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冻石在哪里，

想了解东方文明？那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你要看一看

第1章 东方最古老的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东方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文明是时间流逝中物质和精神的积淀，徐徐回望，可追根溯源解开它的密码。大部分亚洲文明发端于史前时代，小部分亦出自同源。最近三十年，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对于东方史前时期遗物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历史上诸多文明一定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

本书讨论的范围仅限于东方文明，不涉及爱琴海、多瑙河、大西洋与乌克兰等地域。在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埃及文明是第一个在史前时代出现的文明。让我们的目光进入利比亚境内，找到已经干涸的尼罗河支流，再沿着两岸一直寻找。很快，我们就能发现有一些零散分布的居民点，那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磨削石斧，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法国的考古学家们看来，这些古朴粗糙的器物样式属于“舍利式”和“阿舍利式”。之所以如此命名，根本来说与地区有关。具体而言，是因为人们在塞纳河—马恩河之间的舍利地区和亚眠附近的圣·阿舍利地区，都发掘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是在那之后，人们想要在该地区继续寻找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却毫无线索。

事实上，在石器时代结束后、铜器开始出现的这段时期，即约公元前5000年时，还存在有“后新石器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文明。我们可以沿着尼罗河畔，在纳伽达、阿拜多斯和埃尔—阿姆拉等地区找到它的痕迹。据研究可知，这些地区的居民应与地中海各民族的人们有所联系。回望那个古老的时代，居民们都已经拥有了驯养家畜、种植作物的技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狗、驴、牛、羊是常见的家畜，大麦、谷子和小麦是常见的作物。居民们常常使用镰刀和犁头，这些工具都是由燧石制作而成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品，也是同样的材质。这种燧石还可以用来制作刀具，居民们常选取黄色的燧石片来精心打磨成小刀。最后成形时，这种略有弯曲的小刀泛着金属的光泽，精美异常，令人惊叹。

□埃及王朝史以前的陶器

□埃及王朝时代前的纳默尔王片麻岩版

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也会制作精致的器皿，大多属于瓶罐类。它们形状各异，有圆筒形或浑圆形。这些水瓶常由砂岩、花岗岩、大理石、黑曜石等材质雕制而成。纵观史前期遗存至今被发掘的器物，这些不同形状的器皿堪称个中翘楚。在饰品方面，这个时代的遗物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式样：有的仍旧延续新石器时代的风格，比如用象牙或燧石制作成的手钏和项链；有的已开始使用铜质材料，如用作缝补的针锥。让我们再将眼光放到陶器艺术方面，这个领域同样有大量丰富的遗物可供研究。我们可以按照年代的排序来列举，分别有泥质红陶瓶、粗面红陶器、有纹饰的红色或淡黄色陶器。其中，最先出现的泥质红陶瓶表面十分光滑，在瓶口端装饰有黑色砑光^<1>的环带。同时，陶器的形制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是陶碗，有的是圆筒形的陶瓶、陶壶，有的则是浑圆的陶罐，甚至还出现了三足的鼎。这些徒手制成的器皿在制作过程中不借助旋轮的作用，也没有用火烧制图绘，十分耗时耗力。器皿上的花纹或瑰丽、或简洁，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浪漫的色彩：有的是几何图形，如长方格、锯齿、同心菱等；有的是交错的新月形、线轴纹、平行波浪纹和蜗牛形的花纹；有的则是栩栩如生的动植物形象，如鸟儿、树木等；有的则是生活中的场景，如祭奠仪式中的舞蹈、送葬的小船等。以上种种图绘，都有程式化的特点。

在研究过程中，埃及学者常常将尼罗河流域发掘的后新石器时代文明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7500—前5000年，其中心地区位于上埃及的纳伽达；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5000—前3500年，其中心地区位于埃及北部。其中，前一阶段属于非洲文明的范畴，后一阶段属于亚洲文明的范畴。埃及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狮王。埃及王朝时代前的片麻岩版

