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赢朝鲜有多难？

作者：徐飞

01 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挥斥方遒，命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水军，左将军荀彘率领陆军，水陆并进，征伐卫氏朝鲜。

朝鲜半岛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政权是箕子朝鲜，这个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跟那个昏庸残暴，喜欢做多人运动的侄子不同，箕子是孔子所称誉的殷代“三仁”之一。商朝灭亡后，他谢绝了周武王的offer，带着一批遗老故旧来到了朝鲜半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

箕子为朝鲜半岛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明，使当地人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等等，使这个蛮荒落后的地方一跃成为礼仪之邦。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了“东方君子国”，朝鲜“东方君子国”这种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箕子朝鲜在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

根据《史记》所记载，汉高祖刘邦时，燕王卢绾背叛汉朝，逃往匈奴，而其部将卫满则率领千余名部众逃入箕子朝鲜。卫满在朝鲜站稳脚跟后，恩将仇报，带兵推翻了箕氏政权，建立卫满朝鲜。

对于这个由大汉流民建立起来的政权，西汉中央政府对它的要求是：“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也就是卫满要成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扰。作为回报，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

对于卫满来说，成为汉朝的封国，既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到汉朝的军事攻击，又可以从汉朝获得种种物质上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欣然答应。

后来的事实证明，卫满的选择是对的。卫氏朝鲜有了汉朝的物资援助，军事实力迅速提高，还吞并了周边大片的土地，疆域扩大到方圆千里，成为区域强国。

强势崛起的卫氏朝鲜，不甘心再做汉朝的小弟。到了卫满的孙子右渠时，朝鲜“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卫氏开始直接挑战汉朝的朝贡国际体系。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及时改变目前敌视汉朝的政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右渠王不听劝，摆出一副”你在教我做事啊“的派头。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并将情况飞报汉武帝。

无端刺杀朝鲜官员的涉何，不但没有受到汉武帝的惩处，反而受到奖励，升官至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更对汉武帝这种不公正的处理结果愤懑不已，于是铤而走险，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

“涉何事件”成为汉武帝发动对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02 汉武帝讨伐心切

汉武帝一声令下，五万汉军水陆并进，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山东半岛出发，渡过渤海；一路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从辽东出发。两路军队呈钳形攻势，夹击朝鲜都城王险城，也就是今天的平壤。

然而杨仆的舰队在还没有到达朝鲜之前，就已经有伤亡。虽然北方的山东半岛和渤海沿岸，早在战国时代即有舟船之盛，是齐国和燕国进行航海活动的基地，“齐卒”也多为“习船者”，水性都很不错。但是毕竟当时的航海技术和医疗条件有限，跨海远征必然会有一定的损失。

杨仆远征的具体出发地点，现在史学界还没有定论。但是无论从山东哪个地点出发，都肯定要低于北纬34度，而平壤是北纬39度，也就是说，杨仆的水师走的必然是一条从西南到东北的路线。

当时正值秋季，山东半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此时强大的蒙古高压散发出来的西北季风，给杨仆楼船的不是“顺水推舟”，而是强大阻碍。杨仆在这种劲风的阻碍下，必然是前进艰难。

再者，中国的沿岸洋流以长江口为界，以北不管春夏秋冬，洋流都是自北而南，称为黄海沿岸流。黄海沿岸流是沿山东和江苏海岸流动的冲淡水，属低盐水流，水色混浊。该洋流起自渤海湾，沿山东半岛北岸东流，绕过成山角后，沿海州湾外缘南下。

这条自北而南的洋流，与杨仆自西南向东北的航线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在季风、洋流都与水师航线相冲突的情况下，杨仆的远征在海上必然是危机四伏。

虽然杨仆是楼船将军，但其率领的舰队，决不仅仅只由楼船构成。汉朝习惯以楼船统称水军，“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因为楼船体型高大，堪称当时的海上巨无霸，所以以其作为水军的统称，根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当时南越国想跟汉朝在海上交锋，汉朝便“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以楼船为主力，汉代的水军还包括其他各种用途不同、大小相异的舰只，比如：三翼、冒突、艨艟、舫船、走舸、斗舰、先登、赤马、斥候、戈船、下濑战船、桥船。这些舰只无一例外，都是木船。

