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建筑，图拉真广场和罗马广场的元老雕像，探究帝国晚期社会

文丨云飞观史

编辑丨云飞观史

前言

在公元5世纪中叶，广场仍然被认为是罗马的七大奇迹之一，它的辉煌显然没有减弱，直到6世纪初，卡西奥多鲁斯说，即使对习惯的人来说，广场仍然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奇迹。

然而，这些经常被引用的名句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论坛对观众的影响，而不是在那里实际看到的东西，与文献资料中相对较少的证据相比，考古学家和建筑历史学家对图拉真广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然而他们主要对图拉真和哈德良统治下的建筑群的早期阶段感兴趣。在梅内吉尼的指导下，在广场南部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改变了我们对建筑群几个重要特征的理解。

特别是他们已经证明，这所建筑不是站在广场的中心，而是沿着主轴向南门廊移动，南门廊本身的线条不是弯曲的，而是分段的。

图拉真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

图拉真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之间是由一个小柱廊庭院连接起来的，在乌尔皮亚大教堂以北的地区，挖掘工作受到现有建筑的限制，关于地区目录中提到的图拉真神庙的位置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帝国广场进行的挖掘工作，也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建筑空间，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理解。至少就图拉真广场而言，主要的结论是缺乏破坏或其他大规模改变的证据。直到9世纪广场的铺路被拆除。

此外在第五世纪，与其他帝国广场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续使用广场作为雕像的主要诉求，这是一个强烈的迹象，铭文和伴随而来的尊像都是为此。

这反映了公元四世纪所谓的“帝国元老院秩序本质上的彻底革命”这一政策是由君士坦丁一世发起的，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第二个元老院，并大大增加了授予元老院级别的行政职位。克拉西米的范围扩大到中央行政部门和军队，这极大地扩大了克拉西米的势力。

现在加入罗马传统贵族行列的，将是数千名来自教廷和外省的新成员，以及身居高位的军官，他们的出身甚至可能完全超越了国界。

这种对元老院秩序的改革"有效地将贵族从一种出身转变为另一种出身"创造了一个更广泛、更多样化的统治阶级。因此，元老院秩序在四世纪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

随着参议员人数的增加和多样性的增加，需要为这一统治阶级创造一种新的集体身份。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断通过法律规定各种代表的等级和特权，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正如萨尔茨曼所说：皇帝特别关注调节元老院的秩序。

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显然希望把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意识到彼此都是同一地位群体的成员。虽然皇帝对清明制度的改革，可能为新的集体元老院身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但我们不应低估元老院自己。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罗马元老院的人，在决定这种身份的内容方面所起的作用。罗马的元老们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继承者，他们的纪念本身就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也是一种强大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新来者可以接受罗马贵族的规范和教养。

元老院是塑造改革后的元老院秩序的集体身份方面，日益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君士坦丁时期统治最后几年的一个不寻常的铭文。碑文赞扬了335年12月至337年3月期间的城市长官塞奥尼乌斯·鲁。

他确保元老院恢复在给定年份提名所有检察官的古老特权同时，元老院重新获得了选择自己成员的完全控制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表明“帝国承认元老院的自治”。

由于这次政变，阿尔比诺斯在国会大厦赢得了一座雕像，这是难得的、独一无二的，可以获得这样的荣誉，铭文通过解释这一特权是在公元381年后恢复的，可以追溯到朱利叶斯·凯撒时代，吸引了人们对阿尔比努斯非凡成就的关注。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文本中对参议院建立这座纪念碑的倡议的强调。在修复中幸存下来的文本根本没有提到皇帝，这是元老院授予元老院议员的荣誉。

尽管君士坦丁一世决定放弃对财务官的选择权是对早期政策的合理示弱，但公开宣布这一改变的时候，皇帝制从罗马的退出似乎变得更加永久。

君士坦丁一世既没有回到罗马庆祝他在公元335年7月开始的30周年纪念，也没有回到公元326年结束的20周年纪念，这与他之前回到罗马庆祝他在公元315年的10年和公元326年的20年的惯例有所不同。

他在三十周年纪念时没有出现在罗马，这表明他的执政新重点，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建设，东方教会内部正在进行的教义争议，以及计划入侵波斯等。

帝国的元老院

君士坦丁一世完全沉浸在东方事务中，总督阿尔比努斯的请愿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它使皇帝和元老院都能在巩固元老院权威方面表现出共同的利益。

这也代表了双方的一种默认，即皇帝不在罗马意味着元老们在城市管理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参议院级别的持有者之间日益增加的多样性，以及参议院作为一个机构的新增强的权威，将强调为改革后的参议院秩序锻造集体身份的必要性。