顺着时间线继续探寻，后新石器时代的第二阶段结束之后，便迎来了“原史时代”^<2>。在这一时间段中，人民还未被法老统治，他们留下了一些片麻岩版遗迹。在这种石片上雕刻有战争和行猎的图画，生动地反映了现实场景，充满了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如果仔细观察，能看到行猎图中的动物和人类形象都很鲜活。在人类与不同的动物如狮子、羚羊等对峙的图画中，双方形象刻画得十分细致。尤其是在对轮廓和肌肉的处理上，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迦勒底^<3>的同类艺术品。两者的刻画风格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赫尔氏曾以一块石片中的雄狮为例，指出它的形象与迦勒底—亚述的狮像相似。相较之下，这只雄狮反而与法老时代的埃及狮像没有太多明显的共同点。这一发现告诉我们，最早的埃及和最早的原始苏玛连文明之间，存在着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第四世纪初期，迦勒底和伊拉姆地区还是被水淹没的。所以无论如何探究，人们都不可能在那里找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而到了后新石器时代，在伊拉姆地区则出现了一种伟大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具体地点，在伊拉姆的未来首都苏萨^<4>附近。按照发展顺序，可将这一文明分为“苏萨Ⅰ期”“苏萨Ⅰb期”和“苏萨Ⅱ期”。其中，苏萨Ⅰ期在苏萨的最深堆积层被发掘出来，苏萨Ⅰb期则位于Ⅰ期以西方向约95英里的帖佩—木西安地区。在这两处地方，德·摩尔根氏都曾经发掘出了罕见的居民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居民们大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并仍然保持着制造燧石工具和武器的习惯，还用冻石或雪花石来制作器皿。在这个时期，高纯度的铜质武器和镜子已不再是罕见之物。随着工艺水平的进步，居民们制作的陶器也更加精美。与同时代的埃及陶器相比，这些陶制的杯子、碗和锅等器皿的制作过程更加复杂。它们都是用轮子磨制而成的，上面所装饰的花纹，也有相应的烧制工序。因为烧制火候的大小不同，器皿在颜色上有所差别。有的是淡红色，有的则是褐色或者黑色。其细微处的纹饰，都较之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是风格多变的几何图形，简洁如波浪式花纹、锯齿纹等，明快如顶角相对、两边伸张如蝶翼的三角形纹，复杂如“马耳他十字纹”或卍字纹；有的花纹则借鉴了动物与植物的形态，比如，有着巨大犄角的山羊图案、棕榈树的图案、水鸟的图案等，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点。这些风格特殊的装饰纹样韵味悠长，有着令人惊叹的美学效果。木西安地区出土的遗物残片，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如其中一幅牝^<5>赤鹿头像，栩栩如生、充满活力。

□苏萨彩陶。帖佩—木西安出土的苏萨Ⅰb期型（卢浮宫藏）

□苏萨彩陶。苏萨Ⅰ期型（卢浮宫藏）

□苏萨彩陶残片（卢浮宫藏）

就我们对苏萨Ⅰ期文明中艺术风格的观察可得，它具有雄健恢宏的气魄、浑厚古朴的结构。这种程式化明显的艺术成就，源于那个时代的居民们对大自然细心的观察和描摹。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苏萨史前期的居民们就用略显笨拙的粗犷笔触，画下了眼前所见的动植物形态。在时间流逝中，他们对手中的意象进行了反复描绘，不仅熟能生巧，而且渐渐将其浓缩简化。之后，这些动植物形态就变成了几何画一般的图形，作为特殊的装饰花纹存在。《波斯使团记》一书中曾有专门内容记录过这种现象，是波提叶氏在第13卷中所论述的。根据他的学说，我们可以得出上面的结论。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比如法兰克福氏。

