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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4 11:29:12 来源：浏览：

《山海经》是巫书吗？

作者：陈连山

本文来自公众号：燕园1981卌年回眸《《山海经》是巫书吗？》

作者（北大中文系教授）近照

由于内容虚实参半，《山海经》的性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古代学者大致分两派，强调其真实性的一派主张《山海经》归属史部地理类或五行类，而强调其虚构性的另一派则主张归入“小说”类。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分科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不同学科的学者大多根据《山海经》中包含本学科的内容来判断《山海经》的性质。于是，关于《山海经》性质的说法越来越多。“地理志”、“博物志”、“综合志书”、“图腾志”、“历史”、“神话渊府”、“巫书”，甚至于出现了“百科全书”的说法。由于各个学科之间很少沟通，上述彼此不同，乃至于互相对立的说法竟然相安无事，长期共存。

国家图书馆影印《宋本山海经》刻本郭璞序

其中在文学界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倡导的“巫书”说。翻检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谈到《山海经》性质者大都定为巫书。但是，学界也有反对的声音。林辰发现《山经》所记物产与所记神灵祭祀内容在数量上存在悬殊差距，又认定《山海经》全书只是沾染了当时社会的巫术色彩，其本质并非巫术。所以，林辰说：“《山海经》是‘古之巫书’说，其立论逻辑是：夸大《山海经》的怪诞的一面，从而把书中的少数视为多数，将非本质的记载，说成是本质的记载。”<0> 这种批评意见非常尖锐，可惜以读后感形式发表在非正式学术刊物上，十几年来影响寥寥。林辰对“巫书”说的清理比较简略，对《山海经》性质的研究也没有展开讨论。

本文将全面检讨“巫书”说的来龙去脉及有关论据，加以分析批判。同时，我不同意《山海经》可以分属不同学科的说法，当然不同学科可以研究它。一般书籍都应该有一个基本性质，进而归属某个现代学科。简单地根据《山海经》中包含各种内容，就认为它可以分别归属不同学科，我觉得那是局限于单一学科眼光，或回避矛盾的结果。因此，本文最后将依据史料和地理学界的研究成果重申《山海经》的性质是原始地理志。

一、对“巫书”说主要证据的审核

把《山海经》视为巫书，源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间人亦有增益。<1>

鲁迅自幼喜爱《山海经》，成年后买过多种版本。他对《山海经》的喜爱和研究主要是出于文学兴趣。所以，他对其中的超自然内容，特别是神话，非常关注。《山海经》的地理志性质经过《禹贡锥指》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判已经动摇。而据其记录神话最多判断为“小说”或神话书也不符合实际，所以鲁迅提出的这一推测性结论（“盖古之巫书也”）是值得重视的。<2>《山海经》的确具有一定的巫书色彩，山神祭祀活动与巫、祝密切相关，鲁迅的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鲁迅的推测并不符合《山海经》的全部内容。他概括《山海经》所记是“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有明显偏差。《山经》记录“异物”虽多，但是以金银铜铁玉等矿产为主，鸟兽草木也是虚实参半<3>，绝对不都是“异物”。《海经》以下多是远方奇异国族，神灵不多。

当大陆文学界全面发展鲁迅的推测，并断定《山海经》是“古之巫书”的时候，“巫书”说的缺陷就逐步严重了。鲁迅之后，力主“巫书”说的是袁行霈和袁珂两位先生。他们的主要论文是袁行霈先生的《〈山海经〉初探》（1979）和袁珂先生的《〈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1986），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史》（1988）和《中国神话通论》（1991）等著作中也反复强调此说。我将以两位袁先生所提供的主要论据，分析“巫书”说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先生主张《山经》成书于战国初年或中期，《海经》成书于秦或西汉初年，《荒经》以下五篇是刘歆从《海经》分离出来的。袁先生认为：古代巫觋社会地位重要，通晓神话、祭祀、占卜、舞雩、地理、博物、医药等多种学问和技能，而《山经》记录的山川之号、祯祥变怪、鬼神之事、金玉之产正是巫的神话、地理、博物知识。《山经》的药物与药效，是巫觋的医术。巫舞也见于《山经》。所以，《山经》是“巫觋”之书<4>。而战国晚期至秦汉时代，方士之学盛行，夸言海外荒远之地；而正与《海经》所言“海上殊方异域，神人所居，怪异所在”相合，所以《海经》是“方士”之书。<5>

