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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迦陵：无效也要做，伊朗的逮捕令意欲何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6月29日，伊朗宣布对击毙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相关36人发出逮捕令，同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调查，针对若干人等发布“红色通缉令”，其中包括被控“头号杀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罪名是“谋杀与恐怖主义”。国际刑警组织则在同日公开响应，表示为求政治中立，不会考虑伊朗的请求。

综观国际舆论，各界多视伊朗此举为宣传大过实效的政治操作，既不认为美国会认真看待此事，也不相信伊朗能真正逮捕、起诉任何一位官员。然而伊朗被国际孤立多年，对此自也了然于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伊朗此时发难，打的多是国内政治的算盘。

当苏莱曼尼成为烈士

首先，苏莱曼尼之死并非单纯的官员身亡，而是起带有“殉难”色彩的政治事件，并在时空背景催化下，化为伊朗近年罕见的烈士政治符码。政府如今旧事重提，并非真要逮捕特朗普，而是有意借苏莱曼尼的“悲剧英雄”叙事，召唤国内“一致反美”的团结情绪，进而复制年初的逆转模式。

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降落伊拉克，却随即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内遭遇空袭，命丧火海。美国事后坦承动手，理由是苏莱曼尼疑似计划“攻击驻伊拉克美军”。这种莫须有的说辞不仅无法服众，也令伊朗民族情绪一路飙升，达到近年的罕见高峰。

彼时的伊朗刚镇压完反油价调涨示威，死于枪下的亡魂，至今仍是未知数，人潮散去后的街头，溢满了反政府的血腥味，国际甚至期盼一场伊朗版颜色革命再临。但当美国导弹轰向苏莱曼尼，一切悄然逆转：原先盘据街头的怒火仍在，却几乎全被纪念烈士的话语所袭夺；神权政府原本岌岌可危，却在宿敌的恶意下获得救赎。苏莱曼尼之死就像场残酷的羽化，以肉身炼出伊朗的反美氛围，既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也暂缓了国家动荡。

综观伊朗历史，苏莱曼尼并非成全烈士叙事的唯一角色，而要能动员民众集体哀悼，甚至暂忘仇恨拥护政权，除了个人崇拜与民族情绪外，伊朗尚有一得天独厚的政治传统，那便是根植于什叶派信仰深处的烈士情结。

公元680年，穆罕默德外孙、什叶派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于卡尔巴拉战役中阵亡，逊尼派的主导地位由此确立；被迫成为少数的什叶派则铭记此役，并在世世代代的口传记诵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代表叙事，将侯赛因的慈爱虔诚、追随者的忠心不二、逊尼将领叶齐德（Yazid I）的残忍狡诈等，加以抽象概念化，由此建构出什叶派的“被压迫者”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了哀悼、自苦、至卡尔巴拉朝圣与纪念殉教者的传统。

这般特殊的信仰实践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放眼中东各国的什叶社群，常可见信徒于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日（Ashura）当天集体哭泣，并且自我责打、鞭笞，甚至以刀具自残至鲜血淋漓，为的便是铭记侯赛因等烈士经历的苦难，以及透过对苦难的体验，寻求精神与信仰的超越。

从伊朗革命到两伊战争

当伊朗于1979年爆发革命后，这种以侯赛因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实践便迅速政治化。早在革命前，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支持者便将沙阿（伊朗国王）描绘为叶齐德，将霍梅尼塑造为拯万民于水火的当代侯赛因，故在霍梅尼被捕后，许多群众纷纷以白布裹身，表示愿做霍梅尼的烈士；革命之后，掌权的教士垄断了烈士叙事，并将其挪用为政治意识形态，开始了无数的动员，最著名的案例便是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起于伊朗与伊拉克间的长年矛盾，最后导致了近百万人的牺牲。战火之下，伊朗政府建构了三层次的烈士话语，即与伊拉克的战斗是为守护国家、捍卫革命与保存什叶信仰，故人人都是烈士，日日皆为阿舒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则接棒沙阿，担起“当代叶齐德”的身份，成了伊朗众人的讨伐目标。

当年的动员相当成功，伊朗可谓举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热中。彼时西方普遍认为战事将导致革命卫队撤出大城，进而令民间的反伊斯兰革命势力再起，最终推翻神权政府；没想到结果完全不如预期，绝大部份民众不仅团结一致，甚至加入政府筹组的民兵组织巴斯基（Basij），成为前线人海战术的一员，牺牲性命排除地雷、吸引敌方炮火。政府也趁此期间扫除了民间左翼、反战学生势力，令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而在爱国激情外，烈士政治也需要美学的土壤烘托化育，故在八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街头涌现了无数烈士壁画。这些作品由伊朗革命卫队、烈士基金会、伊斯兰指导部、库姆神学院宣传办公室等单位直接赞助，后者甚至规范了一套完整的绘画范式，要求画家务必遵照，以准确表现烈士精神。

壁画的用意，在于向民众传递此一讯息：烈士们的肉体已经消亡，但精神将永远存在。此一现象，既象征烈士叙事对战争记忆的宰制，也意味着神权政府对符号的完全掌控。

故这些年来，除了两伊战争的阵亡军民外，凡是政府意欲标举的“爱国亡者”，便会以烈士之姿出现在建筑墙面上，例如对发展核技术有功的已故科学家、命丧恐袭的记者与官员，甚至是策划暗杀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军官哈立德·伊斯兰巴里（Khaled Eslamboli）等。苏莱曼尼也不例外，自其身故起，伊朗政府便委托艺术家为其绘制纪念海报与壁画，并聚焦在其与侯赛因相会的场景上，通过互联网广为发布。

