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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评《人类世的“资本论”》

《人类世的“资本论”》，【日】斋藤幸平著，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6月

日本学者斋藤幸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文译本，新近在国内出版。据报道，这本书于2020年9月出版，至2023年年初，在日本销量超过五十万册。一些日本媒体据此认为，日本社会正掀起一股马克思主义风潮，斋藤幸平被很多人誉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代言人。

“人类世 ”（Anthropocene）是一个不大常用且很隐晦的词，日文译为“人新世”，它是由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于2000年提出的，意为人类活动的痕迹完全覆盖整个地球表面的年代。

斋藤幸平生于1987年，2015年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自然反对资本：马克思的生态学——未竟的资本主义批判》。读博士期间，他参与了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工作，阅读了很多马克思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资料。2017年，斋藤幸平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在美国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跻身于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青年学者之列。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环境问题引起全世界关注以来，“马克思是否有生态思想”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内外激起热烈的争论。从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看，其理论路径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回到马恩文本，发掘其中的生态哲学内蕴，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生态思想维度的辩护；其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抱有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即希望将生态这一维度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毕竟，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学也不过是刚刚起步的新科学，生态环境也没有遭遇到今天这样的危机。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理论建构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来审视生态环境的诸多问题（《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当代嬗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30日）。总的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定的意涵、意旨，其所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都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如自然价值问题、生态道德问题等。

斋藤幸平

《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出版时，斋藤幸平还只有三十三岁，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任副教授。《人类世的“资本论”》这个题目，直译过来，即“当代的《资本论》”，隐喻“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本书篇幅不大，只有十万字出头，文字简练，体现了日本学者写作的传统，适合大众阅读。书中引用了大量文献和著作，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无疑很有参考价值。

斋藤幸平书中的上百个小标题，很多都是从学术研究中积累下来的，其中一些很重要，不能用浅显易懂来形容。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没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就很难对斋藤幸平的书进行适当的评价，无法判断他的观点是不是属于马克思的。任何关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讨论，都必须持有一种严肃、科学的态度，否则就很容易落入庸俗主义的陷阱。

晚年马克思vs青年马克思，笔记vs著作

1845年1月，在巴黎流亡的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一贫如洗，在恩格斯和其他战友的资助下，赴布鲁塞尔落脚。这年春天，二十七岁的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提出了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斋藤幸平的书中也引用了。他认为“百分之三点五的人以非暴力的方式站起来，社会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849年8月，马克思又被法国政府驱逐，被迫前往伦敦。在此后的三十四年里，马克思一家一直住在伦敦，直至1883年去世。马克思在伦敦期间，一直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他最精深的著作《资本论》，就是在这种极度艰辛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

马克思在1859年1月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撰写的序言中，开篇便谈他的写作计划：“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望而知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马克思“六册计划”。也可以说，三大卷的《资本论》只是马克思计划中的“六册”之中的“第一册”。《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第二和第三卷则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将马克思的遗稿整理、编辑后出版。晚年的恩格斯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斋藤幸平的书中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转向了生态主义，而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时，扭曲了马克思晚年的思考，隐藏了马克思的“理论搏斗”。斋藤幸平宣称：只有像他这样的“少数研究其笔记的专家”才知道，马克思晚年究竟是怎样想的。他还进一步说，正是这种对马克思的巨大误解，极大地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催生了斯大林主义这个怪物”，还让人类面临着如此残酷的环境危机。

斋藤幸平的这一番评论，是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惯常的做法：用“晚年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用“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用马克思的“笔记”反对马克思的著作。按斋藤幸平的理解，他参与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工作，使他取得阐释“晚年马克思”思想的专利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都是复杂的，这些都不难理解，也不难批驳。至于斋藤幸平把目前的环境危机，归咎于对马克思的误解，实在是令人费解。

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最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资本论》三卷是一个整体，恩格斯曾在第二卷前言中说，第一卷的价值理论提出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学之谜，答案要到第三卷才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最简单的“异化方面”，即“细胞形式”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意义，并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辩证，指出交换价值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在这里，插入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的“商品拜物教”一节，指出资本主义追求交换价值，是一种异化。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优化标准”：客观方面是实际生产财富的最大化，主观方面是资本主义积累价格的最大化。

