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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印记的？

在莎士比亚的中国传播史和接受史之中，他曾在特殊年代激起了一代人的精神共鸣，比如巫宁坤《一滴泪》中所叙述的特殊年代，哈姆雷特对他的精神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再比如，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先生及其爱人张可二人，在他们的世纪爱恋中共同精撷经典解读，通过阅读和翻译莎士比亚度过特殊年代的精神危机。

下文选自王元化先生与其夫人张可共同编选、翻译的《莎剧解读》的序言部分，这本经典译著收入了夫妻二人共同翻译的西方有关莎剧的评论，包括泰纳、赫兹列特、歌德、柯勒律治和俄国作家对莎士比亚的经典评论。

在序言中，王元化梳理了自己的莎士比亚阅读史，也回顾了莎士比亚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接受史，更呈现自己在不同年代阅读莎士比亚的不同感受。

故而，下文不仅可以看作是私人阅读史，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授权刊发。

王元化谈莎士比亚

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于青少年时期。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不久，这本书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满涛的译笔漂亮流畅，他用了一些北京俗语，用得很恰当，使全书神采奕奕，增添不少生动气韵。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契诃夫的剧本。那时读书界还不像现在，认为剧本只供演出而没有阅读价值。满涛翻译的这个本子是很有影响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剧本。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的剧本并不多。我读了《三姊妹》和《伊凡诺夫》的中译本。另外两本《海鸥》和《凡尼亚舅舅》，我读的是商务印行的加中文注释的英译本。

几乎在差不多时候，也是抗战初期，商务已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几本莎剧。我读了梁译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书前有译者写的一篇长序，序中谈到汉姆莱脱的性格和他在复仇上所显示的迟疑。这个西方莎学所探讨的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五十年代初，我以它为题，写了一篇探讨汉姆莱脱性格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初，和那时写的论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编在一起，作为《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第一篇。张可将这部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誊抄在朵云轩稿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文革”初我害怕了，在慌乱中将它连同十力老人几年来寄我的一大摞论学信件，一并烧毁了。现在我只能简略谈谈留在记忆中的大致内容。

在那篇《汉姆莱脱的性格》中，我认为造成汉姆莱脱的迟疑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的懦怯，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大变化。这场变化来得太突然、太急骤了。父王的暴卒，母亲改嫁给有篡弑嫌疑的叔父，而这位奸诈的叔父马上登上了王位……和平恬静的生活立刻变得严峻起来。世态的炎凉，处境的险恶，朋友的背叛，是这位从小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王子所无法承受的。他惊恐地发现脚下布满陷阱，随时都会陷落下去。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他需要迅速地弄清每一变故的真相，去追索它们发生的原因，而摈弃已往盲目的热情，无邪的童稚，他很快地成熟起来，一下子由幼童变成了成人。

我在这篇文章中曾援引了海涅的一段话，大意说：堂吉诃德将风车当作了巨人，将马房娼妓当作了贵妇人，将一场傀儡戏当作了宫廷典礼。而汉姆莱脱相反，从巨人身上看到了风车，从贵妇人身上看到了娼妓，从宫廷典礼看到了一场傀儡戏。海涅的理论文字，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又具有诗的魅力。这是一般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直到今天我读他的哲学论文的时候，仍从心里升起一股暖流。我在文章里，还援引了歌德在《威廉·麦斯脱的学习时代》中的一段话。书中人物在排演汉姆莱脱时说：“莎士比亚是要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承担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的结果。……就像一棵橡树种在一个贵重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便碎了。”这些议论是威廉·麦斯脱作为导演和他的同伴在探讨剧本时说的，但颇可见出歌德本人的观点。歌德和海涅对于汉姆莱脱的分析，虽然文字不多，却都言简意赅。

