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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席慕蓉：我给记忆命名，从此有了归属与顾盼

撰文 | 徐学勤

1949年秋天，出生于重庆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随家人为避战乱南下香港，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清苦而安稳的童年。五年后举家迁至中国台湾，她开始习画，并创作诗歌和散文，逐步成长为破销量纪录的现象级作家。八十年代，她的影响力开始溢出台湾岛内，作品被盗印、铺满了大陆的大小书店，与同龄的台湾作家三毛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文学青年的偶像。

1989年8月1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赴大陆的禁令。8月底，她怀揣着无限的乡愁与热望，终于重新踏上了阔别四十年的大陆，回到祖辈栖居的蒙古原乡。到达大草原的那天晚上，当初识的亲人都已睡去，她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忍不住号啕大哭。这一趟还乡之旅，成为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此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多次回到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到锡林郭勒，从乌兰巴托到克什克腾，翻越山川、草原、戈壁、大漠，去探访和记录游牧民族的生活，寻找潜藏于自身血脉里的历史文化基因。

1989年8月，在家乡的边界上，族人迎接回乡的席慕蓉。王行恭 摄

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亦随之变化，从以抒发个人爱情、乡愁与人生为主题，进行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下了蒙古长调歌王哈札布、喀尔玛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女猎人玛丽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创作出《英雄噶尔丹》《英雄博尔术》等一系列叙事长诗，以此纪念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

与此同时，她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寻根也逐步深入。她的外祖父穆隆嘎

（汉名乐景涛，1884-1944）

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担任过民国政府监察委员、国府委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她的父亲席振铎

（蒙文名汉译为拉席敦多克）

毕业于辅仁大学，曾任民国政府参政员、立法委员，后长期任教于德国；母亲乐竹芳

（蒙文名汉译为巴音毕力格）

曾任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八旗群代表；二伯父尼玛鄂特索尔

（汉名尼冠洲，1894-1936）

曾任察哈尔盟明安旗总管，创办学社大力翻译出版蒙汉书籍，后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暗杀。

翻开那部厚重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她发现家人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近代史上，他们曾为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抛洒热血，乃至牺牲生命。她的家族，牵连着蒙古境内的寻求族群存活的血泪史。对民族和家族历史渊源的追寻，让她明白自己与这片广袤土地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因而，自从她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就再也未曾远离。

她在文章中喟然长叹：“就是那里，曾经有过千匹良驹，曾经有过无数洁白乖驯的羊群，曾经有过许多生龙活虎般的骑士在草原上奔驰，曾经有过不熄的理想，曾经有过极痛的牺牲，曾经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的那个家族啊！就在那里，已成废墟。”穿越过幽暗斑驳的时空隧道，一切恍若隔世，她对故乡的情感愈发炽热奔腾。

她的散文书写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当她彻底融入蒙古族同胞的大家庭中，成为其中名符其实的一员，她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一些更根本性命题，去追问何为现代，何为传统，何为民族国家。她为草原生态被肆意污染破坏而疾呼，她说草原不是只属于游牧族群，而是属于全人类，草原的生产力是依靠牧民、牲畜、草原三者和谐共处才形成的，一些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需要千百年才能恢复原貌，而这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旧神采奕奕，才思敏捷，情感和精力饱满充沛，只是听力大不如前。她在年前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给记忆命名》，这是一本日记与散文合集，书写时间横跨半个世纪，涉及诗歌创作、还乡之旅、家族历史。她说，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记下来，恐怕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因此，“我给记忆命名，或许，它们就会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我给记忆命名，只因我的痴心。”

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笔耕不辍，她说现在才是自己创作的真正“高峰期”。她仍旧在努力书写新的英雄叙事长诗，还受到叶嘉莹、齐邦媛、痖弦等前辈的指点和鼓励。对她的采访，正是在她赴天津参加叶嘉莹的学术研讨活动之后，她们相识近二十载，有着同族情谊，更有着诗人灵性的契合相通，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开启。

