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权威专家：群众对罕见病认同度亟需提高，关注罕见病的重要性

蔡磊：猎药病人引发的震荡丨世界渐冻人日特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退化

“昨天我又呛咳了，差一点人就没了。”2023年5月31日，蔡磊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我现在连水都不敢轻松喝。”

属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渐冻症（ALS），意味着患者的身体机能退化不可逆。这种“退行”，在2019年前后尚以半年左右为单位，如今加速为月甚至周，作用于蔡磊的身体。

2023年5月9日，第一次出现在本刊拍摄团队面前的他，两只胳膊垂落在肩膀边，手在衣袖里晃动。走路看似自如，其实也有点迈不开步子，双脚像在地面拖行。

“我这边早就脱臼了。”他用眼睛朝我示意右肩。两年多前，他肩膀与手臂连接部分的肌肉便已经如酵母面包，一捏，便软塌塌地陷下去一个坑。

蚊子爬到脸上，没法赶。去卫生间这样的行为，要拆分成几十个动作，把每一个步骤转成语言交代给生活助理（阿姨）。

2023年初，10个手指中唯一还保留些微功能的只剩右手食指，但也无法完成像抬手指头这样的动作。如今，每次操作电脑，都需要让阿姨把他右手放在桌面鼠标上，靠脚踩踏板，配合桌面鼠标来工作。一次放不精准，就得再放。

一个月后再见面，他说话喘息越来越频繁，有时需要请他重复两三次，才能听清楚他的吐字。

糯米、花生，他不怕，他怕粉末状的东西，也怕水。“因为肌肉没有力量，喝水的时候没法良好地闭合气管，特别怕呛咳。”他有意识地减少喝水、吃饭。实在渴了，就请阿姨给他端水，用玻璃吸管喝一点。

外出下台阶或者缓坡，他会请周围的人（阿姨、助手或者任何他能叫到的人）扶住他。“摔死是我们这个病到后期最常见的死法之一。一旦碰到个坎儿，没法用手抱头，只能眼看着自己砸到地上。”

一个素来雷厉风行、拥有强大掌控力的人，如今任何动作都要依赖他人，难受吗？

“不难受，早就预料到，这不重要。主要是身体恶化，让我工作能力变得越来越差，这是我最在乎的。”

按他目前的病程进展，早就该做胃造瘘（通过腹壁外管道输入营养液至胃腔进食）了。“一旦呛咳导致肺炎，就没命了。为了保命我也应该胃造瘘了。”

可他不想。“这样我就不能出门和工作了。我连打盹都不行。”他定定地强调。“留给我可能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百慕大”

“异想天开。”“完全不可能。”

自从蔡磊宣称要自主研发ALS治疗药物，他不断听到这类声音，也包括他学药学出身的妻子段睿。

神经科学领域专家认为，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AD（阿尔茨海默症）是主管学习和记忆的神经元损坏，虽然病人躯体可以自由活动，但却丢了“灵魂”。而ALS（肌萎缩侧索硬化）正好相反，病人的灵魂清醒，但由于主管运动的神经元死亡，躯体失去表达能力，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死亡，因此又被称作“渐冻症”。

所以，当刚刚四岁多的儿子攥着自己的手，当同为病友的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给出拥抱，蔡磊能清晰地感应到和他们肌肤接触，却无法给对方回应，甚而只能回一个踉跄。

近200年里，渐冻症的致病机理如“百慕大三角洲”，诡谲难测。即便生命科学和基因治疗等技术快速发展，绝大多数散发型ALS的病因仍然不明，不到10%的ALS亚型属于单基因突变，致病机理也仍在寻找和“破译”之中。

2021年中，蔡磊申请病休，逐步不再承担他长期任职的京东集团副总裁工作。段睿说，蔡磊的病情似乎在“加速变差”，实际上是匀速发展。

“它的发展是线性的，但外在表现不是。病人的神经（元）是一个一个死，但只有当少到只剩总量的约40%，你才有感觉。就好像100根筷子撑着一个平台，它是一根一根匀速倒掉的，但可能倒掉60根你才有一点自知，好像它歪了。”

“但现在也没办法知道蔡磊（的平台）还剩多少根筷子？”

“没有，如果能知道，这个病就能实时监测了。”

目前，蔡磊日常进食和饮水都要在生活助理的帮助下进行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使者

有业内人士把ALS的致病过程称为“针对运动神经元的谋杀案”。如果能看到“案发现场”，弄清元凶和同谋，就像获得了科研的指南针。“探案”的关键线索之一在于，在患者去世后取出脑/脊髓组织（注：通常脑库仅收集全脑组织，但为了ALS研究需要同时留取脊髓组织），将切片进行神经病理分析。

位于杭州的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简称“国家脑库”）始建于2012年，属于非营利性机构。经过十年左右的建设，中国还成立了多家共同发起的中国人脑组织库协作联盟，目前共收集了千余例样本，但直到几年前，罕见病的标本不过寥寥几例。

