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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熹同行: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
游客走进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参观(3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这是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内的朱熹雕像(3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瀑布清溪。新华社资料片
这是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的朱熹雕像(2020年3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这是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武夷精舍一角(3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顾钱江、郑良、王成)3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与朱熹同行: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的报道。
南国春早。春分时节,福建南平武夷山区万木滋长,百花竞放,走在五夫镇的潭溪旁,不禁想起镇上一位老居民的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位老居民就是理学大师朱熹,被后人尊称为“朱子”。
《春日》诗中的泗水,当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而朱熹生活在南宋的福建,其时,北方是被金人占领的沦陷区,他是不可能到山东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朱熹徜徉于武夷山水之间,触景生情,联想到孔门教化之力,恰似春风触处万紫千红。今人走在武夷山区,会惊奇地发现,这首哲理诗中的景象,与眼前的满目春光何其相似,顿生与800多年前朱子相沟通之感。
武夷山是地球同纬度生态保护最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之地,这里的丹山碧水引得人们慕名而来。但,武夷山不仅是秀甲东南的自然名山,亦是孕育影响远播的新儒学的文化高峰。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武夷山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一个重要依据是,这里为理学的摇篮。
是的,武夷山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与朱熹同行的文化之旅。
遇见朱熹
今天,很多人知道朱熹的名字,恐怕是因课本上的诗选。《春日》之外,另一首《观书有感》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同样脍炙人口。
不过,诗人朱熹,影响远不及哲人朱子。人们公认,朱熹理学继往开来,实现了儒学的复兴。
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在历史长河中也曾经历低谷。两晋以后至唐朝,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影响不断扩大,虽说儒释道三足鼎立,但儒家渐成最弱的一足。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发出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呐喊,但直到南宋朱熹才真正完成儒家的复兴。宋朝受外族侵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自古地处边缘之地的福建迎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代,因缘际会,朱熹在闽北创立了理学——偶然之中,有着大历史的必然。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指出,朱子理学回应了那个时代价值理想、外来文化、理论转型的挑战,以儒家为根本,吸收道、佛思想营养,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构建了以“理”为核心,涵盖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新儒家学术思想体系。
历史学家钱穆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朱熹创立理学,这一深远影响中国思想和历史的大事件,就发生在武夷山。学者蔡尚思讲,“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斯人已逝,而山水依然,遗存尚在。武夷山水之间,遍布朱熹的踪迹。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其父朱松,举家南迁入闽,先后到政和、尤溪做县尉。朱熹1130年生于尤溪,14岁那年父亲去世,朱熹受父亲遗命同母亲来到武夷山五夫里(今南平武夷山市五夫镇)居住,在此求学、成家、讲学、著述,“琴书五十载”。1192年,朱熹离开五夫定居建阳(今南平建阳区),8年后辞世,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享年70岁。
福建省文物局编纂的《朱子福建史迹图集》总结,朱熹出生、成长、终老于福建,求师问学、居处著述、授徒讲学、为官从政、访游出行,也绝大部分时间在闽,他所创立的理学被称为“闽学”,福建也因此得名“海滨邹鲁”,成为仅次于孔孟之乡的儒学重地。
武夷山的五夫镇,是朱熹从师就学40余年的地方,至今古韵悠悠。人在行驶的车上,远远看到一位巨人走来,那是今人所立的雕像:朱熹手持书卷,低眉沉思,右颊上有标志性的七颗痣,身后是层层叠叠的书册,表明朱子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博学、著述最多的人之一。
五夫古镇大体保持着南宋以来的格局。潭溪之畔、屏山之麓的紫阳楼,是朱熹住了近50年的旧居,不远处一株古樟,传为朱熹所手植。兴贤古街,是朱子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一条狭窄的古巷,地面全用鹅卵石铺成,两侧为黄泥夯实的民房土墙,当年朱熹携徒探友,讲学问道,每次外出都要经过这里,因此被称为“朱子巷”。
漫步古镇,朱熹的身影仿佛眼前。
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朱子。担当是儒家的真精神,朱熹不仅有“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本理论,更有身体力行的爱民实践,他亲手创办的“社仓”就在五夫:农民在青黄不接和受灾时,以低息或无息向社仓借贷粮食,秋冬收割缴还。朱熹之前,社仓是官办的,往往设在州县,而民办的五夫社仓建在乡镇,这一做法,得到朝廷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这是一个授业解惑的朱子。五夫镇上的兴贤书院,为朱子年少求学和学成后授课的地方,书院大门上方的造型,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三顶乌纱帽,寓意儒家求取功名乃是为了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大厅高悬仿朱熹笔体的匾额“继往开来”,这则耳熟能详的成语来自朱熹的话“继往圣,开来学”。
这是一个看重家庭的朱子。兴贤古街上有刘氏家祠。祠堂制度是朱熹设计的,此前,老百姓是没有祠堂的,只能“路祭”先人,朱熹规制了祠堂的建构,使祠堂进入了民间生活。朱熹所撰的《家礼》,简化并整理了“礼”的环节,结束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使得百姓也可以讲礼了。《朱子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经典,“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等忠告,今日听来仍充满智慧。甚至,父母教子常用的“要讲理”一语,也打着理学的烙印,只不过,人们“日用而不知”罢了。