事实上，就像康特诺博士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假定这种已经程式化的自然主义风格在苏萨Ⅰ期文明之前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风格都会有一个潜伏期。因此，苏萨Ⅰ期的艺术同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应是来自于潜伏期的积淀。我们需要承认，之前我们忽视了这种艺术起源，而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原始的艺术。实际上，苏萨Ⅰ期的艺术在作为结果形态呈现出来之前，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演进过程。仔细观察遗迹上那些装饰花纹，我们不难发现会有纤细到夸张的人体花纹、犄角夸大的野羊图案、脖颈极其修长的水鸟和似乎被串联起来的飞禽。这些装饰花纹在被程式化之前，必然已经深入地植根于居民们生活中很长一段时间了。换言之，在苏萨Ⅰ期文明出现之前，已经有一种古老的文化存在于这片土地上。

为了确定苏萨Ⅰ期文明所在的历史年代，研究者们的结论几经推敲与修改。此前，人们推断这一文明存在于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近期经过讨论，人们一致认为苏萨Ⅰ期文明应存在于更早的时期，即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这段古朴而神秘的文明一直发展着，到公元前3500年前才落下帷幕。研究人员发掘遗址时，曾发现在地下有一层约5码厚的土地。微妙的是，这层土地似乎有着文明断层的涵义。它将苏萨Ⅰ期文明与另一块沉积层分开，也就代表着它与原史期和有史期文明有所区分。最近的研究发现，这块土地并非是一种绝对的间断，或许其中有更多的可能性值得去探寻。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承认在苏萨Ⅰ期文明和苏萨Ⅱ期文明之间有一段时间的过渡，它被称为苏萨Ⅰ期b型文明。这一文明承上启下，主要存在于帖佩—木西安地区。在它之后，公元前4000—前3500年间，开始出现了苏萨Ⅱ期文明。这种新文明既有与过往相似的陶器文化，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产生了书契这种弯曲体文字。时间线再向后顺延，便是苏萨Ⅲ期文明，约在公元前2800—前2200年间产生。在这一文明时期，直笔画字体出现，并成为苏萨文明与其他文明所区别的显著标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萨Ⅰ期、苏萨Ⅰb期、苏萨Ⅱ期这三种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艺术风格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苏萨Ⅰ期的陶器花纹装饰中，体现出了浓烈的程式化特色，具有很高的审美水平。而到了苏萨Ⅱ期，众多陶器上的花纹装饰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虽然艺术性较之以前降低了，但更加接近大自然中万物的形态。这种明显的变化指向了一个结论，即当时的居民在艺术方面的本质更加偏向于进行实际观察。这一时期的瓶罐上的图案，短腿的天鹅和鹧鸪取代了有着极其纤长腿部的涉禽，山羊的犄角不再是夸张到变形，转而趋向合理，从前动作一致的动物们也开始有了诸如回头后望的自然姿态。我们再将目光掉转，集中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萨最古老的圆筒式印章上。它们的图案与花纹更加有创新性，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气息。有的是相互争斗的雄狮或公牛，有的则是低头发力向前冲的公牛，还有在“生命树”下左右跳跃着的山羊，以及被关在围栏里的野兽。就动物形态的表现手法而言，这些印章深深习得了亚述动物雕刻艺术的精髓，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相对比之下，亚述人在这方面更注重枯燥的技巧，少了很多自然的气息，表现力稍逊一筹。而严格论及表现手法的自然流畅，这些印章与克里特岛上米诺时代的斗牛图和跃狮图不分伯仲。