“谁也不敢说这句话。”业内人士坦承。

这句话指的是：您愿意捐出自己的脑/脊髓组织吗？

在中国的文化里，对死亡的探讨素来讳莫如深。而科研者和患者之间听不到彼此的需求，患者也不免对“实验”带有戒备。“医生的天职是要提供治疗。和气息尚存的患者谈论捐献遗体和组织，意味着宣判医疗无能。患者也会觉着你要拿我的器官，是不是要卖钱做工具，要拿我去出名图利？”受访者们直言。

大脑是在人去世后自溶最快的组织。原则上，需要在捐献者去世后12小时内完成取材全过程。捐献者生前必须与家属及脑库谈妥，签署捐献同意书。去世后家属及时开具死亡证明，并在第一时间通知脑库，将遗体送到脑库实验室完成解剖，取出脑与脊髓组织。

取出脑和脊髓组织是专业度很高的操作，一般都由病理科的医生或解剖系的教授等资深团队来完成。但整个过程依然充满变数。新冠疫情期间，山西一位患者家庭表达了捐献意愿，但囿于业内规定，120车辆不拉遗体，殡仪馆的车也只能往返于逝者去世地和殡仪馆之间。最终是蔡磊团队联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几经周转联系到了太原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协调员，将患者的遗体运送到山西医科大学收取脑组织样本，才算圆满。但OPO仅限于在同一地区进行运输作业，其车辆也不能跨省跨市运送遗体。“说句极端的话，想做好事，却似乎还得‘找个对的地方死’！”一位知情者慨叹。

有充满爱心的捐献者不仅提出捐献脑和脊髓组织，还希望能捐献其他器官或组织，譬如角膜。“像角膜这样的组织是救活人的，伦理上当然优先于致力于科研的脑组织捐献。即便脑取材要争分夺秒，却需要尊重这样的优先次序。因为这也是逝者的大爱。”参与过脑组织捐献的人士表示。

2022年9月，蔡磊召开媒体见面会，宣布自己将在逝世后捐献遗体（特别是脑和脊髓组织），以此推进渐冻症科研——他将这称为“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张定宇等千名渐冻症患者也表达了相同的志愿。

一千多个同意捐献的患者或家属（正常人的遗体和脑组织也可用于渐冻症科研），有不少都是蔡磊一个一个电话恳谈下来的。有欣然应允的，更多人经历过漫长的迟疑，与家人的冲突，磨合，同意，或反悔。

截至2023年1月，渐冻症患者遗体捐献已完成9例，成功保存脑组织和脊髓组织8例。之后不到半年，这个数字已突破两位数。

“看起来完成捐献的数量很少，但你知道每一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蔡磊问我。

“意味着生命的消失。”他旋即自答。“他们都是英雄。”

5月下旬，他前往位于杭州的国家脑库参观。对着那些盛放捐献者脑组织的器皿，他久久说不出话。献花时，弓着的背发出微微的颤动。

一周之后，当我们坐在工作室院子里谈起脑库之行，两行泪水忽地从蔡磊眼眶里滴到面颊，习惯了低声言语的喉腔里，罕有地爆出长达十几秒的呜咽。

“帮我拿点纸巾。”蔡磊说。“我怕眼泪。它会蜇我，特别疼。”

器皿上没有标明捐献者的姓名，但蔡磊说他心里知道是哪些人舍身奉献。“是我让他们捐的……”他再次难掩抽泣。

在国家脑库看来，蔡磊走出中国文化观念的某些禁区，并组织如此大规模的ALS病理样本捐献，是改变历史的行为。采访时，供职于国家脑库的运动神经元病学者刘华清，想到了上世纪末同意参与美国流行病学博士斯诺登对AD的研究，并自愿捐献脑组织的678位修女。

“这六百多位修女和蔡磊，都是带着关怀的使者。他们没有被疾病和死亡打倒，而是从比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发，为后人带来希望。我觉得蔡磊和这些ALS病人、家属们给了人世间一份gift of hope（希望的礼物）。”带着哽咽，刘华清一字一顿。

在蔡磊看来，这谈不上伟大。“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完全利他、毫不利己的人，但我们应该鼓励一个人为他人去付出。这样这个社会才会更美好对吧？”

2023年4月初，国家脑库执行副主任包爱民陪同蔡磊参观实验室，介绍脑库建设历程 （受访者提供/图）

“马拉松”

徐婉姣曾经是神经内科医生，后来从事药物研发15年有余。家中有患绝症的亲人，她能领会到整个家庭因此遭受的消耗和“折磨”。“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奢望是感同身受。在病友群里，蔡磊老师不是被照顾的人，而是照顾者和给予者。”