斋藤幸平在书中，对商品的价格和效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对概念，还是用了不小的篇幅，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概念，是关键性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再进一步，便是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集中，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这样就大体上满足了工人运动特有的理论需求。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从单个资本家的生产过程，提升到整个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阐明社会的全部生产价值，都来自于生产性劳动。这些价值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变资本”（C），它是由生产过程本身所决定的，包括原材料、人员、机器等等，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第二部分是“可变资本”（V），它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家庭和教育支出。第三部分是“剩余价值”（S），除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各种资本品、办公设施和建筑物之外，社会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官僚机构、军队、警察、书记员、各种专业人员和服务性工人，也都来自于“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怎样分配，以及分配时的竞争如何在生产中引起变动，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言，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马克思用了一个公式S/(C+V)，既表现利润率或“剩余价值率”的水平，也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扩大再生产的潜力，阐明这是一切社会的必然性特征，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在这里，马克思从“有限的生产”角度，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观。

斋藤幸平书中说，晚年马克思在这里发生了“理论转变”，转向“去增长”，也就是说，放弃了“扩大再生产”概念。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一节，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任何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人类发展和知识运动中都有一定的进步条件，用黑格尔的概念，是人类存在的“不变性原则”（principle of invariance）。他所阐发的是一种适合于一切人类社会形式的社会再生产的进化规律，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价值规律，是这种规律在历史上唯一的特殊表现。正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完成了这种进化的社会再生产规律。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更进一步地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第三卷，就不能理解真正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规律，就不能理解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剩余价值，就不能理解价值规律在竞争内部的作用。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进程：一方面，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的实现和扩大，依赖于社会生产性力量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从根本上阻遏这种发展。

简单地说，提高工人的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有利于培育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更有创造性的生产性力量，从而为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都优越。但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力量，却总是在寻求“便宜的”劳动力，并试图使“不发达”的经济部门保持着“不发达”的状态。这是典型的“二律背反”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也是整个《资本论》所揭示的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着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剥削率、利润率等这一系列概念的阐述，均为“意识的生产”范畴，旨在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树立“阶级意识”，这种方法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概念是“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实践的被剥削的工人“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区分开来，这两个概念源于黑格尔的“自在自为”（Being-in-and-for-itself）。马克思的思想是连贯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第三卷，关于阶级意识、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形式的全部阐述，都表明了同样的观点：“自在阶级”必须转化为“自为阶级”，而沿着狭隘路线的斗争无论如何剧烈，本身都永远不会产生任何阶级意识。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发现新世界观，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潜力，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实现人的价值。而为了实现这些设想，还必须相应地提高整个社会的认知能力，否则无论多么伟大的新思想都无法付诸实现。马克思运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来说明这一原理：普遍性、完备性知识是存量、不变量，是本体，而特殊知识是变量。没有进步性的特殊知识，社会只能停滞和倒退。

才智与语言：如何理解未完成的《资本论》

斋藤幸平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并没有完成的著作，这是事实，毫无争议。在马克思之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林顿·拉鲁什的《辩证经济学》，都被公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而罗莎·卢森堡则被公认为是最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称赞卢森堡，认为她对马克思的理解最为全面，因为这不仅仅是才智问题，还有语言问题。

拉鲁什提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标准法语译本中，有一个很长的脚注，说明用现代法语直接翻译黑格尔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是不可能的。其他一些哲学概念，从德语译为英语、法语、俄语过程中，往往也会丢失一部分内容。考虑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始终贯穿着辩证法，而辩证概念如果不能用其他语言的公认用法范围内被表达，尽管不能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斋藤幸平书中，用“去增长共产主义”，而不是“去增长社会主义”，当是有所考虑的，但无足轻重。他用“共有财富”而不是“公有制”，则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蜕化：只有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挑战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才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存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审视各种现实问题。

罗莎·卢森堡是在瑞士读的大学，专业为法律和经济，博士论文题目为《论波兰工业发展》，精通经济学，且用德语写作，不存在语言问题。卢森堡于1913年发表的《资本积累》一书中，沿循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最新特征，出色地发挥了《资本论》的思想，构建了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框架。

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最核心的思想包括以下几点：一、现代经济的基本性质是“国际的”，而非“国家的”；二、帝国主义经济的最新特征是具有了一种“超级结构”，即国际贷款制度。它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方式，使其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外围空间”实现原始积累；三、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在整体上处于濒临瓦解的紧张状态。在这种危机爆发期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转变的发生，从衰退中崛起的资本主义将以一种新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军事经济”的面貌出现。

