰·弗莱获悉您有一些诗歌希望出版。我们两人都十分喜爱您的《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不知您是否愿让我们一阅您的诗作，并考虑出版事宜。

您真诚的

莱纳德·伍尔夫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并非印刷方面的专家，但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向您展示我们出版的上一部作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序曲》）。

1918年11月15日，在伍尔夫夫妇位于里士满霍加斯公寓的出版社/家中，艾略特向他们展示了三四首诗。1919年，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七首包括《艾略特先生的周日晨祷》《不朽的低语》《夜莺间的斯威尼》在内的诗歌，封面设计则是罗杰·弗莱的一幅画。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共将这份诗集印制了190份，每份定价25便士。<77>这次出版实则表达了对艾略特的信心，也巩固了艾略特的地位。“在一小群高水平的读者看来，我是英格兰在世的批评家与诗人中的翘楚，”他在1919年3月2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的确觉得我对英国文学界的影响比史上任何美国人――除了亨利·詹姆斯之外――都大得多。我认识许多人，但有更多的人希望结识我，而我大可以继续离群索居、保持距离。”

艾肯在战后回到伦敦，发现“无论在文学圈还是在现实的文学‘政治’中，艾略特的名望都已根深蒂固……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称之为令人‘望尘莫及’的地步：他已在自己珍贵的新地盘四周筑起了雄伟的壁垒，壁垒后面的他却是个触不到的隐身人”。

在这个转型的时期，艾略特还在同时创作着一些自传式的断章，以及另一些与准备立刻发表的四行体诗分开保存的作品。这些写于1914至1919年的诗作分属三个不同的类别，分别对应着艾略特私密生活里的种种试炼：首先是宗教感情的觉醒，接着是与异国的城市和苛刻的新娘间的磨合。到了1919年，艾略特积攒的材料已够他创作一首长诗或组诗。它们将在三年后变成《荒原》――一首点燃“失落”一代的想象力、使艾略特一举成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