两年前，39岁的李先生在北京301医院确诊为ALS。为了照顾儿子，（他的父亲）李叔请两人专门给儿子拍背排痰，用肥皂给儿子洗身子、擦酒精；给儿子做抬腿动作，“一天抬一万多次”；鸡蛋、营养液、肉菜打成汁，每天分9次喂给儿子。

但李先生病情还是恶化得很快，呼吸衰竭后，他不愿接受“气切”（通过气管切开术可吸出痰液，防治严重肺部感染和窒息）。无奈之下，李叔在蔡磊家门口等了六七个小时，等到蔡磊回家上门劝说，儿子才同意气切维持生命。

李叔已经记不起，他是第几次随着蔡磊搬家而迁居了。“蔡总住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离蔡总近”，既能获得国内外研发的新动态，也许也能在符合条件时，有入组临床试验的机会，尝试新药，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如果没有蔡总，我们活不到今天。”李叔不断地向我重复这句，又对蔡磊说，“你要坚持，我也要坚持。”

为了照顾李先生，全家每月光护理费就达6位数。但对更多的工薪家庭，渐冻症这样的罕见病成了压垮全家的大山。因病致贫患者的等药之路，犹如漫长的马拉松。他们把蔡磊比作“灯塔”，甚至有人用“神”来称呼，一提起他便泪流不止。

“被神化”并非蔡磊本心。但对病友的同情同理，不忍看到他们受苦，是他这次创业最大的源动力。

受访时，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黄如方对蔡磊的“自救”和创业利他行为表达了敬意。“但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在任何一个人看上去健康的时候都来关注罕见病，而不是靠一个企业家、一个名人得了这个病，他全力以赴，大家再围绕他，去感动、同情。作为患者不要只是躲在角落里哭，要发声，喊出自己的正当权益。”

依照专家共识，罕见病在国内是指新生儿发病率少于万分之一、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粗略估计中国目前至少有2000万罕见病患者。

“任何健康的父母，都有可能生下罕见病的孩子。任何健康人都可能发病。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得这个病？”黄如方揭示这个不易被察觉的事实。“以ALS为例，很多人中年突然确诊，却不能从父母那里发现某种基因上的联系，甚至整个家族里也无从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少部分罕见病患者承担了大部分健康人群的患病风险，从这个角度，患者理应该得到更多的帮助和尊重。”

2020年春节，蔡磊一个一个加病友微信，听他们的故事，就是为了让病友同意分享个人信息和发病症状，填写评估量表。三年下来，他和同事打造的“渐愈互助之家”已有近万病友注册填报，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

也是在得了大病、辗转不同医院后，蔡磊才知道，原来医院之间数据是不能打通的。“好多医生一辈子见不了几个这个病，怎么研究？别人说（大数据）这个事是做不成的，我说为什么做不成？他们说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我说我知道了，我去做就行了。”

但获得病友支持的同时，也有人在群里大骂：“蔡磊就是个大骗子，他骗你们的数据去卖钱！大家都上当了！”

按照蔡磊的创业布局，是可以实现从医药研发的公益事业，到患者服务、药械销售的商业闭环的。但他没做这样的规划。即便如此，也有人认为蔡磊挡了他们的财路。

2022年下半年，他开设“破冰驿站”直播间，以筹集研发资金——尽管杯水车薪，也可以扩大社会对渐冻症和罕见病的认知。

但号召患者捐献脑/脊髓组织和直播间营业以来，他收到的谩骂更加“凶猛”——“发死人财、为儿子捞钱”等种种恶言，对着他“噼里啪啦”轰炸过来。甚至还有人对他发出人身安全的威胁。

恐惧吗？不可能一丝没有。但他只管得了当下的事业。

2023年4月2日，石家庄马拉松赛，蔡磊和渐冻症病友们在爱心志愿者的帮助下参加五公里健康跑 （受访者提供/图）

“砸墙”

这份事业有无数的分支方向，核心只有两个字：制药。

由于罕见病患病人群少、市场需求少、研发成本高，少有制药企业关注其治疗药物的研发，这些药被称作“孤儿药”。

2019年9月30日，蔡磊确诊ALS。他本可以开启另一种人生。

“他告诉我，企业家朋友曾跟他说，给他一笔钱让他成立基金，好好歇着，该去哪儿玩儿去哪儿玩。但这不是他的生活方式。”天坛医院副院长、国家神经疾病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王伊龙说。

天坛医院副院长、国家神经疾病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王伊龙 （李宸玮/图）

基因检测后，蔡磊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基因突变型的ALS，而是病因更扑朔迷离的散发型，短期内在科研上没有突破的可能。他还是决心要投入新药研发。

“眼下这些试验即便成功，跟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财力和能力，也不可能在一两年内把救治渐冻症的药品推向所有人。我也没那么伟大，只不过就是了解到一个群体的不易，愿意为他们而战，仅此而已。”

渐冻症并非一款药也没有，目前美国FDA的获批药物只有力如太（国产利鲁唑片）和依达拉奉，但这两个药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情，且作用有限。