悉数完苏萨不同阶段的文明之后，我们可以把目光转移到波斯库地斯坦和法尔斯省的发现上来。这两地所发掘出的遗迹，与苏萨文明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1927和1928年，一位名叫赫兹菲尔德的德国教授在达玛干和波塞波利斯两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古文明，并大胆将其归类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类属。如果这个重要的观点得到证实，那么这一文明将被列于苏萨Ⅰ期文明之前。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苏萨Ⅰ期文明属于后新石器时代。除此之外，赫兹菲尔德教授还提出，正是新石器时代的波斯产生了苏萨文明。但实际上，如果推算这两种文明的先后顺序，它们之间的亲密联系是毋庸置疑的。在达玛干和波塞波利斯发掘的遗迹，能看到一些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这些器皿上面的装饰花纹既有几何图类型，又有人像和动植物，比如山羊的图案。我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苏萨Ⅰ期文明和苏萨Ⅰ期b型文明中的陶器。正如上文所说，在苏萨Ⅰ期和苏萨Ⅱ期两种文明之间，有一个中断或者说停滞的时期。而仔细观察在波斯库地斯坦和法尔斯省所发掘出的文物，我们能从其中的前雅利安人制作的陶器上得到启发。文化发展中的显著连续性，或许能从中得到证明。

从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文物上，研究者们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举例来说，在涅哈文德地区，赫兹菲尔德发现了许多青铜时代的彩瓶。这些彩瓶的纹饰是成系列的，可以清晰看出其中历史发展的痕迹。有的瓶身纹饰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动物花纹为主要装饰；有的瓶身上装饰着成列的涉禽，具有苏萨Ⅰ期文明的特色；有的瓶身则有着纹章式的雄鹰图案，让人联想到苏萨Ⅱ期的艺术风格。在研究者看来，这些迹象足以证明文化发展中的连续性。除此之外，在涅哈文德地区还发掘出一些印章和符节，上面的图纹将美索不达米亚特有的动物雕绘技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其中一个图章上的鬣狗形象栩栩如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只野兽是在蹑足而行。还有一些图章，着力于表现出自然界动物们互相残杀捕食的画面，比如，狸形野兽吞食着鹿类动物的场景。其中每只动物的动作与形态都惟妙惟肖，令人惊叹。后来的专家们在研究定居在这里的苏美尔人时，把这种图案看作了其艺术形式的典范。

旁普莱考察团曾涉足苏联土耳其斯坦的阿斯哈巴德附近，并在该地与波斯边境毗邻的地方展开发掘遗迹的工作。在那个名为安瑙的地方，考察团的工作人员发掘了三处史前期遗址。颇为巧妙的是，这三处遗址所体现的历史时期是相连的。第一处称为安瑙Ⅰ期遗址，属于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文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在苏萨Ⅱ期末端或苏萨Ⅲ期初期。那时的居民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这样的作物，饲养着牛、羊、猪等家畜。他们能够使用磨光的石器或者铜器，这是较为独特的一点。第二处被称为安瑙Ⅱ期遗址，那时人们驯化动物的本领有所进步，开始驯养骆驼、山羊和狗。第三处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到达铜器时代的最高峰。在安瑙地区的这些遗址中，研究者们还发掘出了许多文物。除了较为常见的雪花石和大理石所制成的容器之外，还有整批的彩陶。按照这些陶器的颜色，可以粗略地将它们划分出时间顺序。最早期的彩陶大多是粉红色、淡红色或者浅黄色的底子，有时是单色素面，有时会出现一些棕色的几何图案作为装饰。这些花纹形式多样，一般由直线组成。较为特殊的图形是由一个个菱形及其两旁的角与邻角相交所构成的格子纹。这种图案就像在伊拉姆见到的一样。另外还有几种树枝形花样。我们很容易就能注意到这与苏萨文明中的陶瓶装饰类似。在安瑙Ⅲ号遗址处，研究者们还发掘出一些“裸体女神”的画作。这种类型的肖像也曾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如古代的伊拉姆和迦勒底。

