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行其是”到“同学共饮” 互联网大佬的“墙”到底该怎么拆？，

石川眼中的谢衍：父子情不言爱 浓烈醇厚

石川，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研究生副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大学亚洲电影研究中心副主任；《艺术学》丛刊编辑部副主任；第9、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委员会委员。

2008年8月23日下午5时许，谢晋导演的爱子谢衍因患肝癌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我的心口像是重重挨了一拳，痛得几乎让人无法呼吸。我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却怎么也挡不住那狂风暴雨一样漫天袭来的纷乱思绪。我抬头想了又想，才记起我和谢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今年的6月12日。这天，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许鞍华来到上海，谢晋和谢衍父子相约与她共进晚餐，我亦有幸忝陪末座。餐桌上，谢衍不仅谈兴甚浓，而且从来滴酒不沾的他，竟然还破例与许导演共饮了一杯绍兴花雕。看着他满面红光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时他已是一个重病缠身的不治之人了。

一年多以前，谢晋公司准备开拍一部描写谢晋电影创作生平的大型电视文献片。原本计划由谢衍亲自担任导演，由我担任撰稿人。可到2007年初，忽然传来消息，说是远在美国的谢衍身体不适，需要一段时间来休养。但电视片开机在即，无法延期，只好让我来接替谢衍负责电视片的编导和外采工作。这年春末夏初，大病初愈的谢衍回到上海。我见到他时，发觉他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人比以往瘦了一圈，头发也花白了不少。当时我想，是不是他性格内向，因为生病而背上了不必要的思想包袱？现在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估计那时候谢衍已经知道自己罹患不治之症。只不过，他不想给年迈的父母增添精神负担，也不想麻烦身边的亲朋好友，才始终一声不响，守口如瓶。谢衍就是这么一个人，只有好事才会拿来与人分享，而习惯独自承受所有的病痛和苦难。

谢衍的面孔像母亲徐大雯，长得慈眉善目，气定神闲。可身板却像父亲谢晋，长得高大健壮，威风凛凛。但除此之外，父子两人在性情上却几乎毫无相同之处。谢晋个性张扬，说话声如洪钟，做事雷厉风行，喜欢抽烟喝酒，穿衣吃饭一向大大咧咧，随意而率性。一生未婚的谢衍恰恰相反，他性格温和内敛，说话轻声细语，做事谨慎细致，且烟酒不沾，从无不良嗜好，善于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得知自己患不治之症后，他变卖了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且不露声色，连父母都不知道。最后自己成为佛教居士。

因为性格上的这些差异，爷儿俩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小有分歧。谢衍说话不多，也不和父亲争执，心里却满是“对付”父亲的招数。有一次谢晋到老家上虞过年，回上海时带来很多当地土产。谢衍抱怨说，这么多东西，吃不完也用不完，放在家里还不如分给公司同事。便不声不响把东西统统“偷”了出来，拿到公司分给大家了事。

性格差异也让父子俩在事业上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像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1996年，谢晋正在热热闹闹地筹拍历史巨片《鸦片战争》，谢衍也在一边为自己的第二部影片《花桥荣记》悄悄忙碌。到1997年7月，《鸦片战争》在内地和香港隆重上映，《花桥荣记》也在年底与大陆、台湾的观众见面。随后，父子的辛劳分别有所斩获——《鸦片战争》在大陆夺得“金鸡奖”最佳影片奖，《花桥荣记》则在台湾荣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提名。

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父子俩也处处迥异其趣。谢衍在美国接受电影训练，习惯严格遵守制片进度和预算，绝不像父亲那样为了一个镜头的完美在现场磨个没完。谢晋喜欢“挖戏”，每每让演员到现场排练小品，不到满意绝不开机。谢衍则笃信“灵感”，不太看重事先的安排设计，也从不带演员到现场排戏。谢晋作息日夜颠倒，越是夜深越有精神。谢衍则一向早睡早起，收工时间从不拖延。谢晋是以小事大，擅长见缝插针，一有空闲，倒头便睡；谢衍则是以大事小，凡事亲力亲为，工作时思虑紧张，往往夜不能寐。

