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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毛光远 | 民国时期西北畜牧业生产中诸问题考察

毛光远

历史学博士，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甘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及抗战史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省、部级社科基金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三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摘 要：历史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就以牧畜业为生，畜牧业经济是西北地区传统支柱型产业。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畜牧业经营仍在传统粗放的道路上徘徊，在其生产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若干瓶颈因素，主要表现为畜种退化严重、兽疫猖獗、畜牧抗灾能力低下、游牧社会动荡等诸方面。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改善，更甚者对区域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对外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

关键词：西北地区；畜种退化；兽疫横行；社会动荡；草山纠纷

畜牧业是西北地区传统基础性产业。随着历史时期西北边疆垦殖事业的演进，西北区域畜牧业生产方式存在纯游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耕区三种形态。民国时期，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在新疆天山南北、阿尔泰山、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水草丰茂地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牲畜孳生繁衍及畜产交易为基础的畜牧业生产是其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西北边陲，“游牧民族占据地方很广，人口有两百万，驱赶牛羊，逐水草而居。”西北农耕区域，马、骡、驴、牛等大牲畜是农家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工具，自耕农家甚至均有饲养。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役畜及家禽饲养业是作为副业而又普遍存在的，是农耕经济的补充。西北区域产业经济结构中，畜牧产业的绝对性优势亦被民国学界所共识。

西北畜牧业生产关系地方区域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查我国西北各地，向宜畜牧，人民以此为生活者，不可胜数，是牧业之盛衰，与西北人民之生计关系至为重大”。尤其是青海，地域辽阔，水草丰美，为天然良好牧场，蒙藏少数民族，“素赖此以度其游牧生活，一切衣食用费，即源于此。”中国家禽及家畜，除猪、鸡多产于东南各省之外，其他家畜十之八九悉为西北所出产，“是知西北畜牧事业其关系于国家经济尤为密切。”西北畜牧业在地区民众生产生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传统粗放的经营方式，再加上受社会动荡的影响，畜牧业生产中呈现出牲畜品种退化、兽疫横行、抗灾能力低下、生产环境失序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于民国时期西北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当代学界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主要是对某一省区牧业生产中个别问题的碎片化论述，将西北视作整体的系统性研究成果阙如。本文通过对民国西北畜牧业生产中存在瓶颈问题的归纳总结，探讨制约其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以期对目前该产业现代化转型能有所益助。

一、牲畜品种退化与畜牧生产效率低下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方畜牧兽医技术在中国边缘地区传播进程较为缓慢，西北畜牧业仍循着古老的生产方式进行。其中，各类牲畜品种退化异常严重，致使畜牧业生产效率不高，畜产数量下降及质量低劣，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贸易。民国时期，关注西北问题的学界就已洞察到畜种优劣与畜牧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西北面积约一百七十余万公里，占全国土地三分之二，水草丰美，居民十之七八以畜牧为生活，每岁之输出亦以畜产为大宗。然西北居民，畜牧之法数千年来悉守旧章，选种配合不谙学理，饲养管理复听自然，驯至家畜产额日少，品质日趋退化，此西北畜牧业之日寝衰弱也。”畜种退化在少数民族游牧业生产中尤为突出。青海“蒙、藏人民，对于畜牧皆守旧法，不知改良。”

“选种只注意毛色及身躯大小，而不知注意其祖系渊源，只知在本地本群内选择，而不知向他处采购优种，以新其血液。”甘肃夏河藏民，“如马中之骡，惜管理与育种之方法，均未加注意，普通常见之犏牛，良莠混杂，且多数劣化，盖杂种繁殖法，确实佳良之结果，往往只限于一代，而藏民忽视之，续用于繁殖，致性状混乱，变异百出”。西北畜牧业生产中，牲畜繁殖交配无固定优良种畜，任其自然乱行交配，以致家畜体型日渐矮小，役使能力逐渐衰弱，与国外畜种相差甚远。西北也不乏优良畜种，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但“惟政府不加提倡，农民又无智识，对于繁殖饲养管理诸端，墨守粗放旧法，不知改良，遂致已发现之优良畜种，乃有渐形退缩之虞。若长此以往，西北畜牧业日渐衰退事小，而影响中国畜牧业不能发展实大。”

西北马种主要为蒙古种和伊犁种马匹。蒙古种马匹主要分布在甘、宁、青等诸省，尚未混入外种血液，属于中国纯血马种。其体型特征为头部较重，颈部较为迟钝，躯干较短，腹部较大，被毛粗而刚硬，缺乏灵性与速力，平均体高在4英尺至4.3英尺之间，蹄部坚牢，能耐粗料。伊犁马主要产自新疆伊犁地区，混有阿拉伯马种之血液，为中外混合种马匹。体格高大，颈部较大，背部较短，颈、腰部俱长，四肢细弱，关节发育不良，少持久力，体高平均为4.8英尺左右。

其所谓，蒙古马种，“体小性恶，不易驯育。”伊犁马，“体高大而托负力强”，可作为改良西北马种之优良种马。分布于甘南、青海河曲地带的南番马属于蒙古系马种，体高在132公分左右，形体较小，头稍重，秉性温顺，机敏度较低，骑乘能力较差，尤其不善于跑步。此外，蒙古系马种还有甘肃永登县天祝乡岔口驿一带所产的走马，陕西凤翔所产的跑马，各有其性能特点，但对于军用来说仍嫌不足。“西北的马的品质，日在退化中，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实事，所以复兴了数量，对于品质也须改进。”历史时期，西北边疆是国家储养军马主要区域，民国时期马种日渐退化及产量锐减，这对于国防军备来说是个潜在不利的因素。

西北牛种有黄牛、牦牛和犏牛。黄牛与国内其它地区品种相同，但因西北黄牛饲养方法简单粗糙，不及内地精细，主要饲喂牧草，精料短缺，故体格较小，托负能力也不是很强。牦牛主要在甘、青藏区饲养，适应高寒气候，多用于取乳，也有驮载役用者。犏牛为牦牛与黄牛杂交而生，体毛细长而柔软，公牛负重及远途能力较强。母牛乳汁浓厚，产量也较高，日均产量3市斤，产乳期较短（约150天），也无繁殖能力，“实为憾事”。