1916年，在伊朗东南方向的塞伊斯坦南部地区，斯坦因爵士曾发掘出若干处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遗址中的文物遗迹，与安瑙地区的文明有些相似之处。除却新石器时代典型的器皿之外，斯坦因爵士还发掘出许多铜器和陶器。在烧制时火候的不同，造成了那些陶质容器颜色各异的特点。有的陶器是浅黄色、浅红色，有的则是浅绿色，甚至还有红色、灰色，或其他斑驳变幻的色彩。仔细观察这些物件的形制，能看出当时的人们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旋轮，以及其他安瑙地区特有的技术程序。安瑙地区出土的陶器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瓶身上没有把柄。而在塞伊斯坦南部发掘的陶器，也没有这一设计。但放眼其他地区的后新石器时代遗迹，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被发掘的陶质容器的瓶身上都开始出现把柄的设计。同时，在塞伊斯坦南部发掘出的这些陶器，也有着精致独特的装饰花纹，以几何图案为主。它们有的是平行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线条；有的是三角形顶角相交形成的蝴蝶双翼一般的形状；有的是菱形相互连接呈现的链条状花纹；有的是简单的“S”形花纹，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还有一种较为复杂的图案，是两种花纹相叠加，如在“井”字纹底子上散布着构成树叶形的半圆花纹。当然，也有的陶器装饰只用了树叶形状的花纹。此外，写实风格强烈的动物剪影图，也被用来装饰陶器。比如，一些野羊或者山羊的头像，都有很美观的效果。

除了斯坦因爵士所发掘出的遗迹外，印度考古调查团也在塞伊斯坦南部附近展开工作。他们在俾路支境内的那尔地区，发掘出一批风格类似的陶器。根据研究者马凯氏的观察考定，这些文物应属于苏萨Ⅰ期时代。细细看去，这些陶器有着淡红色的底子，瓶身用深红色或黑色的花纹作装饰。那些图案以平行的横条纹为主，其间夹杂着波浪纹、十字纹和三角纹，甚至还会有菱形纹和同心圆纹等。这种简洁大方的风格与意趣，让人很快就联想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远东的新石器时代

我们将视线离开俾路支后，转向印度西北部的后新石器时代和铜与石器并用时代的遗址。在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邦和信德邦，各有居民点遗址分布。在旁遮普邦，有居民点哈拉帕；在信德邦，有居民点摩亨焦—达罗^<6>。在这两处都有正式的城市，还配备有巨大的砖筑地下结构和拱形的下水道。这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足以体现出它们的重要性。

□摩亨焦—达罗出土印章

在摩亨焦—达罗，约翰·马歇尔爵士发掘了三个上下重叠的城市遗址。经过仔细观察与研究，他将这三处遗址进行了年代划分。最底层的遗址年代暂定为约公元前3300年，其余两层的遗址年代暂定为约公元前3000年及公元前2700年。这一划分标准的假设成分居多，与根据迦勒底确立的年代学知识有所出入，比已知的标准时间划分晚一些。在生活方面，居住在这几处遗址的居民们虽然渊源不明，却已经开始制作出棉织品，同时能够驯养家畜如牛、羊、猪等。

1920—1925年期间，印度考古调查团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处遗址展开了考察工作。他们克服了艰苦的条件，成功在遗址不同深度的地下发掘出一批文物。这批文物中有常见的磨光石质、铜质用具和燧石武器，还有铜质工具、器皿和一些金银装饰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文物。比如大方典雅的素陶，和一种上釉的青色、白色瓷器，还有黑底红花的彩陶。这些容器都让人联想到，在俾路支和塞伊斯坦出土的文物。而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当属上千件石灰岩片，它们被用来做印章。在这些岩片的表面上，雕刻着与象形文字极为相似的图画字体。最为常见的是动物形象，比如公牛、瘤牛、老虎和大象。如果细细观察，我们就会看出，这些印章和苏美尔人所统治的迦勒底的印章十分相似。再说起印章上面的公牛图案，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圆筒印章上也有同类的动物形象，二者的艺术风格颇有共性。