袁行霈先生（北大中文系教授）

我以为：袁行霈先生总结古代巫觋的知识技能是正确的。但是，忽略了其他职业的人也必须具有这些知识技能。以祭祀知识来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最重要的祭祀是天子和国君负责的，并不只是巫觋垄断的知识技能。以地理知识而言，政府更加需要，军事家更加需要。《山经》的内容其实更加符合古代国家政府的需要（下文详论，此处不赘），而不仅仅是巫觋的需要。因此，袁先生从古代巫觋的知识技能与《山经》内容的一致性来立论就存在漏洞。另外，袁先生认为古代巫觋地位重要，但是忽略了这些巫觋的主人。巫觋固然重要，但是在战国时代已经完全从属于政府。他们的知识技能是用来为政府服务的。当时“祀”的重要性已经远远无法跟“戎”相提并论。《山海经》所记物产的军事政治意义在《五藏山经》的结尾处以大禹的口气说得很清楚：

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6>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这段话也见于《管子·地数》。不论二书何者首创此论，它都能揭示《山经》的性质和功能不在于巫术，而在于国事。

《海经》（包括《荒经》以下）内容在今天看来的确很像幻想，跟方士之学有类似之处。但是，战国或更早时期的海荒知识由于交通不便，往往得之传闻，其中幻想色彩必然浓厚。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就是一个例证。方士之学可能就是利用原来的传闻发展起来的，《海经》的时代比秦汉早（我不同意袁行霈先生关于《海经》年代的判断）。因此，不能根据《海经》与方士之学的某些一致之处就判断是它是“方士之书”。我以为，《海经》的知识也是当时国家的需要。例如《周官·夏官》云：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7>

虽然职方氏掌握的远方国族知识未必真实有用，但是，在交通限制下，彼此几乎无交往，这些幻想色彩浓厚的“知识”杂当时并不能得到验证，从而得以长期存在。

袁珂先生对《山海经》性质的论述似乎存在一些互相抵牾之处。其《山海经校注·序》中说它是“史地之权舆”、“神话之渊府”<8>。其《〈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说：“……它是神话与各种文化历史知识杂糅、具有多学科性质的书籍。”<9>但是，这些抵牾之处在“巫书”说之下都统一了起来，因为巫师的知识就是虚实相间的。袁珂先生这篇文章论证鲁迅猜想的方法跟袁行霈先生不同。首先，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托名大禹作，而大禹是巫师之祖（“巫称禹步”），所以应该是巫师托名祖师而作。这个论据比较牵强。大禹也是夏朝开国之君，依据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推论是后代君主托名而作。其次，袁珂先生受到少年时代所见巫师“打保符”活动悬挂各种鬼神图画并在仪式活动中唱出图画内容的启发，认为：以图画为主的《海经》“所记的各种神怪异人，大约就是古代巫师招魂之时所述的内容大概。”<10> 这个论据基本属于猜测，没有说服力。第三，袁珂先生认为《山经》主要本于九鼎图象，而九鼎是奉享“上帝鬼神“和“使民知神奸，不逢不若”的，都与巫术有关。学界对于杨慎提出的《山海经》起于九鼎的说法基本不予采信。夏代铸九鼎只是古史传说。即使周代铸造九鼎，但是九鼎图也无法包括《山经》那样丰富的内容。尤其不可能包括《山经》中存在的大量禽兽的叫声——“其名自叫”、“其声如婴儿”。所以，袁珂先生的这条证据也不能成立。

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通论》中提出四个论据<11>。第一，《山海经》记载巫师活动的地方很多。对此，林辰批判说夸大了巫师活动的数量。第二，《山经》各篇末尾记载了祭祀山神的典礼和祭物，“皆为巫术活动的具体表现。”对此，林辰批评说不仅夸大，而且误解这些祭祀之礼。但是，林认为这些都是“各氏族的风俗”，不一定都是巫师操作。我不同意林辰的说法，因为《山经》的各条山系都是跨省区的，上古时代没有哪个氏族占据这样大的地盘。每个山系的神灵具有同样的模样，享受同样的祭祀之礼；南、西、北、东、中的所有神灵还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显示出内在的统一性。所以，我判断这些祭礼是国家统一规定的仪式（详后）。第三，袁珂先生认为神话是古代宗教的重要内涵，《山海经》所集神话最多，可见与巫教关系密切。我以为完整的神话在《山海经》中不过八条，占全书中所比例不大。而且，这样的知识在战国或更早时代应该是普通人都能掌握的，不必是巫师专有。第四条证据和《〈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中第一条证据相同，我不再赘述。