还是得做能逆转病情、治愈ALS的新药。2019年的那个秋天，蔡磊已经笃定。

如果将药物研发比作海洋，原创新药研发便是富含宝藏的深海，“孤儿药”研发则如同马里亚纳海沟，既深不可测，也可能蕴积着意想不到的奇幻。

从一组靶点中筛选出一个可靠的数据，要经过几十万次的试验，最后选出一两个最合适的化合物。经过无数次论证、推翻、再论证的过程。剂量、溶解度，每一关都是千万次的排列组合。“最关键的是，这个病你找不到靶点，生物标志物，什么都没有。像黑洞。”段睿早早提示过蔡磊。

“对我来说，如果所有门都关上了，我就撞破这扇门，砸开这堵墙。”蔡磊的倔劲儿冒出来。

较之过去的终生服药，“一针给药管数年”的基因治疗，让更多罕见病人看到新的曙光。然而难点不仅在于ALS病理不明、靶点不清，而且大脑神经系统还有一个天然的护城河：血脑屏障。

“95%的小分子药物，100%的大分子，蛋白药物核酸药物，都没法进入到大脑。界面细密，进不去。进去也容易给你蹦出来。”与蔡磊合作的UCLA材料科学领域专家卢云峰描述。

而卢云峰团队研发的新型纳米胶囊，或许能起到“包装”加“物流”的作用，递送一些神经营养因子给ALS患者，进入到它们能去的地方？一年多以前，蔡磊想到这一点，立即与卢云峰取得联系。这次合作成为卢云峰回国的很大动力。“当了二十几年教授，文章发了不少，再发一些又能怎样？如果能走出课堂，解决一点问题，也算是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

2022年初夏，卢云峰回国，两位惺惺相惜的“科研网友”相约见面。卢云峰不方便进小区，在医院检查治疗的蔡磊提前把针拔了，两人在路边的马路牙子就聊了起来。卢云峰顺路拿了几罐啤酒，蔡磊的手没法自己拿，请司机帮着开瓶，喝了小半听，又开心又有点想哭。

他在那天的朋友圈里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把绝症患者当作肥肉宰割，有人却不远万里抛弃事业为救助我们。那天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一起把科研临床前方案全部敲定。”

在卢云峰和专攻神经科学的学者陈功心里，蔡磊就是个斗士。

他和哈佛大学袁钧瑛团队合作RIPK1抑制剂，和中科院微生物所的孟颂东教授合作胎盘gp96注射液治疗，和贾怡昌、李龙承等专家尝试单基因治疗的临床可能性，和霍德生物的范靖探讨iPSC衍生细胞产品。这些人当中的好几位，渐冻症本来并非他们的研究领域，蔡磊多次拜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合作的机会。

“今年我们在推进研发的赛道还有神经炎症的、免疫的、蛋白质错误折叠的，还包括一些血管再生，神经再生……”谈及这些，讲到口干舌燥的蔡磊打不住。“还有各种中医的、小分子的、基因的……我们的管线已经突破80条了。”

“但这个过程中，我也可能哪天突然死亡你知道吧？我能给世界带来一些成果，但我很可能会死去。长则两三年，短则一年。”他直视我的眼睛说道。

2022年5月27日，材料科学家卢云峰回国后和蔡磊第一次见面 （受访者提供/图）

愚公

在他人眼里，搞财税的人来研究医药，隔行隔山。对蔡磊，有人观望，有人不屑。

如神农一样尝试各种新药，蔡磊没少受副作用和风险的折磨。“谁给你在专业上把关？”我问他。

“你太小看我了。我就是专家。”蔡磊毫不犹疑地回答。

从小心怀科学梦，考大学时却被父亲摁着读了中央财大，此后虽成就斐然，代价却是近四年的抑郁。如今，一纸“绝症通知书”换来生命科学里的摸爬滚打，像是老天给蔡磊的某种补偿。

自学是一种本能。一个被广为传播的数字是：患病一年多，蔡磊带着团队恶补了全球累计3万篇有关ALS相关领域的英文论文。

但对蔡磊，这些可能不是苦，是一种“嗨”：初中时他考试轻松满分，用时只到同学一半；因为街机游戏打得好，有孩子花钱看他打。“老板都来看，从来没有人这么通关，一个币打一个小时。”在破冰驿站的直播里，蔡磊小小地“凡尔赛”了一回。

进入事业轨道，蔡磊的力，永远像满弓一样拉开。

2011年，邵青和蔡磊分别离开德勤和万科，先后入职京东财务部。邵青记得，蔡磊当时给部门树立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第一的税务管理团队。“那时他和大家许诺，兄弟们，拼搏几年，就不会这么忙了。结果我们没料到，事儿越来越多，呵呵。”

电子发票系统上线前，蔡磊四天四夜没合眼，带领团队花45天的时间，完成了竞争对手10个月干的活。但这个为他带来声誉的项目并非公司高层交代的KPI，只是源于自己和同事们的内驱力：“一旦推动，能给公司和行业、社会节省多少成本，提升多大的效率？”