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用铁钉连接船体，但是当这些木船遇到强劲的西北季风和黄海沿岸流时，仍然会有倾覆、断裂、相互碰撞、偏离航向等情况出现。

小船固然难挡风浪，楼船也因为形制巨大而灵活性不便，肯定会给舰队带来损失。在蒸汽动力的舰船出现之前的海战历史上，这样的损失屡见不鲜。

另外，选择在秋季出海远征朝鲜，这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个不明智的选择，应该是由于汉武帝的讨伐心切，而不是杨仆的军事理论水平浅陋。汉朝的舰队司令，一般都委任陆军将领，加以楼船将军、伏波将军、横海将军、戈船将军等名号。杨仆虽然也起自陆军，但是其已具备一定的水战知识和经验。

元鼎五年，南越国丞相吕嘉与他扶持的新任国王赵建德造反，脱离汉朝自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其中，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的一路军队从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出发。

杨仆率师出豫章后，溯赣江而上，经南康至南安，为大庾岭所阻，全师只得弃舟登岸，越过大庾岭，来到浈凌两江交汇处，伐木造船，从新组建水师，准备充分后，次年才沿着浈水南下，大举进攻。

杨仆从元鼎五年秋出豫章，到六年冬才下浈水， 原因有四：一是建造楼船周期较长；二是浈江在冬季枯水期仍保持一定水深，不碍楼船航行；三是岭南瘴气在冬季比较稀薄；四是亚热带季风此时是由北往南，舰队可以顺风顺水而下。

由此可见，杨仆对舰队作战的基本原则是相当了解的，决不至于会主动选择在秋季跨海出征朝鲜。

因此，这个错误决策只有可能是来自汉帝国的权利核心——汉武帝。此时的汉武帝，雄心勃勃，四处开疆拓土，对于公然挑战其朝贡国际体系的国家，一定要诛之而后快，再加上其本身对水战特殊性的不了解，因此很容易当堂立断，定下战期，并且不容置喙。明知这个决策有误的杨仆，也是肯定不敢有所争辩的。

在此之前，汉武帝曾经严厉斥责杨仆，例举其在平定南越战事中的五大过失，并且说：“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惶恐不已的杨仆此时自然不敢再“令之不从”了，只得硬着头皮在秋季的不利环境下跨海远征。

03杨仆突袭平壤

虽然杨仆的舰队在秋季出征不占“天时”，且在海上已有较大损失，但是仍然比荀彘的陆军早到达朝鲜王险城外围。原因有三：一是海军相对陆军而言固有的机动性；二是杨仆舰队的航线要远远小于陆军从辽东出发到达朝鲜境内的距离；三是杨仆舰队在海上并未遇到任何抵抗，而荀彘的陆军进入朝鲜国境后必然会遇到一些零星的抵抗，“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 败散, 多还走, 坐法斩”，耽误了时间。

杨仆的这次跨海征伐，揭开了东亚武装舰队远航的历史，是中国，乃至东亚航海史、军事史的一次里程碑。

杨仆的舰队到达登陆点后，立即舍船登岸，以七千人的兵力赶到朝鲜首都王险城的南门。从理论上说，杨仆的指挥并无错误，《孙子兵法·九地篇》上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近代军事理论家马汉在评论汉尼拔进攻罗马帝国时也说：“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利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

当时，杨仆的跨海远征在东亚尚属第一次，朝鲜对这一新的战争模式并不知晓，仍然认为汉军会全由辽东——鸭绿江——浿水的固定路线进攻，绝想不到汉军一部会从水路进入其首都的后方。因此在王险城南边的大同江入海口——洌口，事先没有做任何的防御工事，也没有布置相应的兵力防守。杨仆率军登岸后，从南边直扑王险城，想给王险城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杨仆之所以没有等待荀彘的陆军到达，就首先发动进攻，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杨仆认为朝鲜必然将主力部署到浿水防线，以抵御即将到来的荀彘陆军的进攻，所以自己在这个时候可以避实击虚；第二；想与荀彘抢功；第三，以往战争经验的影响，如元鼎六年冬，杨仆进攻南越时，就“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