《莎剧解读》（“王元化著作系列”之一）歌德等著，张可、王元化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过去的那篇文章，由于出于同情和耽于辩护的立场，过分强调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汉姆莱脱的迟疑犹豫。(别林斯基论汉姆莱脱就是把他说成具有坚强的性格，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涂了毒的箭”。)当我细细思考歌德和海涅的话之后，觉得汉姆莱脱的迟疑犹豫，除了归结为环境的急骤变化外，也应考虑他本身的因素。每个人在迎接同一环境挑战时，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里就有人的性格所起的作用。环境固然是性格形成的重要的原因，但遗传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我写了《汉姆莱脱的性格》以后，对莎剧仍说不上有真正的爱好，不过我开始不再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位夸张做作已经过时的伟大天才了。从本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好运。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有不少人是以弘扬文艺复兴精神自命的，可是他们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这位代表人物，却显得十分冷漠，尚不及对外国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

胡适在二十年代初写的日记，有几处谈到莎士比亚，说他“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而莎士比亚的“几本哀剧”(悲剧)，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他认为，近代大家决不会做《奥瑟罗》“这样的丑剧”。又说，他实在看不出“那举世钦仰的《汉姆莱脱》有什么好处。……汉姆莱脱真是一个大傻子!”鲁迅虽然没有这样激烈的贬莎论调，但莎士比亚并不是他所敬仰的西方作家。他没有写过专门谈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当论战的对手提到莎士比亚的时候，他才涉及他，说《裘力斯·凯撒》并没有正确地反映罗马群众的真实面貌。

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喜欢莎剧，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了近代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方式，而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胡适和不少人大抵都是如此。

我这一代人的文学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化观念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不能脱离五四的影响。具有浓厚意图伦理的五四人物，在文学思想上多重功用。胡适当时所喜爱的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我真正开始涉猎文学作品是在四十年代，比五四时期晚了二十年。当时易卜生的剧本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文学爱好，我喜欢的是契诃夫。

无论是契诃夫的剧本还是别林斯基的自然派理论，都使我对于表现平凡日常生活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不用说，在这样的对比下，我的偏爱很自然地会倾向契诃夫，而不是莎士比亚。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

一九四三年上海国华剧社在金都戏院上演曹禺改编的《家》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剧评，收入我最早的一本论文集《文艺漫谈》中。这篇文章有这样一些说法：“《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

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当时我正年轻气盛，我的偏执使我在艺术鉴赏上也蒙受影响。

我通过撰写《汉姆莱脱的性格》，已开始感到它是耐人细细品味的作品，而绝不是那些俗文俗作可以比拟的。一部作品倘使不能唤起想象、激发你去思考，甚至引起你用自身的经历，去填补似乎作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的那些空白或虚线，那么这部作品就没有多少可读的价值了。汉姆莱脱的犹豫迟疑曾引起我思考，从最初读梁译，到写成那篇文章，将近十年。这说明它是一部耐人慢慢寻味的剧本。

不过，我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了爱好，却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审查一年后，我被准许读书。我将自己的阅读范围很快集中在三位伟大作者的著作方面，这就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我以极其刻板的方式，规定每天的读书进程。从早到晚，除了进餐、在准许时间内到户外散步以及短暂的休息占去极为有限的时间外，我没有浪费分秒的光阴。这样全神贯注地读书，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布隔离结束为止。这是我一生中读得最认真也受益最大的时候，此后不是由于外在的干扰，就是由于自己的分心，再也不能专心致志地读书了。

那时我所读的莎剧，最引起我关注的是《奥瑟罗》，这个剧本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的全身心都投入到奥瑟罗的命运中去。在隔离审查中，由于要交待问题，我不得不反复思考，平时我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还是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的内心充满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中，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在一篇自述文章中，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

这就是我读《奥瑟罗》那时的心境和思想状况。当我读到第四幕奥瑟罗的一段独白时，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使我激动不已。在这场戏中，奥瑟罗遣走了陪伴苔丝狄蒙娜的爱米利娅，台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奥瑟罗被苦恼重重击倒，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从内心深处发出叹息：“要是上天的意思，要让我受尽种种的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主义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