西北黄牛的体格，除哈萨克牛外，均较河南、山东黄牛的体格为小，日均产乳量1.5市斤。游牧区所产牛皮多虫孔，农耕区所产牛皮，则因役用关系，脊部及腹部皮薄厚相差甚大，创痕也较多。陕西、陇南所产之骡，适于挽用，体格较河西与青海所产者较为高大。陕西关中型驴，为陕、甘繁殖骡子之基本种畜，有较高推广及利用价值。牛种与其产奶量、皮革质量、役用能力等有紧密联系，由于简单粗放饲养方式，西北地区牛种产乳量较小，皮革质量也存在问题。

西北绵羊数几乎占全国绵羊近半数之多，是其最为重要的牧畜。可分为同羊（陕西）、蒙羊（甘、宁、青、新）、藏羊（甘、青藏区）、哈萨克羊（新疆北部）、库车羊（新疆库车至库尔勒沿河一带）五种，由于品种低劣，所产羊毛粗劣，每头羊年均产毛不足2市斤。同羊，毛质较为细软，然仅宜于农村副业，且羊只不适应在山地、高原进行饲养，如果作为改良细毛羊之种羊，则远不如山东、河南之寒羊品种。蒙羊、藏羊、哈萨克羊三种大致相同，而哈萨克羊的毛质最劣。以羊毛言，西北羊群最大缺点为黑色及杂色者太多，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产羊毛价格较净白者为低，且纤维较粗，卷曲度较少，极不适合于精纺。

西北山羊，因多牧放于沙漠地带，且营养不良，故皮革质地远不如四川及长江流域所产。“西北绵羊，千百成群，随时随地，任意交配，牧民既不依其用途、体型加以限制，复不以年龄、季节而定其交配时期，致羊种庞杂，毛之质量日逊；且交配年龄过小，母羊乳稀，羔羊羸弱，所蒙损失，自属难免；又因交配季节不适，母羊多不能于春季生羔，天寒无草，冬羔难育，以致死亡枕藉，目不忍睹；更因交配过于自由，极易亏损公羊体力，此皆当地牧民粗放之处，影响羊毛质量衰落之因。”宁夏所产滩羊羔皮，为国内驰名的特产，但由于民间对羊种改良问题不甚关注，又缺乏现代兽医知识，牲畜存栏数日渐减少。

宁夏建省伊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其中发展畜牧业、改良畜种、振兴牧政及增加畜牧生产，可谓适宜开发地方富源的积极举措。西北羊输出量占全国第二位，“然以羊种不佳，畜牧不良，以致毛绒品质甚低，出口滞塞，用以织物，则织品粗糙，难与舶来品相竞争。”

历史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畜种。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动荡失序，国家牧政不修，地方各级政府也不可能有计划地推动畜种改良工作，民间畜种改良活动也颇受影响，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畜牧业发展水平相比，西北地区畜牧生产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日渐拉大。畜种退化使畜牧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异常低下，尤其是羊种及羊毛品质的低劣，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外贸易及国内精纺织业的发展，且不利于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兽疫横行与牲畜倒毙严重

秦汉以来，西北各少数民族就过着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各类牲畜及畜产品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民国时期，由于畜牧业经营方式原始粗放，西北农牧区畜疫迭起，给农牧民、地方及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更甚者引起农牧社会的恐慌。青海蒙藏牧区各类流行畜疫尤为猖獗，致使牲畜大量死亡。1930年，青海发生牛羊瘟疫和猪霍乱症，海北蒙古族驻牧区域牛羊死亡约120余万头，海南藏族游牧区牛、羊死亡约180余万头，玉树二十五族牛、羊倒毙约220余万头。死亡牲畜总体而论，牛的死亡率达30—70％，山羊、绵羊、骆驼死亡率约为60％。在农业区，猪霍乱症的死亡率为90—100％，其他家禽因霍乱症死亡率约为90—95％。

青海兽疫蔓延区域极广，发生频繁极高，平均每3至5年爆发1次，使民族牧业生产及农家饲养业蒙受极大损失。1935年，国民政府卫生署西北防疫处派员对青海共和、都兰、大通、互助、门源等县的兽类疫情进行了调查，其中共和县牛口蹄疫发病率为40—60％、死亡率为5—10％，羊口蹄疫异常流行，羊只因患病不能采食，跪行食草者，触目皆是，夜幕来临时，部分患病羊只返归圈舍尚属困难。羊只患病总计不下12万头，占总数60％以上，死亡6000余只、死亡率为5％。都兰县及沿途牛只存栏约20200头，其中患口蹄疫者30％以上，死亡500余头、死亡率为1—3％。海南结古一带，发生牛传染性肋膜炎，牛只卧坡采食牧草，症状主要为咳嗽，患病15日至20日后死亡。

1932年、1933年、1935年，牛疫均有发生，牛只死亡7100头、死亡率为90％，羊只存栏数约169600只。1935年5月至9月，海南赛尔吉地区发生羊炭疽病，羊只死亡1500余只。羊只口蹄疫尤为流行，其中，口疫占10％、蹄疫占40％，患口蹄疫者总计占50％，死亡2000余只，死亡率为5％。1935年4月至7月，羊痘在蒙族哈度穷那一带流行，羔羊死亡率在90％，成年羊只死亡率为12％，死亡400余只。

羊钩虫病每年春季均有发生，死亡率在10％。都兰县沿途马约28940匹，1930年马鼻疽流行，死亡210匹、死亡率90％，1933年马炭疽死亡50匹、死亡率约为70％。大通、互助、门源三县有牛26500头、羊125000余只、马3515匹，甘肃永昌皇城滩约有牛30000头、羊540000只。1932年大通、互助、门源及皇城滩发生牛瘟，牛只死亡25000头，在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牧民仍有谈虎色变之感。1935年，上述四地牛羊口蹄疫患病率为60—80％，牛只死亡200余头，羊只死亡1000余只。是年6月份，门源县牛只发生喉肿，牛只死亡500余头。羊钩虫病在门源、皇城滩一带均有发生，是年羊只死亡不下35000余只。“羊只炭疽随时均有发生，每年损失万余头之多。统计近四五年来就牛一种之损失，不下四千余万元，其为数之庞大，殊足惊人。”