与叶嘉莹的两次还乡之旅

新京报：最近，你到南开大学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也多次谈及叶先生对你诗作的评点。你们都是蒙古人，因诗歌而结缘，你还曾陪同她一起去叶赫河寻找原乡，能否谈谈你们相识的经历？

席慕蓉：多年来，我一直是叶先生的读者，可是我对古典诗词仅仅是喜欢，很多东西也不见得能真正领会。我们的相识，缘于我的好友、台湾成功大学戏剧教授汪其楣的一番好意。她是叶先生的学生，2002年3月，叶先生到台湾讲学，她给叶先生寄了一篇刚发表的论文，里面谈到我的一些以蒙古为主题的散文和诗，她还让我也寄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金色的马鞍》给叶先生看。过了几天，叶先生说想要见我，她让另一位学生施淑教授来邀我共进晚餐，这让我喜出望外。

叶先生见到我就说，“我也是蒙古人，我们的部族是叶赫那拉。我的伯父曾经告诉过我，叶赫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地点，也不知道如今这条河流是否还在。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它。”那条河流仿佛是她记忆的根源，我说，“那我们就去找一找吧！”她说，“好的，如果你找到了叶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听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很惶恐，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不过幸好有一位朋友，在沈阳住的内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他帮忙委托满族朋友、《沈阳日报》的记者关捷先生去找，过了三个月，好消息就来了——叶赫水至今犹在，它在吉林省梨树县，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我赶紧向叶先生报告。当年9月，我们终于成行了，还请来吉林大学的朋友做向导，一群人陪着叶先生回到她念念不忘的原乡。虽然叶赫水还在，但是叶赫那拉部族从前的居住地已经没有了。有人带我们去看为拍摄电影而盖出来的宫殿式建筑，那是假的，叶先生说想要去看真正的城楼旧址。他们就带着我们来到一片玉米田，以前我只知道草原可以延伸到天边，我不知道原来玉米田也可以伸到天边。那天傍晚，红红的太阳被尘霾遮住，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枯，风吹过来的时候发出沙沙声响。

玉米田的远处有座稍高的土台，一位同伴怕叶先生走冤枉路，就先跑到土台上面，然后回头对叶先生说，“您不要上来了，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虽然是善意的劝告，但幸好她没有听从。那时候她已经78岁，但身体很好，大家都想要搀着她上去。我那时有了一点点经验，就是我回到内蒙古老家，很多朋友都好意地陪着我，给我介绍，但等到回去后我才后悔没有好好看一眼，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所以，我就跟那些朋友说，我们不上去了，让叶先生一个人到土台上看看吧。

叶先生慢慢走上土台，眼前是红的、紫的、褐的、墨绿的玉米和荒草，微风吹拂着，她在台上独自伫立了好一会儿，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不就是那首黍离之悲的诗吗？我现在的心情，怎么和诗里说的完全一样？‘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因为是在故土之上，所以土地跟她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应，当她站在一座别人眼里“什么都没有”的土台上，她却遇见了那首三千年前喟叹黍离之悲的诗。

2002年，叶嘉莹（左）与席慕蓉在叶赫河畔。

新京报：后来叶先生81岁的时候，你又陪同她去了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这听起来是很大胆的举动。

席慕蓉：是的，听起来有点危险，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说要给我颁“最佳勇气奖”，我说应该给叶先生颁奖。2005年，叶先生对我说：“其实还可以去一下蒙古高原。”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巴尔虎草原，还登上了北魏拓跋鲜卑先祖所居石室嘎仙洞。她成为百年来家族里第一个回到蒙古原乡的人，一路上她神采奕奕，诗兴大发，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口占绝句一首，记得其中一首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我也问过叶先生为什么早不回来，她说怎么可能？又是军阀混战，又是抗日战争，又是国共战争，又是漂泊海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我非常高兴能有机缘陪她回家乡。其实，一路上我们有很好的越野车，也有朋友帮忙安排行程，路上并不危险。她当时身体也很好，没有出一点状况，反倒是我自己感冒了。