我再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他那繁缛的充满隐喻与双关语的枝叶披纷的语言，他那多少显得有些矫饰留下了人工造作痕迹的戏剧技巧，这些因时代风习使作品在形式上受到局限的斑痕……要紧的是他写出了人和他的灵魂，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值得读者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呢?任何作品的形式都不可能臻于至善至美，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换，但人类心灵中所闪烁的光芒却是恒久的。……我不想把那时一些想法都当作可以代表我的成熟思想。一年多隔离审查的幽居生活，在发生精神危机之后，我的神经系统出现了一些异常征兆，嘴角歪斜了，舌头僵硬了，说话变得含混不清。但我觉得在孤独中我的头脑似乎变得更清晰，更灵敏。由于感情长期被压抑不得抒发，一旦激动起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那时我也意识到必须抑制自己，但我的想法仍难免有夸大或过火的地方。

我对奥瑟罗所产生的强烈共鸣，仔细分析起来，和我从小所受到的教养有着密切关联。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往往成了这一代人的悲剧。但不管怎么样，结果却是，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奥瑟罗这个人物，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显示了人性中某方面的弱点。

这位后来成为我膜拜的伟大作家，曾满怀悲悯地向上天发问：“为什么上帝先要让人有了缺点，才使他成为人?”(大意)这句充满人道感情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发出回响。奥瑟罗确实是嫉妒的，但是如果不明白这出悲剧的波澜壮阔的背景，就不会明白这出悲剧的性质。戏一开始就埋伏下了这对情人的最终命运。他们违反当时社会常规的爱情，其本身就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这种不问出身、门第、肤色、礼法与习俗的婚姻，竟然发生在威尼斯贵族社会里，这是可以想象的么?然而这种不讲世俗利害，不顾舆论偏见，只是基于爱情的婚姻，偏偏冲破重重障碍得以实现了。但命运捉弄人的地方却是在成功中就已埋下日后必将破灭的种子。

戏开场不久，勃拉班旭向公爵控诉奥瑟罗用魔法蛊惑了自己的女儿的那些长篇议论，可以说明这场婚姻是不能用当时社会人人恪守的正常情理来判断的。而奥瑟罗的辩解：“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我为了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则可以说明这种爱情的理想色彩已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所能接受可以理解的限度。这种似乎来自天上的爱情，一旦和现实社会的坚硬顽石相冲撞，焉能不败?对于奥瑟罗本人来说，这爱情的获得也是他料想不到的，所以当他获得这种意外的幸福之后就更加珍惜它。而它一旦破灭，就使他备觉惨痛。

重读《奥瑟罗》以前，我还读过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写的导演《奥瑟罗》计划的中译本。解放后，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已成为我国最被尊崇的戏剧大师，他的表演体系被视为必须坚守不渝的法典。不但话剧界如此，戏曲界恐怕至今还有一些人心悦诚服地用它作为改革传统戏曲的尺度。但是我对这位大师的文学鉴赏能力却有些怀疑。他所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被称为契诃夫剧院，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但他并不懂契诃夫，他是依靠丹钦柯的解说和引导才逐渐懂得的。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毕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家，他曾不加掩饰地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出这一情况。在《奥瑟罗》导演计划中，他说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的爱情是由于奥瑟罗在凯西奥的帮助下，两个人处心积虑地用了种种手段才得以成功。史氏这样强古人以从己意的阐释是我不能接受的。他没有理解那场爱情有着违反当时社会常规的理想性。其实，这一点在剧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奥瑟罗在针对勃拉班旭指控时所作的自白说：“我的言语是粗鲁的，一点不懂得那些温文尔雅的辞令。自从我这双手臂长了七年的膂力以后，直到最近这九个月时间在无所事事之中蹉跎过去以前，它们一直都在战场上发挥它们的本领；对于这一广大的世界，我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也不能用什么动人的字句替我自己辩护。”