1936年7、8月间，青海海南和海北一带兽疫流行甚烈，蒙藏少数民族牲畜死亡高达80％以上，其中以牛羊死亡最多，马匹患病症状虽然较轻，但病菌传染甚速，防不及防。“刻下各地灾民，多携老扶幼，流亡失所，情形至惨”。蒙古左冀副盟长索诺木达稀晋谒青海省政府，请求设法赈济，青海省卫生实验处函请兰州西北防疫处派员前往诊治。1942年夏，青海东部农业区普遍发生霜冻现象，秋后又过早降雪，气候失调，燥湿不匀，牧草积湿霉变，病菌滋生，海西汪什代克族牧群中首先爆发了牛瘟，旋即蔓延至海北刚察族，青海湖以东，海南达如玉、千卜录及环海各牧场等族的牛群中。同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牛瘟自环海地区传染至黄河以南贵德、同仁、同德等地。10月下旬，又蔓延至柴达木地区，南至大河坝，北至祁连山麓。

上述受灾地区牛只死亡在110万头以上。“此病数年一流行，在青海始自何时，尚无确说，民国十八年流行一次，其时并无防治机构，牧民所受之损失甚矩。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间，复流行全省，死亡约达百万余头”。玉树二十五族游牧业生产中，至于畜牧方法极为简单，除结古外，无牛羊圈，不储草，概无兽医，“故天然死亡率甚大也。”青海牧区广大，少数民族游牧经济发达，由于生产方式滞后及缺乏得当防疫举措，牲畜发病率及死亡率很高，尤其是恶性传染病牛瘟，死亡率在90％以上。恶性流行兽疫的频发，致使农牧区社会经济出现萧条的景象。少数民族游牧业生产中，兽疫预防主要依靠传统经验方法，牧民群众缺乏现代兽医知识，每遇恶性流行兽疫，往往束手无策，甚者采用宗教方式来攘除灾害。

西北各少数民族游牧业生产中，各类兽疫较农耕区尤为猖獗。宁夏阿拉善蒙旗羊只传染病中，以山羊咳嗽病最为严重，死亡率高达70％以上，绵羊患羊痘病者，死亡率约占1—2％。羊只咳嗽和羊痘，每隔1、2年发生1次。民国初年，骆驼发生下痢症，死亡率在50％以上。1919年，阿拉善蒙旗爆发牛瘟，死亡率在60％以上，购自青海的数百头牛只悉数倒毙。1933年，患羊痘的羊只死亡数千头之多。1934年6、7月间，宁夏城至定远营220里沿途平家堡等各村，山羊死亡数百头。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羊痘尚未停止，一年多的时间里，羊只死亡数高达万余头，每头按3元计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至4万元。1935年左右，贺兰山区一带羊痘复甚流行。

1934年和1935年，甘肃临夏县及夏河县一带牛瘟大流行，症状如眼漏、鼻漏、下痢、衰弱、耳朵冰冷下垂及口腔斑烂，牛只患病7至14天后死亡，死亡率高达80％。1935年6月份，据西北防疫处派员调查，夏河县甘坪寺一带羊只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其中，泽亲庄羊只约2000余头，死亡300余只，死亡率15％；晒经滩计有羊40000余只，死亡4000只，死亡率为10％；甘加滩羊约20000余只，死亡3000余只，死亡率15％；瓜什济约有羊40000只，死亡5000余只，死亡率12.5％。上述四地，牲畜平均死亡率合计为13.1％。卓尼县境内民众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副业，各类牲畜存栏数较多，“惟近年来疫病流行，死亡率甚大，苟兽医发达，前途可观。”

1944年8月，农林部西北兽疫防治处派员对河西武威一带兽疫调查，牛羊因炭疽死亡者在93％以上，永登县天祝乡藏族游牧业生产中，牛瘟损失最为严重，其牛只死亡率约占90％。此外，马鼻疽、口蹄疫、羊痘等病皆有发生。

甘肃、宁夏农业区兽疫也相当流行。1914年，甘肃华亭县“牛多胃干，栏空，几辍农事”，春夏之交，固原县多地爆发牛疫，甚至“有罄圈者”；秋冬，和政县耕牛染瘟疫，死者无数。1915年，华亭县爆发牛瘟，死亡率40％。1925年春，华亭复又爆发牛瘟，“十栏九空”，秦州新军牌瘟伤牛、羊400余头。1926年，隆德县，牛患硬腿黄症，死一空，农家不能以牛耕。1928年冬，海原县牛瘟盛行，倒毙甚多。1929年春，天水县，骡马死者亦复不少。夏秋，华亭县发生牛疫腿硬黄。1933年春，华亭、泾源两县爆发牛疫。1939年冬，固原县牛瘟甚烈。1940年，陇东宁县三区发生牛疫，牛只死亡1500头。1942年，陇南两当县又遭瘟疫，牲畜死亡不计其数。

