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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死亡捐献能否成为他人生命希望？一文揭晓器官移植的意义影响

第14章 当他们逐渐死去

捐献，为生命的最后时刻增添了崇高的色彩。它不仅是拔出插头，撤掉机器。这是对生命馈赠的延长，是一种回馈，一种传递。这是一种肯定生命的方式，在死亡面前唱出胜利的音符……我们都得到了生命的馈赠，而对这份珍贵而脆弱的礼物的分享，是生命中极为崇高的行为。

——尊敬的爱德华·麦克雷（Edward Macrae）， 纪念其子斯图尔特·麦克雷（Stuart Macrae）

要做器官移植，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有捐献者，活体捐献者或死亡捐献者。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培养皿里培养出器官，或是打印器官，机械性地制造出器官，或用在猪身上培养的器官。但直到这一天来临，我们仍离不开捐献者和他们家人的无私利他精神。在过去十年里，我做过几百例移植手术，取得了很多成功，也有几次沉痛的失败。我感叹于患者和他们家人的坚强，但什么也比不上捐献者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死亡捐献者有两种。最常见的是脑死亡捐献者。这些患者生前可能因心脏病、脑卒中、哮喘发作，遭遇事故或创伤而使脑部血流减少，导致大脑肿胀。脑死亡的原因通常是缺氧（休克、心脏骤停或出血引起的低血压会使大脑组织的供氧减少）。大脑被头骨这个坚硬外壳包裹着，如果它肿胀到一定程度，超过了头骨所能包容的体积，就会疝出（从头骨中溢出）。在某些情况下，大脑的肿胀阻碍了血液的流入，大脑就不会疝出。但不论是哪种情况，脑细胞都会死亡，而患者会被诊断为脑死亡。上着呼吸机的脑死亡患者，心脏仍在跳动，肾脏在产生尿液，肝脏在分泌胆汁，但患者在法律上已经死亡了。因此，我们可以取出他的器官，包括心脏。心脏的获取要等到最后时刻，用十字钳夹住主动脉，让心脏停搏。获取器官时，要将器官灌注，把血液冲洗掉，倒上冰块以降低代谢需求，本质上就是让器官休眠，直到将它们植入新主人体内。但是，只有小部分潜在的捐献者是脑死亡的。

第二类死亡捐献者包括跟第一类一样的心脏病、脑卒中、哮喘发作，遭遇事故或创伤的患者，而且已经无法以符合他们意愿的方式活下去了——或许患者有严重的脑损伤，或是有严重功能不足的心脏或肺，无法为身体供氧。他们的家人（也有很少数情况，是患者自己）决定撤掉生命支持系统，也就是关掉呼吸机，停掉升压药（维持血压的药物）。只有患者迅速死亡，我们才能获取他的器官用于移植。在我们中心，30分钟以内可以获取患者的肺、肝、胰腺，肾脏最多等两个小时。我们通常不会用这类捐献者的心脏，因为在取出心脏之前等待心脏停搏的话，会对其他器官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撤掉生命支持系统后，若患者没有在半小时或两小时内死亡，我们的器官获取团队将空手而归，患者会被送去ICU，可能第二天或两天后会在那里死亡。这类器官捐献方式叫作DCD，全称“循环死亡捐献”（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这是与DBD相对的，后者的全称是“脑死亡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如果DCD患者无论如何都会死，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他们还插着管的时候，在麻醉状态下把他们的器官取出来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撤掉生命支持之前，根据任何界定标准，这些患者都还活着。他们可能病入膏肓，行将就木，或者受到了严重的不可逆伤害，但他们还活着。通常情况下，家人还跟患者在一起，而且会留下来，直到医生宣布他们爱的人已死亡。（而脑死亡捐献者的家属一般已经离开了。）对DCD捐献者来说，即使他们已经被放在冰冷的无菌手术室，完成术前准备，盖好手术单，仍允许家属进入手术室，站在捐献者的头边。这些捐献者被宣告死亡时，家属会被匆忙带离手术室，移植团队则冲进来获取器官。（毕竟，在那种情况下，时间就是一切。）如果在患者达到循环死亡之前就取出他们的器官，特别是心脏，那么患者的死因就会是“器官移植”。相比之下，脑死亡的患者，虽然他们的心脏仍在搏动，但他们已经处于合法的死亡状态。

