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王近山和范弗里特：两人军旅最后一仗，都在上甘岭

真实的上甘岭1：筹划

作者：德衡术

【写在前面的话】上甘岭战役的惨烈，众所皆知，但这种了解或许更多只是限于一些数字和一部名为《上甘岭》的电影。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志愿军与“联军”在上甘岭仅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双方共投入10万余人，伤亡近3万人，消耗的弹药将山头削低2米，将山石炸松2米。光凭这些数字和艺术加工过的电影，其实还远远不是真实的上甘岭。因为每个战士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用来统计的数字“1”。

1951年5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看不到胜利希望的联军向中朝联军提出停战和谈。于是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对峙时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在谈判桌上创造有利条件而实施的。虽然每天都会打打枪、放放炮，但大多点到即止，双方伤亡不大。可是，这一切却因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摊牌计划”而改变了。

范弗里特，1915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依靠军功从底层一步步当上将军的能人。他早年曾参加过墨西哥边界之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默字-阿尔贡攻势，后来因为负伤，离开了一段时间的前线。二战爆发后的1941年，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范弗里特才当上团长，而这一年距离他军校毕业已经26个年头。接着，在随后的短短6年时间里，范弗里特凭借着自己在诺曼底登陆以及进攻德国本土时的出色表现，很快在1947年被提拔为集团军副司令，并成功帮助希腊皇室，为此，范弗里特还获得了山地战专家的美誉，说他是一名宿将，一点也不为过。

范弗里特是1951年4月到半岛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前五次战役的惨烈，他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切身体会。所以他接任司令以后，一直认为联军在三八线上的防御都是被动的，这种被动，导致志愿军频繁以冷枪冷炮和小规模阵前突击等方式大量杀伤联军士兵。他曾经多次向美军远东司令李奇微（后克拉克接任）建议，美军也应该实施小规模的进攻行动来扭转这种被动。可是，无论是李奇微还是克拉克都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朝战的“新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军人。

然而1952年10月初，范弗里特向克拉克提出的“摊牌计划”，却让克拉克难以拒绝，原因是美军国防部在9月30日传出消息，要在3个月后批准范弗里特退休。面对这个曾经屡立战功但是无法更进一步的下属，克拉克决定批准范弗里特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建议。而且，范弗里特告诉克拉克，他的这次小规模进攻行动的目标，只需要2个营的兵力作战5天就能实现。克拉克当时不会想到，这个只需要两个营作战五天的“摊牌行动”，最终会演变成10万人43天的上甘岭鏖战。而范弗里特也不会想到，这场“小行动”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战功，而且让“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历史名词显得更加无能。

志愿军自1952年9月发动战术反击后，联军在整个三八线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和各个兵团司令认为，敌人很有可能发动反击，所以命令一线阵地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到了10月初，在中部战线上，美第八集团军频繁调动更引起了邓华和负责中部战线的三兵团代司令王近山的警觉。可是，联军到底在哪里下手呢？邓华和王近山无法确定。

王近山指挥的三兵团有38军、15军两个军。38军防守在铁原以北地区，15军防守在金化以北地区。因为前期作战38军已经和当面之敌交手多次，所以王近山认为敌人会继续向铁原以北地区进攻的概率很低。而15军防守的金化以北地区，志愿军利用五圣山的地形修建了坚固的阵地，易守难攻，王近山同样认为敌人不会选择此处为进攻方向。他认为，敌人最有可能选择38军和15军的结合部——西方山发起进攻。于是，王近山从38军和15军各抽了1个师的兵力部署在西方山。

有些人喜欢将战争比喻成赌博，因为决定战争走向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即便你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宿将，也不敢保证自己每个抉择都是正确的。王近山的这个部署当然称不上是神机妙算，因为对美国炮兵有着极大信心的范弗里特最终选择了志愿军工事坚固的五圣山作为主攻方向。但是在没有确切的情报之前，王近山调兵遣将堵住西方山这个“薄弱环节”绝对是正确的。

大战之前，王近山独自在作战室里看地图。他从左往右、从右往左，反反复复地研究前线态势，谨慎地检查自己的防御部署有没有“薄弱环节”，渴望找到敌人下一步行动的蛛丝马迹。大战之前，范弗里特从汉城赶到了金化以南美第九军团的司令部。他认真听取了詹金斯司令官有关“摊牌行动”准备情况的报告，一面鼓舞詹金斯的士气，一面向詹金斯阐述这个行动的意义。

然而，范弗里特不会想到，这个自己认为只需要两个营作战五天的“小行动”，最终会演变成自己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而王近山这个1930年参加红军后征战22年的宿将更不会想到，接下来这次战役也将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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