“人最怕的就是虚度光阴。职场就是打游戏，快速通关。所以你在他（蔡磊）身边经常会有一辈子像活了好几辈子的感觉。他有无穷多的想法，也会给身边人无穷多的机会，是一个能让你进入快速前进通道的人。”段睿说。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差了，现在做渐冻症的药物研发，你会觉得挺过瘾的？”我问蔡磊。

“你说对了，难才有意思，才能显出咱们的才智和能力。”

对于病友，情怀感召能起到很大作用。但对投资人、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用什么去说服、激励他们？

“让他相信，跟蔡磊合作就会成功。或者是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是自然的情感，或者是可以带来专业上的名和利。对方需要什么，我尽量提供什么。别忘了我是做商业出身。谈不拢、道不同的，不多浪费时间。没有王伊龙，会有李伊龙。我相信总能遇到合拍的人。”

他不喜欢穿病号服，害怕打针。但他从不陷入精神内耗，A计划不行就上B，B不行上C。只解决问题，绝不在情绪上纠缠。

得病至今，蔡磊有没有过自己呆坐片刻的消沉时刻？段睿想了想，“没有。他会感到自己日子不多了，但也没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一个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的人。”

但卢云峰和王伊龙都相信，夜深人静，蔡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情绪调适时刻。

2023年5月11日，蔡磊与前北大药学院院长刘俊义一起参观某药企实验室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痛点

所有的远见、智慧、目标与雄心，最终都需要在实验和试验中才能得到验证。业界公认，新药研发最难的便是临床，特别是III期试验阶段。

让我们回到那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孤儿药”为什么那么贵？

据全球排名前列的上市药企1997到2011年的公开数据，15年间，平均研发费用最高的阿斯利康公司，15年里只有5种新药获批上市，却投入了590亿美元。当开发出一种证明有效的原创新药独占市场，的确有如挖到富矿——如《我不是药神》里的药物原型“格列卫”。但现实中，“大概每10个进入临床I期试验的候选药物最终只有1个能成功上市。真可谓是九死一生！而更多的研发项目在临床前研究的阶段可能就已经被放弃了。”中国孤儿药创新联盟发起人郑维义总结，“当我们看到上市的新药几百万一支/盒的‘天价’，背后都是所有同时期研发失败的产品付出的巨大成本。”

上市后的专利保护期最多也就10年。一旦专利过期、仿制药上巿，药价将会断崖式下跌。药企如果无法在专利保护期内收回研发成本，将会血本无归，更无力继续研发新药。

此前蔡磊去挨家路演、找投资人募资时“颗粒无收”，既因为“孤儿药”研发的天然高难，也是撞上了资本寒冬的“坏时候”。

2015年始，在港交所18A和科创板等资本市场的加持下，中国医药创新领域热度迅速达到巅峰。很快，泡沫在海面浮现。一些药企开始进入“资本催生、引进管线和IPO”的循环——而非做出患者需要的产品，在市场上证明自己。

郑维义指出，目前国内有不到100家公司涉足罕见病药物研发，一半多是基因治疗公司，但基本集中在眼科和一些发病率相对较高的罕见病如“地贫”（地中海贫血，即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血友病和SMA（脊髓性肌萎缩）的治疗，同质化严重。

“加上整个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投资人会相对保守，整个生物医药行业也在洗牌，fast follow（根据现成靶点所做的模仿性创新）的公司越来越少，融不到资了，也影响了创新药的研发。”国内某创新医药公司高管夏朴（化名）补充。

对罕见病的研究治疗能不能摆脱整个市场失灵的陷阱？前端（投资）只是决定因素之一。

除药品研发、生产方外，良性的生态应该还有多个角色：医院平台、专业医生、监管方、作为消费者的患者（患者并不是唯一的支付方），支付方（商保或医保）。

行业流传的一句话是，“会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人更罕见。”如果你去浙大二院，U字型的罕见病中心，时常能看到年近六旬的吴志英出诊。她研学和从事罕见病诊疗已三四十年，带领团队在国际上最早发现了PKD（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病）的致病基因PRRT2基因。

2023年5月9日，一位病友见到蔡磊时掩面而泣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八年前吴志英在浙大二院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罕见病病区，全国各地来此求诊的患者超过万名。她的团队实验室不仅有常规的基因检测平台，还设有细胞平台和动物平台。“不能只停留在看基因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后续的研究，才能找到新的致病基因、找到新的治疗靶点。”

对于罕见病的基因检测和诊断，中国已经不输国外，但在基础科学和临床科研上，仍有相当的差距。

夏朴透露，中国的新药研发一开始都是从属MNC（跨国公司）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布局，“不需要做临床设计，缺乏相应的能力，我们的医生也比较少做临床研究和试验。”在他的合作经验里，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医院因为不缺项目和文章，不愁资金，医生对于有一定风险的创新项目往往偏保守。