想到我获取器官的经历，有几个小故事很值得一提。有个小男孩出现了某种很罕见的喉部感染。他那时候两岁，跟我大女儿差不多一个年纪。他一向很健康，有个哥哥，有个充满爱的家庭，有着跟所有小男孩和小女孩一样的梦想、想象力和快乐。几天前他生病了。起初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喉咙痛。但后来他开始喘息、流口水、呼吸困难。他父母带着他赶到医院时，已经太晚了。他的小喉咙因肿胀堵住了，不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从狭小的缝隙里吸进足够的空气填满他的肺。他的大脑尖叫着要更多氧气，他的小心脏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没能再跳起来——心脏很依赖氧气。

在医院，医生把一根细塑料管从男孩狭窄的气道插下去，但他的心脏几乎不动了。他们让心脏恢复了跳动，但他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它肿胀受损，无法恢复了。男孩被连到了一台有气管、喂食管和静脉注射的机器上，理论上说，他还活着，但并不是以他的父母希望看到的方式。不过至少他还可以拯救其他人。

因为还没有脑死亡，所以他会成为DCD捐献者。他的家人和我们一起进到手术室，和他待到最后一秒。（我们会跟家人一起站在手术室里，当生命支持系统被撤下，家人跟患者做最后的告别时，我们会努力让自己和墙壁融为一体。现在，我们会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站着，或者在隔壁手术室等着。）小男孩的父母播放着他的睡前音乐，读着他最爱听的睡前故事。他的毛绒玩具也陪着他，放在家人把他带来医院时用的婴儿床里。

男孩的医生轻柔地把呼吸管从他肿胀的喉咙里取出，他的父母紧紧抱着他，亲吻他的脸庞，他努力喘着最后几口气。然后他们把他放在手术台上，又吻了吻他，走出去了。我们迅速把他切开，取出他漂亮的器官。最初，我们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或者说没能控制住），但开始手术之后，这个小男孩就成了我们的患者，我们的捐献者。我们必须完美地取出他的器官，这是我们欠他的，还有他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接受者。当时参与手术的每个人，那天晚上回家后都紧紧拥抱了自己的孩子。

我还记得自己作为专科培训医师参与的第一次器官获取。我们飞到北部去获取器官，捐献者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死于心脏病发作，已宣布脑死亡。到那儿之后，团队里的一些人进手术室做准备，迈克（医生的助手，器官获取团队的组长）和我去了ICU。我以为我们是要去跟那里的护士交接，可能再检查一下患者，但迈克告诉我，我们要去跟捐献者的家人谈谈。

我感觉心脏堵在嗓子眼。想象一下，一家人围坐在ICU的病床旁哀悼着，床上刚刚被宣布去世的是他们深爱的人，然后一群秃鹫进来告诉他们，要把他们的父亲、兄弟、儿子、朋友带走，去采集他身体的一部分，给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使用。（如我前面所说，我们现在不会在器官移植中用“采集”这个词，我们更喜欢用更温和，听起来没那么像秃鹫的行为的“获取”。）

那天，我们走进ICU等候室，去找捐献者的十几名家人和朋友。虽然他们正经历着或许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悲剧，但能够捐赠亲人的器官，对捐献者的家人来说，常常能从中获得很多。那天在等候室，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微笑，有人牵着手。看到我们进来，他们的脸上亮了起来。迈克首先感谢他们的捐献，然后告诉他们器官采集的工作流程。他特别强调了他们所爱的人将救活多少人，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凌晨将怎样使用这些器官。他们认真听着每一个字。迈克说完后，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器官接受者是谁，来自哪里，移植手术要做多久，他们能不能见接受者，器官会立刻开始工作吗？这是一次美丽的相遇。虽然不能把他们所爱之人带回来，但他的遗产，他拯救的所有生命，将使他的死变得有意义。我们向家人询问了关于捐献者的一些信息，他喜欢做什么，他的爱好，他希望如何被铭记。虽然我们要把他切开，把他的一部分给别人用，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他最敬重的纪念方式。我们以拥抱结束了这场谈话。他们向捐献者告别完，我们把他推出了ICU。