曾经带领水军率先进攻，获得重大胜利的经历，使杨仆想重演当年的辉煌。第四，杨仆有着中国人固有的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轻视态度，认为朝鲜和南越、东越一样不堪一击，故只带了七千人去进攻王险城。然而，朝鲜自燕人卫满统治后，励精图治，早已不是不堪一击的对手。

杨仆的七千齐兵到达王险城时，才发现朝鲜城内并不空虚。因为荀彘的陆军尚未到达浿水，朝鲜军还没有将主力全部从王险城内调出。即使调出，也可以临时调兵回城。

更要命的是，以当时的船只运输条件，不可能装载大量的重型的攻城器具，而杨仆率七千齐兵的目的是为了奇袭，更不可能携带本来就很少的笨重的攻城器具，以免影响了行军的速度。

缺乏重型攻城器具的区区七千人，根本不可能攻下王险城。《孙子兵法·军争篇》说：“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就是说，不携带辎重而急行军，结果会被敌人所败。

结果，右渠王在探知杨仆没有重武器之后，就立刻下令军队出城迎战，以绝对的兵力优势打的汉军溃不成军。

仓皇失措的杨仆只得藏到山中，并聚拢一些走散的汉军士兵。幸亏右渠为了迎击更为强大的荀彘陆军，没有分兵去追击杨仆，也没有想到派兵夜袭火烧停泊在洌口的汉朝舰队，否则整个战局有可能发生逆转。

上述说明，杨仆的进攻路线以及侧后突袭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囿于当时的海上运输条件，不可能由其单独攻下朝鲜严密防守的王城。

04胶着的战事

杨仆败退山中的时候，荀彘率领的庞大陆军也到达浿水西岸，并发起了强大攻势。由于浿水东边即是王险城，所以朝鲜在这里重点防守。但是，右渠却将军队部署在浿水西岸防守，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江河防御的第一种类型：直接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

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强调“半渡而击”，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朝鲜却选择了背河而战。由于荀彘的陆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再加上朝鲜军的英勇抵抗，始终没有突破浿水西军的防线。

但是朝鲜的江河直接防御绝不可能导致对汉军的决定性胜利，克劳塞维兹曾认为江河直接防御有着先天的缺陷，“一方面，这是因为它的目的仅仅是阻止敌人渡河，歼灭最先渡河的敌军。另一方面，江河也妨碍了防御者通过有力的出击扩大自己已取得的利益，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眼看战事陷于胶着状态，汉武帝焦急万分，决定展开外交攻势，派使者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汉朝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东北亚地区秩序，乃至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右渠王也知道硬撑下去不是办法，便决定决定向汉朝投降，并派太子前往中国拜谢，献马五千匹，以及大量军粮。

本来，战事到了这一步，双方可以坐下来一起喝82年的拉菲了。然而事情出现了意外，朝鲜太子前往中国，还带了上万人马，持有兵器。使者和荀彘都怀疑朝鲜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于是要求太子一行全部放下兵器。太子怀疑使者和荀彘有诈，便不敢渡过浿水，直接又回到了王险城。既然和谈不成，那就只得继续开战。

克劳塞维茨认为，“任何江河的直接防御，总是单线防御，至少就其防御正面的宽度来说是这样。在这种防御中，集中配置时自然会采用的那些对付迂回的方法就根本不适用了。因此，江河的直接防御，不管它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好的条件，只要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就总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措施。”

浿水作为防线，上下两端并无依托点，例如海洋、中立区、堡垒等，因此汉军可以从防线两端以外的地点渡河。荀彘见朝鲜浿水西军难以攻破，就转而迂回至浿水北岸，在这里只有少量的朝鲜军队布防，因此汉军得以击败敌军，然后进军到王险城的西北。