通过以上逐条审核《山海经》“巫书”说的证据，我认为它们或者事实清楚，但是推论有漏洞；或者事实本身就不可靠。因此，我认为《山海经》“巫书”说不能成立。

我在前边讨论过程一直运用“国家立场”，而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山海经》是民间著作。如果我不能说明《山海经》的国家性质，那么我的讨论就是无的放矢。为此，有必要进一步从正面论证《山海经》的性质。

二、《山海经》性质之我见

我认为《山海经》是远古时代的地理志。上述两位袁先生都不否认《山海经》中包含地理知识，只是根据这些地理知识的幻想色彩浓厚，认为它们不具有实用价值。所以，要确定我的看法，需要克服有关《山海经》地理记载不可靠的三个障碍。

第一，《山海经》中大多数地名不见于汉晋以来记载，难以指示其具体地理位置。这可能是因为古今地名变化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名本来就是作者得自传闻，与真实存在的地名之间存在差异。

第二，《山海经》的地理叙述往往存在很大误差，这在我们看来是确定《山海经》地理志性质的又一大障碍。但是，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研究《山经》记载的山脉走向与里距的可信程度。其结论是：1、各山之间的方向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都不多，多数都是稍有偏离。2、就整经（篇）而言，所载方向一般都基本正确，或稍有偏离，错误的只是个别例外。3、各山之间里距一般都不正确。各经末尾所载全经总里距一般都大于实距，有时可达七、八倍至十几倍，小于实距的是个别例外。4、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最详细最正确，经文里距与实距相差一般不到二倍；离开这个地区越远，就越不正确<12>。虽然存在这些误差，但是谭其骧依然断言：“……《山海经》其他部分可以说都是语怪之书，而《五藏山经》则无疑是一部地理书。”对于《山海经》的地理志性质，地理学界没有争议。

第三，在《山海经》地理叙述中又搀杂了大量的神怪内容。鸡头龟身蛇尾的旋龟，九尾狐狸，三头一身的人，三身一首的人等等。还有各种超自然的神灵，像鸟身龙首的山神，状如黄囊的帝江等等。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想象虚构的内容是确定《山海经》地理志性质的最大障碍。但是，我以为这是鬼神信仰盛行的远古时代的真实写照，《山海经》是原始的地理志，跟现代地理志当然存在差异。在这方面，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的观点颇为通达：“后世以地理知识进步之目光观《山海经》，诚有如《提要》所谓‘百不一真’之概。然吾人试设想原人心理之态度以观《山海经》，则彼离奇怪诞，模糊恍惚之事，在古人心目中，实皆深信而不疑。且其所述事物，虽非全出亲见亲闻，实皆有相当根据与来历，非若小说家之空中楼阁，多凭想象者可比。”<13>在承认《山海经》为原始地理志的前提下，他也没有忽视其中的虚构内容。他的结论是：“总之《山海经》一书，大体虽为原始地理志性质，而内容复杂，方面至多”。<14>我想，王庸的看法，可以驱除神怪内容对判断《山海经》地理志性质的障碍。

九尾狐

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山海经》：“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于是，否定《山海经》的地理志性质，把《山海经》定为“小说之最古者”。四库馆臣以“耳目所及”为根据，其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无可置疑。其实，他们的看法存在一个大疑问：虽然地理学是实践性学科，但是，简单的“耳目所及”是无法看到古代地理景观的。《山海经》描述的远古时代地理景观与今天大不相同，当然不能直接用“耳目所及”来直接验证。何况清代前期历史地理学并不发达，要想确定《山海经》所述地理内容的真实性的确存在困难。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于四库馆臣指责《山海经》“道里山川，率难考据”作出的回答是：“亦其时治之者未精尔。后来毕沅、郝懿行二家，其于道里山川，多能言之凿凿，绝非凭空杜撰。”<15>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山海经》的内容的确大大超出了现代地理志的范围，尤其是其中叙述了许多超自然因素，使其科学性质大打折扣。生物学家郭郛《山海经注证》力图恢复《山海经》关于动植物记录的科学性质，因此，不得不大量删除其中神怪内容。但是，我仍然坚持其地理志性质。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根据。

