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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现代大学双轨制度？它是怎样形成的？这篇文章告诉你

第一章 中国现代大学双轨制度的形成与德文学科

第一节 1949—1971 年：院系调整对德文学科的冲击与整合

一、1952 年：院系调整的南北学科形成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不但范围遍及全国，而且学科设置也概莫能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的德文自然也在“网罗”之中。早在1950年3月，北京外国语学校就建立了德文组，其时只有两名教师，14名学生。

与中国文学学科还不一样，外国文学所涵盖的范围既广、涉猎的文化种类亦多，而且其中也具有学科性质的变易性，这些都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即便是在全球范围的多语种、多文化、多领域的背景下，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德语与德文学科仍是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因为这样一个民族不但产生了如歌德、席勒、贝多芬这样的文艺天才，也诞生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哲思巨子，至于政治人物如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等等也值得关注。事实上，对于现代中国的崛起而言，德国文化背景及其资源始终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这样大规模的学科建制的变化对中国德文专业的分布是很有影响的。一是清华文科的彻底取消，伴之而出现的当然是清华德文传统的中断（至今清华仍未恢复德文学科）。事实上，清华德文专业在抗战之后已经名存实亡，主要变为开设公共课。二是全国综合性大学的德文学科集中调整成“南北大学”的格局，即北方全部集中到北大德文专业，南方全部集中到南大德文专业。这一点对于南方来说，确实有实质性的影响，即做成并做大了南大的德文专业。但遗憾的是，南大似乎并未能很好地利用此次机遇，其与北大德文专业的差距至今仍非咫尺之间，且逐渐被后起的一些学校所超过，尤其是作为专门院校的所谓“外国语大学”及其德语系（当代）。三是新型专业性的外国语学院及其德文专业得到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这类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德语翻译、教师和其他德语工作者，实用性功能非常明显。即便是在德文学科设置与发展这样的局部小事件上，政治当局与学者领导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就以南大德文学科的发展来说，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件小事。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的两校联席会议提出的调整方案中，关于系科设置包括了以下设想：

人文科学：中文系、俄语系、英语系、德语系、历史系、哲学系

社会科学：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

自然科学：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生物系、心理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

但遗憾的是，到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确定的最终方案上，17个系的建制变成了12个。其中当然要包括若干的合并同类项，英语系、德语系合并为外语系；哲学系被取消；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一律取消；气象系改为天文系。从这两个方案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大的校领导是有些想法的，至少是想借机提升德文专业的规格和发展规模，因为在中央大学时代德文也不过刚建为一个专业而已；虽然这个方案未被通过，但比起社会科学与哲学的悲惨命运，德文专业总算保存了下来。事实上，甚至还有些因祸得福的味道，因为华东地区的德文专业都合并到南大来。

不过，1950年代的德文学科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此时的院系调整大背景仍非常深刻地作用于学科场域本身，这在德文学科的中坚人物冯至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当经历过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与西南联大的坚持学问之后，冯至曾雄心勃勃地试图在北大恢复德文学科，他为此在1947年下半年时致函德国友人鲍尔（Willy Bauer）：“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你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欢迎你来。不像过去在同济，我们在北京大学是不会失望的。”虽然鲍尔并未再来中国，但冯至所主导的德文专业恢复工作却相当顺利，并奠定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作为北方德文学科中心的北大德文学统。如果历史按照这样一种态势自然发展下去，学科发展自然不但会接续传统，而且能循序渐进。但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制度性变革，这不仅意味着由于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将深入到教育与学术场域，而且在事实上也整体性撼动了各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尤其以北大、清华的学科安排的制度性调整为标志，更可见出此点。作为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北大、清华本都是全科性大学，至少在文科、理科这两方面是并重的，但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北大确立为文理科为主的大学，而清华则被标示为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完全从根本上改变了两校的定位。

政治力量对教育和学术场域的强力介入和重手调整，一方面可以认为是学科发展的难得机遇，因为它可借助政治权力的一时之力将各种优质资源迅速集结；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承认简单地将北大、清华合二为一并非是最佳策略，因为这不仅压抑了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的多元发展可能，也使其丧失了竞争的策略优势。“竞存互补”是一种有趣的结构形式，更何况在传统中国已经形成了领袖群伦的北大—清华模式，彼此间各有其长，也相互弥补辅助。其实，即便政治势力再怎么庞大，也不能最终改变传统内生发展的逻辑力量。这一点随着历史演变的长时段会日益凸显出来。

张玉书（1934 年生） 这样回忆北大德文学科1953 级（1957 年毕业） 的情况：“全国没有一本公开发行的德语教科书、参考书，除了北大、南大也没有别的学校有德语专业，可学德语（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还是内部招生）。”这个班级“教师阵营极为强大：系主任冯至先生亲自挂帅，出任教学小组长，主讲课文、语法，中国籍的德国老师谭玛丽先生负责语音、口语，还配上一位讲师，一名助教。”尽管教师阵容如此之强大，但就学者成才规模来说，却似乎并不很成比例。严宝瑜的说法则是：“在北大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开始主要负责教语法，口语由我们当时的两位外籍教师——赵琳克悌和谭玛丽讲。”赵琳克悌（K.theStarkloff.Linke，1906—2005年） 是另外一位外教，她早年与中国留德学人、冶金专家赵锡麟先生在柏林工业大学相识相爱并成婚，1946年随夫来华，先任教清华，后转任北大。赵琳克悌专注于德语教学，桃李满天下，与学生关系甚好。她还与其时的助教邱崇仁合作编写过德语教材，不断再版。北大德语专业以女性外教来教口语，这个思路无疑是很能发挥所长的。

同样是1952年入北大哲学系的叶秀山（1935年生） 的追忆，或许给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学术场域提供了很好的线索：“1955年就有一次肃反运动。1956年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读了一年的书，反‘右’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从这以后，运动不断，只是在1961年到1963年在编写高等教材《美学概论》这一段时间，做了一点学术工作，向主编和同事们学到不少东西。从1964年下乡‘四清’，两次‘四清’就接上‘文化大革命’了。”大致看来，即便是在1966年之前，学术场域的主导氛围不是治学，而是“政治”，当时一切都在公有制的全面保证之下，工作包分配，且“一有工作，大小就有房子住，柴米油盐都有各种票证，病了有公费医疗，连结婚生孩子都比较省事，也没有‘发财’的机会，不必为炒股操心”，但这一切物质保障基础并“不是要你做学问的，‘腾出’时间来，是要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这里针对的是所有的知识人，即便是边缘地带的德文学科人自然也不能例外。

高中甫（1933年生） 与范大灿（1934年生）、张玉书等都是同班同学，他这样回忆道，当时这个班学生都很用功的，后来出来的人才不少，张玉书主要是口语不错。算起来，严宝瑜（1923年生） 该是他们的老师辈了，但他当时主要还是给冯至、杨业治他们当助手，其学术背景主要来自清华。严宝瑜的回忆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清华德文学科的运作情况。他1948年留校担任助教，主要帮助杨业治。他这样说道：

当时作助教就像个学徒（Lehrling） 一样，不是你刚留校就可以马上上课。现在好像研究生都可以上课，这一点我是绝对反对的，……每天跟着杨先生一起去上课，杨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坐在第一排，帮他擦黑板，收作业，改作业。同时听他上课，那些课本来我都听过，已经耳熟能详。后来有一次，杨

先生生了病，他便让我给他代课，我当时真的不敢去，战战兢兢地问他能否另外找人。他便鼓励我。后来我就慢慢地进入了教学状态。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便和杨先生一起到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算起来我一共在清华教了四年书。

这里提供的不仅是某个具体个人如何走上专业课堂的过程，也是院系调整时德文学科的北方合并状况，清华德文学科被整体性地并入了北大。从严宝瑜的毕业论文设计来看，那代人还是很有学术感觉的。杨业治根据他的特点，让他研究默里克（Edward M.rike） 的《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这一思路既属德语文学史研究，又突出了文学与音乐的相关性，符合严宝瑜的心性。结果自然不错，论文得了84分的好成绩，严宝瑜骄傲地宣称：“当时毕业论文得到80分以上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应当理解严宝瑜的自矜，毕竟，这是清华人文学科的84分毕业论文，我们看看那个时代的清华本科生的论文，就可以理解那代人所可能达到的学术程度以及对学术伦理的自觉传承意识。严宝瑜从留校清华协助杨业治，到转移北大成为冯至的助手，进而担任北大西语系副主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学术权威和行政领导的冯至，需要一个有年龄和层次差序的年轻人当副手，而严宝瑜无疑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可北大毕竟是以学术为重的，所以冯至还需要考虑在学术上继续培养严宝瑜，这就有了借助机缘将严宝瑜派往东德留学的决定。