某业内人士透露，在生命科学、生物医药领域，最缺的是有魄力和专业度的药企CMO和PI。

CMO，药企的首席医学官，制定临床开发策略，负责临床项目运营和临床试验管理；代表医院的（leading）PI，是医院临床试验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位受访者心目中，国内能称得上优秀CMO的不到20个，胜任PI的也少之又少。“两者都不只要有制药医学或转化医学，与研究项目相关的医学背景，还需要有很强的沟通技巧和管理能力。”

然而中国的PI大多由于临床工作任务繁重，没有精力和时间花在他们作为PI的临床研究中，遑论参与科研的其他层级医生。这往往也是试验无法成功或被拖延的原因之一。“从医院的绩效考核和分配机制上看，开展临床试验研究不沾光。所以对于大医院的定位，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应该怎么鼓励医生投入有利于患者利益的科研？政策上可能还要下些功夫。”夏朴建议。

和医院打了几年交道的蔡磊，既心疼身心俱疲的临床医生，也捕捉到制约新药研发的痛点。“这就是我所努力的。打通药物研发每一个环节中的障碍，或者是提升效率，或者是润滑它，降低成本。”

几天前，蔡磊在微信群里转发了马斯克的言论：“我从不申请专利，那是弱者的游戏，对推动科技发展毫无意义。真正的竞争优势，是你创新的速度，绝非遏制别人的发展。”

“马氏专利论”背后有复杂的背景，但蔡磊说他认同的是一种迅速战斗执行逻辑的理念，“希望有一个更开放的环境，而不是通过打压和阻拦别人的发展来保持自身利益。物竞天择，加紧努力就好了。”

由于手部肌肉萎缩，蔡磊现在使用脚踏器辅助控制鼠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但在孤儿药研产链条里，还有非常中国化的一个制约因素：支付端。

病人需要吃药，却可能所有积蓄连一支（盒）药甚至半支（盒）药都付不起。

孤儿药价格高企，不是中国的独家风景。但在英德美等国家，其卫生和保险模式为患者扛住了巨大的支付压力。

英国的医保筹资全都来自税收。德国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保险筹资也有单独的系统。美国模式则以市场为主体导向，由商业保险主导医药支付，制药公司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去和保险公司谈判。定价后，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支付新药费用。

中国的医保体系目前完全由国家来承担。药品首先要以一个合适的价格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企业需要和国家进行谈判，而且须和各省相关部门谈判进入各省的医保报销目录，再和各医院去谈。最后，药品是否能销售出去，决定权又在医生……

截至2021年国家医保谈判后，中国颁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的121种罕见病里，已有58种药物纳入国家医保，覆盖28种罕见病。

“我们国家对于医保的带量/集中采购也好，对医保的谈判也好，都是一种战时状态。先让老百姓能稳住，但对于长远的创新实际上是有影响的。药价降得太低，企业对创新的动力就小了。”一位受访者告诉本刊。

有人提出，罕见病药品单价贵，且很多需要终生服药，会给国家医保带来很大压力。“孤儿药”真的会占据医保的大量资源吗？黄如方不这么看：“看起来一个患者的药品可能花上百万，但可能患这个病的患者在全国只有几百人，总花费其实并不高。这些只占国家医保基金支出的很小比率。即使在一些福利较好的国家，罕见病医疗支出也只占该国总医疗卫生支出的1%到3%。社会对于罕见病的意识和了解还是不够。”

目前，我国医保个人年度报销封顶为30万元，但许多罕见病一年药费诊疗费不止这个数目，且还要终身支付。夏朴说，他们也在和罕见病社会组织、医保部门探讨，对于基因治疗这种长期有效的先进疗法，医保是否可以分期和按疗效支付，“这属于制度创新。目前没有先例，政策制定部门需要花时间研究。”

一面是需要持续造血、在遥遥无期的漫长研发里探路的药企，一面是在生死边缘挣扎、渴望药物可及的罕见病患者，如何平衡这两端的利益，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和更多有识之士的参与。

散步，对于如今争分夺秒的蔡磊而言颇为奢侈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搅动”

“过去十几二十年间加起来，都没有这一两年ALS赛道上汇聚的这些产品、科学家和这些企业资本多。”王伊龙毫不掩饰对蔡磊成就的肯定。“不亚于成立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者工程中心，会极大地推动新药研发产生一个新的范式，不单纯只是解决渐冻症的问题。”

“孙悟空是怎么来的？石头里迸发出来的，对，我的名字里也有石头，网名也是‘石头’，我希望里头能迸发出孙悟空。”蔡磊的声音轻快激昂了些。

“你从小就有英雄主义情结？”

“谁都有吧。小时候我们都希望成为行侠仗义的侠客，不就是想成为英雄吗？”