在摩亨焦—达罗遗址，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件人物胸像，是用石灰岩雕刻而成的精美作品。其刻画之细腻精准，从那芦苇般的胡须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不能不令人想到，某些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人物形象。显然，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带有明显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苏美尔人的文明特色。在这两个地区发掘出的遗址，与原史时代的迦勒底和伊拉姆文明，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处遗址发掘出的文物有着很鲜明的独特性。如果将视线放回到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印章上，不难发现它们上面所刻画的动植物形象，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当地所特有的品种。比如说瘤牛、大象、犀牛、老虎和蛇，以及野生无花果树等。在居民们所用的字体方面，印度河谷的图画字有着独树一帜的风格，它与最早的苏美尔或苏希安的楔形文字有明显的不同。此外，在印度河流域所发现的印章，在形状上与迦勒底出土的印章有所区别。前者都是长方形，而后者以圆筒形为主。

论及商业上的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两处文明之间，这种联系一定是存在的。实际上，在迦勒底的基什地区，曾经发掘出一枚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印章，上面刻有哈拉帕式的图画文字。据考察，这枚印章的年代大约属于公元前2500—前2350年，它是被赫尔氏与武利所领导的英美考察团发现的。在迦勒底的伍尔地区，赫尔氏与武利也进行了考古工作。他们找到了一枚冻石印章，上面的图案是凹雕金牛，同样是哈拉帕式样。而这枚冻石印章上的文字，已然是楔形字。虽然，两个地区在商业和文化之间有所联系，也存在共性，但两地所居住的种族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此前，我们曾在本书中指出一点，即中国史前期遗物和安瑙、苏萨以及乌克兰史前期遗物相类似。这一点同样只能体现文化间的联系和共性，不代表语言和种族的一致。在印度、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这几处遗址所发掘出的后新石器时代文明，还需进行详细陈述。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内容，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一章中列出。

作为世界瞩目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境内有大量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由于客观原因所限，一直到了1920年时，那些珍贵的文物才被桑志华和德日进二氏发掘出来。这两个考察团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草原的黄土层下，找到了许多磨削燧石器具。据研究，这些文物的形制属于穆斯特期和奥麟耶期。在这两个时期结束后，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几千年的中断，才迎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新的居民点。沉寂的几千年中，土地和岩石形成了黄土层。这样一来，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不同沉积层就有所区分了。1920—1924年，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被瑞典学者安德生及其同伴们发掘，大致位于河南、甘肃和满洲^<7>等地。在这诸多遗址中，当属甘肃省内的齐家坪，与河南省内的仰韶最为重要。根据安德生和阿恩氏推断，齐家坪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仰韶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前2700年。这些推断基于苏萨的古代纪年系统，放在今日来看，似乎略失科学研究的缜密与可信度。毕竟，对中国最古老的遗址年代进行推论，应建立在更可靠的论据之上。

在齐家坪遗址和仰韶遗址所出土的文物，除了有骨质镰刀、燧石刀片外，还有大理石或贝壳材质的指环。这些武器和用具，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这里出土了许多素陶和少量的单色彩陶。与之不同的是，仰韶遗址的年代位于一个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到后新石器时代彼此衔接的一个时期。这个论断不仅仅可以用来推测河南省内的文物所属时期，也可以被用来推测甘肃省各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在仰韶遗址，历史研究者们曾发掘出大量的彩陶和素陶。这些陶器做工精美，都是由能工巧匠精心加工的黏土做成。在制作过程中，工匠们采用了轮制的方式，并为陶器设计了把手，以方便使用。素陶的颜色多样，有的通体都是像泥土一样的灰色，有的则是里面灰色，其表面因为烧制过程的差异而出现红色、淡红色和灰褐色。这些颜色、形状各异的陶器，与后来中国铜器的样式发展有着很深的联系。最为典型的是三足而立的鬲^<8>，它与后世的铜鼎有巧妙的相似之处。同时这种巧妙的相似还体现在别国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中。在特洛伊的古城遗址和埃及的后新石器时代遗址，相关研究者都发掘出了类似的三足陶器。在齐家坪遗址和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大多有耳，恰恰与埃及王朝时代以前陶器上的耳有相似之处。齐家坪发掘出的陶鬲上同样有耳，人们可以从耳中穿绳将鬲吊起来。而这一人性化的设计并非独家，在基什出土的迦勒底陶器上，就有同样功能的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有着独特的花纹。仔细观察，那些图案似乎是用绳子勒制而成，或者是在席子上滚过压制而成的。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与俄罗斯南部出土的陶器文物相似。