传统上，在开始器官获取之前，我们会先停下来，缅怀一下捐献者。这个环节的参与者通常包括手术室团队、一直照顾患者的ICU护士、麻醉师和外科医生。我们一般会读一篇文章或朗诵一首诗，或者传递一些从捐献者家人那里得到的想法。这个环节常以默哀结尾，许多人会感动流泪。但我们也会感觉充满干劲，甚至有点兴奋。我们是捐献者器官的管理人，要帮助他们把这些至高无上的馈赠变成鲜活的现实。我们肩上担着重任，但我们怀着尊敬和自豪的心情扛下这份重任。在医学的每个领域，我们毕生都在和死亡做斗争，保护我们的患者免受疾病的蹂躏，减轻癌症、心脏病和肿瘤带给患者的痛苦。移植是与众不同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在死亡中收获。死亡是我们的起点。

提到死亡捐献者——我们不会用残忍的临床术语“尸体”（cadaveric）——人们可能会想到死于摩托或汽车事故的人，或突发脑出血的年轻人。但实际上，有许多捐献者死于临床症状，比如蜜蜂蜇刺或花生引发的过敏。也有人死于完全不该发生的事情：有婴儿因父亲睡觉时翻身压到自己而死；有年轻人在家里的楼梯上踏空一步，向后摔倒而死；还有7岁的小凯莱布，原本平常的一天成了他的家人最糟糕的噩梦。

凯莱布家有三个孩子，他排行第二，比自己的哥哥科尔小两岁，比妹妹凯蒂大两岁。他是个快乐、善良的孩子，喜欢和每个家人拥抱。那天是12月的一个周日，这一天的开始比平常要早一些。孩子们的表兄弟留在他们家过夜，睡在科尔和凯莱布的房间里。跟大多数年幼的孩子一样，这些男孩一大早就兴奋地醒来，开始玩耍。大概黎明时分，他们跑到父母丹和莉恩的房间，他俩还在睡觉。莉恩让孩子们到客厅里安静地玩耍，等着一起去教堂。她建议孩子们画点画，或者玩其他想玩的，只要别把妹妹吵醒就行。然后莉恩又睡过去，直到她听到凯莱布着急地拽着丹那一侧的床单——他被什么噎住了。她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起初他还能说话，后来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他们拨了911，把凯莱布带到楼下。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冰暴，救护车过了很久才来。等待的每分每秒，对丹和莉恩来说都是痛苦的。他们一度想把凯莱布扔进自家车里，送他去医院，但斟酌再三放弃了。救护车到达的时候，凯莱布的皮肤已经变成青紫色了。他们从一名救护人员的眼神里判断出，儿子有麻烦了。凯莱布被带到当地的医院，又被迅速转到麦迪逊，进了手术室。医生在他的气道里发现了一个小绿钉，很小，但卡得很死，完全挡住了气流通过。接下来的两天里，凯莱布插着管，靠机器呼吸。

最开始，他似乎有转好的迹象；他一直处于医学诱导的昏迷中，为了让他的大脑从缺氧中恢复过来。治疗团队告诉守在他床边的家人们，他们会在第二天试着把他唤醒，并告诉家人们回家睡个好觉。大家离开后，莉恩去了洗手间，等她回到凯莱布的床边，监测仪的警报响了起来。凯莱布的血压和心率飙升后暴跌。她知道他已经去了。那一刻凯莱布发生了脑疝。

那天晚上，他们全家被带到一个会议室里，医生告诉他们凯莱布已经脑死亡。他们崩溃了。当被问到是否考虑捐献他的器官时，丹和莉恩立刻就同意了。他们需要让自己儿子的死亡中能有一些积极的东西。

最终，凯莱布的8个器官被移植给了等待生命之礼的患者：他的心脏、双肺、肝脏（劈裂移植给了一个幼儿和一个成人）、双肾、胰腺和小肠。这一天无辜死去的这个男孩，拯救了如此多条生命。

12月那可怕的一天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丹和莉恩做得很好，他们多花时间和另外两个孩子在一起，留下一些会永远珍藏的回忆。这些回忆也包括凯莱布的故事。他们想起的更多的是和凯莱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而不是那些可怕的日子。或许他们的回忆里会包括凯莱布器官的接受者的故事。他们希望他的肺每隔几秒就会填满空气，把氧气运送到另一具年轻的身体里；他们希望他的心脏在某个地方仍有力搏动着，为某个男孩或女孩输送血液，让他/她有力量在操场上奔跑。也许有一天，丹和莉恩能听到那有节奏的心跳声。

