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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巫吉英：刺刀下逃生，结了忘不掉的疤

有一件事，巫吉英记了一辈子，也讲了一辈子。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城。此后的那场屠杀持续了6周，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有30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遭杀害，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日军纵火烧毁。

对于巫吉英来说，战争不是资料里宏大的数字，而是身边更为具体的场景。鲜血浸湿了她的棉鞋，一座座建筑倒塌，有人在她面前死去。拖着一条被刺刀扎中的左腿，她在南京城里四处奔逃，躲避战火，几度侥幸才逃过一劫。命捡回来了，但伤痕伴随了她一生。

晚年，巫吉英记忆严重衰退，连家人也不认得了。只有那段逃难的经历，她没法忘。女儿张月珍记得，母亲常说，“要是有文化，再年轻一点，我就要站到台上，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

这个愿望终是没能实现，2022年5月25日，巫吉英在家中去世，享年98岁。

巫吉英。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张月珍的讲述：

穿着棉鞋，踩在血里

我母亲的一生都是苦的。

1924年，她出生在江苏句容的乡下。十岁左右的时候，外公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说可以把我母亲介绍到南京一户人家去做女儿。那时家里穷，子女又多，我外公同意了，以为母亲能从此过上好日子。谁知道这个朋友是骗子，母亲到那才发现，一户当地军官买下了她，让她做佣人，伺候他们家认养的小儿子。

十三岁那年，日本兵来了。军官带着家人“跑反”（为躲避兵乱而逃往别处）到乡下，让我母亲留下看门，照顾一个有哮喘病的老奶奶。几天后，一个晚上，她突然听见南京城门处传来枪声，稀稀拉拉的，没几声后，“轰”的一下，好像城门开了。

后来，两个日本兵从家里的后门进来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两把刺刀，正准备过来，但不远处吹响了哨子。另一个喊他，像是要集合，有任务了。拿刀的那个要走，但转身之前，把刀刺进了母亲的左大腿。血流下来，老奶奶从衣服上扯下一条布，绑在母亲伤口上，把血止住了。

直到现在，母亲大腿上还有一个三四厘米宽的疤，和刺刀一样宽，深深凹进去，成一个坑。但她的命是保住了。

伤口包好后，身后一阵浓烟呛过来，房子被日军点着了。我母亲背起老奶奶，要逃出去。1937年的冬天，南京好像成了一座大迷宫。她们一会儿往城外跑，一会儿往城里跑，但到处都有日本兵。快到城边了，她找到一个小菜园，把老奶奶放在地上，老奶奶拿手指着外头，让母亲赶紧走，别管她。母亲想，这是人家家里的人，怎么能丢呢？

2021年，97岁的巫吉英在家中理发。 受访者供图

休息了一会儿，她又背起老奶奶，跑到菜帮桥附近，看见一间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中央兵（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兵）的尸体，母亲赶忙让老奶奶躲到死人堆里。她穿着棉鞋，就踩在血里头。二三十个（死）人，你说要淌多少血呢？

之后，母亲听到有人喊“小妹妹”，才发现屋里放了一张床，一个活着的中央兵，弓着身子缩在床帐子后面。她很害怕，问“你是死人还是活人啊”，对方回答说，“你快走，日本人很快又要来了。”

母亲很怕，但肚子实在饿。她看见这屋子里有饭，上面沾了血，顾不得那么多，扒拉了几口，又带着老奶奶出门了。

快跑到南京城边了，母亲远远地又看见日本兵。他们抢了鸡，又强奸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最后杀了她。后来，母亲又遇到一个老太，给她指了个方向，让她到难民所里去。母亲后来说，这肯定是贵人，来救我的。

那是美国人开的一所学校，写着英文的牌子，日本兵看见就不进去了。老奶奶身体很弱，母亲在楼梯下面铺上厚厚的被子，让她躺下睡觉。打饭的时候，母亲去，在那里喝完稀饭，再带一碗回来给老奶奶。可没几天，老奶奶还是病死了。母亲终于忍不住哭了，身边没有什么亲近的人了，只剩下她自己。

“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

日本人走了以后，大家各回各的家。我母亲不知道去哪，难民所的一个老太跟另外一个杨姓老太说，“你（把她）领回去做（儿）媳妇吧。”杨姓老太就把母亲带回家了。可她儿子是个瘸子，家里儿女也多，我母亲仍然过得苦，天天烧饭，洗衣，理菜。

后来过了大概一年，有一天，母亲在家门口理菜，一个娘家的叔叔正好路过。就那么巧，碰到她了。那时候，外公正在南京城到处寻我母亲。这个叔叔赶紧把我外公喊了去，把母亲找回来了。