□中国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

在颜色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多以红色的底子为主。在烧制过程中，火候不同会造成色调的差异，瓶身出现砖红色或红褐色，也常常出现黄白、暗白或灰色。以红色调为主的瓶身上，常装饰着黑色或暗红色的花纹。以白色调为主的瓶身上，出现的花纹常是反差较大的红色或黑色，有时也会出现橙黄或深灰色的花纹。以灰色调为主的瓶身上，花纹通常是红色。瓶身上的装饰花样几乎全是几何图形。这些花纹有的是树叶形，上面有不同的点和条纹，或在花样中间用一条线分开；有的则与东亚的陶器花纹类似，将两个三角形顶角相交并进行扩张，其交点成为一个特别的结，状如蝶翼；有的是用三角形或者菱形拼合而成的格子纹；有的是别致的花条纹；有的是线条较宽的蛇皮纹；有的是由一束条纹扭曲变化而成的卷涡纹；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花纹，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寓意。比如，一种花纹模仿了爱琴海地区的海底植物，整体风格和谐而不失精致与美感；另一种图案是两个凸镜形状，与在其周围环绕装饰的花纹组成了似乎象征着一张嘴或一只眼的图腾；还有一种与希腊式文物装饰的风格相似的回旋纹，与狄庇朗陶器上的花纹相比略有疏朗感；还有一种被称为“葬纹”的图案，因其通常只出现在墓葬中而得名，它是一些有锯齿形边缘的、布满斑点的纵道纹。本书的第三卷第一章的内容会论及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会做出更加详细的论述。此外，还有一些按照动物形象设计成的花纹，研究者称之为“兽纹”，是由安德生氏发现的。有些图案用半圆形的花纹象征着一行飞鸟；有些在甘肃出土的陶器则装饰着一排更加程式化的禽鸟或水鸟图案，其风格与埃及王朝之前或苏萨时代的同类图案十分相似。毋庸置疑，我们在此处看到了一件典型的文物标本。它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接点，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近东新石器时代两种文明联系在一起。

在史前期的艺术作品中，河南和甘肃出土的彩陶堪称最为完美的作品。它们不仅有遒劲的形式线条、坚固的质地，和那些令人惊叹的绚丽颜色，还有美感与节奏感兼备的装饰花纹如条纹、波浪纹或者螺纹。值得一提的是，伯莱克博士曾对遗址中出土的头骨做过初步研究。经过认真细致的思考，他推断出这些头骨所属的民族已经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同样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和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本书的第四卷第一章将会仔细阐述。

综上所述，从这些简短的一般性讨论中能看出后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文化中心的分布情况。那时，磨光的石器时代渐入尾声，铜器开始出现并被使用。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伊拉姆、伊朗东部、土耳其斯坦西部和中国北部等地区，居民们早已习得耕种作物和蓄养家畜的技能，他们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心。这些有着智慧光芒的居民，还习惯于相互来往贸易。研究者们发掘的遗迹证明，就在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居民们已经开始使用玉和玛瑙贝进行物品交换，或者将贝壳作为货币流通。玉和玛瑙贝的来源，可能是喀什噶尔。贝壳从渤海湾流通到甘肃内陆，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当时的贸易情况。不同地区出土的彩陶文物，都有许多奇妙的相同之处。不管是地区之间两两对比，还是三个地区互相对比，都能得出这一结论。比如，埃及和后新石器时代的苏萨，苏萨和安瑙，或者安瑙和中国的后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两两对比的组合；又或是苏萨、安瑙和塞伊斯坦，以及塞伊斯坦—俾路支和印度的哈拉帕及摩亨焦—达罗遗址，这样的三个地区对比组合，这些不同地方所出土的陶器，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共性。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相信诸多伟大的史前期文明，并非是彼此之间完全隔绝的。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摒弃文明之间相互隔绝的思想，还要反对民族迁移的无用假说，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客观推断。