然后是凯莉。她的母亲雪莉是这样向我介绍自己的：“我们是个五口之家，我的丈夫布鲁斯，我，还有我们的三个孩子。凯莉是我们的大女儿，她17岁时死于一场车祸；蔡斯是我们的儿子，19岁；我们的小女儿肯茜今年17岁。”在雪莉看来，他们现在仍是五口之家。

凯莉离开他们的那天，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一个永远停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日子。7月的那一天，温暖轻柔的风吹得很舒服，微风穿过纱窗，拉着人到外面走走。通常情况下，在这样的一天，雪莉一家会去河边游玩。但她知道凯莉会在中午左右回家，她周末去参加了男朋友那边的一个婚礼，雪莉想知道所有的事情。凯莉早些时候问妈妈，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看看城里的一些地方，她想在那儿拍毕业照。雪莉不敢相信，她的大女儿已经准备好上大学了。

午饭过后，雪莉去买了些东西，拿上了凯莉要她带上的几条短裤。过了一会儿，她的儿子蔡斯进来告诉她，附近的农场里刚刚来了一架医联直升机，他觉得可能发生了事故。

雪莉听着不太对劲。凯莉现在应该到家了。她给凯莉发了条信息，但没收到回复。雪莉和布鲁斯赶去了事故现场，他们最害怕的事发生了——凯莉的车陷在一棵树里，被急救人员包围着。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段模糊的记忆。凯莉的情况很不稳定，可能都撑不到医院。雪莉和布鲁斯坐在等候室，护士时不时向他们更新凯莉的情况，但没有任何好消息。凯莉的状态甚至做不了CT。

凯莉没能活着从创伤处理室出来。她被宣布脑死亡。雪莉和布鲁斯还没缓过神来时，医生问了他们有关器官捐赠的事。答案很简单：“凯莉拿到驾照时告诉过我，她要捐献器官，那时我们就讨论过了。‘妈妈，’她说，‘到了那个时候，我走了，我不再需要自己的器官了。那为什么不把它们捐给别人呢？既然可以拯救别人，为什么不试着拯救一两个，甚至三个或更多人的性命呢？’所以，实际上是她提起这件事，促使我也把自己登记成了器官捐献者。”

凯莉被送进ICU，她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近距离和她待在一起。她的情况十分不稳定，医生和护士尽力维持她的心搏。对凯莉和她的家人来说，等待我们器官获取小组从麦迪逊赶过来的这段时间是漫长的。

“我知道这是凯莉的愿望，”雪莉对我说，“我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那时候，我希望她的心脏能多跳一会儿，让她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想，如果她的心脏那时候停跳了，对我来说是更加悲伤的事。”

对脑死亡捐献者的检查可能要用24到36个小时，然后我们才能去获取器官。除了把器官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医院，有时还需要做侵入性检查（比如肝脏活检或心导管检查）。器官获取团队必须等血液检查结果出来，知道患者的血型、器官功能和可能暴露给接受者的所有感染，包括乙型肝炎和艾滋病毒，之后才能安排去获取器官。凯莉的事故发生在中午，晚上10点左右器官获取工作就开始了，可以说动作很快。

我们把凯莉这种情况称作“先采后验”。因为她的情况非常不稳定，在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先派获取团队取出器官。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只取肾脏。我们会把肾脏放在冷却器里用冰块降温，或者连在泵上用灌注液冲洗，然后等待检验结果。接着我们把接受者带过来，可能12到24小时后就可以移植了。

我们团队到达的时候，雪莉和布鲁斯在跟凯莉告别。虽然她已经脑死亡了，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机会在女儿的心脏还在搏动的时候看看她，看看他们心爱的漂亮女儿。虽然很匆忙，但雪莉生动地记着那一刻，她和丈夫站在一起，穿着手术室用衣，最后一次凝视自己的女儿，然后他们一直等到器官获取完成。没有肾脏（我们团队取走了）、没有眼球（将用于角膜移植），心脏也不再跳动的凯莉被送回房间，然后被运到停尸房。