对绘画有强烈企图心，而写诗是生命本能

新京报：你在书里引用叶先生的话说，“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似乎人人都可为之。但也有人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门类中最依赖天赋和灵感的，是难以训练出来的。在你看来，叶先生的古典诗词教育对写诗有多大的帮助？

席慕蓉：听过叶先生的演讲，我才知道什么叫“诗教”。我不是学文学的，没有受过专门的古诗训练，比如平仄、音韵之类，我只是在大学时期跟溥心畲老师学过一点，但是也完全不会用，就自己乱作。我曾听一位学者说，“字是不会说谎的，人会说谎。所以，人在修改的时候，就把不说谎的字改成了说谎的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个观点说给叶先生听，原来那位学者也是她的学生。她说，“你以为是你选择了这个字，其实是字选择了你，字比你想到的还要早。”

叶先生是世间罕有的教师，她讲课跟一般的中学、大学老师完全不同。比如讲辛弃疾，听她讲完以后，再读辛弃疾的作品，会有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不是说其他老师讲得不好或者不对，他们都是启发过我们的人，能碰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就是遇到人生的贵人，因为他们能把学生心中某些灵性的东西挖掘出来，可是他们跟叶先生是没得比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听叶先生讲课，她讲到一句话，结果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很多人都看到我，但我就是无法控制。她当时是解析欧阳修的《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讲到“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一句，欧阳修写采莲女子低头看水面，人脸和花互相映照，心里产生像丝一样乱的感觉。女孩察觉到自己的美丽，当其他同行的伙伴都已走远，她却流连忘返。

叶先生说，这是欧阳修的神来之笔，欧阳修的深意是从表面的美丽牵连到一个人内心的向往和追寻，那才是生命暗藏的美好本质。她说，“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机会知道和认识自己的美好。”哇，真是吓死人！这句话仿佛贯穿天地万物，她所悲悯的不只是那个“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的采莲女子，而是尘世间所有的生灵。突然间，我的心怀像是完全被打开了，仿佛多年的彷徨和委屈全部都消融在这句话里。

1993年，席慕蓉油画《月光下的白马》。

新京报：你曾在诗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的序言中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一无所求，“从来不必以写作作为自己的事业，所以可以离企图心很远。”这与你在画画上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何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企图心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人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企图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画得好的时候，你会嫉妒。我以前只要看到人家画得很好，就想什么都不干了，立马回家去画画；有时候也很坏，看到别人画得不好，就有点暗自得意，当然这对一个所谓艺术家来讲，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我后来读到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说创作者的嫉妒心是一定会有的，但嫉妒不是要去害别人，把别人的画刮破，而是去思考他怎么比我好，我为什么不能做到那样，这种情绪其实是健康的——我嫉妒了，但是我不要去陷害他，而只是“陷害”我自己——回家去画画吧，别旅行了。虽然有时候回去也不见得会怎样，但那种对自己的责备，其实就表明有企图心。

但我对诗歌绝对没有这种企图心，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会恨不得跟所有朋友分享。比如，我刚拿到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翻译的蒙古国诗选，还跟他要了几本送给朋友，因为诗选都是从早期诗人讲起，我害怕朋友们看到开头几页觉得没兴趣就停了，所以跟他们说，你们先看其中当·尼玛苏荣的那首《四季》，我觉得那首诗美到不行，全诗分四个段落，共有225行。可以试读几段：

故乡从很远很远就映入眼帘很美

噙满泪水的眼睛里溢出热泪最美

站在马镫上吹着口哨飞奔很美

飞奔的马蹄之间鸟儿穿梭更美

……

有谁过来唱歌很美

有谁离去悲伤也美

放不下的爱在心中化作旋律很美

流转不停的时间不忘敲钟很美

……

后来，一位诗人朋友说他们有一个语音平台，问我要不要去朗诵这首诗。我说我要，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在做过之后，好像都会遇到一些更好的机会。