1943年，华池县瘟疫流行，羊只死亡甚多，文县洋汤乡爆发牛瘟，耕牛死亡246头。1944年，宁县又发生畜疫，死牛2170头、驴129头、羊3695只、猪30头。1946年，庆阳地区共死羊16万只、牛2600头（共有7万多头），牛只死亡率约为3.71％。其中，1933年甘肃省羊只死亡12万头、牛8万头、马1万匹，以本地价格计算，其损失约值2000万元左右。倘若兽疫长期得不到遏制，经济损失将会不断增加，而人民生活将完全破产。兽疫中则以牛瘟、马鼻疽、炭疽等为最多，其中死于牛瘟者，每年约数百万头之多。农业区域兽疫频发，家畜大量死亡，尤其是造成农家耕牛短缺，不得以人力代替牛力耕作，这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陕西各类兽疫也极为猖獗。陕北安塞县地处山陬，人民概以农牧为业。1927年到1935年间，境内羊瘟盛行，传染速度快，烈度极强。其黑山羊病状，初为咳嗽，口吐黄水，先鸣叫，后即行死亡。经解剖观察，肝脏破烂而坚硬，其未破烂部分，亦抽缩为块形，呈现青黑色。绵羊病状，泄泻黑水，口吐清蔓水，一小时之内，即行死亡。腹内肺、肝部均呈黑色，发散臭味。“经县长屡次延医治疗，尚未停止，以致无计可施。”8月份，府谷县爆发流行兽疫，共计死亡猫370余只、羊只1100余头、猪500余头，损失合计5900余万元。1938年，陕西榆林三边一带，爆发牛瘟。1941年至1943年，陕西牛瘟猖獗，蔓延至49县，兴平县为受害最惨烈县份之一，全县九乡无一能幸免，其中，多马、文宿、千峯三乡所受摧残尤甚。

事后若干年，提及此次牛瘟，“乡农犹有谈虎色变之感。”1943年8月，关中及陕南地区牛只死亡13000余头之多，每头以千元计，约值1300余万元。“损失之钜，诚属骇人听闻，此种重大损失，不特影响农民生计，抑且减少粮食产量，有关抗战国力者至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兽疫横行，牲畜死亡严重。兽疫主要有牛瘟、驴驹腹泻、马骡鼻疽、疥癣、羊疥癣、羊痘及胸膜肺炎、猪霍乱等。驴驹腹泻本非传染性疾病，但普遍发生，死亡率高。冬春时节，羊只草料得不到补饲，体质羸弱，若再患疥癣，抵抗力下降，死亡率极高。1942年至1944年，牛瘟在延安、甘泉、鄜县、安塞、志丹、靖边、庆阳等18县蔓延，耕牛死亡10118头，对边区业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破坏。

新疆游牧业盛行，每遇恶性兽疫，各少数民族同胞除采取“托之于神”的原始性宗教攘灾等做法之外，由于缺乏更为有效现代生物医疗技术，广大农牧民束手无策，牲畜倒毙严重，往往转瞬之间倾家荡产，甚者传染给人，给民众健康亦造成很大威胁。“新疆虽以畜牧著称，惜墨守成法，致品种日趋衰劣，每遇兽疫，动辄死亡千万”。1936年，新疆伊犁地区发生马肺疫，染病率竟达40—50％以上，传染速度极快。1938年7月5日，尉犁牲畜发生烈性传染病，牛羊倒毙日甚一日，阿卜都等七部族牛羊倒毙接近半数，且末、若羌也发生此病。

1942年，昭苏、焉耆发生牛羊烈性传染病，牛羊死亡无数。新疆兽疫主要有马鼻疽、牛羊炭疽、肺炎、胸膜肺炎、肺结核、牛瘟、羊痘、口蹄疫、疥癣、水肿等病类。其中，口蹄疫牛羊危害最烈，流行于阿克苏、喀什、塔城、阿山等区，历年均有死亡，每年损失达十数万头，死亡率平均为23％，因传染性强，曾引起苏联警戒。苏联外贸管理机构对入境的新疆牲畜和畜产严加进行盘查检疫，不利于新苏贸易的正常进行。新疆牲畜死于疫病者每年约在180—360万头之间，约占全疆牲畜存栏总数的10—20％。因各类畜疫，全疆牲畜死亡严重，年均损失大洋在300万元以上（约合美金1000万元）。

民国时期，西北各地兽疫横行，牲畜患病率及死亡率奇高。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6年估计，甘肃黄牛患病率33％，死亡率为19％。甘、宁两省羊只患病率为24％，死亡率约占18％。1943年，根据国民政府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统计，西北五省每年绵羊死亡率为40％，山羊为38％，牛为29％，马、骡为13％，其死亡原因屠宰及疫病各占半数。西北地区兽疫最为严重者为牛瘟，蔓延极为广泛，一旦爆发，死亡率约在30％以上，游牧牛群被害尤烈，往往悉数倒毙。其次，为马匹口蹄疫，此病虽不致大量倒毙，然牛、羊、骆驼皆可传染，一经蔓延，波及面也很广，患病牲畜瘦弱不堪，至少在1个月内失去其役用效能。如在秋末发生，则因此不能度过严冬者，死亡数目更大。炭疽病时有发生，新疆尤为严重，然而蔓延面积较小，防范较为严密。

马鼻疽病在军用及驮运牲畜中常常发生，农家则少注意，此病无有效治疗方法，惟有捕杀及消毒，但由于各方发现此病后且辗转出售，病畜却又成为疫情扩散的媒介。出血性败血症及羊痘，每年常有发现，尤其在大牧群中最为广泛，死亡率在50％以上。西北地区畜类寄生虫病染病率在90％以上，其症状瘠弱及贫血，患营养不良者则除瘠弱、贫血之外，尚有坏牙、眼疾、软骨、骨节病等现象。所以，夏秋草长时节，由于病畜不能充分觅食，冬春时节，倒毙者不在少数，尤其以绵羊最为严重，死亡率在60％以上。每遇暴风雪，有甚于兽疫者，游牧地带牧群，寄生虫病更易于发现。“凡著名之传染病，如牛瘟、炭疽、胸膜肺炎等等，应有尽有；而不知原因治法之疾病，尚待兽医专家之研究者，更属不少。”

其中，“兽疫中以牛瘟、马鼻疽、炭疽等为多，其中死于牛瘟者，每年无虑数百万头。”