从当时的学生角度来看，1950—1960年代还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时代，经历过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德文学科，不但人才济济，而且风风火火。孙凤城（1934年生），是北大早期的女学者，她基本上也是那个时代的学生，编选过《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等。马文韬（1940年生），北大德语专业1959级学生，他长期致力于德语文学的汉译工作，译著甚多，包括《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傅立特诗选》等。金海民（1942年生） 是1959年入学的，他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算是转行了，但对德文学科还是情有独钟，日后还是回到了德语系。王燕生（1941年生），她是北大德语专业1959级学生，曾经翻译过不少学术著作。所以总体而言，北大德文学科在1950—1960年代还是培养出了相当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日后在德文学科的发展过程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旁逸斜出、留下最详细记录的，或许还是赵鑫珊（1938年生），他于1955—1961年间求学于北大德文专业。按他的说法，他是故意选择在北大留级，而“六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向我的心田撒下了许多种子。当年这样做是无意识的。今天我才明白，这些种子可以分成三类：科学、艺术和哲学”。而赵鑫珊对自己的定位则非常有意思：“我既不是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沙滩红楼老北大学生，也不是七八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新北大学生。相对于前者，我是晚辈；相对于后者，我又是前辈。所以我是一个中项，一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赵鑫珊后来成为教授、作家，著作甚多，强调：“力争做个磨盘。上盘为文科，底盘为理科，中心轴是哲学，推磨的动力是对世界的满腔热情，试着将一些问题碾碎。”其成功与否姑且不论，但执着于著述和知识探索的热情，至少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南方大学的德文学科集中地，南京大学的意义自然毋庸置疑。不过遗憾的是，无论是从自身学科脉络发展和传承来说，还是囊括南方大学精英发展学科大计而言，南大都表现平平，甚至有衰落之嫌。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借助1952年院系调整的“霹雳手段”，中国大学和学术界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重大调整，虽然有着明显的行政主导烙印，但其效率是前无古人的。作为边缘学科的德文，则借此东风，形成了南北大学的基本态势，即北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将原有的北大、清华、辅仁（西语系调整中还有燕京大学） 等的德文师资力量都整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北大德文学科；南方则以南京大学为中心，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南方高校的德文师资聚集在一处，形成了新的南大德文专业。但从日后的发展来看，无论时代风雨如何激荡，北大始终保持了学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南大据说当时聚集之精英犹胜北大，有“盛极一时”之说，但其结果却是“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何以然？

二、1956 年：外语学院的发展

1956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舒心爽气的年头，“不少老一辈知识分子回忆说，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心情最舒畅的一年”。费孝通的那篇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就最好不过地反映了这种变化：

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 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

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很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仿佛是久已被禁锢的小鸟，向往着外边的自由世界，但却得不到展翅飞翔的机会；而政府层面的政策松动的表态，则给了他们太多的想象空间和理想化幻景。外语学院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因为正是在这一年（1956 年），中央政府在制订“十二年人才规划”时发现，1952年的院系调整过多缩减了西方语言的学科建制；故此决定一方面继续办好俄语教学，一方面加强以英语为主的其他外语教学。德文学科正是借助这一东风得到恢复和发展。早在1954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率先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学院的领头羊，初开风气。1956年，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同时开始增设英、德、法语专业。1958年，西北俄专（西安） 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学院；沈阳俄专与另两所学校合并成立辽宁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与另两所学校合并为黑龙江大学，均设有俄、英、日语专业。1959年，西南俄专（重庆） 更名为四川外国语学院，增设英语系。如此，则当初政治特色极为鲜明的七所“俄专”都已不存在，而改组成了“外语学院”。这一模式的另一个支脉是专业型外语学院，最早大概是1954年成立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此后有1955年创办的外交学院、1959年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1960年成立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1961年成立的外交学院分院等。

1953—1956年，德语专业毕业生仅138名。1956年，德语专业教师总数为66名。这样一组数字，显然表明这个专业不但规模很小，而且人丁不旺。即便如此，按照国家的既定方针去做，也会逐步得到发展。可问题是，大的政治背景风云涌动，并没有给这小小的边缘学科得到休养生息、积土成山的机会。相隔仅仅一年，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旋即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这当然不能仅仅理解为政治的盲动，确实，当时的思潮也有过分激烈的地方，譬如这首诗：“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泄到纸上！ /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按照过于激烈的方式直奔目的地，否则就难免极端化的倾向乃至结局。同样，作为一个主导性政权，它也不太可能容忍过分激烈的情绪表达乃至行为冲撞。而这正是反右运动的另一种深层原因。看看这首诗中如此激情丰满的情绪火焰，那种难以掩饰的颠覆一切的冲动，恐怕也只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才可以大无畏地宣告出来。这就必然导致更为激烈的冲突，乃至不得不以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展现出来。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则将这样一种本来尚还局限于知识界的运动无限地扩大和蔓延开来，与整个国家的整体政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德文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全要以政治线索作为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运动通过行政机关的层层贯彻，最终必然会体现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集权化的国家，相比较1930—1940年代的中国的松散，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正是德文学科得以发展的双重背景。虽然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建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但真正将这样一种模式成规模推广，仍然要等到1960年代以后。1956—1965年，外语院系从30余所发展到78所，在校生增加到4万余人，这是一个数量上的大发展时期。那么，德语专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北外德语系无疑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标本，该系仅外籍教师就有约20人（改革开放之前），其中甚至不乏名人如洪涛生。作为建系元老，姚可崑（1904—2003年） 无疑值得细加考察。姚可崑是中国德文学科领袖冯至的夫人，她当然有着特殊的文化资本与身份。而唐进伦（1924年生）、董光熙（1934年生）、祝彦（1926年生）、殷桐生（1937年生） 等先后出任北外德语系主任，也可以被认为是见证了这个特殊类型的德语学科发展的历史同行者。不过，北外德语系的学科选择并不以德语文学为重心，姚可崑、祝彦、谢莹莹等人虽涉猎文学研究，但并没有像冯至那样开辟出一片完整的德语文学研究的学术场域。

1956年，上外德语系的建立，也值得书写一笔。当时的建系师资中就有严庆禧（1911—1999年） 等人。上外德语系的发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反映出1950年代以后中国外语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即在北大、南大的现代学术传统之外，外语学院的专业性质高校在北外之后得以继续发展。但就教师个体来说，1960年或许是一个思想分水岭。曾长期任教北大的陈哲夫（1923年生） 如此回忆：“1960年以前和1960年以后对我来说，教学态度是不一样的。在1960年以前，我在课堂上是努力贯彻上级的意图的，上级的精神就是我讲课的指南……而在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我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热爱大为降低。”但实际上早在1957年6月以后，全国范围展开反右运动，教学课程基本都停止了。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其坐标系仍然划在了1960年。为什么？因为事件发展往往有一个缓冲过程，如果不是特别暴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或运动，这样一种逐步落实到具体文化和教育场域的过程就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子。

1956—1964 年，德文学科经历了一个彻底的动荡期。在这个时期，虽然也发生了如“大跃进”、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等重大事件，但对于德文学科的整体性直接影响尚不算大。即便是在对知识界冲击极大的反右运动中，德文学科所遭受的厄运也不算太多。陈铨可能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他作为右派主要还是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尤其是与他跟王造时的关系有很大牵连。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被彻底清除出教师队伍，南京大学还是给他安排到外文系资料室工作，于是就有了当时德语专业的学生杨武能记录下的“外文系资料室管理员”的博学记忆。虽然陈铨运气不错，1961年就被纳入首批“摘帽”的右派人员之一，但1966年即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则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拖入另一重深渊。

政治性因素造成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学人在学术上的方向性扭转和整合。譬如在教师个体的学术兴趣和专业方向上，就反映得很明显，董问樵（1909—1993年） 回忆说：“1958年由经济系转到外文系，担任德国语言和文学课。”这种专业性质的彻底改变，可以反映出当时较为普遍的服从组织与大局的时代背景。董问樵日后对德文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所撰著的《席勒》和《〈浮士德〉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但如果考虑到他是当年汉堡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博士（1932年），日后又在重庆大学任银行保险系主任，著有《国防经济论》等书，是典型的经济学者，那么这样一种在其将及知命之年时的专业大调整的艰苦程度则可想而之了。这种情况，甚至也非个案，譬如严庆禧同样是耶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但却被安排到上外德语系改行。不管怎么说，1956年对于德文学科的发展来说是个好的转折点，新学校建立了，新学科发展了，四面八方的英才开始聚焦到这个貌似并不重要的小专业上来。