前天晚上，内蒙古诗人宝音贺希格来陪我过中秋，他翻译过我的诗，也是一位好得不得了的诗人。我跟他说，我喜欢这首《四季》，他说整个蒙古高原没有人不喜欢这一首。然后，他打开手机给我听一位专业朗诵者的朗读，就发现“……是美的”用汉文来表现过于平白。我跟他说，我要借用那位朗诵者的蒙文原文朗诵，但前面先用汉文读一遍，不然别人听不懂。你看，我是多么乐于跟别人分享好诗，我发现人家写得比我好，那才是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对画画和写诗的差别就在于此。读到一首好诗，我就会“人来疯”，可是我自己写的诗，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解，也不想讲。我觉得写诗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喜欢就写。如果让我去讲怎么写诗，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叶先生的了不起，就在于她把所有古典诗词里的人，以及诗词中的深意和神来之笔讲给我们听。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清楚。当然，她是用自己的一生做到的。

新京报：在你的书里，似乎很少看到“文学”这个字眼，你一般会直接说诗或散文，文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文学”说得那么少吗？我倒不觉得。对我来讲，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去阅读和吸收，二是去写作。阅读让我发现文字的美，寻找到与自己相近的灵魂。有的作品，初读和重读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重读可以获得很多之前读不到的东西，可是非得经过幼稚的初读，才能重读到那些东西。我想文学就是这样，要用一生不断地初读和重读，你问我要如何解释文学，我可能不太会形容。

我现在的理解力绝对比年轻的时候好，这是年龄增长的好处。那天，一个女孩儿问我，会不会为年老而悲伤？我说，“我的每个关节都觉得悲伤，可是我的理解力觉得愉悦。”所以，文学是让我心向往之的事情，当一不小心遇到一首好诗，我就会打电话告诉朋友，对我而言，讨论文学是件很快乐的事。当然，如果说要规规矩矩坐下来读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诗集，有时候也会很累，最好的遇见是一不小心突然间撞到，那种感觉是最美妙的。

席慕蓉画的荷花。

新京报：你说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但其实你的写作比画画影响力更大。

席慕蓉：画画是我的功课，我在绘画方面有强烈的虚荣心，希望能画得好。至于有没有天赋，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是不要知道答案吧。在写作方面，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的写作其实是在整理自己，有的时候想不通，我就会写日记，有的日记写得还很长。譬如跟叶先生见面，我可能当时来不及写，但事后肯定得补上，有人说这些文字就像散文，不像日记，可是我就是这样写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不会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有年轻朋友问，要怎么写一首好诗？我心想哪有那回事，开始去写就好了。我很年轻时就开始写诗，比画画还早，喜欢的可能就拿去发表，不喜欢的就塞到抽屉里，有时候隔几年再拿出来看，觉得“唉，还不错”，连改都不用改。有一次我投稿到《联合报》副刊，那首诗是有点想要写，却又觉得不怎么样。但那天在报上看到诗人许悔之写林文月先生的一首诗，我的天哪，他写得那么好。我赶紧打电话给《联合报》的编辑，说你看今天许悔之写成这样子，拜托你把我的那首诗撕掉吧，不用寄回来给我了。

我的写作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我非写不可的，我会用散文把它们写出来。比如《丹僧叔叔》，写一位喀尔玛克蒙古人流浪的一生，那样的文章是我努力写出来的。

1991年，席慕蓉与八十岁的父亲在台北。

诗，是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

新京报：你说《古诗十九首》和古乐府给了你最初的诗歌启发，你的诗歌中有很多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化用，同时你也很推崇纪伯伦等西方诗人的作品，你的诗歌创作受哪些人的影响比较大？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你是如何融合接续的？

席慕蓉：我不知道，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但是我记得在香港读小学时学古诗词的经历。那时正逢乱世，老师们其实都不是标准的小学老师，不像现在这样规规矩矩地从笔顺、拼音开始教，所以，我的孩子们都说我写字笔顺不对。那时候老师也跟难民一样，生活很苦，他们的学历可能很高，可是还得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让我们多背诵。我到现在还能背诵很多诗词，能把《琵琶行》从头背到尾，小时候背的这些东西就烙印在脑海里。读《古诗十九首》也是因为喜欢，我当时就感慨，天哪，这些诗每个字我都认得，尤其前面几首都那么简单，但当它们组合到一起怎么可以这么美？