不过，即便父子两人处事风格截然不同，但作为两条各行其道的“平行线”亦不乏相交乃至重叠的时候。比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子承父业。谢衍自幼深受父亲熏陶，爱好文艺和体育。凭着这种天赋，他得以改变命运，为自己开拓了一片新的人生天地。“文革”期间，谢衍在安徽濉溪插队落户，因有文艺才干，被抽调到县文工团从事宣传工作。不久以后，又被调到杭州市话剧团、浙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助理编导，由此开始追随父辈的艺术道路，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编导。

上世纪80年代初，谢衍打算自费到美国留学。在著名影星卢燕的帮助下，谢衍费尽周折总算拿到赴美签证，可是高昂的学费又让每月只有39.5元工资的他感到步履艰难。他不得不向父亲求助。父子俩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攒足了去美国的路费。临行前，谢晋郑重其事地送给谢衍一份礼物，那是祖父传下来的一块金怀表。谢晋恋恋不舍地把它交到谢衍手中，叮嘱他钱不够时，可以把它卖掉应急。怀揣着这份厚重的父爱，谢衍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漫长旅途。但不管生活上有多大的困难，谢衍也从未想过卖掉这件无价的传家之宝。初到纽约，谢衍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但他依靠一双勤劳的双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奇迹般支付了每年高达四五万美元的学费。

谢衍的坚韧和乐观同样来自父亲。清苦的生活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只要想想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纽约的生活也就立刻变成了天堂。当年，父亲住“牛棚”的时候，每月只有五角钱的津贴，根本无力支撑一家三代六七口人的生活支出。为了给身边两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增加营养，母亲徐大雯不得不顶着路人鄙夷的目光到小菜场里去拣菜皮。谢衍清楚地记得，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父亲乐观从容的天性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被允许回家的时候，往往会像中学生做化学实验那样，把母亲拣来的菜皮与猪血一起熬汤，一旦得到家人的称赞，便会洋洋得意地到处炫耀自己的发明。

谢衍是个待人谦逊处事低调的人，平时他决不愿分享父亲的荣誉，也很少与父亲一道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但是，父亲依然无处不在，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无时无刻不辐射着谢衍的事业和人生。人们也许都知道，《花桥荣记》是谢衍的代表作，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这部白先勇的小说，最早是被谢晋看中，打算把它改编成电影的。那还是1987年的时候，白先勇首次来到上海，在兴国宾馆，谢晋见到了这位著名作家，并向他表达了改编《花桥荣记》的愿望。但限于当时的两岸关系，影片无法前往台湾取景拍摄，谢晋只好放弃《花桥荣记》，而选择将白先勇另一篇小说《谪仙记》改编成影片《最后的贵族》。或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十年之前父亲留下的遗憾，十年之后却在谢衍手中达成了圆满。

可是，《花桥荣记》做后期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不期而至，韩国片商因此中断了对影片的投资，这让身处香港的谢衍陷入绝境。这时，又是父亲向他伸出了有力的援手。在父亲的帮助下，谢衍将全部素材带回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重新开始剪辑。为了让儿子能够专心创作，谢晋还将自己多年的合作伙伴派往谢衍身边，担任他的后期制片，帮助他料理日常事务，特别是应付那些上门讨钱的债主。因此，当《花桥荣记》最终在夏威夷电影节获得荣誉的时候，谢衍把第一个发自内心的感谢，献给了自己亲爱的父亲。

谢晋、谢衍两父子都是感情深沉的人，他们很少把对彼此的关爱挂在嘴边，以至于我们平时几乎听不到他们谈论对方的声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逝，这份父子之情却变得愈发浓烈，愈发醇厚。最近三四年，谢衍更是把自己的电影创作放到一边，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父亲艺术创作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2007年夏，谢衍和我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六卷本《谢晋电影剧作文集》，我们合作拍摄的20集电视文献片《大师谢晋》，目前后期制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我们还约定，到秋季的某一天，大家要凑在一起商讨下一步共同组建“谢晋电影博物馆”的方案……我们就像是一群一起埋头攀岩的伙伴，就在巅峰在望的那一刻，环视左右，却猛然发现少了向导的身影。

我无法想象，年迈的谢导在儿子临近生命终点时才知道他患了绝症时的巨大痛苦，如何承受老来丧子的沉痛，也不知道谢衍的溘逝会带给这个不幸的家庭以何种打击。但愿耳背的谢导以为丧子的噩耗只是幻觉，但愿爱酒的谢导酩酊醉去，再也不去面对多舛的命运和无常的人生……

纪念谢衍逝世诞辰15周年：一个真实的谢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