三、1964 年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与1966 年的中断

1964 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强调指出：“目前高等外语院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整个外语教育的基础，同国家需要很不适应，呈现出尖锐的矛盾。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外，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所指向的，主要是在国家整体布局中外语教育的地位问题，尤其是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问题。在《纲要》中，1964—1966年拟派遣本科留德生学习德语者45人，七年内补充930名德语师资。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无疑是有一定规模的。由此也可以见出，德语教育是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在整体方案中予以体现的。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形势的突变，这个纲要的内容显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1960年代的德文学科发展同样笼罩在日益沉重的政治氛围之中。尽管如此，1964—1966 年仍新建了一批外语学院，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秦皇岛外语专科学校、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济南英语专科学校、杭州外语专科学校等。甚至在此前的时段里，涉及教师的部分层面已经得到松动，这一点从陈铨记录于1962年元旦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这个新年是四年来第一个最愉快的新年，因为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教学岗位，粮食由26斤改为27斤，工资由八级改为六级，这种种鼓励，加上四周左右的人态度的逐渐转变，使我精神上感觉轻松得多。今后当更加努力，争取完全恢复从前的地位和工作，争取在学术和教学上有很大的贡献。整日天气寒冷，结厚冰，室内生火，未出门，仅在鼓楼稍走走，但北风刺面，赶快回家继续读Tinko。”这里透露出的具体生活条件的信息，让我们感受到当时其生存境况的艰难，但即便如此，陈铨仍然是精神振作的，而且有着强烈的学术进取心。这可以说明，外语教育的新发展蓝图并非缺乏实施的可能和基础。

但1966年显然是一个具有根本转折性的年份，全国如此，概莫能外。“从1966年到1970年初，外语教育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大背景冲击的。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革”，将整个民族和国家都置于一种暴风骤雨式的狂躁和极端之中，完全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工作与学习环境，非常理可以揣度之。区区一个德文学科，又怎么可能自外于大的形势背景之下？

总体来看，196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回旋反复”时期，而且基本上是逆向负面的。虽然其中延续了一些正面的积极因子，譬如说适当的政策调整，摘掉一批右派帽子，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等等，但基本上被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所裹挟，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但回顾历史，1950—1960年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并非没有某种新鲜的因子渗透，至少就外语教育来看，它奠定了大学—学院的双轨制度，即综合性大学体制中的外语系科，外语学院这类专门单向性学院中的外语系。前者相对来说更注重文学类的高端知识传授和对学生的整体学养形成，而后者显然更加注重实用性导向，重视语言口语听说的熟练性。就德文学科来说，北大德文学科无疑有非常强势的文学传统，而且有比较明确的学统传承意识；而北外则从一开始就偏重口语实践的听说训练。1952年院系调整中南方唯一保留下来的南大德文学科，显然最初试图两者并重，1954年时分设德国语言教研室（主任张威廉）、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陈铨），可窥一斑；1955年则成立了德国语言文学教研组。而到了1956年，上外成立，也建设了德语专业。

大致说来，德文学科在1950年代基本规划出南北学科的结构，而且是现代大学的双轨制度，即综合大学—专业学院的模式。在北方，是以北大—北外为核心结构；在南方，则堪将南大—上外看作是核心结构。当然，到了1964年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形成了本学科的现代大学—科学院结构，以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研究室）建立为标志，发生了一种质性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是从天而降的，外文所的所长就是由北大西语系主任调任的冯至。从本质来说，德文学科的传统仍应溯源自蔡元培改革北大时代的德国文学系。但此前的科学院传统，无论是中央研究院，还是中国科学院，都没有德文这个学科。当然，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大学（特指综合性大学） 的德文学科与外院（特指外语学院或准外语学院） 的德语专业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大家的对象都是德语与德语国家文化，但侧重点、关注度、自我设定都有很大的区别。

1969—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理论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主张文科大学要搞革命大批判，或认为“抓紧革命大批判，是文科教育革命的重要措施之一。文科必须把革命大批判列为正式课程，以正面教育为主，把学习正面教材和批评反面教材结合起来，革命大批判同当前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密切结合起来”，或强调革命大批判“不仅应该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在这样一种风雨满楼的背景下，要想坚守住学术的基本门槛，真是比登天还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探索都是不可能的，学者对于知识和学术的向往和探求，乃是天性所驱动，只要有可能，它就会顽强地生存和成长。冯至在“文革”期间翻译了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董问樵则“在‘文化革命’动乱中……退休了两年。这时恰好大病初愈，无所事事，乃整理旧的残稿，加以补充，使各部分联系起来”。这说的是他的《浮士德》汉译工作，设若没有此时的孜孜以求，恐怕很难有日后的《浮士德》董译与研究专著的问世。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彼时如火如荼的大环境，就会对他们的学术持守油然而生一分同情，多一分敬佩。而正是这样一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对知识和理想的渴盼，才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绵万世而终不自弃于世界文明的原因，也是知识薪火相继不断的重要根源。随着时代的变动，这种发自学者个体内心的学术与知识追求，也必然会以不同的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1971年，中国政治出现重大变动；中国的外交事业也取得重大突破，即便不算此前此后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拓展，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可视为重大转折点。这种大格局变化，自然也会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留下印迹，包括作为边缘者的德文学科。1971年对德文学科来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恢复招生。从1971年起，部分外语院校开始恢复招生，无论其中有多少弊端，诸如政治权力的不同派系参与、工农兵学员政策、“政治标准第一”等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德文专业恢复起来了。

第二节 1971—1992 年：德语专业的恢复与德文学科的重建

一、1971—1978 年：从“恢复招生”到“恢复高考”

对于理解德文学科的传统延续性来说，1971年或许是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年份，因为正是从这一年起，随着中国外交事业的推进与政策调整，一些外语院系相继恢复招生。且不说一些新增语种的专业设置，就是对作为老学科的德语专业来说，也遇到了难得的大好时机。虽然教学本身并不能与研究画等号，但就文革时代的“一切中断”来说，招生之门的打开，毕竟为学者提供了最好的“捡起书本”的理由。

1971—1978年，是德文学科复原重建的准备期。1978年，《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出台，有此“红头令箭”作凭借，大张旗鼓地发展德文教育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而与此相呼应，科学院系统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也开始逐步恢复科研工作。这些迹象都足以表明，一个彻底告别旧有语境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第四代学者中的一部分，也正是通过这个时机而得有重上大学的机会。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更大的政治背景，那就是邓小平的复出以及拨乱反正的酝酿。1977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教座谈会，决策恢复高考，这不仅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教育制度的重新确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和大学的发展有可能接续自己的传统。在1978年3月18日、4月22日分别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强调了科技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教育的重要性，邓小平是有很清醒认识的：“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这种务实致用型的思路，虽然还不能触及问题的底里，但逻辑性是很清楚的，只有教育培养人才，才能做到科学技术发达，只有科学技术发达了才能实现现代化事业。但这毕竟是1978年的事情了，早在这一全国性的大拨转开始之前，德文学科就借助外交政策调整的东风，开始了学科重建的艰难历程。

从1971年至1977年，这是德文学科步履蹒跚，尝试恢复某种知识传授的过程。1978年开始的高考招生，则意味着学科终于可以凭借政治力的良性推动，而真正进入到常规运行状态。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将两者分裂开来看，因为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其自身规律与制度推进，都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的种种过程，仿佛无用之功，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自然地蓬勃发展起来，但前期的各种准备却并非可有可无。

虽然1977年高考决策就已作出，而且第一届学生也是从1977级算起，但事实上的入学时间是在1978年。所以真正的“高考恢复”当仍以1978年为标志，而外语教育的发展更有一份《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作政策依据。所以，对于德文学科来说，1978 年是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不仅是大学恢复招生，而且研究生也同样开考，使得更高层次的学术人才的培养得以有规可循。杨武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冯至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他日后的追忆饶有诗意：“真正的开始应该讲是20年前的1978年。那一年，北方的天空升起美丽迷人的希望之星，为了实现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做一名文学翻译家的志愿，也为了走出仍旧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黑狗崽子’的阴影，我不要已经获得的讲师头衔，抛下弱妻幼女，带着破釜沉舟的悲壮决心向北方奔去。非常幸运，冯至先生向我伸出了他那温暖的大手……”虽然已近报考研究生的最大年龄（40岁），但杨武能还是过关斩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杨武能的这段自述，不妨也可看作那个年代学生的集体心声：摆脱原有的种种困境，走向可能新生的教育与学术之路。