你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是骄傲得不回答，而是真的没办法回答。我以前跟人家说，我没有受过任何诗歌和文学的教育，可是后来想，我好好地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国文课，算不算受过文学教育？到国外以后，我读到一些法文诗，像纪伯伦等人的，我感觉到音韵之美和翻译之难，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感受，没有系统性。

以前人家问我受谁的影响，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能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我不会标榜自己属于哪个画派，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生者。我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说我喜欢谁，但对他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不见得能说清楚。但我读他的诗，就知道他的东西了不起，比如商禽、痖弦、陈义芝，我觉得他们的诗里有些东西是我永远进不去的，或者，我能进去但永远不会那么写，但是我很高兴有人那么写，而且写得那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青年席慕蓉。

新京报：你的诗歌创作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

席慕蓉：我觉得是现在，是此刻！我当然珍惜年轻的时候写下的诗篇，不过，我到现在才明白，过往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此刻，此刻正是一个创作上全新的起点。所谓“高峰”不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我自身察觉的热度。是的，是一种追求的热度，如今的我，真是全心全意在追求我想要写的英雄叙事诗。从2010年夏天写出第一首《英雄噶尔丹》开始，到现在还没停止，非常奇妙！我自己曾经写过的句子竟然成真：“我相信，诗，只能从自己出发，并且是一个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自己。”到这个年龄还能拥有“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热情，我知道，这是故乡大地给我的力量，我深深感激。

年轻的时候写诗和现在的状态是不同的，我最近发表的一首《绝句》很能说明这种变化，“昨日是以诗来寻觅，那躲藏着的自己；如今却以自己来寻觅，那躲藏着的诗。”

新京报：1949年之后，在台海相隔的情况下，台湾出现了纪弦、余光中、洛夫、痖弦、商禽、郑愁予等一大批诗人，你与这些前辈诗人的交往多不多？

席慕蓉：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很多，有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读的第一本现代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的羽毛》，那时候我在读中学，有一次堂哥带我去逛植物园，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买本书，我就在路边买了这本诗集。因为我之前也在文章里写过此事，很多人就说那是我的诗歌启蒙，但我觉得不是。我很敬佩余先生，我们也常常合作朗诵诗歌，他对我也很好，但其实我在买这本诗集之前就已经写了两三年，我只是余先生的一个读者而已。

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来看我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画展，是用激光做的版画，他那天来了三次，他很喜欢一幅《孤星》，就对我说“这一张给我做封面吧”，后来那幅画就成为他的诗集《与永恒拔河》的封面。我很尊敬余先生，他的学问那么好，对晚辈也很友善，但是真正开启我的写诗之路的其实是痖弦。痖弦一直担任《联合报》副刊的主编，我投稿到《联合报》，他常刊登我的诗，还带着同事来我家看我作画，对我很鼓励。

那时候我还年轻，一下子给他寄了三十多首诗，我对他说，我不是要投稿，只是想请他帮忙看哪首好，哪首不好。他就真的用铅笔帮我在每首诗上画勾，再寄回给我，有的画一个勾，有的画两个或三个，有的不画，我就明白了那是他的评价。他曾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受用，因为那时候我的诗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很多刊物都向我约稿，还让我附上插画，有一次开会，他特地走过来对我说，“你不要沦落成一个‘写稿妹’，有些要求你要懂得拒绝，好好地写自己的，不要谁让你写你都写。”这句话我听进去了，真的十分感激。

所以说，痖弦是我在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原来不会回答“受谁影响”这个问题，现在知道要怎么回答了，要谢谢你。我是从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开始注意读现代诗，然后是痖弦把我带上路，直到现在，我还会把正在写的英雄叙事长诗寄给他，请他帮忙提意见。我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里也写到，齐邦媛和叶嘉莹先生都“责备”我，而痖弦先生不好意思“责备”我，只是说我的叙事诗里应该有一些“埋伏”，所谓“埋伏”就是突袭，突袭进人的心里，让读者不会忘记这些句子所带来的惊喜交集的美好感觉。我原本是一个外行，进入所谓的文学界，我是蛮有自卑感的，我不是学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只是个闯入者，幸好有好的老师和朋友。