奥瑟罗没有恋爱的经验，更不懂恋爱的技巧。他爱的对象是他从未接触过而在传说中又是十分神秘的威尼斯少女，要他玩弄恋爱技巧，纵使有凯西奥助他一臂之力，把这位少女赢到手，这是可能的么?原著中留下了哪些笔墨，哪怕是一点点暗示，可以作为这两个人玩弄爱情解数的证据呢?这出悲剧的末尾真相大白，奥瑟罗临终前的告白是这样光明磊落，使人不得不对这个犯了弑妻罪行的人产生了同情：“……当你们把这种不幸的事实报告他们的时候，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珍惜自己的名誉，固然令人钦佩；珍惜公正，则更令人敬重。我在隔离时期读这个剧本时，这也是其中最令我感动的章节之一。它在我心中唤起的强烈情绪，一直保持着最初的印象，久久没有消逝。二十多年后，我在写《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时，再一次引用这段话作为论文前的题词。

一九五七年隔离结束回到家里，莎剧研究中辍了。我得到组织上的批准，到华东医院去看病。经过粟宗华和夏镇夷两位医生的诊治，病情逐渐好转。

我再读莎剧，首先感到的是他的艺术世界像海洋一样壮阔，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别人所表现的只是生活的一隅，他的作品却把世上的各种人物全都囊括在内。我不知道他凭借什么本领去窥探他们的内心隐秘，这是对他们胁之以刀锯鼎镬，他们也不肯吐露的。当时我最喜欢读他的历史剧。继大宪章时代的《约翰王》之后，他将他那时期的近代史全部载入了他的戏剧史册。其中有表现英法百年战争的《亨利五世》，也有表现红白玫瑰战争的《亨利六世》等。他使这些历史人物复活了，这是任何历史著作做不到的。后来我读到达尔文的自传，发现达尔文也十分喜爱这些历史剧。他说，直到他从事进化论研究，头脑完全用在研磨事实的理论思维方面，他才丧失了这种阅读的愉快，为此他感到十分遗憾。

我应该提一提《李尔王》，因为这出戏启发了我去理解《长生殿》中一个长期聚讼不决的问题。李尔开头以帝王之尊，在划分国土给三个女儿时，显示了一个国王的专横与任性。但是当他交出王权，经历了人世的苦难之后，他身上的人性的东西渐渐觉醒了。《长生殿》究竟是一出歌赞爱情的戏，还是一出政治谴责的戏?这两种看法在戏剧界形成了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对立意见。认为《长生殿》是歌赞爱情的人，举出《闻铃》、《哭像》等折作为例证。认为《长生殿》是政治谴责的人，举出《舞盘》、《窥浴》、《进果》等折以为例证。两方面各执一词，争辩不下。

那时，我读了《李尔王》，忽然有了一种想法：李隆基是不是和李尔王一样，也是在失去帝王的权力之后，经历了一场人性复归的蜕变呢?他做皇帝时过的是荒淫的生活。——就这一点来说，认为《长生殿》是一出政治谴责的戏是对的。等他交出帝王的权力，人性在他身上复苏了，从而他的爱情也变得贞洁起来。——就这一点来说，认为《长生殿》是一出歌赞爱情的戏也是对的。上述两方面错只是错在偏执一面，而不知道《长生殿》也是在写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境遇下所经历的变化。其实只有如此，才使这出戏的主题思想驾凌在简单的政治谴责或简单地歌赞爱情之上。我一直想把我的想法写进文章里，但始终没有动笔。