二、1980 年代：学科中兴的貌相与实质

1983年，大学德语专业教师有431人，公共德语教师209人。应该说，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初期的实施，德文学科已经初步感受到春风满园的桃李芬芳。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具有学术标志性角色的代表学者开始登台亮相。这一次学科中兴的标志主要是第三代学者的出场，1930年前后出生的这批学者，基本上是第二代学者的弟子辈，他们基本上是在1950 年代以后的教育场域中接受的高等教育，所以有其明显的特征；但在1950—197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因为政治变化的巨大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生活、工作和学术环境的变动不定，所以他们的学术发展基本上不存在一个长期良性的语境。直到1980年代，他们才开始在正常的教学环境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已过了不惑之年，年长的甚至近乎知命。对一个学者来说，可以说是已经过了最佳的黄金岁月，可他们却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道路。但事实证明，通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可以有所成就的，所谓“闻道不分早晚”，只要有一心向学的勇气和毅力，就可以达至目标的彼岸。

就大学系统来说，北大的范大灿、张玉书都在此期崭露头角，其余则可提及南大之叶逢植等。这是大学系统里比较突出的学者，当然也要注意到第二代学者仍宝刀未老，冯至先生以将及耄耋之年主持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务，而张威廉、董问樵等人也都奉献出自己的研究硕果，为本学科的穷途绝续点燃星星之火。外语学院系统则三分而立，即川外的杨武能（1938年生）、上外的余匡复（1936—2013年） 、北外的谢莹莹（1938年生） ，虽然师承各自有异，但三者都在文学领域有所研究、有所开辟。尤其是杨武能，在歌德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持之以恒，成为本学科第三代学者中的突出代表。这批人在1980年代时大致已过不惑，在知命前后，正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相当斐然的成绩；但由于此前中国的特殊背景，他们的常规学术生涯被耽搁和延误也是事实，故此学养和条件都难比前代，甚至都不可与常规成长的学者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他们这代人的努力和成绩仍值得充分肯定。

1984年，中国大陆共有21所高等院校设有德语专业，相比较1960年代的12所，几乎翻倍。1980年代，举国上下一片振奋，有人追忆那个特殊的兴奋时代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人文风气浓郁、文艺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同样，德文学科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兴盛期，杨武能、张玉书或许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他们此时都已在知命前后，但却仿佛初生牛犊、有着蓬勃的学术组织热情，先后在川外、北大主持举办了关于席勒、海涅这两位重要德国诗人的国际研讨会。

1985年3月25—31日，杨武能在位于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学院主持召开了“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席勒与中国》是该会的论文集。会议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上篇是对“席勒与中国”这一主题的研讨。在这一领域中，除中国学者外，只有四位德国学者发表论文，而且都是汉学家，其中德博（Günter Debon，1921—2005年）与乔伟（Chiao Wei，1926年生，华裔） 资格较老，而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生）、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 ，1948年生） 当时应都算是后起之秀，年纪都不过40岁。他们分别讨论的是《席勒的自然观和中国的山水诗》、《〈水浒传〉和〈强盗〉之间的异同——一个文化比较的尝试》、《死亡的旅程——关于席勒〈杜兰朵——中国公主〉一剧中的假想地理概念》、《“莱茵河碧波里倒映着亚细亚的葡萄枝”——关于席勒普遍存在与非同时概念的几点汉学评释》。汉学家的研究确实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特别重视“席勒与中国”的思想文化关联，而且或从个案入手，或从理念谋篇，或显诗性，或彰哲理，都显得很有分量；而且后进确实比前辈更显得锐气十足、学养丰厚，更能够推陈出新。下篇“席勒论”则涉及席勒研究的方方面面，有七篇德国日耳曼学者的论文，策勒（Bernhard Zeller） 的《简论席勒在当今德国的地位》、布莱辛（Stefan Blessin） 的《狂飙突进时期的席勒》、俄勒斯（Nobert Oellers） 的《席勒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姑娘〉中所表现的历史和历史观》、赫尔美定（Friedrich Helmerding） 的《权力与自由——论〈唐·卡洛斯〉的悲剧场景》、克拉夫特（Herbert Kraft） 的《欢乐：一种激情的历史性特点——评席勒的〈欢乐颂〉和克洛普斯托克的〈欢乐赞〉》、巴尔纳（Wilfried Barner） 的《人类和传统——论1790年前后席勒在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中的传统观》、库普曼（HelmutKoopmann） 的《形象思维——关于席勒的哲学论文风格》。相比较11位德方学者，中方学者阵容也相当强大，除了冯至、钱钟书未曾出席之外，第二代学者中以张威廉、董问樵为代表，分别撰有《席勒，他的为人和他对中国的了解——纪念席勒诞生225周年》、《席勒与中国》；第三代学者颇多，有杨武能的《席勒名剧〈阴谋与爱情〉在中国》、余匡复的《〈强盗〉中的强盗和〈水浒〉中的强盗》、高中甫的《论〈威廉·退尔〉的主题和威廉·退尔性格的两重性》、袁志英（1939年生）的《〈威廉·退尔〉在中国》、朱雁冰的《论席勒的小说》、赵乾龙的《席勒和中国文学》、章鹏高的《生活的逻辑——席勒〈玛利亚·斯图亚特〉初探》等，其他学者如治美学的张玉能（1943年生） 的《席勒的崇高论》，出版业从事者韩世钟、王克澄的《席勒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家钱春绮的《我译席勒叙事歌的一点体会》。但总体分析这样一幅论文图卷，可以见出我们的学术训练确实有欠。即便是以与中国关系而论，能够抢眼引人瞩目的论题确实不多见。讨论席勒的中国接受史应当算是中国学者之天然强项，但除了杨武能的论文有所发现较为深入之外，其他篇数虽多但特别出彩者亦寡。故此，像冯至这样的大家未曾出席，除了其他方面的考量之外，知学与藏拙未尝不是一个毫无缘由的因素。

这与此前中国学界1982年参加由德国汉学家德博与华裔日耳曼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1940—2010年）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主持召开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研讨会有关，该研讨会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冯至为代表的六名中国学者出席，提交了七篇论文。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学术对话的会议平台，除了中、德学者之外，还有美、加、奥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人。在15篇论文中，中国学者占了将近一半，确实可观。就学术史背景看，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早已是“崔灏题诗在上头”。故此，蒙森教授的《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谓总结。但仍不乏往精细处做文章的研究者，如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德博作《歌德在海德堡读〈好逑传〉》、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李玛丽（Meredith Lee） 作《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研究》；而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所力倡的，香港大学教授泰特洛（Antony Tatlow） 作《歌德、布莱希特和中国的大同主义》；但在此，中国学者也有不俗的表现，除了冯至发表的《歌德与杜甫》属平行研究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武能，他不但开始梳理歌德的中国接受史，而且日后发为专著，对该领域有系统开拓之功。杨武能当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会议。在1982年6月4日下午的闭幕会上，与会学者商定，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同类的研讨会，第二次的会议定为“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地点定为中国的南京大学，并请与会的叶逢植教授联系落实。但不知何故，“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白白放过了送上门来的国际交流机会”，几经周折，由杨武能担任副院长的四川外国语学院主办，而且还是“中国外语界第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东道主”。考虑到杨武能的社科院教育背景，这其实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中国德文学科的某些特殊路径，即就学术地位而言，社科院仍占有特殊的优势地位，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整个国家教育和学术制度的设计有关；但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铺展，这种较为传统的场域位置设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

如果我们要特别强调大学发展的双轨模式的话，那么杨武能主办的席勒国际研讨会也可以被认为是专业学院（尤其是外语学院） 的登台标志；就综合性大学而言，则无疑仍当以北京大学为代表。1987年，张玉书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可谓是一大盛事，也表现出综合性大学在学术发展方面的孜孜不倦之追求。此后则有《海涅研究》论文集问世，主持者的记述可以让我们一窥其时的风采：“好几位老师在整个暑假期间为大会奔走，做了大量琐碎然而必要的具体工作。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诗刊社》的编辑和首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钢琴家，精心设计编排了一台纪念海涅诞辰190周年的诗歌朗诵音乐会。刚刚考取的研究生，一收到入学通知，就放弃休假，投入工作，冒着盛夏酷暑，翻译从美国、德国、日本、香港和各省市区寄来的中外学者的发言稿。”排除诸如贺信题词、诗歌散文之类，论文共计33篇，其中外国学者论文12篇。从目录来看，编排略显杂乱，似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清晰逻辑，有11篇分一组的，有1篇分一组的。这里尝试从学理层面略做归类，以进一步探讨其学术深度。