目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个古朴而神秘的历史黎明时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黄河和印度河流域的范围内，广袤的土地上曾孕育出一种共同的文明。这种共同的文明可以被命名为“彩陶文明”，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代表着人们使用一定程度上相同的工具，还代表那些人们制作出的艺术品，在理念、主题、制作过程、制作方法上有或多或少的共性。但是，这些在花纹图案设计方面的一致性，并不会削弱各大文明在工业和艺术方面的独立性。我们还可以大胆地推断，“彩陶文明”时期一定产生过许多伟大杰作，虽然，这些杰作还暂时未被我们所确认。

经由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将会看到后新石器时代的共同文明如何演变进步。它们经由不同地区文化中心的发展，经过漫长时间的进步与积累，逐渐蜕变产生了东方世界的四大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恍若四颗硕大的明珠发出璀璨光芒，点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孕育了不同的分支，包括伊斯兰教之前的文明和伊斯兰教的波斯文明。

<1>砑光：指陶器的表面被打磨得光滑、平整。砑（yà），犬牙状的石头，指古代人类模仿动物磨牙的行为，用犬牙状石块来加工皮革、布帛等物品，使其密实而光亮。

<2>“原史时代”：史前与信史两大阶段的过渡阶段。是指“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对于有丰富文献的历史阶段，原史时代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方面的非常少。这些记录只表现在一些刻铭、硬币或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中，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而被保存下来。

<3>古迦勒底：古巴勒斯坦的地名，意为“破土者”；古希伯来人称其为卡斯丁。游牧民族迦勒底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定居生活，后打败并推翻了亚述人的统治，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建立国家——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即为迦勒底王国，在巴比伦南部靠近波斯湾一带，广义上指巴比伦全境。

<4>苏萨：又名苏撒、书珊、苏锡安，塞琉古帝国时更名为塞琉西亚，即埃兰的塞琉西亚，现代称之为苏西或舒什。是一座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有八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也是伊朗文明最早的发祥地，比伊朗人建国还要早五千多年。苏萨城是古代埃兰王国、波斯帝国、帕提亚帝国的都城，直到近代才被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7000年，该地就有人类聚集居住的迹象，并可能在公元前4000年建城。以发掘出土的彩陶文化定年，该城市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5000年。在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圣经）的诗歌智慧书里以及《以斯帖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中，苏萨都被提及。历史上因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的大力兴建，这里有雄伟华丽的宫殿，还有世上保存最完好的埃兰神殿和伊朗最伟大的水利工程。这些伟大的工程让这座都城成为了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说的，可以和宙斯斗富的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地方。

<5>牝（pìn）：指雌性的禽、兽。

<6>摩亨焦—达罗：意为“死亡之丘”，印度河上的神秘古城，是1922年被印度考古学家班那吉发现的古印度文明遗迹，其遗址在今巴基斯坦信德省。考古发掘证实摩亨焦—达罗城遗址是公元前2350—前1750年间哈拉帕文化的遗存地。该遗址的发掘，撩开了古印度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

<7>即我国东北地区，格鲁塞采用的是当时的旧称。

<8>鬲（lì）：古代炊煮用的器皿，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鬲有陶制和青铜制，其中陶制的鬲其制作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