第一，《山海经》的主要内容及框架结构属于地理志性质。全书完全按照地理方位，逐一介绍山岭、河流、物产、神怪，以及海内外各种人群，是典型的地理志架构。

第二，《山海经》中的怪异内容是远古地理志的共同时代特征。由于远古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宗教迷信居于统治地位，科学不够发达，所以怪物对于当时的人们是一种“真实”存在。他们在地理志中记录这些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决非故意造假虚构。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山海经》，其实欧洲古代地理书也是这样。直到清初，传教士南怀仁等作《坤舆全图》，其中也罗列不少怪物。因此，不能因为《山海经》中存在怪异内容而否定其地理志性质。而且记述怪物并非《山海经》的目的，也不是《山海经》的主要内容，虽然后代一般读者最关心此类内容。人们对于《山海经》多记怪物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其中不太吸引人注意的客观性地理知识，比如《五藏山经》大量客观性质的山名、水名、里距，以及矿物、植物知识。

第三，《山海经》中系统的山神崇拜和宗教祭祀活动是远古时代地理学的天然内容之一。周人把山海资源视为天赐宝藏，为了保有这一切，自然需要那些负责掌管地理资料的官员与神灵打交道。这是当时流行的自然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山神祭祀仪式是出于控制矿产资源的目的而采取的宗教措施。《管子·牧民》云：“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管子》的作者通过发展鬼神信仰来教化民众，通过祭祀山川来强化政令的传播与执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控制矿产资源，《管子·地数篇》又云：“苟山之见其荣（引者注：矿苗）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16>这正体现了这种山川祭祀的实用目的。因此，《山海经》虽然包含宗教内容，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实用性地理志著作，而不是专门的所谓“巫书”。其实，这些纯粹宗教性的内容在书中只是很少一部分，全书主要内容仍然是地理志。所以，笔者以为仅仅根据《山海经》叙述了神怪就否定其地理志性质是不正确的。

从理论上说，《山海经》属于一个十分古老的知识系统，其中客观知识和主观想象混融一体，虚实难分。即使到了《汉书·艺文志》，其图书分类系统也是把科学性质的著作（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与巫术著作（占卜、堪舆、神仙）都列入“数术略”。《山海经》就被归入所谓“数术略形法家”。我们确定《山海经》属性的正确方法应该根据其在原始文化系统中的具体位置和实际功能，而不应根据后来人的观念体系来定。因为后代各种知识系统中，客观知识（天文学、地理学、数学）逐步独立于神秘观念之外，与《山海经》所处的原始文化环境大有不同。所以，后代不同学者根据自己时代的观念来确定《山海经》的性质就出现很多分歧。《隋书·经籍志》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之首。但是，宋代《道藏》收录《山海经》，是把它看作宗教性著作的。《宋史·艺文志》把它归入五行类，视为堪舆巫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归入小说家。现代学者的归类更是五花八门。这一系列的矛盾反映了后代学者根据各自的知识系统来定位这部古书存在的困难。《山海经》的写实因素和虚构因素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那里各有侧重，这是《山海经》学术史上对于此书不同定性的根本原因。所以，后代学者对于《山海经》归属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山海经》在不同时代所发挥的不同功能，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发展状况。

三、《山海经》的国家属性

我认为，《山海经》是地理志，而且是国家统一编制的自然地理志和人文地理志。

《五藏山经》记录各种矿产资源非常之多，仅金属就有金、黄金、赤金、白金、铜、金铜、赤铜、银、赤银、赤锡、金锡、铁等等，其中“多铁”的地方约37处<17>，“多铜”的地方约25处，“多金”（其中大多都应该是铜<18>）的地方约140处，“多玉”的地方约214处。这一切显示出《山经》的作者，或编辑者十分重视矿产资源。《五藏山经》中记录山区物产的先后顺序也值得注意，它对每一山的介绍中一般都是先介绍矿产，金、玉、铜、铁、锡等等，然后才涉及草木、动物等。先列矿产、后列草木动物，这应该是按照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的顺序排列的。这些矿产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并没有特别意义，所以，《山海经》不是民间著作。

前文引用《五藏山经》的结尾处那段大禹谈“国用”的话充分说明了《五藏山经》所做记录的政治意义。地理空间和物产资源是建国的基础，是百姓生活的根据，又是战争发生的根源。有能力者拥有的资源绰绰有余，无能力者资源短缺。国家的得失兴衰，无不仰仗于它所拥有的地理资源。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目的极其鲜明，就是要使国家了解这一切，掌握这一切。