海涅的世界性接受史可以算是一个中心论题。这其中包括克鲁色（Joseph A. Kruse） 的《1972—1985：海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霍鲁普（Robert Holub） 的《海涅和新世界》、昌托普（Susanne Zantop） 的《拉丁美洲在海涅的作品中海涅在拉丁美洲》、科本（Erwin Koppen）的《海涅与意大利》、汉森（Volkmar Hansen） 的《巴黎——1840—1855年的德意志观点》、冯贝格（Gotthart Wunberg） 的《狄俄斯库里接受模式——关于对海涅和别尔内的接受历史》。

海涅的中国接受史可以归类在海涅的世界性接受史之下，但因该会在中国举行，此类题目无疑可以自成一个小主题了，如孙凤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海涅在中国》、李智勇的《海涅作品在中国》、马家骏的《中国鉴赏派对海涅诗歌艺术的研讨》、高中甫的《海涅的中国观和他〈论浪漫派〉中的“中国公主”》、伍竞先的《试论海涅与鲁迅的讽刺风格》、薛华的《海涅与艾思奇》、赵乾龙的《海涅和冯至》。

海涅作品文本的具体研究是常见的范式，如沃斯勒（Winfried Woesler） 的《1843年的一次德国之行——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产生》、代特莱夫森（Dirk Dethlefsen） 的《“永恒的焦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旅行者和神灵》、贝尔格（FriedemannBerger） 的《“我用我巨大的痛苦作成一首首小诗”——以〈回忆〉一诗为例论海涅晚期抒情诗》、瓦拉赫（Martha Kaarberg Wallach） 的《从女性角度看海涅——〈卢苔齐娅〉和〈自白〉中的女性形象》、邵思婵的《海涅的〈时代的诗〉》、冯国庆的《关于〈哈尔茨山游记〉》、刁承俊的《多姿多彩的中篇小说〈施纳贝莱沃普斯基先生回忆录〉》、刘彪的《海涅〈论浪漫派〉散论》、余匡复的《〈论浪漫派〉对我们的现实价值》等。

对海涅的文体、艺术风格、社会交往和理论思想的研究，如俞天心的《试论海涅游记对德国散文的贡献》、龚翰熊的《海涅与德国浪漫主义》、顾正祥的《海涅与叔父所罗门》、胡其鼎的《瓦格纳与海涅》、邓双琴的《海涅美学思想刍议》、徐友敬的《海涅美学思想浅析》、许桂亭的《对立与和谐》、张玉书的《战士海涅》等。

就这样一种研究格局来说，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中国德文学科与德国（外国） 学界的差距所在。双方比较有交集的是在文本研究领域，这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必须要面对的基础领域。从文本分析的扎实程度就可以看出彼此的功力高下，中方学者里较有代表性的算是余匡复，他作为第三代学者中佼佼者之一，此处仅提供了一篇非学术性的文字，认为海涅的浪漫派批评“不非常全面”，可“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立论是公允的”，颇流于泛泛，基本不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在拓展性的方面，倒是中国学者显得多姿多彩，譬如涉猎到海涅研究中的游记文体、思潮流派、美学思想、社会关系等诸领域，但若细察具体研究文本，真正能出彩者则凤毛麟角，多半显得宏大而空泛。张玉书作为会议组织者，安排以自己的文章《战士海涅》收束全书，其文采华丽、征引密集、激情昂扬，但就思想层面而言还难以完全摆脱当时的历史语境；接受史领域，其实是大家各展所长、各施身手的阔大空间；就海涅的中国接受史而言，确实有太多的学域可以开辟，但真正能出彩者并不多见。按主办者的意思，论文以孙凤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海涅在中国》开篇，足见其重要位置，作者初步梳理了民国以来海涅接受史的基本线索，但就学术性标准而言似还存在较大距离；倒是高中甫的《海涅的中国观和他〈论浪漫派〉中的“中国公主”》颇为独到，篇幅虽短，却纠正了海涅论述中国的几处“硬伤”错误。其余李智勇《海涅作品在中国》，与孙凤城文章基本重题，但未见新意；伍竞先《试论海涅与鲁迅的讽刺风格》属平行研究，此类研究非大家难以为之，其难得新颖可以想见；马家骏《中国鉴赏派对海涅诗歌艺术的研讨》试图提出一个中国诗论的“鉴赏派”，思路颇有创意，但论述并不成功；薛华《海涅与艾思奇》、赵乾龙《海涅和冯至》都属个案研究，本来最能彰显功力，但所用材料、所彰思路均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总体来看，这部论文集其实多少也反映出1980年代的中国德文学科发展的某种内在特点，就是确实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百花齐放的劲头，但真正具备学术增量的成果并不多。就学科中兴来说，我们当然可以列举出诸多理由，譬如以上的院校、师资、学生等数目的扩张，国际会议的参与和举办，各类译作、教材乃至论文的发表等等。但最后我仍不得不说的是，在学论学，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拿出东西来，德文学科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有分量的专著，是否获得了主流学界的认可，这恐怕是一个更为关键和实质性的标准。“过去人家都说，你们德国文学界有领军人物，没有领军著作。”可以此为标准，略作盘点。

还好，并非完全是乏善可陈。仅就德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既有第二代学者的宝刀未老之作，也有第三代学者推陈出新尝试。在前者中，相比较冯至在早期论著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论歌德》，我更看重董问樵的贡献，其《席勒》与《〈浮士德〉研究》，明显是长期积累而发之作，虽篇幅短小、局限较大，但可看出学人孜孜不倦之努力；在第三代学者中，杨武能师承冯至，但其《歌德与中国》却在具体的研究方向上有明显拓展，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张玉书的文集《海涅·席勒·茨威格》分别集中了相关主题的若干文章；在理论上更具新颖性的，则属叶廷芳，其《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以卡夫卡、布莱希特为研究对象，拓宽了德语文学视域的美学视角，在当时学术语境中的理论意义毋庸赘言。但总体来说，真正有足够含金量，有整体冲击力，乃至影响主流学界的大著，似尚还有待来者。

三、学科重建的漫长历程

然而，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准备的不足，对于中国的德文学者来说，1980年代的漫长重建路，走得确实有些艰难。甚至可以说，这一建设的历程，甫一展开，即遭重创。最为典型的，或许可以推为全国性德语教学和学术组织的建立。有几个学会值得特别提及，一是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分会（其前身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德语组，1980年成立，组长严宝瑜，副组长祝彦、林尔康），在业务上接受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的指导，有较为明显的官方色彩；二是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1982年成立，会长祝彦，副会长张玉书、谭余志、李再泽、叶逢植）；三是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1983年成立，会长冯至，副会长张威廉、董问樵、严宝瑜。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场域来说，这类学会的创建确实具有枢纽性意义，因为它们起到将学科各成员乃至相关学术机构积极联系起来的作用，可以在软性制度层面上构建一个较为整体性的学科空间，进而为本学科的长远发展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譬如，1989—1990 年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司、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曾联合组织了全国高校的德语教学调研，包括19所高校、28个德语强化培训点的情况。其中一个关于学术研究情况的结论就是，虽然有不少类型的资助项目，“但始终没有一个日耳曼语学科本身的全面培养和研究计划，致使大批科研项目陷于自流，造成不同学科研究工作的失衡”。这里虽然语焉不详，但其背后指向多少则有关一个整体“日耳曼学”的建构问题，虽然提出的概念是“日耳曼语学科”，但总体来说，可以理解为德文学科的概念。这里已经涉及到学科本身的合法性探求乃至质疑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德文学科从立名到规划，都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这里所提到的“日耳曼语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现出了本学科主持者的某种惶惑或彷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得到证明，即除了明确的语言归属，或者传统的如北大坚持的以文学为中心的学科定位之外，这时也开始关注其他导向的学科发展问题，譬如戴鸣钟（1914年生） 回忆说：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少数高校设立科技德语专业， 设立英语专业的院校就很多了。科技德语应是一种Fachsprache。相对于Gemeinsprache 才称Fachsprache。……专业德语在对我国的德语教学占有重要地位，还在近十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外经济贸易，科技交往日益频繁，大学及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的教学内容须有一些增补修订，始可满足建设需要。外语学习结合专业，使专业外语学习更具有现实意义，专业德语也日益显其重要了。

从这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传统的文学导向的德文学科，所谓专业导向型外语专业开始崭露头角，而且也表现在德语学科。科技德语也好，外贸德语、旅游德语等也罢，都表现出这样一种明确的学科地位获得之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1990 年由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DerChinesische Germanistenverband）、日本日耳曼语文学会（Die JapanischeGesellschaft für Germanistik） 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日本日耳曼语文学学者大会”，给我们观察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另类契机。会长祝彦主持了大会。但此会筹办的过程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学界融入世界学术的轨迹，时任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张玉书因参加第7届国际日耳曼学大会（1985年，哥廷根） 而与日本日耳曼语文学会会长木村直司（Naoji Kimura） 相遇商讨发起本次大会。会议分为三大板块，倒也能较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德文学科的面貌，即“文学板块”（Literauturwissenschaftlicher Teil）、“语言学板块”（Sprachwissen⁃schaftlicherTeil）、“教学法板块”（Methodisch⁃didaktischer Teil）。