西北游牧区域地处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冰雹雨雪无常，尤其是秋季雨水过多，牧草容易发霉，畜群饮食不卫生，容易孳生细菌。农区畜舍尤为简易，常建于阴暗背光处，圈舍卫生不洁，饲养不当，易爆发各类疾病。兽疫主要爆发在春秋两季，牧区较农区频发，危害也更大。由于兽疫防治机构不完善，或防疫工作的薄弱，致使各类牲畜大批死亡，农牧民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农牧区社会呈现出残破景象，更甚者引起农牧民恐慌及游牧社会的动荡。“西北牧民，知识幼稚，对于兽疫防治，束手无策。游牧区则多请喇嘛诵经，祈佛保佑，致兽疫发生后，蔓延极速，危害极大，富裕之家顷刻变为赤贫者，屡见不鲜。”其实，西北游牧区牧民除采用宗教攘消兽疫灾害之外，在长期的畜牧生产实践中，还总结出了预防兽疫的经验性方法，但其可靠性难以得到完全保证。

三、畜牧业传统生产方式与抗灾能力低下

西北各省除石山不毛之地外，宜于耕种的土地不过十分之三四，宜于畜牧者，高达十分之六七，故边疆人民仍以畜牧为主要事业，生活衣食，胥以是赖，惟其畜牧方法，仍旧沿袭传统方式经营，牲畜牧养“方法既不改善，生产自难增加，生计前途，日感困窘。”西北畜牧区辽阔，有纯牧区域，有农牧兼营区域。其中，农耕区畜牧业经营中，农户筑有圈舍，牲畜饲养以棚圈饲养为主，并利用农业副产品作为牲畜辅助性饲料，惟饲养管理与交配未能科学化。各少数民族同胞畜牧业经营中，采取历史以来所沿袭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无固定牧地，畜群经常会遇到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袭，牧草资源由降水量决定。

冬季，牧户将畜群驱赶至四面环山的预留低洼牧地，牲畜主要以饮食雪水和枯草生存，营养低下，孕畜流产者颇多，春季又放牧于临河草茂的平坦牧地，水草充足，牲畜体格健壮。夏季，牲畜则向水草丰茂的山阴牧地移驻，以避免蚊虫叮咬。发情牲畜是否发育完全，能否作为种畜利用，牧民毫不过问，任其自行交配。尤其，畜牧业游牧生产方式下，牲畜极易传染疫病，一旦爆发兽疫，便在各部族畜群中得以快速传播，加以民智落后，牲畜一经患病，即无现代兽医进行治疗，又无隔离常识，除叩头求神，请喇嘛念经外，束手无策，以致牲畜死亡严重。畜牧业传统粗放经营方式，不仅是牧民生活贫困化的根源，更甚者是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桎梏性因素。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境内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等少数民族群众在北疆塔城、阿尔泰、伊犁、乌苏、巴里坤、奇台和南疆焉耆、乌什等牧区过着游牧生活，其各类畜群牧养方式是按季节的变化转场牧放于旷野，终年无驱寒避雨之圈厩设施，也不可能大量饲喂麦豆等食粮类饲料。冬季且须在被深厚积雪所覆盖的枯草地上艰辛觅食，故春夏水草丰茂，牲畜膘肥体壮；秋冬则牧草枯萎，牲畜营养不良，羊只嬴弱，倒毙严重。“牲畜数目，每年变动甚大，尤其羊群为甚。羊群大小视冬季及初春之气候，在此季节，羊群全恃秋间地上所留之草以维持生机，如逢大雪，地上积雪，羊群无地寻食，冻饿而死者，成千累万。”

雪灾是西北牧区常见的畜牧灾害，积雪掩埋牧草，牲畜因饥饿而死者不在少数。1930年，今库尔勒一带突遭寒潮侵袭，牲畜死亡数千头。1932年冬，阿勒泰地区突降暴雪，积雪数尺，牧草悉数掩埋，牲畜冻饿死亡者，不计其数，死亡率高达70％左右。管理方面，因方法不当，牲畜任意交配，品质日益退化。产后，幼畜又常拥挤于觅食牧群中，毫无保护措施，每遇风雪，死亡甚多。饲养方面，由于终年游牧，导致草原过度放牧，草场生态恶化，牧草质量下降。尤其是，冬春之际，牧草枯萎或青黄不接，牲畜因饥寒倒毙者，不计其数。至于兽疫，游牧状态下的危害就更为严重了，一经传播，不但会传染给整个畜群，且可蔓延至全境。其可谓，“欲使新疆畜牧之发达，须设法逐渐由原始的方法转至利用近代的牧法”，畜牧业发展才有希望。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突如其来的雪灾、雹灾等对畜牧业危害尤其大。1920年春，青海都兰县热水乡大雪，死羊200多只。1940年，都兰县香加乡洪水泉突降大雪，使万余头家畜受灾，呈现出“草原不闻牛羊声，只是一片骸骨堆”的凄惨景象。1944年7月，门源、大通、互助三县突降冰雹，大如鸡卵，打死牛羊无数。1945年春，共和县千卜录乡突降大雪，羊只死亡29833头，倒毙牛只1238头。据都兰秀部落千户呈称，羊千余只被雪压毙。

青海农业区除仅有简单的畜舍以外，在少数民族游牧业生产中，牲畜圈舍完全阙如。“所以家畜于冬夏昼夜，皆在风雪露野及烈日下生活，故其疫病之发生，生殖之不繁，身体发育之迟缓，在在都受重大之影响。”传统饲养方式下的圈舍缺如，不但对牲畜体格健康、疫病预防、生育繁殖等形成了很大威胁，更甚者难以应对雹、风、雪等气象灾害的侵袭。

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游牧业生产方式下，畜群终年牧放荒野，冬季时常遭到豺狼的侵袭，牲畜损失惨重。1943年11月6日，新疆迪化公务员消费合作社经理田生芝、副经理张白净、陈秉森呈请新疆省政府财政厅《请发土枪保护牧场牲畜》代电中称：“案据职社牧畜部主任锡祉祥声称，今冬牧场时多野牲出没，所有牧户行旅常怀戒意。颇形惊慌，职部在山羊只为数甚多，苟无枪枝镇慑，实不足策其安全等语，复查属实，并据该主任叠次报告狼食羊只情形，为避免羊只损失计，理合备文呈请钧厅发给土枪或猎枪五枝，子弹若干枚，俾由牧伕记名领取，以资镇慑而免损失。”