与此同时，杨仆也收拾残军，重新回到王险城的南面。汉朝水陆两军兵临城下，成夹击之势，此时战局已对朝鲜十分不利。但是右渠王拒不投降，汉军围了几个月没有攻破城池。

持久战对于远道征伐的一方是极其不利的，汉军的士气开始令人担忧，荀彘的陆军由于刚打了胜仗，“军多骄”，杨仆的水军则由于之前损失惨重，所以士气不振。杨仆希望能与朝鲜政府谈判，而不是一味猛攻，最后将有投降意向的敌人赶到荀彘的帐下，让荀彘白白拿下降服敌人的大功。

之前的南越战事中，杨仆在这边率军猛攻越军，伏波将军路博德却在这边诱降越军，结果越王选择了向伏波将军投降。路博德不战而胜，受到皇帝的恩宠。司马迁后来对两人的评价可谓是天上地下：“楼船从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

吸取了前次教训的杨仆这次变得“聪明”起来。

荀彘要求杨仆立即与他一起发动攻城战，但是杨仆很真诚的予以敷衍。荀彘便怀疑杨仆是不是跟朝鲜王私底下有秘密交易，所以便不敢单独发动攻击。

05汉军攻下王险

汉武帝看到两将不和的情况，决定再次派人谕降右渠，这一次的使者是济南太守公孙遂。公孙遂到达朝鲜后，先去见荀彘。荀彘乘机告状，说什么杨仆这个里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可能叛变了，他要跟朝鲜军一起，里应外合，消灭我们。

公孙遂听信了荀彘的一面之词，便设计召杨仆来左将军的大营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等到杨仆来了，再命士兵把他拘捕起来，然后再顺理成章的接管杨仆水军的指挥权。

不料，公孙隧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将逮捕杨仆的事情上报给汉武帝后，不但没有被升官进爵，反而被汉武帝下令就地正法。

活该，汉武帝叫你去劝谕右渠，结果你擅自主张抓捕了他的楼船将军，这不是本末倒置，目无王法吗？

荀彘取得所有攻朝军队的指挥权后，加紧了对王险城的进攻，朝鲜高层的一些人如相路人、 相韩阴、尼溪相参、将军王唊都认为无法长久抵抗，而右渠又不自量力，坚持战争，最后肯定要让自己陪葬。

因此，这些革命意志都很不坚定的人便逃出城向汉军投降，尼溪相参更是杀掉右渠来降。在汉军即将接收王险城之际，“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复攻吏”。荀彘派右渠的儿子长降、相路人的儿子最告谕其民，诛杀成巳，用软硬两手最终灭亡了卫氏朝鲜。

右渠王最大的不幸在于，自己与汉朝最雄才大略且好胜心最强的君主同处一个时代。但这就是历史的安排，右渠王只得接受这样的宿命。

战争虽然赢了，但是汉军的两位将领都没有获得好下场，“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而在民国沈寄乙的《中国刑法考》里则说杨仆“入竹二万箇赎完为城旦”，即服五年的徒刑，白天站岗防敌，夜晚修筑长城。结局之悲惨，可见一斑。

汉武帝才不会去反思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他强令水军在秋季跨海远征，不符合当时的气候和水文条件；他也没有制定征朝军队的统一指挥权，导致海陆两军互不统属，难以配合，最终延误了战事。如果不是后来朝鲜高层内部出现分裂，而是团结一致，那么汉军是否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很难说。

朝鲜投降后，汉武帝在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在四郡之下又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四郡的设置，扩张了汉帝国在东北亚的势力。

不过，无论是箕子朝鲜，还是卫满朝鲜，他们都是由汉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与现代韩国人的祖先三韩根本不是一回事。汉武帝征伐朝鲜，其实还是汉人自己内部的争斗。

现代的韩国人，出于加强民族心理认同的需要，对于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韩国人写的史书，在箕子朝鲜、卫满朝鲜部分都是语焉不详，甚至名字都不提。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其实这种打扮历史小姑娘的做法，在塑造民族身份的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适可而止，不能打扮过度，不能连人家的端午节都要抢，你懂的。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11年

2、李慈铭《越缦堂诗续集》，商务印刷馆，1935年

3、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张玉林《先秦秦汉水军战船概述》，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

5、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9年

6、两汉诏令，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6西汉6

7、阿尔弗雷德·马汉著，熊显华编译《大国海权》，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8、克劳塞维茨著，杨南芳等译《战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