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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小传》为何不老？

治城大学的住校评论家歌丽根（Maureen Corrigan）和她的代表性著作《爱不释卷：为何不老》。

无论诺贝尔文学奖有多重要，都不可能像大学颁授学位那样赋予作品价值，所以作家和读者应该对这个被吹嘘为“文坛最高荣誉”的奖项抱怀疑的态度，这才健康，即英文所谓的“healthy skepticism”。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76年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暗地里觉得疑惑和委屈，因为很多伟大的作家从未获得垂青。今届的得奖者美国诗人格吕克（Louise Glück）认为，作品的普及、流行和大众化，是作家最大的敌人。作家不是“网红”，不应“稀释”（dilute）为读者提供的经验以换取“人气”。她最受不了的，是百多年前几乎人见人爱的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朗费罗在1882年逝世，当时世人视他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可是，在格吕克眼中，朗费罗作品的平易近人，正是他的致命伤。

格吕克的诗不算拒人千里，但绝非平易近人。她的代表作是30年前出版的诗集《阿勒山》（Ararat）。阿勒山又名亚拉腊山，矗立于亚米尼亚高原，峰顶终年积雪；根据《创世纪》记载，是挪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的地方。《阿勒山》里面的诗描述的，是当生命的洪水来袭，人如何自保；以及在遭没顶前看到既悲惨又凄美的景象。这本书我多年前看过，有一句震撼至今：“我以为/痛是因为没被爱过/原来爱过才痛”（I thought/that pain meant/I was not loved/It meant I loved）。这是格吕克对爱的惨痛领悟 （bitter wisdom），比十九世纪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名句——“曾经爱过，即使失去；还是优于，从未爱过”（It'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更狠心和更清醒。

格吕克与丁尼生的“隔代对话”不止于此。在《阿基利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rchilles）中，格吕克问：“明知必将失去，为何仍是要爱? ”（Why love what you will lose），然后自己答道：“（因为）除此以外不值一爱。”（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love）

格吕克像很多作家一样会谈情说爱，但她在写爱情的时候，拿着的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手术刀和放大镜。在哈佛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诗评人文德勒（Helen Vendler）认为，格吕克“勇于面对人类的丑恶和自己的心魔”（not afraid to confront the monsters in herself and others），的确如此。

这也许跟格吕克的经历有关。今年77岁的格吕克年轻时患过进食障碍症 （anorexia nervosa，俗称厌食症）。她没有在作品中直接提及此事，但这显然深化了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体会。在《献给饥饿》（Dedication to Hunger）一诗，她写道：“开始之际无声无息/有些女童把自己献给饥饿/其实是害怕死亡/因为女人的身体是座坟墓/来者不拒。”（It begins quietly / in certain female children / the fear of death / taking as its form / dedication to hunger/because a woman's body is a grave/it will accept anything.）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布，长期被社会边缘化的严肃文学都会出一阵子风头，但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到底文学有何价值？在一个“网红”对着镜头化妆也可以吸引几百万人观看的年代，文学逃得过“斯人独憔悴”的命运吗？一本差不多100年前出版的小说，可以有什么心酸眼亮的智慧跟今天的网民分享？

菲茨杰拉德（图左）的《大亨小传》中的一段话最近又在美国社交媒体疯传。

1925年面世的中篇小说《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canonical status）到今日已无争议。它是很多中学和大学文学科的指定读物，每年卖出约50万本。乔治城大学的住校评论家（Critic-in-Residence）歌丽根（Maureen Corrigan）在《爱不释卷：为何不老》（So We Read On: How The Great Gatsby Came To Be and Why It Endures）中说得好，这部200页不足的小说是“美国文学的西斯廷礼拜堂”（the Sistine Chapel of American literature），每次看都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建制的认可从来不是文学价值的保证。《大亨小传》不老，因为它的作者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对读者说的话到今日仍然令人产生共鸣。小说中有一段话最近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疯传，已成对总统特朗普及其一伙最严厉的批判：“他们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老是把事情和东西弄得稀巴烂，然后撤退到由他们的财富或粗心大意或哪管是什么鬼东西堆砌而成的避难所，让其他人收拾残局。”（“They were careless people. They smashed up things and creatures and then retreated back into their money or their vast carelessness, or whatever it was that kept them together, and let other people clean up the mess they had made.”）

跟特朗普等人比较起来，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反派汤姆和黛西·布坎南，简像像羔羊一样没有杀伤力。然而他们在性情和道德上是近亲，心理学家称之为“反社会人格障碍”（sociopath），哲学家强调他们的“道德疏懒”（moral laziness）。菲茨杰拉德说他们“粗心大意”，看似轻描淡写，却包含有千斤之重的道德判断。举重若轻，莫过于此。

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