传统的“元老院贵族的地位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统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新社会的不同元素可能会被焊接成一个连贯的统治阶级。

图拉真广场上纪念元老院个人的雕像和铭文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334年到337年之间。可以看作是对君士坦丁统治下元老院秩序本质发生重大变化的回应。

这些尊贵的雕像通过强调参议院地位文化的共同元素，帮助提升了一个连贯的统治阶级的形象。这些元素可以预见是传统的，但它们也足够科学地传播到新一代的男性身上，这些女性现在加入了古罗马贵族的行列，共同享有高的地位。

铭文强调对教会的高度重视、卓越的文字成就、传统贵族美德的展示以及贵族和皇帝的认可作为元老院卓越的特征。当然，在现实中，元老们继续彼此激烈竞争，甚至在碑文的同质化语言中，也有微妙的差异，反映了地位的等级。

因此，一个连贯的统治阶级的形象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表面下继续存在的压力相矛盾。

当然，在广场上被纪念的人只占元老院秩序的一小部分，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是最高的的持有者。

教会的中心地位保持荣誉的身份、被铭文的形式所加强，铭文总是在名字后面紧跟着并与之相对，从字面上把这个人与他的教会等同起来。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最高分数的人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定有其他的补偿性优点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获得了如此难得的荣誉。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身份仍然被列在前面，这表明了这一标准在确立他们的荣誉要求方面的重要性。图拉真广场上的铭文所代表的职位和职业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模式，这些元老院级别的人所拥有的所有职位都是文职行政长官。

没有一个是从军队被命名，也没有一个将军，在图拉真广场收到过雕像。鉴于从广场上发现的铭文数量，军事荣誉的缺失是显著的，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372年，瓦伦蒂尼安一世的法律正式规定了持有者的等级优先。

这条法律是写给罗马长官的，目的是在职业道路上划出等号，“显然是为了确保军队得到适当的承认。

根据该法的一项规定，城市长官、禁卫官、步兵或骑兵长官之间“不分等级鉴于社会政策，将军人明显排除在图拉真论坛之外，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条重要断层，罗马城内由来已久的文官和军权的区分显然仍然有效。

将军人排除在外也与图拉真广场上的雕像所营造的团结的印象背道而驰。虽然参议员职位的持有人在他们的社会和地理来源、职业道路和宗教信仰方面越来越多样化，但这些差异很少被强调。

主要在朝廷任职的元老们与主要在罗马任职的元老们一起受到尊敬。只有一个铭文似乎引起了人们对这种区别的注意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铭文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学者们倾注了大量笔墨的一个主题的信息。

即基督教在罗马贵族中的传播在论坛上，异教徒和基督徒都有代表，参议员的宗教信仰显然不是授予雕像的考虑因素举个例子，在公元355年到367年之间，四位在帝国服役的地方长官受到了基督教皇帝的尊敬，两位异教徒和两位基督徒。

唯一一个明确说明宗教联系的例子是阿维尼乌斯·西马库斯的铭文，他的两个异教祭司与他的其他身份一起被列出。在早期的帝国中，将这些神职人员列入教士名单是一种惯例，在这里也包括在内

虽然在图拉真广场上获得雕像的大多数人都属于元老院秩序的最高梯队，但也有一些人物似乎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们拥有职位。在位列出的参议员中，四分之三的人持有最高等级参议员身份荣誉勋章。

结语：

在授予雕像时，有几个荣誉勋章只达到了中级等级，还有一个人只达到最低等级。因此，虽然元老院的等级必须至少是事实上的要求，并且最高的持有者构成了绝大多数的荣誉。

但在图拉真论坛上，也有可能向低于最高等级的人授予雕像荣誉。对于这些稍微不那么显赫的人物来说，一定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原因促使他们在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地方授予雕像。

这些低级荣誉中有几个是著名的文学人物，这一事实表明，在信件方面的杰出成就可以为低级参议员赢得与高级参议员在帝国行政中所获得的同样的公众认可。

参考文献：

1、帝国:第一卷，公元260-395(1971)，和J. R. Martindale(编)，第二卷，公元395-527 （1980）

2、R . R . Meneghini and Santangeli Valenzani罗马城市和城乡5至10世纪(2004)、第183罗伯特·切诺

3、《公共语境中的晚期古董肖像:荣誉》——公元300 - 600年卡里亚的Aphrodisias雕像》，

4、 Heather，“参议员和参议院”，见Averil Cameron和P. Garnsey(编辑)，《剑桥古史》第十三卷:帝国晚期，公元337-425年(1998)，184 - 210页，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