古代国家对于地理资源的实际控制与上述观点完全一致。山、海资源在古代长期由国家专控，即所谓“山海之禁”。主要是控制山区的矿藏——铜、铁之类和海水煮盐。前者是武器和铸币的原料，后者是赋税重要来源，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逸周书》云：“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诸侯国的规模控制在百里以下，同时其中的山、海还不属于诸侯。为的是防止诸侯控制山海资源，萌发造反之心。同时，《五藏山经》又记录全国山脉分布，河流走向，关系到各地之交通（至于其准确与否是另外的问题），也具有军事意义。《周官·夏官》中有专门官员：“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19> 另外，《五藏山经》中记载的怪物，往往有关于战争、丰歉等的征兆。《周官》中的“山师”、“川师”通过了解和控制这些信息来实现对于权力的控制。

《山海经》内容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周官》的政治制度看出一二。《周官》的年代有争议。按照钱穆的考证，《周官》为战国晚年书<20>。其内容反映了周代社会的一些方面。《周官》中有各种掌管地理资料，以便利用其中资源开展工作的官职。例如：

《天官》云：“司书掌邦之六典，……邦中之版，土地之图。”<21>

《地官》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22>

《地官》又云：“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23>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24>

《夏官》云：“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25>

《夏官》又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26>

地图以及其中标记的各种资源成为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掌握的必备信息，可以看出《周官》的作者是多么重视地理知识。而且，这种资料的使用范围还分成不同的等级，司书只掌握本邦国的“邦中之图”，司险才“掌九州之图”，只有大司徒和职方氏才“掌天下之图”，其内容也最为全面。由此可知，这套等级制可能属于机密等级，高级官员才能掌握更加全面的地图。因此，不会让普通人接触这些地理资料，尤其是其中大司徒和职方氏所掌握的“天下”一级的地理资料。仔细体味职方氏所掌握的材料，它与《山海经》全书所写内容具有某种一致性。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自然知识，又有人文知识。这就暗示了与《山海经》同类型的图书的重要性。

从《五藏山经》中系统的山神崇拜和祭祀山神仪式看，它是系统的国家宗教，跟各地自然生长的、彼此差异巨大的民间信仰无关。

古代全国性的山川祭祀活动由天子掌握。《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礼记·王制》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则祭祀山川之神固为国家祀典之重要组成部分，天子祭祀全国所有山川，诸侯只能祭祀自己辖区内的山川。《山海经》中东、南、西、北、中山范围遍及全国。可是其中的全部山神具有相当系统化的外形。《南山经》中的山神的形状分别是“鸟身而龙首”、“龙身而鸟首”以及“龙身而人面”，都有超现实的龙的部分形体，它们之间相当一致。《西山经》中的山神则分别是“人面马身”、“人面牛身”、“羊身人面”，都是用人和常规家畜的一部分彼此组合而成，它们之间也存在一致性。《北山经》的各位山神情况稍微复杂，有“人面蛇身”、“蛇身人面”的，也有“马身人面”、“彘身而载玉”、“彘身而八足蛇尾”，基本采用兽身人面的造型。《东山经》的山神形状分别是“人身龙首”、“兽身人面载觡”、“人身而羊角”，多数采用人身兽面，与《北山经》的神相反。《中山经》的山神形态则是“人面鸟身”、“人面兽身”、“状如人而二首”、“人面而三首”等等。《五藏山经》各位山神的形状基本上都是采用人、兽、龙三者进行组合的结果。这些位于不同地区的神灵彼此相近，不可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地方宗教、民间宗教的神灵，而应该是同属于一种宗教体系，这和前文所言天子对全国山川的祭祀权力是一致的。考察对于这些山神的祭祀方式，也发现它们具有一致性，显然是国家的系统的祭典的模样。

左：三身国，右：三首国

国家控制神灵祭祀权，也是为了巩固对于矿产资源的占有。当时人相信矿产资源等都是山川神灵所赐，人们必须十分虔诚地祭祀山神才能得到矿产资源<27>。

既然是国家地理志，那么为什么不见于当时其他著作的称引？正是由于《五藏山经》记录了全国重要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所以，它属于国家重要材料，甚至可以说是机密，当然不能让一般人随便知悉。私人著作引述它更是不太可能，这是《山海经》在战国时代知者甚少的直接原因。有学者根据其书名直到司马迁《史记》才第一次出现来判定《山海经》成书于秦汉时代是过分使用“默证”造成的错误。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彻底丧失，中国的战乱分裂局面持续了大约500年。周代王官之学流散了，《山海经》大约也随之流入某些诸侯国。各诸侯国需要了解和掌握本国内部和他国的各种资源，当然包括本国和他国的地理知识。举凡山川原野，道路交通、物产人文等等。这是战国时代《楚辞》、《吕氏春秋》等书的身份高贵的作者们能够接触《山海经》，并引用《山海经》内容的机会。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担任左徒。禇斌杰先生考证：左徒在楚国是兼掌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28>。所以，屈原创作《离骚》、《天问》、《远游》得以引用《山海经》内容。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得到了所有“图书”资料。《吕氏春秋》是秦相国吕不韦主持，自然也有机会得到《山海经》。