“ 文学板块” 的中方论文包括： 刁承俊《作为观者的诗人？》（Dichter als Seher？）、顾盛卿的《瑞士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化》（DieGegenwartsliteratur der Schweiz und Chinas Kultur）、郭鸣琴的《中国的德语文学翻译概观》（Überblick über die Übertrag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Literatur in China）、邵思婵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与巴金的〈家〉的比较》（Ein Vergleich zwischen„Buddenbrooks“und„Die Familie“von BaJin）、王滨滨的《维勒霍夫作品中的局外人》（Aussenseiter in denWerken von Dieter Wellershoff）、王丕的《沈荣〈无趣离婚〉与沃尔曼小说〈超过法定期限而失效〉之试比较》（Versuche eines Vergleiches derErzählung „ Keine Lust， die Scheidung anzustreben“von Shen RongmitGabriele Wohmanns Erzählung„Verjährt“）、袁志英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德国形象》（Das Deutschlandbild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des 20.Jahrhunderts）、张玉书的《德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Die Rezeption derdeutschen Literatur in China）。

“语言学板块”包括窦学富的《作为德国当代语言的新造词》（Neologismus als Merkmal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贾慧蝶的《德语和汉语中作为词汇联系的变化可能的简化》（Reduktion als Variations⁃möglichkeit der Phraseologismen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华宗德的《中国的德语基础教程里语法介绍的回顾与展望》（Rückblick undAusblick auf die Grammatikvermittlung für das Deutsch ⁃ Grundstudium inChina）、黄海津的《德语词汇场理论的初探》（Erste Studien derdeutschen Wortfeldtheorie）、刘鸿绅的《文本的语义学结构的分析——实用篇章同位分析》（Analyse semantischer Strukturen des Textes –Angewandte Isotopieanalyse）、穆兰的《德语课上中文母语的干扰》（Interferenz der Muttersprache Chinesisch im Deutschunterricht）、孙福生的《与说中文者进行德语语音练习的基础》（Grundlagen für deutschephonetische Übungen mit Chinesischsprechenden）、唐进伦的《外语课上对比语言学的角色》（Zur Rolle der kontrastiven Linguistik für denFremdsprachenunterricht）、吴永年的《词汇·句子·文本》（Wort⁃Satz⁃Text）、朱建华的《构词法语义的分析方法》（Methoden zur Analyse derWortbildungssemantik）。

“教学法板块”包括黄慧芳的《德语与中国12册小学教科书中的妇女歧视》（Frauenabwertung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in den 12bändigen Lehrbüchern für die Grundschulen in China）、高年生的《永无止境的译者或翻译的可能和边界》（Der ewig unzulängliche Übersetzer oder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姚宝的《中国教科书中的德国历史——一个成功合作的开端》（Deutsche Geschichte in ChinasLehrbüchern – Anfang einer erfolgreichen Zusammenarbeit）、姚宝琮的《我们教学与研究中的问题》（Probleme in unserer Lehr ⁃ undForschungstätigkeit）、殷桐生的《我们的学生在德语学习中的强与弱——1989 年中国高校水平考试结果分析》（Stärken und Schwächenunserer Studenten beim Deutscherlernen– Eine Analyse der Ergebnisse desNiveautests an chinesischen Hochschulen 1989）、张佳珏的《关于一部德汉词典出版的思考》（Überlegungen zur Erstellung eines deutsch ⁃chinesischen Wörterbuches）。

虽然简单地“以貌取人”是危险的，但从标题上还是基本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学术思路和可能拓展空间。这里立此存照，可以想见德文学科在那个时代所达至的一个基本水准。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以较高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们确实也是有相当之距离可以弥补的。如果说以上简单地从学术会议和论文的角度，提供了本学科的一个基本发展状况，那么下面从学术机构的角度也可略作申论。我以为，在这个时段中，南京大学是相当遗憾的，作为“南北大学”的重要支撑点，南京大学曾经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也一度是南方的学术重心。张威廉曾在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的首次选举（1983年） 中当选为副会长之一，昔日的学生杨武能成为第三代德文学科的代表人物之一，都标示出南大德文学科的重要性。但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南大德文学统本身的优势显然没有被完全继承下来。南方学界的这个地位被日益崛起的上外德语系所取代。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同济、复旦等大学身上。同济大学德语系本来有着极为优势的学统，因为且不论德国人初建时就对德国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就相当重视，就算后来的陈铨（1946年任教同济大学） 以留德身份、德文专业背景而担任外文系主任，其学统渊源也是很明显的。1950年代以后因为时代的突变而不得不中断这一学术发展构成，但其传统已在；1980年代以后的复建起初多半是依靠南大的支持，后来则主要偏向于科技德语和语言教学模式，虽然发展出可能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德语系，却主要以德语教学为主，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与其规模并不相称。至于复旦大学，也很遗憾，其招生都不是每年都有；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设有德语专业，但规模很小。这种困境，可能是综合性大学普遍存在的，因为外语专业在1950年代以后的沿革中，基本上就不太被认为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更远远不能与文理学科相提并论，所以显得相当边缘化。

相比较而言，上外德语系以其外语学院特有的优势，在中国语境里能够后来居上。不过专业学院有其自身固有的限制，就是学科建制单一、学术意识薄弱，尤其是对学生的复合型知识培养缺乏足够的学科结构性支撑能力，对学术发展的制度因素也少有足够的认知。这一点，在外语学院发展史上表现得很突出，北外、上外也不例外。

以1992年为标志，有两件事情对本学科事关重大：作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学科代表与领袖人物的冯至先生远行之足音将启，而宣告市场经济大潮的小平讲话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冯至先生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德文学科学术领袖的权威时代可能再也一去不复返；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掀起了中国市场化的大潮，对现代中国之进程影响极为深远，它同样也影响到居于学术场域边缘的德文学科。“启蒙退局”，“利益凸显”，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即便本身有承载文化传承和创新知识的诉求，但其个体本身却摆不脱社会中人的现实困局，一时“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之说甚嚣尘上，科学家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的外语教师！市场化对学术的裹挟和威胁，既深且巨，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创造和学术进步的可能性，因为其撼动的，是每一个学人个体都不得直接面对的经济基础和生存可能。这一重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它还是以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在侵蚀着中国教育与学术的成长空间。

从1971年至1992年，20年的时间里，中国德文学科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遗憾的是，因为前期准备不足，本学科并没有取得让人羡慕的杰出成绩，但换个角度来看，也不可以说是毫无起色。大学的发展虽然快速走上了双轨制，但其学术含量并未与日俱增，以社科院外文所为代表的德文学科，基本上仍在主导着学科发展。至少，以冯至为领袖的德文学科机制仍在常规运作。这也意味着，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它会尽可能超越现存条件的限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去求发展。当然，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1992年以后市场规则的全面运行，学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强烈影响，原子弹与茶鸡蛋之谐音比较固然是市井坊间的一种笑话，却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时人“笑贫”的内在心态。

虽然像王炳钧这批人早在1990年就已经留德归来，但对这代人的破格提升，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事情。政策的转折性变化，为这代人带来了难得的学术发展空间和机遇。这使得他们比第三代学人幸运得多，再也不用因为时代背景的条条框框而不得不长期居于学术场域的劣势位置，而是迅速获得了教授的最高级学术职称，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在较为优良的条件基础上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和事业拓展。如果从1992年开始算起，那么至2012年这一过程也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的黄金岁月中，中国的德文学科是否因此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呢？

第三节 1992—2012 年： 市场时代的百花齐放与德文学科的成绩

一、1992 年：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

如果说1970年代是由隐到显的“过渡恢复”时期，那么一个重大的转折应当划定在1990年代初期。1992年1—2月，邓小平在谈话中这样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的提出，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因为这意味着原来牢固树立的价值标准将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处理问题，邓小平以伟人的气魄和胸襟，解决了时代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以不争论的态势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无可否认的是，其采取的方略是资本主义的路径，这也就导致了日后的多重后果，有善的一面，也就必然有恶的一面。或许，资本就是那个魔鬼，本来放在“潘多拉盒子”里很安稳的。但这个魔鬼又是不得不放出来的，因为毕竟只有梅菲斯特才能具备那样上天入地、翻江倒海的无所不能的能量。