《我给记忆命名》席慕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报：你早期的诗作大多围绕爱情和人生主题展开，注重个人情感的挖掘和抒发，你与丈夫刘海北先生的爱情很幸福美满，为何会写出那么多忧愁伤感的诗句？你的诗歌一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席慕蓉：我写诗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年轻时我有两个孩子要管，幸运的是有人帮我做家务，我主要管孩子的洗澡和睡觉，等孩子的事都料理妥当后，我就开始写诗。我的很多伤感的诗，都源自年少时所受的伤。由于战乱，我的少年在漂泊动荡中度过，跟随家人颠沛流离，白天像一只小野兽在森林里想办法逃跑，晚上再回到洞穴里慢慢流泪。因为找不到朋友，日记本就成为唯一的朋友。

有人说，席慕蓉设想了很多情境来写诗，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人在少年时期特别敏感，自己受伤或者让别人受伤，很多诗也都是在寂寞受伤时写的。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诗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我在诗中的感情，绝对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拟设。所以我曾经写过，“诗是挽留，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诗是表达，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诗，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如果，如果曾经是可能……”

新京报：你以前说写诗是从不强求的，但近几年写蒙古英雄叙事长诗，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日夜都放在心头的愿望”，为什么会有这种愿望？叶嘉莹先生说你的叙事长诗不如抒情诗，这些诗歌成就可能不高，齐邦媛先生也说你“不够强悍，写不了史诗”，你对她们的评价和建议作何感想？

席慕蓉：之所以要写英雄长诗，是因为回到内蒙古老家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无比丰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外界所不明白、也不想去了解的，但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我想慢慢地把它们写清楚，算是给自己的一份奖品。别人说我是有使命感，是在捍卫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不是，我就是遗憾前半生没有办法仔细了解自己的原乡，遗憾自己民族的英雄处在一个被误解的状态。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着的英雄人物，在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却是极为表面的功过，甚至误解，我也不能说这些记载是错误的，可是总觉得那些解释距离游牧民族的时空真相太远。

我向叶先生坦承，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达不到渴望中的那个标准，可是这些年在心里翻腾着的都是这些英雄的事迹。她说，如果是生命自身散发的愿望，那就去写吧，唯有听命而行，才可能实现生命自身的要求。因此就算诗的成就不高，也是值得去完成的。听到她的意见，我仿佛一切都变得明朗了，没有负担了。我非常感激叶先生和齐先生，现在我依然努力在写，一天到晚都在改。

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族群的关注

新京报：你的书写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和代表人物的关注，写下了歌王哈札布、丹僧叔叔这样的人物故事，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席慕蓉：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要感谢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他曾为我的《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写过序言，把我对蒙古题材的写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的乡愁，第二阶段是对族群文化的认识，第三阶段是更开阔的对大自然的认识。另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张弛教授，2016年在台湾东吴大学举行的“席慕蓉研讨会”，他发表过论文，研究我的写作主题和风格的转变，我很惊讶他是怎么看出来的。2019年，台湾出版了关于我的研究文集，选了他们俩的文章。

我前半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原乡，1989年当我46岁第一次回去时，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没想到此后的30年我还一直在跑。近些年，在我母亲的家乡克什克腾的草原上，我追踪几位牧马人的生活，除了录音访问外，还与一位当地的摄影家合作，追拍马群的家庭生活，从小马驹出生之后开始记录。

2019年9月，席慕蓉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京报：你对游牧民族持续关注数十年，除了血缘因素，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对你有何特殊吸引力？