11日，新疆财政厅厅长彭吉元等签发的“地字第2422号”呈文中称：“呈为呈请事，据公务员消费合作社签称，为签请事云云，而免损失等情。据此查该社牧放羊只为数甚多，似应准予颁发，以资防范，除指令外，理合具情转呈签核示遵施行。谨呈新疆边防督办盛。”新疆省立牧场护牧请求，体现出了狼害对畜牧业的破坏性。青海蒙、藏牧区，牲畜管理，“多无畜舍围墙，每晚不免野兽之侵扰，与风霜雪雨之打击，有害畜类之健康。”据西北羊毛改进处许康祖主任估计，西北各地每年死于狼害之牲畜至少占0.5％左右。

宁夏家畜生产情形与美国西部及西南部半沙漠地带相似，冬季漫长，气候干燥寒冷。春季雨水不足，除在河渠两侧之外，牧地草种生长极为缓慢。夏秋雨量丰沛时节，牧草及饲料生长较快，可供饲喂畜群。待牲畜数量增多时，夏草食尽，牲畜越冬牧草短缺，发生饥馑，死亡枕籍，牲畜存栏数与饲料供给量之间失去平衡，各类牲畜营养水准均极低下，体格矮小，各类疾病抵抗能力下降，孳生繁殖率亦自低下，牲畜出售不足以抵偿饲料消耗的费用。由于营养不良，家畜体质瘦弱，容易感染疾病，牲畜因疾病，致死亡者极多。畜牧业延续数千年牲畜传统牧养方式中，饲养卫生不事讲求，传染性疫病极为猖獗。

近代兽疫防治技术未能普遍惠及到边远游牧区域，亦更不可能对大量畜群进行全面有效的防治。宁夏滩羊的饲养方式也是采用终年牧放的形式，每日清晨驱赶羊群出圈，至日落始归。羊群在草原越冬者，选择谷口低洼之地，四周垒石圈之，勿使牲畜入内，保护牧草的生长，待冬季放牧于此。或者，秋季收割青草晒干，用于饲喂羔羊。浓料有大豆及高粱，主要补充给哺乳期的母羊、交配期公羊、断奶期羔羊和淘汰老羊，均以整粒饲喂，而毫无处理。管理方面，羊群固定圈舍均设于沿山草原地带，以向阳、避风、干燥为原则，其建筑均极为简陋。

国内学界对西北畜牧业经营状况有所洞察。王高才认为：“目下西北畜牧之经营，极形粗放，一任老弱牧童终年放牧；而家畜既无畜圈可归，冬季又无贮藏饲料以饲畜，虽遇狂风烈日，冰天雪地之际，仍与酷日严寒相接触，须臾不离，渴则饮溺，冬季饥则啮食雪中之枯草，听其自生自灭，毫不加以人工饲养。”陕西同羊饲养方式，终年放牧，任其自由采食牧草。冬季降雪时节，牧草被积雪掩蔽，羊群圈于舍内给予少量浓料，或饲与农作物秸秆等。至于管理方面，也极为简单，每日上午9—10时，由牧伕1人驱赶羊群至野外，正午12时，使羊群卧于山坡休息，至下午2—3时再行放牧。而至下午5—6时，返归羊舍。

每牧伕可放牧50头羊，牧伕两人则可放牧150—200头羊，且多混牧，公母未能分群牧放。故其繁殖方法，多为任其自由交配，对于选种上毫不注意。发情期母羊往往有重复交配者，公羊交配次数也毫无限制，由于交配年龄过早，以致对于所产羔羊健康与发育，均有很大影响。青海游牧区的畜牧业生产，几乎完全依赖于天然牧地水草之分布，牧区小而牲畜较多之牧族，冬春之际常有牧草不足之虞，老弱牲畜不免死亡，“此不知种植牧草以补不足之害。”

西北畜牧业生产中牲畜传统牧放饲养状况下，极易受到狼害及自然灾害侵袭，牲畜损失也不在少数。再加上，畜群数量较大，卫生状况较差，防疫措施不得当，疫病传染速度极快，牲畜死亡严重。畜牧业传统经营状态下，牲畜品种退化也非常严重，畜产数量及质量低下，畜牧业生产效率下降。西北边陲诸地，夙以畜牧著称，实际生产能力竟有江河日下之势态，牲畜饲养、交配及其管理等，仍墨守数世纪以前的原始方式，牲畜品种遂有日益退化之势态。“斯业沦落已成事实，国民经济日受蹙迫，长此以往，苟不急起直追，加以振兴，不但无与南美诸国争衡之望，且恐适者生存，天演淘汰，国力民生方面，更有重大之降落耳。”传统粗放经营方式是制约西北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故改变其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成为改良西北畜牧业的根本性工作之一。

四、社会动荡与畜牧生产环境失序

近代历史时期，甘青交界游牧民族区域草山纠纷迭起，各部族间械斗不已，民营畜牧业生产环境遭到破坏。甘肃夏河县甘加藏族部落（今甘肃夏河县甘加乡）和青海同仁县的加甲吾部落（今青海同仁县加吾乡），是两个相互搭界的游牧部落，虽有积石山之险，但也阻挡不了两个藏族部落密切的联系。自1724年，为了争夺阿庆达俊垭豁以东、帕浪南畔以西草山，发生械斗以来，近代以来械斗仍未停止过。甘、青地方军阀打着居中调停的旗号，暗中挑唆，使其辖区下的部落头人执其一端，争夺草山，这不但不能解决纠纷，反而加剧了仇恨。其中，1920年发生的第二次械斗中，甲吾部落抢走了甘加部落羊只800余只，牛、马100余头（匹），打死甘加族牧民8人，并放火焚烧了甘加部落阿何寺、尼玛隆寺，烧死喇嘛、民众数人。械斗中，甲吾部落也死亡14人。