资料图来源：khamenei

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记忆逐渐远去，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经济与阶级结构困境，烈士政治这张牌，显然不再如过往管用，就算苏莱曼尼本人的确亡于美帝阴谋，此事的动员力度也已难达80年代规模。

被阶级割裂的革命现代性

根据伊朗神权政府的历史叙事，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解放了位处底层的“被压迫群众”（mostazafan），就现实发展观之，也的确如此。神权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计划与社会政策，既扩大社会支出建设贫困区，也普及中等教育，让伊朗的国民识字率上升到了98％。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动员，则提高了中下阶层群众的“赋权感”与“主体意识”，尤其是两伊战争期间，即便伊朗伤亡惨重，仍以鲜血沃出了革命的现代性。

然而这般意识，随后却走上了吊诡的分裂之路，并导致了烈士政治话语的部分失能。首先，石油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美国日渐严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场急遽萎缩，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贫的底层阶级，包括工人、巴扎（市集）小贩、蜗居市郊者等。而其生活虽苦，却多为意识型态上的保守派、神权政府的拥护者，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清真寺。

此外，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卫队与技术官僚的崛起。在国际多年制裁下，革命卫队已从初期的军事部门茁壮为巨大的经济集团，不仅经营建筑公司，垄断大型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也控制港口与边界，管理进入伊朗的货物；技术官僚则透过自身专业，发展裙带关系。此一阶层者，内心未必有虔诚的信仰，也未必让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发展，但往往倾向维护神权政府的话语权，支持现有秩序。于是极富与极贫者，原本看似为两世界的居民，却在支持烈士话语上意外契合。

然而，在经历长年的政治动员后，伊朗社会也涌现一批具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其追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认为高压的宗教纪律已无法响应当代伊朗的社会需求，故对神权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叙事相当不耐，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进程。

在此一群体中，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如今许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为拍美照上传社群媒体，而非作礼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术馆、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有些人家中更装有卫星电视，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经营的电视频道，甚至私下酿酒、购酒。其与极贫极富者的政治光谱歧异极大，对烈士政治的话语也是普遍疏离、厌恶，是为革命后的另一种现代性图景。

然而近年一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却让上述几种革命现代性意外驳杂，使得平日里对宗教相对冷漠的中产青年们，运用了什叶派的烈士叙事来反政府，其便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

2009年，德黑兰，示威群众聚集在维里阿瑟广场（图/维基百科）

当民间与国家竞争宗教话语

绿色运动起于民众对选举舞弊的不满，在当时西方满怀期望的凝视下，又被称作“绿色革命”、“波斯之春”，以符合颜色革命与民主化的想象框架。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视角观之，在这场骚乱中，许多青年重复的，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的烈士范式，只是此次的叶齐德是神权政府，烈士则是死于枪下的牺牲者。

综观当年街头，象征伊斯兰与侯赛因的绿色成了示威主题色，许多平日不怎么关心宗教的青年，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绿色头巾，举出绿色旗帜、横幅，甚至画上绿色眼影、指甲油，接着爬上高处大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独裁者下台”等，1979年时，示威者的口号是“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这次则换成了“独立、自由、伊朗共和国”。

在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枪口下，这场运动最后烟消云散，但示威者们在城市多处留下了绿色标语及涂鸦，让巴斯基清理时疲于奔命，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时出现的绿色手印与血手印，手印五指分别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玛、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时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码：侯赛因。而命丧枪口的女示威者内达·阿格哈·索尔坦（Neda Agha-Soltan），则被反政府阵营封为烈士。

对中产青年而言，在这场运动中，其传递了心中最深层的愤怒：反对国家垄断宗教话语，不论是对烈士的形象塑造，抑或是对宗教象征主义的运用，并以此向大众争取政治合法性。

在许多伊朗青年看来，信仰的实践应当个人化，而非由国家以集体主义的形式灌输，故其反对政府禁酒与强制包头巾，对烈士政治的回应也充斥着类似情绪，认为这种场面庸俗又牵强。但许多人并非真对烈士的贡献全然麻木，而是厌恶国家系统性地广设烈士壁画与符码，连地铁站与街角都不放过。

对许多青年而言，国家的宗教戒律已与政治权术工具无异，虽说其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往往有过度浪漫的倾向，但这些人毕竟没有参与1979年的革命，就连对两伊战争的记忆也是从教育得来，与上一代相比，自然难有共鸣。

而神权政府其实对此并非毫无意识。自1979年革命以来，其能在西方无数次的预言、诅咒、攻讦中屹立不倒，靠的不仅仅是石油与革命卫队，更有对国家记忆的编写，意即将“伊斯兰的生活形式”化育为新代伊朗思维，简化过去、消除了历史的辩证性，创造出一种强大的国家神话，将宣传工作、伊斯兰元素、对殉国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成立了烈士政治的话语。

这种叙述性胜利遇上两伊战争后，仿佛国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两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数倍。无情战火为烈士政治提供了无数的素材，此后国家便竭尽全力要保持国民的战争记忆，好巩固精英的统治力量。

面对现下青年的“敬意衰退”，神权政府冀望能再有像两伊战争那般的流行元素，却遍寻不得，苏莱曼尼遇刺可谓是近年罕见的天赐良机，故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与送葬活动，然而这些努力在革命卫队承认误击客机后，便被愤怒的群众抛诸脑后。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国际文章，为的便是团结疫后民心，但民众是否买单，尚要视情况发展而定。

对伊朗政府而言，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既受两伊战争灌溉，也反哺了战火，令人民为国家前仆后继；既动员了无数群众，也反噬了己身根基，令中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崛起。

如今伊朗国内经济凋敝，民心思变，神权政府若无法主动在烈士政治上寻得与青年中产的共鸣，则崩解的裂缝将不断加大，届时或恐等不到下一个苏莱曼尼，而是等来一场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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