“我基本上猜到了，他们不会用她的心脏，”雪莉说，“因为它停了很多次。我猜想这样会对心脏造成很大的损害，当然，确实是这样。”但她还是说，“我很希望有个人能得到凯莉的心脏”。

雪莉和家人仍然每天思念着凯莉。这对他们来说很难，但他们终于在不久前回到了凯莉希望他们过的那种生活。我问雪莉，器官捐献是否有助于她的恢复。

雪莉说“是的”，“我认为这是证明凯莉活着的一种方式，也是让人们纪念的一种方式”。她补充说：“而且，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它让我知道凯莉想做器官捐献者。她为别人做了很伟大的事，让那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我感觉自己和那个人是存在某种联系的，通过这种联系，我能感觉到凯莉一直在这里。”

要使移植成功进行，必须规定植入手术和免疫抑制策略，然后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修订。但是，如果不能更好地了解死亡，了解死亡真正是什么，那么这些努力就是徒劳的。出于需要，移植将作为催化剂，展现社会对生命与死亡的感受，以及对生死之间那条线的定义。

1963年6月3日，比利时，鲁汶

在波士顿的默里手下完成三年住院医师培训后，盖伊·P. J. 亚历山大回到比利时。他在罗伊·卡恩之后直接进了默里的实验室，并且在默里1962年那场成功的人体移植手术中，与其他人一起负责准备硫唑嘌呤溶液。当他完成训练，飞回比利时时，他的行李里有一小瓶硫唑嘌呤，以及其他有前景的免疫抑制剂。（是的，那时候把这些东西带上飞机还很容易。）

第二年，亚历山大完成了外科训练，然后说服他的团队继续做临床肾移植。“剩下的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患者，维持好他的状态，等待获得一个可移植的肾脏。”他回忆道：

1963年6月3日，一名患者被送到医院，头部受伤，严重昏迷。患者完全没有反应，虽然给他静脉输入了血管抑制药物，但他的血压还是在下降。他表现出来的所有迹象都符合莫拉雷（Mollaret）1959年描述的“昏迷过度”（无法自发呼吸的一种状态）……莫雷尔教授（外科主任）有相当丰富的神经外科经验，他考虑了患者表现出的神经症状，然后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在患者仍有心跳的情况下把他的肾脏移除。这可能是人们首次从一具仍有心跳的尸体身上取得移植物。幸运的是，那时候伦理委员会还没有成立。

亚历山大把肾脏移植到患者身上，手术就是在获取器官的手术室的隔壁完成的。在手术台上，供肾就开始制造尿液，几天后，患者的肌酐水平恢复正常。

这件事是移植史的巨大转折点。

1966年3月9日，伦敦

移植先驱、爱丁堡大学外科主任迈克尔·伍德拉夫（Michael Woodruff）认为应当组织一次会议，讨论移植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与会者包括默里、斯塔兹和卡恩，以及规模虽小但发展迅速的移植领域中的大多数玩家。在众多问题中，伍德拉夫尤其想在会上讨论的是捐献者的问题。在移植的早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移植手术非常少，因此活体捐献者、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移除肾脏的患者，以及刚刚死去的患者（包括囚犯）可以提供足够的移植器官。当然，从这些途径获得器官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医生必须要等捐献者的心脏停搏，被宣告死亡（当时的死亡指没有心跳、没有血压、没有呼吸），然后获得家属的同意，再把捐献者带到手术室摘除肾脏。这意味着在获取肾脏之前会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肾脏没有血流和氧气。大家都知道，这样会对器官造成不利影响。

在英国，卡恩常常被禁止把这些捐献者带到手术室摘取器官：

我们知道，心脏停止搏动后，必须尽快把肾脏取出来，不然器官就没用了。但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阻碍，手术室的护士长不允许我们把尸体带进手术室，所以我们只能在开放的病房里取出器官。回想这个过程，肯定像一部恐怖电影一样。大病房的其他患者会看到，一群外科医师冲进来，走到一个刚去世患者的床帘后面，在一张普通的病床上给尸体开刀。这样很困难，而且血常常会滴到地板上，病房的其他患者看到后会更加恐惧不安。