席慕蓉：你进去之后就知道，我们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所谓环保运动，而游牧民族要早几千年，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最为疼惜，知道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里面的学问深得不得了。不要小看牧民，如果研究牧民跟大自然相处的种种细节，是可以写出博士论文来的。几千年来，游牧民族在那样脆弱的生态环境里生活下来，要知道草原不是天生就那么好的，草原的生产力是靠牧民、牲口和草原的和谐共处才得以维系和发展，而这些东西是包括我在内的受汉文化教育的人不太了解的。不只是东方如此，西方人对欧洲北部游牧民族文化的了解也很有限，把他们放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如果我们把将生态维护得这么好的族群视为落伍，认为它在现代文明到来的时候应该消失，那么，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何为现代文明？在很多人眼里，它似乎等同于所谓科技文明，好像只有拥有科技文明才有资格活着，难道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不是现代活着的人吗？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定义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敢用“现代文明”这四个字，就得对现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负责任。我很喜欢比尔·盖茨推行的“大历史”概念，如果把宇宙的全部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人类不过是半夜才出来的。从某些角度而言，人类实在是可恶的生灵。以现代文明自居的人类，如果只是把计算机、移动通讯、远程教育传给游牧民族，那对游牧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如果到草原上大肆发展工业、农业，毁掉草原的生机，那就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新京报：你在《独幕剧》一诗中说，“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让我们静静憩息/当作是心灵的故乡/这也是我们最深的困惑/整整一生都要在自己的/家园里扮演着永远的异乡人”。你们这一代在台湾被视作“外省人”，回到内蒙古虽然有大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但同时也有着异乡人的孤独，你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情感？

席慕蓉：这首诗应该是刚回去的时候写的，那时候绝对是诗里所说的这种情绪，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刚开始，对原乡的情感完全控制了我，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人类。昨天，一个朋友说蒙古人有很多悲悯之心。我说不对，不只是蒙古人有悲悯之心，是全部人类都有悲悯之心。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疆界没有了，不是要做世界公民，我认为仍然需要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样世界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我把蒙古的英雄叙事长诗写出来，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变成了完整的蒙古人，我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的理解力让我变得对自己更宽容了。

席慕蓉（2013年，王纪言摄于香港书展）

新京报：你们这代台湾人都有乡愁，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情感是怎样的？

席慕蓉：我不能替别人回答，因为没有观察，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尤其是女儿）觉得我挺麻烦的，因为经常读一首诗或听一首歌就流泪。在他们小时候，有一次带着他们去买童书，我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当时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两个孩子回过头问怎么回事，说“这是童书，你在哭什么？”我就给他们看这首词，我的女儿说“你就是麻烦！”，然后把书放回书架里，而我的儿子比较贴心，他把那本书拿出来，说“妈妈，我们今天就买这本吧！”

后来我女儿到美国学音乐，她是弹钢琴的，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教钢琴演奏。1995年，她刚去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妈妈，我以前老是看见你听着唱片流泪，觉得你很麻烦，很无聊，可是我今天知道你为什么流泪了，因为今晚蒙古族的图瓦合唱团来我们学校演唱，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开始掉眼泪，真是好奇怪。西方的同学也说他们唱得真好，可是只有我知道歌里的孤独与寂寞，好像跟我靠得很近，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哭了。”然后她说，“妈妈，你带我去蒙古吧！”

我的儿子更是，儿子崇拜他的外祖父，外祖父健在的时候，他就去过蒙古国；后来外祖父走了，他特别想念，也跟着我回到内蒙古。所以，你觉得需要担心吗？从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时间到了，他们对原乡的感情自然就会迸发出来。

新京报：读到你写的蒙古歌王哈札布的传奇故事，我特地找来他的音乐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同样让我有流泪的冲动。

席慕蓉：哇，他的长调真是不得了，你会觉得那是从天上来的声音，长调一定要用蒙语唱，不能翻译，因为歌都是从母语里生长出来的。蒙古长调之所以被举世推崇，不单在于它的美丽和艰难，还在于它能把歌者和听者都提升到一个美好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难以达到的，但又是从远古以来，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渴望企及的。能够听哈札布觉得感动，我们就是有共鸣的。

撰文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走走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