朱镕基所采取的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策略，也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由西方，具体说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资本市场中去，适应其规则，参与竞争，做大自我。然而，这样一种借船入海的策略，一方面可以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和优惠券，但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各种恶果和弊端，中国也不得不承受之。这其中就包括对文化生产场域的彻底影响，学术界自然也不例外，德文学科的发展则不妨放置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中来审视。

一方面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格局初步告一段落，另一方面是1980年代的“文化热”急剧降温，由文化而学术是1990年代作为转型期的主要标志之一。或者这样一种叙述是有道理的：

经历了80 年代末所发生的政治风波，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建构的理想主义方案受到了挫败，即通过自上而下地进行激进的政治民主改革，以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来建构现代社会的路径难以实现，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出路由此也转向了迷茫。与此同时，90 年代初开始的快速的市场化转轨，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的快速转变，对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促使其加速分化和转型。

这里指向的是中国知识阶层群体，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如“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乃所谓“学者的人间情怀”。可以认为，在知识生产（或创造） 的方式上他们走向了更接近于西方的纯学术路径，譬如学术史研究的提倡，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我看来，就是既反映学人承继学统之自觉，亦表现当代市场大潮背景下学院知识人寻求精神突围的一种选择。可以说，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和路径的选择，反映了学术人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大潮中的变与不变。而就德文学科的内在发展脉络来说，也是若合符节。因为也正是在这前后，留德的专业人才逐渐归国，形成一种较为整体性的新生代学者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虽然第三代学者在1980年代中陆续获得机会到德国进修，但总体上未有本质性的改变，因为他们毕竟此时年岁已高，很难再像青年人那样从头学起；而第四代学者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在此期留德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大学的德文学科获得教席并成为本学科中坚的；当然也包括一批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曾有留德研修经历的人。

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一轮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重构过程中，德文学科的学者表现究竟如何呢？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下海者不乏其人，本学科传人难觅。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社科院的中北欧室之花果飘零，当初冯至之组建外文所，对于自己身处的德文学科自然是情有独钟，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中了一批国内学界翘楚；当然，就大学而论，也不乏可以圈点的研究者。但在这一时期，外文所的中北欧研究室在老人逐渐退休之后，明显表现出后继乏人的现象。这或许与1990年代起，社科院本身发展遭遇“萎缩”相关，因为相较而言，大学的德文学科虽然也受市场冲击，但并未如此严重。除了极少数的留德学者此前归来外，如王炳钧（1990年归国）、卫茂平（1989年归国），多数人都在1992 年以后才陆续归来，如魏育青（上海理工—复旦，1994 年归国）、韩瑞祥（北外，1991年归国）、任国强（对外经贸大学—人大，1998年归国）、范捷平（浙大，2000年归国）、聂军（西外，1996年归国）、冯亚琳（川外，1994 年归国）、印芝虹（南大，2000 年归国）等。当然也包括一些4.5代学者，如王建（北大，1965年生，1998年归国） 等人。那么，他们归来任教的成果如何呢？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之后无疑表现得更清楚。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以2007年的统计数字为例

相比较1950年代时德语学科的零落状况，1980年代恢复重建时的“小荷才露尖尖角”，2007年的统计无疑令人振奋不已，高校德语专业的本科点已近70个，在校本科生约5000名，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 约300 名。这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是相吻合的：1978年，中国高等学校总数是598所，当年招生40.1万人，在校生86.7万人。1980 年代的高速发展阶段，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长率为7.5%。1998年，普通高校1020所，在校生数为360.8万人，平均规模为3537人。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生1562万人。对比数据的巨大增长不难得出结论，中国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确实是打开了。

这诚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给民众带来教育出路的同时，必然也就缩紧了“就业市场”的紧箍咒。道理很简单，供需关系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因为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就必然增加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一段时间里，“教育市场化”的口号甚嚣尘上。教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领域？它是否应该由市场之手全面接管？这当然是一个过于阔大的题目，需要经济学的专业解答。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随着德语专业或德语系的设立，中国大学的“德国热”可以说是不断升温。由市场化推动而导致的学科增量现象无疑是饶有趣味的，尤其是各种独立学院乃至民办学校的参与，使得德语学科（这与德文学科的概念还不一样） 的办学门槛急剧降低。问题则在于，这样的大规模扩容，究竟会给本学科提出怎样的使命和挑战？

师资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收学费、增校舍、设专业都相对简单，但师资配备却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行为。一方面我们哀叹德文学科的实质性内涵发展有很大的局限，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容，显示出一种德文学科的虚假繁荣。新兴德语专业的发展，要求更多地是培养实用性人才，基本上是踩着市场的节拍在走，对学术已经是渐行渐远。在这一背景下，师资选拔则不得不降低门槛，有时甚至泥沙俱下，这就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欠缺。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与学术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就是德语学科教学中的“德国风”状况，有学者已经明确表示出忧虑，并且将其和德国大学的学术优势结合起来，担心“中国大学成为德国大学的预科”，并且以实例说明，实用性课程在学生就业中并不实用。实用主义的功利思潮，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它往往还会占据一种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对当代德语专业的自我定位问题上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各学校的问卷调查结果无疑颇为有趣，选项有近十种。这说明国内学界对自身的学科定位其实相当含混，至少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其中居于前三位，相对较有共识的是这样三种认识：

14 所院校选择追随德语国家传统的“母语日耳曼学”定位；14 所院校选择绝对突出对德语交际技能的完善把握，以德语为工具服务其他目的；12 所院校选择对德语国家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整体把握。

应该说确实是意见分歧相当之大，关键是定位不清。这究竟是一个学科的学术养成还是一种简单的外语能力培养？从蔡元培创建北大德国文学系算起，中国的德文学科也有近百年历史了，学术定位为何竟然如此混沌？前辈是否建立了必要的学统？后来者又究竟是怎样接受教育，怎样对先贤的学术遗产进行“薪尽火传”的？

2003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的年头，这一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连续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国际性的“中德文学关系研讨会”，一次是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的年会“转型期的当代德语文学”。就学术推进的性质来说，前者无疑更加重要。这种由中德双方联合举办的，在相当程度上囊括了相关领域专家的学术研讨会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中德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卫茂平教授作为重要的研究者，他与其当初的博士生导师、海德堡大学屈尔曼（Wilhelm Kühlmann） 教授的合作，无疑是促成此次合作的基础。就以德语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而言，张玉书教授借《文学之路》集刊而推进的学术研讨会系列，因为得到蒂森基金会的鼎力支持，而具备一种常规性，也因为其能提供与德国学者的交流机会而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但作为主要由中国学者组织的、具有明显学术推进意义的研讨会，2003年的上海会议仍具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从论文集来看，中国学者的论文包括张玉书的《关于中德文学关系里的翻译角色的一些思考》（Einige Gedanken über die Rolle der Übersetzungin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曹乃云的《基希与胡伯的中国形象——〈秘密的中国〉与〈中国——我梦中的家乡〉的比较》（Das Chinabild von Egon Erwin Kisch und Eva Huber – Einekontrastierende Lektuere von China geheim und China – Heimat meinesTraumes）、袁志英的《中国专家梅内特教授论毛泽东与海克尔的〈世界之谜〉》（Der China⁃Experte Prof. Klaus Mehnert sprach über Mao Zedongund Die Welträtschel von Ernst Haeckel）；卫茂平的《寻字——论艾希作品的一个题材》（Die Sucht nach dem Wort–Über eine Thematik in GünterEichs Werk）、范捷平的《经由征服通向主体——浪漫反讽与罗伯特·瓦尔泽散文作品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Durch Unterwerfung zumSubjekt – Romantische Ironie und die Relation zwischen Eigenem undFremden in Robert Walsers Prosastücken）、印芝虹的《禅宗视野中的德国文学的创造性阅读——以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桑德拉〉的自我理解为例》（Produktive Lektür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unter zenbuddhis⁃tischenAspekten – Am Beispiel des Ich ⁃ Verständnisses in Christa WolfsKassandra）、王炳钧的《想象的异者——论维特默的〈消失在新年的中国人〉》（Das Imaginäre Fremde–Zu Urs Widmers Das Verschwinden der Chinesen im neuen Jahr）、王志强的《现代德国中国导游手册里的中国形象》（Das Chinabild in den modernen deutschen China⁃Reiseführern）、李昌珂的《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的贡献》（Chinesische Literaturkritik und die Leistung der Germanistik in China）、陈良梅的《间离或接受？——论作为对话的布莱希特的〈墨翟——转变之书〉》（Verfremdung oder Rezeption？ – Über Brechts Meti. Buch der Wendungenals Dialog）；陈壮鹰的《作为晚期浪漫主义者对中国哲学表白的黑塞之〈希特哈尔塔〉》（Hermann Hesses Siddharta als Bekenntnis einesSpätromantikers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叶隽的《现代中国的狂飙突进—— 陈铨的民族文学观及其实践》（Der Sturm und Drang immodernen China – Chen Quans Ideal einer Nationalliteratur und seineRealisierung）、刘立新的《反立体标准化的启蒙——卡尔·迈〈香紫色的玛土撒拉〉中的中国与中国图像》（Aufklärung gegen Stereotypisierung–Das China⁃ bzw. Chinesenbild in Karl Mays Der blaurote Methusalem）。从以上不同代际学者的论文题目选择和进路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贡献和推进。诚如会议组织者所言，会议得到了中德两国多所大学年长和年轻会议报告人的支持，中国众多的科研新人积极与会，表现出了对中德文学关系的浓厚兴趣。