在讨论会上，默里发表题为“器官移植：实际可能性”的演讲后，大家展开了讨论。亚历山大站起来说：“为了推动讨论进程，我想告诉大家，面对有严重颅脑损伤的潜在捐献者，我们对死亡的界定是什么。我们在9个肾移植案例中使用了头部受伤患者的器官，那时他们的心脏还未停搏。”接着，他详细描述了这些捐献者要满足的具体条件，包括无反射，无疼痛反应，平直脑电图，以及关闭呼吸机后5分钟内无自发呼吸——换句话说，他给出了脑死亡的定义，只是没用这个词。他的团队还是简单地称之为“死亡”。

亚历山大的话让讨论会炸开了锅。斯塔兹说：“我怀疑我们移植团队的人是否会接受有心跳的死亡。我们一直在讨论这种做法与肾脏异体移植的关系。在肾移植中，对‘仍活着的尸体’的错误评估不一定会导致无可避免的死亡，因为捐献者还能剩一个肾。但如果取出的器官是肝或者心脏呢？是否有医生愿意在人体循环停止前取出一个无配对的重要器官？”

卡恩进一步说：“虽然亚历山大博士的标准在医学上是有说服力的，但根据对死亡的传统定义，他的做法实际上是从活体捐献者身上移除肝脏。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有心跳，他就不能被视作尸体。”

亚历山大多年后描述道：“研讨会接近尾声时……会议主席问有哪些人接受我们的脑死亡标准，并准备这样实践，只有我举起了手，其他人都没有。”虽然亚历山大没能让这些人相信他是正确的，但他在默里的脑海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后者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移植中心工作的、世界上最著名的移植外科医生。

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在努力推动移植发展的，主要是肾移植，也有肝移植。1967年，首例心脏移植成功实施。虽然那时候美国的标准仍然是，在器官获取之前，捐献者要被宣告死亡，但死亡的概念在慢慢发生转变。虽然没有宣扬，但一些医生也开始跟随亚历山大，从“昏迷过度”的患者身上移除肾脏。默里在他的自传中描述：“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死亡？’——全国各地的答案都不尽相同。最令人警惕的是一些医生在肾脏会议上（不清楚是哪场会议）表现出来的立场，他们站起来说：‘我不会等验尸官宣布患者死亡；我会直接取出器官。’”这让默里非常担心。

在那时候，外科医生已经认识到，有心跳的捐献者，不仅在时间和器官的可用性上更佳，移植结局也更好。若捐献者有心跳，器官就仍有血供和氧气，可以继续运作，直到被移出的那一刻。这样，它们在移植后立刻恢复运作的可能性会更高，移植后的运作情况也会更好。随着越来越多的器官移植获得了成功（包括肝移植和心脏移植），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在这个伦理问题上达成共识。（媒体开始指责布莱根医院的医生在器官移植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但并没有什么影响。）

1967年9月—1968年6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亨利·诺尔斯·比彻（Henry Knowles Beecher）将在脑死亡的定义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彻是个神童，是真正的天才，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十分认可他非凡的才智。1936年，比彻成为麻省总医院的麻醉科主任；“二战”期间，他在北非和意大利服役，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最早（1954年）讨论安慰剂效应的研究者之一，强调双盲和安慰剂对照试验的重要性，而它们已经成为现在临床研究的金科玉律。1966年，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伦理与临床研究”的文章，着重介绍了没有真正的知情同意，把受试者置于患病和死亡风险下的多个临床案例。这篇文章让比彻出名了，而且是“臭名远扬”。虽然存在争议，但这是最早的知情同意相关报告，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知情同意指南奠定了基础。

1967年9月，比彻给哈佛医学院院长罗伯特·艾伯特写信，要求他召集学校的人类研究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Human Studies）开会，讨论“无救的无意识患者造成的伦理问题”。比彻写道：“我想你很清楚，由于复苏和支持疗法的发展，我们对垂死病人尝试了许多绝望的努力。有时候虽然获救，但那些是无脑的个体。这些个体的数量在增加，我们也该面对他们带来的问题了。”

会议定在了1967年10月19日。默里也参会了，他建议编纂一个新的死亡定义，而哈佛应该来做这件事。第二天，比彻给默里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建议，并表示同意这件事由哈佛来完成。一周后，默里给他回信：“过去几年，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研究，到现在，这个问题的行动具体化为两方面。一是濒死的患者，二是并非完全相关的，移植器官的需求。”接着，他指出“死亡的医学定义”的必要性，并且要向“神经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麻醉师、普通外科医生以及照护终末期患者的医生征求意见”。