这是一个温情体贴的朱子。在五夫,朱子的诗词名句随处可见,政府部门食堂前的一块石上,就刻着这样几行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小诗背后有个感人故事,朱熹某日跑去看女儿,女儿既欢喜又犯愁——“家贫市远无兼味”,只好煮一碗麦饭,用香葱做点清汤。端上葱汤麦饭,女儿愧对欲泪,朱熹遂写下这首《乐道葱汤麦饭》安慰。一位讲理又有情的慈父,是今天鲜为人知的朱子形象。
……
游历五夫丰富的人文景观,也是在阅读理学这本大书,认识一个立体的朱子。
和朱子同游
到了武夷山,九曲溪漂流必不可少。游客坐在竹排上启程,耳畔响起排工唱的船歌:“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这是朱熹所作“武夷棹歌”十首中的第一首。由一曲而至九曲,观山览水之间,泛舟优游的人们不仅能听到,还会看到石壁上朱熹亲笔题刻的棹歌。武夷棹歌的全称为《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是50多岁的朱熹到武夷山九曲溪畔创武夷精舍后,写的轻松小品,想象力丰富,亦不乏理趣。
换个角度看,对今天的游人来说,武夷棹歌是一篇绝妙的导游词,也提供了理解朱熹其人的线索。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棹歌提及的“架壑船”是一种古代葬具,其状如船,置于峭壁之上的岩隙间。讲求格物致知的朱熹指出,这是上古崖葬的遗物,而非传说中仙人得道弃下的木舟。事实上,朱子理学被认为极具科学精神,如科学史学者胡道静认为,朱子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物之理,亦潜心考察,沉思索解,常有独到之见,能符合科学研究所得出的法则。
九曲溪沿岸题刻众多,朱熹所题既有流连山水的棹歌,也有意味深长的哲理之言。六曲溪南响声岩上,朱熹所写“逝者如斯”格外醒目。这四字源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响声岩上这方题刻用意为何?朱熹解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
原来,朱熹将“逝者如斯”题刻置于九曲溪上,为的是让观者在这一情境下更好地体会四字的理学深意。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指出,理学家朱熹十分重视石刻,把它从一种文献载体转变为一种文化传播平台,石刻镌刻也从具体场合的纪念与记忆工程,转变为跨越时空的思想文化传承的符号。
九曲溪畔、隐屏峰下的朱子园,是1183年朱熹创建的武夷精舍旧址,此地对理学而言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朱熹在此讲学8年,写成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修订完成并付诸刊刻《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朱子文化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的成熟。朱熹整理的“四书”,在他身后成为元明清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
朱熹的一生,为官不到10年,立朝仅46日,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和讲学。他直接创建了四所书院,在闽北地区存留有武夷精舍,还有他晚年移居建阳创立的考亭书院。张建光说,朱熹既重视官办教育,更钟情书院教育,中国书院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朱熹手上。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圭臬。“揭示”的内容集自儒家经典语句,朱熹虽述而不作,但编辑上独具匠心和深意,如,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在武夷山踏访朱熹的遗迹,你会感到,行路亦是读书。朱熹人生中大半岁月安身立命、著述讲学于武夷山,这里的山水人文不仅启迪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朱子思想的生动镜像。一条古巷,一座书院,一方题刻,一株古树,一只龙鱼灯……都可能是朱子理学这本大书中的一个活页。如果有“哲学地理学”的说法,那么,武夷山是一个重要的地标。
偕朱熹前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理解朱熹及其思想,要走进武夷山这个历史现场,更要返回当下,思考现实与未来。或许有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融合。朱熹“武夷棹歌”“逝者如斯”等题刻,让人在游历中体味文化,循此思路,我们该如何将旅游与文化更深入更自然地融合起来?武夷山当地,正在进行着很多这样的探索,比如,用生态银行理念把五夫镇的烤烟房变为网红民宿;万亩荷塘之畔,年轻人以朱子婚礼的仪式喜结连理。
二是融入。朱熹“讲理”,也十分重视“讲礼”,努力把大道理化为新民俗,或融入日常生活规范中,家礼、家训、祠堂都是生动的例证。“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大者远者”,朱熹就教育如何落实、落细、落地,有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实践,对今天无论是国家制定立德树人的教育政策,还是家庭有效地教育子女、缓解焦虑,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是融通。学者认为,朱熹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与重光,面临同样的文化课题: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朱熹的实践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朱熹晚年陷于争议和政治攻击中,其思想被斥为“伪学”,身后才得平反,理学受到朝廷的重视,广泛传播开来。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朱子理学是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是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信条,是老百姓的日常规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由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发展出的礼教,对人性的禁锢和损害也是客观的事实。
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朱熹及其理学的问题,张建光给出的答案是“扬弃”。“朱子是儒学集大成者,朱子文化既创新发展了孔孟思想,同时也批判性地吸收了佛、道文化的合理因素。”他说,“在当代,我们也应保持扬弃的基本态度,把朱子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实现朱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真实世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使得当代中国人更易受到西方思想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却较为疏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恐怕首先要全面而准确地了解传统文化,才能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而在守正中加以创新。有意思的是,朱熹在谈到读书法时也有类似主张:“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应该“虚心静看”,“不执己见”,真正理解了作者的本意与逻辑之后,再作打算。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朱子理学是绕不过的高峰。但是,对今人来说,朱熹不是用来膜拜与迷信的,而是视其为一位思想者,可以进行深入的对话,使我们面对当下和走向未来时,得到智慧的启发。
武夷山水是一个有效的媒介:让本来冲着丹山碧水岩茶而来的人们,得以邂逅朱子,在山水田园古镇的生动情境中,经历朱子之乐,体会朱子之理,认识朱子其人。对身陷信息泥潭和注意力焦虑的现代人来说,以此种方式来走进古代经典,实在是更直接,更具体,也更活泼。
如果山水曾吸引你来过武夷山,那么,同样奇峰竞秀的朱子文化值得你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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