但是，普通士人依然不能见到《山海经》。因为，地理资料是各国的高级机密，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尤其不允许敌对国插手。《管子·地数》中，管子答桓公问天财地用，云：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29>

伯高答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之方法时，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封山禁山，而且加上宗教手段。其文云：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30>

其下文举蚩尤获得葛卢之山、雍狐之山的“金”（铜）以后造成的战乱为例，说明君主垄断矿产——实际就是战略物资——的必要性。这段话揭示了山岭祭祀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设立祭坛禁止他人获得矿山资源发动叛乱。它表达了《管子》作者对于地理知识及其代表的国家资源的极端重视。

正是出于现实需要，各国也极力刺探对手情况。荆轲刺秦王，就是用燕国督亢之地图作为诱饵。这时的封山祭祀，也与控制矿山这样的理性思考关联起来。原来的宗教祭山活动，现在成了现实政治活动。所以，在战国时代那样的政治局面下，任何全国性质的地理知识自然也会遭到控制。出于政治目的，控制《山海经》的流行也是自然而然的。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中认为：“《禹贡》的著作时代正是《山海经》风行的时代”，即战国后期。但他对于《山海经》曾经风行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所以，王成祖批评此说“显然是一种主观设想”<31>。笔者认为：相对于春秋以前的《山海经》完全封闭于周天子那里，而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已经散布于各诸侯国，那么未尝不可以说：《山海经》的流传范围大了。但是，还没有到风行的地步。诸侯国的执政者也不希望它从自己手里再流传出去。

秦国于公元前256年灭东周，后来又统一全国，如愿以偿获得了“天下之图”以及相关资料。等到刘邦攻入咸阳，这些资料自然落入汉军手中。《汉书·萧何传》云：“沛公（刘邦）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俱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就是地图和相关的书籍。《隋书·经籍志》沿袭此说，并有所增益：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那么，此时的《山海经》应该仍然是满足国家统治需要的重要著作，是一般人无法得到的“中秘书”。

国家图书馆影印《宋本山海经》刻本尾页

注释

<0> 林辰：《〈山海经〉不是巫书——读〈中国神话学〉想起的》，《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8期，第47页。

<1>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9卷，第18—19页。

<2> 孙昌熙：《鲁迅和〈山海经〉》，《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100页。

<3> 参看生物学家郭郛《山海经注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袁行霈：《〈山海经〉初探》，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页。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5> 袁行霈：《〈山海经〉初探》，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6> 铩：袁珂认为当为“币”。见《山海经校注》，第221页。巴蜀书社，1993年。

<7>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61页。

<8>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页。

<9> 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山海经〉新探》，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2页。

<10> 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山海经〉新探》，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

<11>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3页。

<12>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13>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6页。

<14>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9页。

<15>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1122页。

<16> 周翰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17> 学界否定《山经》成书于战国以前的最主要证据是其中出铁之山太多，而根据目前考古资料，铁器在春秋时代不多见，而其普遍使用则在战国中期以后。如袁珂《〈山海经〉写作时地及篇目考》，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第163—165页。此说不确。笔者认为：第一，当时所谓探矿术实际是不准确的，其数字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实际铁矿数字。第二，矿山发现之后还要经过开采、冶炼、铸造等技术过程才能进入使用，所以铁矿的记录比铁器普遍使用要早。第三，考古学发现本身具有局限性。考古少见者不一定少，未见者更不一定就不存在。所以，不能简单根据《山经》所记铁矿多就否定它出于战国以前。

<18> 伊藤清司也认为：“包括赤金在内的金一般应理解为铜。”见《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张正军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5页。郭璞注以赤金为铜，白金为银。

<19>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44页。

<20> 钱穆：《两汉经今古文平议·周官著作时代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62页。

<21>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682页。

<22>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02页。

<23>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40页。

<24>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47页。

<25>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44页。

<26>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61页。

<27> 【日】伊藤清司：《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张正军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

<28> 禇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29> 周翰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