6月上旬的一个周日，蔡磊的工作室迎来了几位资深的医疗从业者。徐婉姣和恺思学社（致力于医药产业创新人才教育培训的平台）发起人毛萍都认为，蔡磊的探索让他成为一个既有局面的“搅动者”。

“‘搅动’在这里是积极的意味。”毛萍强调，国内药学界和医学界各有专业壁垒和利益格局，长期沟通不畅。“和病患打交道，又需要处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谁能把壁垒打破，把医生和病人的资源平等地用起来，是挺大的一个命题。”

“整个制药产业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是蛮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徐婉姣指出，一般人在多次重复的失败后，会倾向于选择更简单的事情。“但是当大家停留在累积性的前期经验，裹足不前了，动力就不足。而蔡磊老师是不管之前如何，只要有一个受众等待这个需要，哪怕极低的一个成功率，至少要去试。尝试当中的学术研判，科学设计以及每一个结果所累加的巨大价值，远远不能用药物上市与否或销售额度来衡量。换位思考，监管部门也希望有人能做一点高质量的本土研究，来代表中国人的研发能力。”

毛萍此时此刻更关心的是，如何能让蔡磊活得更久一点？“我们当然希望建立一个健康的机制，不要只针对蔡磊这个人。但当下，唯有他活着，才能让这条刚蹚出点起色的路，不至于断裂。他的使命，还需要继续延伸。”

过去的一年里，蔡磊拼尽全力去完成四件事：加快找接班人，做遗体捐献，设立永续存在的慈善信托，写本书。

“其他三件我都做成了。只有接班人的事，我一直在努力，但很难。可能我也找不着。”

他越来越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身边人的影响力、社会资源、综合能力还是和自己有差距。即便他和段睿认真谈过，两人也明白她不一定能挑起和愿意承受所有的担子。“所以我还要多挣点钱，未来能够（有）多点人支持这个领域。”

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让病友和患者组织在没有蔡磊的日子里，无论资金、科研、凝聚力，依然拥有坚实的力量和实践的参照？

美国作者巴里·沃思曾在药物研发企业福泰公司深入采访多年，他在《解药》一书里记录了一个药企、科学家与患者基金会合作成功的经典案例。

1955年，美国囊性纤维化患儿家长们组建了基金会，积极寻找解药，此后他们与欧若拉生物签订了一个药物筛选合约。半个多世纪后，福泰的Kalydeco上市，尽管该药物只能治疗4%的囊性纤维化患者，但证明解药是存在的。2019年，福泰终于推出了可以治疗90%患者的Trikafta，基本治愈了囊性纤维化。基金会将权益卖出，折现33亿美元，这一成功的模式被称为“风险慈善”：即用风险投资的方法支持有公共价值的项目，但像慈善一样不要求回报——当然，有回报更好，这样就能支持更多的项目。

囊性纤维化基金会能这样做并始终得到广大成员的支持，正是因为基金会、患者和家属坚信一定存在解药，并愿意投资这个长期目标——“功成不必在我”。

该书的中文译者钱鹏展说，在福泰的这个例子里，他看到了企业与基金会的平等合作。“与其说企业帮助患者，不如看看，企业有没有胆量走非主流赛道？”

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可能实现吗？事实上，蔻德推动成立的瑞鸥公益基金会就发起了“金石计划”，专门针对患者社群的真实需求，由患者家庭出资，联合研究者等多方力量去推动个体化治疗和科研项目。钱鹏展指出，当国家出现公共卫生问题等需求，往往会调整自己的科研优先级。而基金会相对比较纯粹，不受公共基金政策的影响。“在推动孤儿药研发上有很大潜力。”

患病后，蔡磊特别留意植物和动物。路上透过车窗看到成片的月季，他不由感叹：“快看，多好看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召唤

蔡磊一直在透支自己。他对此心知肚明。

王伊龙说，他们医院曾经给蔡磊做过头部神经血管耦联和脑电波的分析，发现他的脑波是一个亢奋型的脑波。“处于一个交感和应激压力过度被激活的状态，就不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脑波。对他大脑废物的清除是有坏处的。他肯定清楚他需要放松，但是他有另外一个calling（召唤），他停不下来。蔡磊跟我讲，‘我要打完最后一颗子弹’，那你一发一发打也可以，你机关枪连续打也可以，看面临什么样的敌人和你自己的决策。”

“打仗”是蔡磊生命的常态。

从前他在京东的办公室有几面巨大的玻璃窗，黄昏时他时常会拍下窗外的风景，晚霞，或是渐成浓黑的夜色。镜头里没有他，却透出掌镜者在鏖战一天或数日之后的满足感。

而现在，小区里这套两百多平米的工作室，面积最大的两间，分别作为办公室和直播间——夫妻二人和各自团队的“主战场”。

原本他的一天都从七八点开始。这些天因为服药关系，会到上午九十点左右来工作室，一待就到深夜。

但当你敲开工作室的门，首先撞见的往往是有人半蹲在门廊地上清点直播选品。每天中午过后，段睿和“破冰驿站”的同事便开始联系供应商、确定样品、甄别质量、分析销售数据、调整直播方案等，一直持续到下直播的23点前后，复盘、整理，她回家后再帮助蔡磊洗漱，上床时往往已过子夜。