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的马麒，在处理两部落草山械斗事件中，大发横财，秉持偏袒青海甲吾部落，打击夏河甘加部落的立场，这给今后更大规模的械斗埋下了隐患。1941年5月发生的冲突械斗中，甲吾洪布和隆务寺襄佐（管家）强行赶走甘加部落马、牛930匹（头），羊1300余只，打死甘加部落15人（内含撒拉族1人，回族妇女2人），破坏帐房5顶。甲吾部落死亡2人，损失牛300余头、羊2000余只，帐房3顶。甘青两省在处理械斗方面均无诚意，特别是主政青海的马步芳，“明调暗挑，阴施其计”，致使双方冲突非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加吾、甘家两藏族部落为争夺草山而引起的械斗仇杀，死亡人口70多名，损失牛、羊1万多头。每当草长马肥的季节，牧民都是“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处于相互戒备状态。

甘南藏区夏河县麦西、阿木去乎等部落与碌曲十二部落素有草山纠纷，连年械斗不息，驻军鲁大昌以调解为名，派兵前往碌曲镇压，进而占领整个碌曲。1946年11月间，青海同仁县铁务族与夏河仁爱族发生草山纠纷。12月7日，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及夏河县政府致电甘肃省政府请求函转青海省政府派员会同勘界，以期平息争端。于是，同仁县政府与夏河县政府在瓜什济寺传集双方当事人协商处理，经磋商并参照地方习惯及旧规，决定仁爱族赔偿铁务族死伤2人命价，互伤1人抵消，双方互相毙伤牛马羊只及损坏枪支议价赔偿，仁爱族被抢马35匹悉数归还，铁务族牧群侵食仁爱族冬季牧场赔偿500两银以抵顶，双方争议地界静候处理。1947年9月7日，又有铁务族67人越境偷袭仁爱族部落，夏河县政府、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为此致函同仁县政府，要求严办肇事者。

近代历史时期，青海河南蒙旗斯柔琼哇部落与今泽库县瓜什则、索乃赫部落争夺纳木翁地区草场，械斗持续80多年，损失惨重。河南前首旗宁木特藏阿柔部落与甘肃玛曲县欧拉地区藏族部落因草场纠纷，屡次发生械斗，至1949年，双方共损失牲畜200多头，牧民伤亡21人。甘青藏边交界的夏河、同仁两县藏族部落甘甲和加吾两部落草山纠纷，历时长达37年之久，解放前双方经年械斗，解放后相互间仇恨仍然很深。“这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有意制造民族纠纷所遗留的恶果。”甘青少数民族游牧部落间长时间的草山械斗，致使牧民伤亡，牲畜存栏数减少，草场退化及荒弃现象加剧，草原鼠害加剧，草原生态环境日渐恶化。

西北军阀政治生态对畜牧业经济具有负面影响。民国时期，主政青海、宁夏两省的马家军阀，强占水草丰美的草山牧地，霸占牧场，还凭借军政势力和经济实力对畜产品强行以低价收购，高价出售，从中谋取暴利。马家军阀对青海民族畜牧业摧残尤为严重。马麒主政青海时期，就对蒙藏少数民族进行屠杀，掠夺牛、羊和毛皮，所俘妇女儿童为其无偿放牧。1932年至1942年间，马步芳相继派部下对果洛藏族同胞前后进行过6次镇压，掠夺各类牲畜不计其数，西北畜牧公司经营畜牧场牲畜大多是通过掠夺而来。例如，在血洗同德县和桑部落时，劫掠马500匹、牛1000头、羊20000余只、羊毛400余驮，即拨归马元海等大通包科及贵德增设牧场之中。

1947年，香庄牧场共有马5800余匹、牛3890余头、羊103200余只、骆驼1300峰，其中由军事掠夺而来的占60％，利用畜牧业税方式征收而来的占20％，由商业债务抵收方式而来的占20％。1948年，国民政府献金运动中，变相掠夺各族牧民马匹4800余匹、牛300余头、羊800余头，交所创办的西北畜牧公司暂代饲养。1936年始，为了躲避新疆军阀的镇压，驻牧北疆的哈萨克族迁往甘青边境游牧，本想寻找一片安乐静土，但又遭到青海马家军阀的赶杀。1940年，马家军队在临近西藏边境的勘布俄博地区，将数百户哈萨克牧民屠杀，并掠夺羊2万余只、牛5500余头、骆驼1000余峰、马300余匹及大量财物等。青海军阀屠杀少数民族牧民，抢夺牛羊及其它畜产品，建立牧场和强占草山牧地，禁止少数民族群众放牧，这对游牧业经济造成了严重摧残。

由于天灾人祸的不断袭扰，青海牲畜存栏数及畜产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33年羊毛产量为1000万斤左右，到1949年减至856万斤；1937年青海全省牲畜总数为1238.1万头，1949年下降为748.73万头，减少了39.5％。青海军阀马步芳还极力控制国营兽疫防治机构，为其军队和私人牧场服务，这就影响了对蒙藏牧民牲畜疫病的防治。此外，青海军阀利用官办商号义源祥、德兴海、湟中实业公司等垄断机构，以低于市场价垄断收购牧民皮毛，高价卖出或供给纺织原料，同时牧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并附有各种差役，残酷地剥削牧民，利用省营西北畜牧公司企图控制青海整个畜牧业生产，从中谋取暴利。

新疆军阀政权历次更迭中，都会造成大量牲畜死于战火或被充作军用，畜牧业生产呈现出衰败景象。从金树仁到盛世才政权过渡中，历经三年战乱，牲畜数量剧烈减少。金树仁主政初期，新疆畜牧业稍有恢复，1928年有各类牲畜共5428125头，1931年后，因战乱影响，牲畜损失达142万头，所余400万头，也因疫病大批死亡。仅骆驼一项，1930年以前存栏数为1.8万余峰，但至1933年仅剩下6800余峰。五年中损失11200余峰，其中，因病死亡的就高达1400峰。

1932年损失5300峰。牲畜减少主要是由于战乱所致，其中不少马、驼、驴被充作军用。尤其，在粮食减产后，军民以宰杀牲畜为食，连年战乱，兽疫流行，牲畜死亡严重。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苏联和新共产党人帮助下通过畜种改良、牲畜保健网、援助牧民牲畜繁殖生产、禁宰耕牛及母畜出口、培养兽医和畜牧技术人才等措施的推行，使得牲畜存栏数和畜产品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盛世才转向南京国民政府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全疆社会动荡不安，各项经济建设受到重创，牲畜存栏率急剧下降。