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她经人介绍，跟我父亲结婚了。父亲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副厂长，婚后，母亲也去了上海。到了1965年，“上山下乡”来了。我父亲是干部，要带头把家属下放回农村。那年我8岁，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回到江苏老家。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每个月寄钱回来，一年回来两次。母亲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6个儿女一个没少，你说她厉害不？

回到老家的时候，家里的瓦房早被日本兵烧了，只有草房。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雨太大的话，她没法出去干农活，就坐在屋里，把她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每讲一次，她都要号啕大哭，我们听了害怕，也跟着掉眼泪。

听多了，我们就习惯了。有时候也不耐烦，说“你不要讲了，我们都知道了，都记住了”。我们那时候太小了，没有意识到，对于她来说，那些故事是很沉重的。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见到穷人，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别人吃。可母亲性子也很刚强。我们刚回江苏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家里没有劳动力，常常遭欺负。每家每户割了麦子，要上交生产队，再派小孩子去生产队领口粮。人家的小孩去，队长不欺。我和我哥哥去，队长就把麦穗摔在地上，不给我们。那个时候我妈去了，一米五不到的个子，跟人家打架。遇到不公平的事，她不饶人的。

巫吉英。 受访者供图

我们子女六个，个个都佩服母亲。她勇敢，聪明。在南京军官家的时候，那一家人请了老师来教书，她在旁边听，识了不少字。像《三字经》，我们不会背，她能从头背到尾。算起账来，她一分一毫都不会错。

就是现在，她也跟其他农村老太太不同。她关心国家和社会，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她常说，“我真是老了，要是有文化，再年轻一点，我就要站到台上，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母亲最终也没能站到台上，但她讲给我们的邻居、记者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她不哭了，只是脸拉下来，咬着牙齿，神情里带有恨。

记忆写进身体，今生今世忘不掉

父亲五十九岁的时候患心肌梗塞去世了，那时候母亲五十七岁。我们都成了家。她有时候跟我哥哥在一起，帮他带带小孩，多数时候自己一个人过。闲着没事，她就跟村子里的老太太一起打打麻将，一直打到九十二三岁。

她晚年没病没痛，耳聪目明，九十多岁还能穿针。但九十六岁那年，母亲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从那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她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后来好些了，可以拄着拐棍走一走，或者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她散散步。

她精神还是好得很。她会唱歌，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还会唱《东方红》。又唱又笑，还拍着手，给自己鼓掌。

我母亲一直是个开朗的人。看到小孩从面前过，她要喊住人家跟她玩，还拿东西给人家吃。她也喜欢热闹，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一大家子在一起吃吃饭，放放炮仗，买个蛋糕。她穿着新衣服，也不说什么，就是哈哈笑。

2021年，97岁的巫吉英卧床休养。 受访者供图

母亲睡眠好，很少做梦。但一年中总有两三次，她会梦到大屠杀。真的如她所说，那些记忆写进了她的身体。一直到了九十多岁，她还被噩梦缠醒，有时吓得一下子就坐起来，喊我们名字，说“我又回到南京了，鬼子又来杀我了”。

她说“我今生今世都忘不掉”，结果真的忘不掉。哪怕到后来，她记忆力严重衰退了，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刚说的话也马上就忘掉，最近这两年，连家人也不太认识，但她还记得那些事。有时候，放着电视剧，里面在打仗，炮声、枪声一响起来，她坐在那儿，嘴里就开始咕哝：“哦哟，跟我那个时候一样，在南京就是这样。”

我母亲这一生真苦，真难。但她离开的时候不痛苦。早晨起来，喝了水，吃了一点东西。大概隔了有两个小时，她喉咙里突然卡了一口痰，咳不下来，不过半个小时人就不在了。

家里好像一下子空了。我们家里，人是不少的，6年前，她玄孙出生的时候，还会骄傲地跟别人讲，“五世同堂呢”。我们想她，馋她用大锅、大灶摊的小饼，油扑进锅里，再撒上大蒜头。现在没人会摊，都没她做得好吃，这个空白永远没法填补了。

巫吉英在96岁那年摔了一跤后，出行都需要依靠工具。 受访者供图

早几年，她在电视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虽然不认识，但好像舍不得一样的，脸上是很遗憾的神情，总说“哎哟，苦哦。现在日子好了，怎么不多享福呢”。

现在，她跟他们一样，老了，走了。她的轮椅和衣服会放到纪念馆里，和她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历史里面。

新京报记者 徐杨 实习生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