蔡磊和妻子段睿在“破冰驿站”直播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负责直播业务以来，段睿时常陷入焦虑中。“就是怕直播卡壳或者出岔子啊。”

蔡磊说段睿比自己更优秀。“她从药学专业转行，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你也知道多难考，怀着孕在两年多的时间全部考完，平均80分左右，我是做不到。”妻子如今放下事务所的主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直播间，帮他筹集研发资金。他心有歉疚，却没跟她表达过。

5月25日，京东的老同事来工作室给蔡磊过生日。三年多来，老搭档邵青头一次和蔡磊握手，“特别绵软。”有年轻女同事忍不住哭了，但邵青看不到蔡磊的不安，自己也没有感觉难过。

“他永远都是昂扬的样子。跟我们说，我觉得我幸运——要不得这个病，有这样的机会做这个事吗？还问大家，你们谁在业务和生活上需要我帮助和支持，再单独和我谈。”

我跟蔡磊说起那天，他一脸正色。“我不会给我的下属传递任何负面信息，倒下以前，不会有任何的懈怠。这是领导的职责，是我的职业素养。”

患这场病前，蔡磊最大的爱好是摄影。他买过长焦、超广角、中焦定焦人像镜头，曾在部门团建时带去草原上给大家拍照。但在邵青印象里，那是唯一的一次他把“长枪短炮”带出来。他拍过不少静物，也给儿子留下过一些他刚来到人世间的影像。

5月去京南某药企洽谈合作那天，蔡磊不时被环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吸引。阳光下，一片片的朱红、玫红、橘黄，灿烂得喜人，向路人宣示着它们的骄傲。

“快看，多好看啊，你们快拍。”他嘱咐了我们好几遍。

王伊龙始终忘不了和蔡磊约在一家四合院里谈事的那个春日下午。“那时候他走路胳膊还能动。我俩聊了一会儿，从四合院走出来。那天天特别蓝，院子里的树刚刚要发芽，他看了一眼这个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叹了一口气，就走了，留给我一个有点蹒跚的背影。”

蔡磊最近在网上买了四只小鸭子，喜欢偶尔去看看，听听这些萌萌的家伙们在一片键盘敲击声里制造出的一点点动响。半年前，他还买了一条粉色和一条黑色的六角恐龙（墨西哥钝口螈）。5月底，蔡磊兴奋地在朋友圈发帖：“小黑前肢再生了。六角恐龙具有非凡的再生能力，它可以再生四肢、脊髓，甚至大脑。而且在几个月内，整个肢体包括皮肤、骨骼、肌肉组织，甚至神经末梢都能够得到恢复。相信科学！支持科研！相信人类一定可以攻克神经退行性疾病！”

患病前，他的人生追求就是不断开创新公司，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如今，所有的目标全都指向了一件事。

“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三四年的时间，一年半在学习，半年绕弯、‘被（各种不专业的治疗）骗’，真正有效的投入研发就一年多。而我要突破人家两百年突破不了的。”后两次采访中，他不时停下来。“我太累了。”

去探望蔡磊的渐冻症病友惠芝一直记得他的承诺。“蔡总，我们等着你一起去鸟巢啊！”

“鸟巢不是能坐八九万人吗？我和他们在微信里说过，等咱们（研发）成功了，在鸟巢开一个庆功大会。”蔡磊眼睛亮了微微的一瞬，又迅速转入平淡。“其实我经常都觉得这个病快被攻克了，每次做动物实验都觉得，这个药效太好了。结果一上人就没有用。全部失败了。”

认识蔡磊后，卢云峰时常想起10年前他去美国黄石公园游览时记忆中的画面。因为数十年前的特大森林火灾和每个夏天可能发生的小山火，公园里剩下大量烧枯的云杉和龙胆松等残木。风过后，裸露的土地上会冒出一些树籽，之后许多年，“下面密密麻麻的小树全都长了起来。上面黑，下面绿，新树的细枝像尖刺一般指向天空。这些小树也是一种竞争，到最后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也许也就几棵。但仍会不断轮回往复。”

他想到蔡磊，就是这种对生命的渴望、向往、努力，因为生生息息，才生生不息。“每个人在生命周期里完成一些事，然后将你的思考传递。个人的影响力有限，不在于他是否改变什么、做成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这也是人类文明存续、不断取得突破的动因。”

（参考资料：蔡磊著《相信》，感谢所有受访者，及蔻德罕见病中心、病痛挑战基金会、宋涛、陈斌、惠芝、苏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马逸菲 崔畅 常笑雨霏 杨宇熙 张玮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