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间，喀什噶尔行政区蒲犁地区有羊20万头，1944年只剩下3万多头。国民党军队进入新疆后，牧民生活灾难加重，屠杀牧民，抢夺牲畜，仅1945年就达2140余头，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并禁止牧民前往边境地区放牧，致使牲畜牧放草场缩减，牧民群众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42年，全疆牲畜存栏1974.5万头、毛绒产量1.24万吨、各类皮张350万张，至1949年，牲畜存栏下降到1038.22万头、羊毛产量下降到6578.8吨。

民国时期西北匪患猖獗，对牧畜业生产的破坏性亦在所难免。流匪所到之处，农家饲养马、驴、骡等大牲畜被掠夺一空，供其役使，猪、羊、鸡等小家畜被宰食。农村一经匪患蹂躏，家畜及家禽损失殆尽。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陕甘奇荒爆发，陕西关中地区呈现出“牲畜全无，灾荒中农民多将牲畜屠宰售卖，兵匪拉畜，不择牛马驴骡，所遇辄空”的现象。1937年，有溃军窜入青海，损失牲畜不少。“又昔日甘陕各农村之乡民不敢豢养良马，因遇有军队过境，常强拉民畜而去”。

1943年，甘肃陇南发生股匪，猪与鸡、鸭等家畜，均被土匪抢夺一空，宰杀食用。事后，西北羊毛改进处许康祖处长途径其地，夜宿农家，求购一枚鸡蛋也难得。又普通农家，视养马、驴等大牲畜为畏途，并非不想饲养，主要是因为“惧征役耳。”“西北各省迭受灾荒，兵匪变乱，社会不宁，致以近年畜牧事业日趋衰落。”社会动荡，对包括畜牧业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五、余 论

牲畜品种优劣直接关系自身繁殖和畜产质量高低及数量多寡，故发展畜牧业的核心问题在于改进畜种品质，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增加地方及国家的财政收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西北畜种低劣的实际状况，关注西北问题的学界甚至呼吁，要使西北畜牧“现求振兴，更非先改良畜种不为功。”“改良畜牧，首重种畜，种畜纯良，繁殖速，管理易，饲喂经济，产品优异。种畜混杂，繁殖慢，管理难，饲畜耗费，产品恶劣。”倘若，“畜种不加改良，逐渐劣变，以致畜牧事业日益衰退，苟不力图挽救，前途何堪设想。”

20世纪30、40年代，开发西北的思潮日渐高涨，“是开发西北，当以改良畜牧为首要。”鉴于改良畜种的需要，国民政府在陕、甘等地设立了西北种畜场、西北羊毛改进处、陕西绵羊改良示范场、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场等机构，从国内外引进优良种畜，致力于牲畜品种的改良工作。新疆省也设立南山种马场、巩乃斯种羊场、迪化种畜场、昭苏及焉耆种马场等场所，从苏联引进良种畜，推动畜种改良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并将其改良种输送陕甘宁青等省区，助推了国民政府在西北其他地方畜牧改良活动。

各类兽疫发生频率及牲畜死亡程度，直接关系着畜牧业生产的盛衰，是畜牧业生产至关重要的瓶颈因素之一。民国时期，西北各地兽疫频发，牲畜患病率和死亡率均很高，农牧民损失惨重，牧区荒凉残破，农区役用牲畜锐减，农牧业生产凋敝。各类兽疫成为影响畜牧业兴衰成败的最主要因素。为了遏制流行兽疫，国民政府相继设立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西北兽疫防治处及青海兽疫防治处等机构，制造血清及疫苗，派员赴陕甘宁青诸省调查疫情及进行牛羊注射预防。陕西、新疆两省也设立血清制造厂，加强兽疫防治工作。现代兽医生物科技在西北的传播，对改变农牧民遇到兽疫便“束手无策”的现状不无裨益。但是，由于战时国家建设经费的投入有限、牧区辽阔及牲畜数量庞大等，注射防疫工作较为有限，各类兽疫仍然是造成牲畜存栏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畜牧业传统粗放经营方式，不利于牧畜科学管理及品种的改良，而在冬春之际，牧草短缺，牲畜体质羸弱，疫病横行，倒毙者不计其数。尤其是，畜群时常会受到各种自然灾害及狼害等的侵袭，且一旦爆发恶性兽疫，易于扩散传播。西北边地牧业，“既少马厩，又无积草，不失踪则死亡，急宜加以改良。”西北畜牧业生产中的畜群四季牧放式饲养方式，是造成牲畜品种退化、兽疫流行及抗灾能力低下的主要瓶颈因素。故改良西北畜牧，“首宜自定牧始。由粗放之畜牧事业，改进为集约之畜牧事业。”上个世纪30、40年代，国立西北畜牧改良机构与地方各省政府极力倡导畜牧业生产方式改良，试验优良牧草栽培，宣传牲畜卫生，推动畜牧竞赛，发放畜牧贷款等举措，尽管成效不是特别显著，但开启了西北畜牧业经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先河。

民国西北军阀政治生态下，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强占草场，垄断畜产，屠杀少数民族牧民，对游牧社会危害尤其大。甘、青藏区相邻部落间为了争夺草场资源，械斗频发，地方军阀又从中挑唆，导致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游牧社会动荡不已。“不同的历史社会，畜牧必然和政治经济，甚至于与国家的治乱十分有关”。故西北畜牧业之振兴，“端赖社会之治安，使居民咸能安于所业，则西北畜牧业之前途，庶有豕乎！”稳定社会环境是发展经济先决必须的条件，由于民国西北地方军阀政治、频繁战乱及严重匪患等的影响，农牧区社会动荡失序，使得畜牧业生产良好社会环境遭到破坏，这成为其发展外部主要瓶颈因素之一。

【注】文章原载于《古今农业》2021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