回家后我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这成了我在当时的一种乐趣。我从外文书店买回了Charles Jasper Sisson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这家书店的旁边是生活书店的旧址，现在改为一家专卖外文旧书的书店。那里的旧书真不少，还不断有新的进货，书价也不贵。我除了买回来柯勒律治、赫兹列特的专著以及从班·琼生到十九世纪莎剧评论名篇的选集外，也买回了泰纳的巨著《英国文学史》(凡隆的英译本)。这部书的第二部第四章是专门论述莎士比亚的。张可迻译的泰纳《莎士比亚论》就是据此。

那时我知道海外莎学号称两大学派，一是英吉利学派，一是德意志学派。在上世纪，这两个学派为了争做莎士比亚的最早发现者，曾发生过一场争论。前者以柯勒律治为代表，后者以席勒格为代表。席勒格著作的英译本很难找到，我请书店的熟人帮忙。一天，他兴冲冲地向我说，他们店里收到一部席勒格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附有精美的插图。但由于书价过昂，我终未买回家去。但是，我急于想要找到的席氏有关莎剧评论的英译本，却意外得到了。这就是他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这书是朱维基借给我的。那时朋友很少来找我了，朱维基却是少数来找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一天我向他谈起很难找到席氏莎剧评论的英译本，他说他有一本，下次他来就慷慨地把这本书借给我了。他在“文革”中死去，距今已快三十年了。然而这部书和他赠送给我他所翻译的但丁《神曲》、拜伦《唐璜》，仍保留在我处。那时张可也在多方搜罗海外著名莎剧评论的英译本。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的英译本，就是她借来的。书一借到，她就立即动手翻译。这样我们搜罗的资料渐渐丰富起来。

我们收集资料已有了一点眉目。那时张可正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从事莎士比亚的研究。我和她在谈论中，渐渐形成一种想法，就是莎剧研究最好先从西方莎剧评论的迻译入手，因为这方面工作几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到。

张可译完泰纳的《莎士比亚论》，要我从文字方面为她校阅一遍。我略略作了一些润饰，主要是借古代文论惯用的语汇，去修订那些过于累赘而又含混不清的表述。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的经验，使我的兴趣增加了，我决定也来翻译西方莎剧评论，使这项工作进行得快一点。我的英语水平是不能对付莎士比亚的古老文字的，但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目前没有人去做，所以也就抱着日月出而爝火熄的想法黾勉以赴了。好在我碰到了疑难可以请教父亲。我为书店做些翻译工作时，由亲戚介绍，聘请了一位曾在教会任职的李仲道先生作为咨询。当时一些最好的翻译家如傅雷、满涛等，也都各有他们的咨询。李先生虽然不是学文学的，但他从小就有优良的英语训练，年纪又不太大，可以细心去查找工具书，因此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研究工作中，也感到了命运的播弄，我和张可在读莎剧和翻译莎剧评论最起劲的时候，多么希望能有一部莎士比亚辞典，可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要买到这类外文著作是难以想象的。十多年后，“文革”已经结束一年多了，张可正在负责编辑学校的校刊《戏剧艺术》忙得不可开交，而我正在最后修订已准备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而无暇旁骛，这时候张可的姑父袁濬昌从美国寄来了Alexander Schmidt编著的《莎士比亚词语字典》上下两大册和William Dodge Lewis编著的《莎士比亚语录》。我们收到了袁姑父从海外寄来的这份馈赠是多么高兴，又是多么遗憾。要是十多年前有了这些书该多好，我们将全神扑上去，这将使我们的翻译工作得到多大的帮助。可是现在我们无法享受这种乐趣了。

夏天来了，上海的炎热，使人气闷。张可在一次系里开会的时候，突然中风，被同学抬到附近的公费医院进行抢救，等她从昏迷中醒过来以后，就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一直没有恢复。而我也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可能再潜心研读莎士比亚了。所以袁姑父送我们的这几本书，虽然曾经是我们渴望得到的，但时机已错过。当我们非常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它们；等到我们有了它们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去读它们用它们了。

作者：王元化；摘编：萧轶

编辑：木子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