默里回信的下一段强调了他在移植方面遇到的挑战：

你的来信中提到的下一个问题，“社会能承受现在被埋葬的这些器官所造成的损失吗？”是最重要的问题。波士顿乃至世界各地的医院里，有一大堆患者在等待合适的供肾。与此同时，患者被送进急诊病房死了，潜在可用的肾脏被丢弃。这种供求差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不需要医学知识的进步，只需要一个针对医疗专业者、法律专业者和大众的教育计划。

1968年3月14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起草了6份草案，并于1968年6月25日完成了报告。默里为报告的撰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3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在跟比彻交流。最终文件于1968年8月5日发表在了《美国医学会杂志》上，题目为“不可逆性昏迷的定义——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特设委员会报告”。文章开篇就指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将不可逆性昏迷作为死亡的新标准”。作者接着从两方面讨论了这样做的重要性：第一，解决ICU内患者的无效治疗；第二，“死亡定义的过时标准会导致移植器官获取的争议”。

正如戴维·汉密尔顿（David Hamilton）在他的器官移植史中所写，“在正常情况下，被迫切需要的死亡新定义可能会鼓励医疗实践缓慢而有序地转变。但那个时代并不平常：就在哈佛委员会成立后，巴纳德的人体心脏移植手术改变了一切”。不幸的是，在早期的几年里，心脏移植手术结果很糟糕；同时，公众被吓坏了，他们想象着饥渴的心外科医生在他们的亲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要把搏动着的心脏取出来。1967年12月，克里斯蒂安·巴纳德首次施行心脏移植手术时，公众对心脏移植的支持率创下了历史最高；而到1968年12月，支持率已跌入低谷。许多医院不允许器官捐献，而美国对脑死亡概念的接受绝非立竿见影。大概用了十几年，公众的观点才和哈佛委员会达到一致，并接受了脑死亡的定义。

虽然挡他们面前的不仅有同事的不理解（把他们当成疯子，认为他们在杀人），还有他们可能会在监狱里了却余生的风险，但移植先驱们仍旧愿意坚持下去。为什么他们甘愿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让移植成为现实？

每次想到我的患者韦恩，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决心。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刚刚被诊断为ALS（肌萎缩侧索硬化，又叫卢伽雷病）。后来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无力，最后坐上了轮椅。当他无法抬起头或吞咽唾沫，他知道自己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这之前几年，当时他正在考虑捐出一个肾；他希望能让自己的病对某个人来说有意义。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当他到了生活质量特别差、知道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把他带到医院。我们向他承诺，我会把他带到手术室，取出他的一个肾脏（也可能是两个）用于移植。然后他会被送回ICU，一旦麻醉消失，我们就会给他拔管，让他自然死于ALS。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器官捐献而杀死他，但能帮他完成这件对他而言意义重大的事。

随着韦恩身体的恶化，我们医院召开了一次伦理会议讨论他的情况。这次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支持的声音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在我们讨论实施细节的时候，我们的律师分析了这一行动的风险。他们指出，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计划，那么我们医院（我）会被指控谋杀，或至少是加速死亡，第二条指控将由我们州的地区检察官酌情处置。我边读边思考着这份报告，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计划——考虑到法律部门的建议，医院绝不会让我这样做的。想到自己会被起诉，要经历一场审判，或是面临这样的风险，我完全承受不了。我不能因为这个去坐牢，我还有孩子！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斯塔兹时，他给了一个简单的回应：“你刚刚解释了怎样停滞不前……但我们会做下去。”“我们”指的是移植的先驱者们。他补充说：“这就像偷袭，在那些反对者有机会说不之前，就做完了。”我们都应该感谢斯塔兹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的勇气。

1980年，美国全部50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统一死亡判定法案》（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宣告脑死亡在法律上等同于死亡。这一立法对器官移植的成功至关重要。由脑死亡捐献者提供的器官数量最多、结局最好，也使得外科医生能在最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器官移植。从那时起，脑死亡等同于死亡已经成为美国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也得到了公众的接受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