应该承认，在这个时期，资本的冲击力，或者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还仅仅是开端而已，所以学术也还能保持一种基本的内在发展逻辑。到了市场、权力、资本以一种相对复杂的裹胁方式全面迫来之际，尤其是在近乎原始资本主义的那种简单急切的运作方式之下，学科发展进程就显现出一种急躁和无奈；就简单以研讨会的召开而论，其学术性和高质量也很难得以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3年的上海会议，确实也是本学科值得留存的一个记忆和追念。我们不应忘记或忽略的基本事实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其本质而言乃是资本的推动所致。教育和市场、资本之间的微妙关系，还需要悉心观察。就市场冲击力来说，德语专业的设立和布局，其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已知范围，尤其是那些独立学院因为市场需求而设立的德语专业，他们更多是和实质性的市场之间发生着密切关系。当然，即便是这种源于资本、市场诉求而发生的逐利性办学现象，仍然没有摆脱教育和学科发展的知识属性，当其与权力、经济因子又发生关联时，则又显示出非常复杂的张力图景。

三、文化大发展路在何方？——知识生产悖论与精英教育问题

像冯至那样毫无争议的德文学科领袖级中心人物，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三代学者固然“百花齐放”，但却并未“百家争鸣”，更多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各扫自家门前雪，当然还不排除彼此间“文人相轻”的心理和行为；第四代学者在这点上表现要稍好些，但总体上也未能积极有效地构建出一种建设性的学术空间。虽然也有不少关于本学科向何处去的讨论，但似乎远不能形成一种对学术之安身立命的“焦灼思考”，这与其他学科一流学人的致知努力，可形成一种参照。或者说到底，大多数人是终究不能在这样一种大潮下置身事外的，甚至难以拒绝为或明或暗的功利潮流所裹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知识人本身的悲哀。总体来说，着眼学科大局者凤毛麟角，有公心、谋公益者不成气候，这不仅是本学科的基本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界的原生态。按照布迪厄的理论，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具有核心意义的精英型的教育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un enjeu central des lutes pour le monopole des positions dominantes）。这种权力话语类型的分析，虽然有时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更犀利而尖锐地反映了事实。

值得提及的是一种“跨文化日耳曼学”（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概念的出现，这尤其表现在若干大学的合作项目上，譬如北外、青岛大学等。欧盟的强势作为，尤其是经济支持，德国某些大学因某种利益促动而谋求与中国合作，都使得此类项目得以发展。但如何在学术层面推进这种发展，则似乎尚未见出端倪。关于学科创新的问题，由来久之，早在1997 年，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在青岛召开“中国德语教学如何面向21世纪”研讨会，其中指出“培养复合型人才是时代和社会向教育界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们德语界应该努力的方向”；1998年，又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复合型德语人才培养”的研讨会，提出：“所谓复合应是学科间的复合，学科间的交叉和学科间的渗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大家努力的方向，但应遵循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不可能也不应该搞‘大一统’。”但这种所谓学科互动、复合等的论说，多半停留在纸上，能在日常的教学和学术实践中得以实质性贯彻的，仍属凤毛麟角。

而经受了教育大众化强烈冲击的大学，必然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去，那就是是否还需要精英教育？这一思考取径，显然同样受到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2011 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文化大发展”的目标，要求“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尤其是明确设计了2020年的文化改革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民素质明显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全党全国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应该说，这段表述相当清楚地阐明了国家领导者对于中国的蓝图规划，毋宁是一种姿态宣示，即对三十多年来偏重经济改革的“补偏救弊”，要在文化层面上辅助之。这对于提升整体民族素质、提升中国的文化形象乃至国际地位，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如西方人所质问的那样：“中国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知道吗？中国知道吗？每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理念。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理念？”现代中国并未能给世界贡献一种具有原创价值的文化理念，这恐怕是一个基本事实；更进一步，可以上升到“钱学森之问”，或者是“知识体系缺位”的问题。“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能力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或许正是或多或少意识到了这个层面的问题，中国最高政治层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发展决策；而这一策略显然具有延续性，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所谓“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既表现出一种坚定的文化建设姿态，又体现出某种总揽全局的大度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知识创造和文化创造必将受到强力推动，虽然文化有其软性的一面，非权力、资本之强力参与就可贸然奏功，但其积极意义一面仍毋庸置疑。德文学科的发展之路不但需要走，而且必须要走精英化教育的发展道路，这不但是本学科的内容对象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崛起于世界思想、知识、学术之林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除了可以列举的拥有最大研究群体、阔大学术市场、科研投入增加等内部因素之外，“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我倒是倾向于更进一步说，要立足于中国的知识重建，但其标的不应是简单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更为宏阔的视域和期待，要立足亚洲、涵括东方。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共同体意识，不能简单地自说自话，就中国论中国。这一点我们看看周围的邻居就可以知道：韩国就不用说了，处处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日本也是要扮演某个共同体的代表性角色。当然我们忘记不了，日本在历史上迫不及待地要脱亚入欧的，但近来一旦看到亚洲崛起的势头了，似乎又忙不迭地要给自己涂抹东方的色彩。这种过于功利的选择，其实正显示了一个民族之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底气存在与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了解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别文化，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中国自立于世界借鉴世界主要文明的必用之资源。

转眼又是二十几年过去，市场化的潮流似乎仍然汹涌奔腾，这从拆迁楼房的速度和规模中可以看出，然而没有知识和文化的原创性推进，没有真正有价值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生，一个民族是终究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的。而资本的长驱直入，其实是已经很难改变的现状，这也是目前在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现代性的本质，不管它以一种怎样隐蔽的方式在支配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模式，但最关键的仍是“为主为奴，操之在我”。在由政府权力所主导的文化发展之路上，其背后的本质则为资本的强力介入，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意识。对于德文这样一个学科，显然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必须承认，我们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与社会语境而生存；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具有知识和精神追求乃至资源意识的学科的研究者，学术人必然要以更高的精神尺度和标准来要求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凸显在非现行学术制度之内的“德国学”建构意义，或许能展现某种学术上可能的发展途径。

1992年至2012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已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接轨。此后的20年，或许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关键时刻，这其中不仅意味着我们是否最终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一体化秩序中站稳脚跟，而且也还有一个中国是否可能给东方乃至世界提供另类模式的问题。2012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又一轮新征程的开始，这既表现在政治上的权力交接和“中国梦”的提出，又表现在追求知识创新的强烈国家意志。而后者不仅反映在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诉求上，也可以“2011计划”的提出作为标志。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国力的不断提升，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日益增强，“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实施，对促进高校的学术发展，确有在物质基础上填柴旺火的功用。就德文学科来说，譬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都处于“985工程”之列；而北外、上外等领军外语学院也列名“211工程”之中。它们由此获得了大量的物质保障，但落实于学术发展上其功效究竟如何则有待考察。总体来说，丰厚的经济资助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助飞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之梦，也可能伤仲永于少年意气之际。

进入2010年代，第四代学者将逐渐退出德文学科中心，而第4.5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1970年前后生人） 必然全面接替前者的位置和掌握学科的中心话语权。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来说，第五代学者的任务将会很重，因为他们不但面临着一般意义上的代际承传，同时将不得不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机遇期里承担知识创造和智慧灯塔上的思想者重任。但说到底，他们仍然是过渡的一代，中国现代学术的希望将落在第六代人的身上，也就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身上。第六代学者才是中国学术未来的真正主人，但他们是否能够承担起学术薪火相传，乃至发扬光大的重任，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其基本素质和知识养成，仍然与我们的教育制度、学科规训、学统意识乃至文化自觉密切相关。就此而言，上几代学者扮演的角色自然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