历史证明，卢森堡的分析是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促成了一次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危机，即1919-1933年危机。如果说，资本主义通过一种政治制度，以“军事经济”的形式从危机中崛起，如1933-1945年的德国，1933年以后的美国，那么，卢森堡对资本主义问题的系统性分析也是准确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集团的扩张，军事支出的急剧扩大。

卢森堡还提出了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外围空间”的控制问题 ，这是“中心-外围”理论的源头，是理解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路径之一。保罗·巴兰的“三个世界”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拉鲁什的发展银行和“欧亚陆桥”计划，都可上溯到卢森堡。斋藤幸平书中提到了沃勒斯坦的理论，也抨击了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

“去增长”概念不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

马克思的人文主义特质、对科技进步的捍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使之在思想进步的劳动者和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包括对《资本论》的解释性书籍和文献，数量是惊人的。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至少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是它惊人的销量，这无疑反映了日本公众对社会现状的普遍性担忧，对书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并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寻求出路。

其二，斋藤幸平在书中报告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资本论》的传播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公开敌意，在学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另一方面是劳动阶级的文化发展水平尚低，无法掌握这样的思想武器。此外就是整理、编辑和翻译出版方面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专业人员。斋藤幸平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德国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的工作，计划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的文字全部收录出版，其中，马克思的笔记将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共三十二卷。无论如何，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对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应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斋藤幸平通过阅读马克思的文献所获取的一些心得，是有启发意义的。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在早年的俄国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并被收入1924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马克思在信中说：

早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斋藤幸平书中说，马克思的信稿写了三遍，非常慎重。这封信的结论是，俄国可以不经过西欧的资本主义阶段，通过公社走向共产主义。书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解读，也是有新意的。

斋藤幸平的书当然值得一读，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基本观点是有疑问的。首先，斋藤幸平和西方大部分环境主义者一样，把环境与气候混为一谈。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对交换价值和利润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气候变化，地球温度升高，对环境造成影响，也是基本事实。但所谓环境，即“环绕人类生存之境”，基本上限定于地球表面范围。而气候变化的问题，则显然超出了人类活动的范围。根据早年的科学家观察，主要是地球的运行轨道有不同的自然周期，每个周期在两万年至十万年之间，偏心率、倾角和春分岁差不同，影响地球的日照量，从而影响地球的气候。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0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克劳福德湖成为“金钉子”，标志着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

气候问题非常复杂，尽管有大量的研究报告，仍不能说问题已经解决。联合国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初是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倡议成立，当时她正在与英国煤矿工人工会进行斗争，需要从外界得到政治支持。1988年IPCC成立后，它发表了一份报告，结论不出所料：煤炭对环境是有害的，而核能是可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是一个名为“乔伊斯基金会”（the Joyce Foundation）的一个想法，由气候交易所（Climate Exchange Ltd）实施。每个国家就这个问题立法，可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放权，并将其分配给它认为合适的企业，排放权可以在芝加哥一家专门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转售。这份章程是由当时尚不知名的“乔伊斯基金会”的律师起草的，他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而排放权交易所的活动，主要组织者是后来担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和前高盛银行总裁大卫·布拉德（David Blood）。今天，随着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这个机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发展权利而激烈斗争的平台。斋藤幸平的书以气候危机破题，切换概念，转向环境危机，并归咎于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误解，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这是应当提醒读者注意的。

其二，斋藤幸平断定，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写作，是因为晚年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转向了生态主义，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斋藤书中说，他的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笔记的发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他去世后被误解为“线性进步主义”。没有人怀疑，马克思读了大量有关生态学方面的书，他重视与科学进步和物质生产有关的一切知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是从图书馆借书，阅读、做笔记。无论马克思做了多少有关生态学的笔记，只能说他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成熟的、一贯的。斋藤幸平据此提出，马克思变成今天的生态主义者，也就是马克思批判过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并放弃了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最后，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去增长”的概念，或许符合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社会思潮，但并不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斋藤幸平的书有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的贡献，也有其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斋藤幸平自己也承认，马克思没有以任何完整形式写下关于去增长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马克思著作最突出的特征，正是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认为人的素质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马克思反复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扩大再生产，而非简单再生产。任何简单再生产的倾向，都相当于将人类生存的价值降低到与动物同等地位，使人“动物化”（bestializes man），更何况是“去增长”呢？

卢森堡早在1903年就指出，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他的贡献大大超出了实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而对于资产阶级并无用处。“并不是马克思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随着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新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器库里去探索，充分发挥它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