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

船上的人经过一路忐忑而焦急，如今眼看要驶入香港，心情已然安定，转而激动得难以抑制。在这天早晨，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

这天是1955年10月8日，二十天前，正好是钱学森与夫人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克利夫兰总统号”出发，搭载着在一个半月前的日内瓦谈判上，被成功“营救”的钱学森一家。船上同时还有其他二十多位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这趟已经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第60次航程了，这艘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游轮，救下了新中国科学界的“半壁江山”。

1955年，钱学森一家启程回国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留影

1949年9月，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到祖国，他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1950年2月，华罗庚携家人也是乘坐它回国。在香港停留期间，华罗庚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信中引用“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呼吁在外科学家“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服务”“为了个人出路”，回到祖国。

与华罗庚同船的还有朱光亚和王希季，前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技术领导人之一，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筹建。

后者是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主持了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发射，使中国两弹一星工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只要愿意，这串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列下去：

师昌绪，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开拓者

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

张文裕，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

……

据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人数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已经有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了祖国大陆。

与此番热切景象相对比的，是北平机场上的落寞。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蒋介石终于承认战局的不利，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将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用飞机“抢救”回台湾。由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 “抢救者”登机南飞。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字画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但北平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愿去台，两批航班的机舱座位大都空着，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皆在“抢救名单”之中，但最后都拒绝了胡适的去台邀请。据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他们义无反顾地留下了，预感到新力量已经成长，满心欢喜地等待光明，迎接新的社会。

百废待兴

留国的知识分子和归国的科学家当然知道他们将面对怎样的困难。

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劝阻他回国，质问他，一个优秀的航天科学家回到一个农耕社会能够干什么？

这话不为过。建国初，毛泽东就曾经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当时的新中国，不仅是工业化基础还相当薄弱的农业国，而且经历了百年的战争消耗，早已满目疮痍，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

雪上加霜的是，“新中国成立刚半个月，人们还沉浸在开国的欢乐中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就袭来了：从 10 月 15 日起，华北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物价像脱缰野马般飞涨，在五十天内上涨了约 3.3 倍，范围遍及全国，人心开始浮动。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很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 家仍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联那时对中国共产党不很放心，生怕它变成‘第二个铁托’；不少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多少存有疑虑，或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在外交工作上处理不当，就会陷于孤立，或者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

现实就是这样严酷，虽如此，但再没有什么时候比那时更令人振奋，新的人民共和国意味着新的希望。海外的人才涌来，各民主党派的人也赶来，全国人民的信心前所未有的高涨，所有人卯足干劲，期待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期待自己成为这个崭新国家的主人。

大家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三大改造开始了。

所谓“三大改造”，是在国家统筹安排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使国家经济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凸显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事业牢固安全。

三大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基本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一任务完成后，相当于国家经济打好了地基，只有这样，才能开始盖房子。

打开局面

盖房子，当然也要下苦功夫。新中国啃下了很多块硬骨头，尤以航天科技和核武器最为突出。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没有人相信一个国民“喝大锅清汤水，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国家，能够研制出导弹来。

“人有我无”，先进的科学技术买不来，依靠外援也有限，只有依靠自己的科学家来研制导弹研制。为此，参与这项工作的钱学森叫回了自己在国外的好友，成为力学研究所的重要助力，但这远远不够。

那就一切从头来。钱学森做起了导弹“扫盲”的工作，他亲自编写《导弹概论》做教材，授课对象包括科学家、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和干部，甚至军委总部机关干部。一切只靠自己，艰巨的导弹事业必然是缓慢的。祖国的导弹事业一边打人才基础，一边也在巧借力。

1957年，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后，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两枚P-1模型导弹，为我国教学和科研使用。但苏联“老大哥”的诚意明显不足，钱学森清楚得很，P-1导弹是苏联已经淘汰了的装备。

于是钱学森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制定了中国导弹的研制“三步走”方针：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事实证明“三步走”方针是正确的。

有了前期的仿制经验之后，即使在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项目，撤回专家，停止供货之后，半年之后，中国第一枚自制地地导弹“1059”，也还是试验成功了。

“1059”，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

艰难的第一步跨了出去，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两弹一星”“八年四弹”计划也陆续上马。

“两弹一星”得以成功研制，离不开功勋卓著的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天资过人，1948年进入在美国有着“宇航员的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读书，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和钱学森等人一样，邓稼先在1950年10月毕业后，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杨振宁与邓稼先既是安徽老乡，又是西南联大和美国普渡大学的同学，在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为他写下了深情的纪念文章，其中说：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1985年邓稼先因直肠癌住院，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邓稼先病重期间，回国探亲的杨振宁专程去探望了他，还半开玩笑地问邓稼先：“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般不要命？”邓稼先比了比两个手指，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20元，是他研制成两弹的奖金。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凭借着超凡的意志力，新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大大提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后来在文革中，中央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冲击，邓稼先和一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埋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新成就。

航天工业和核武器研制的成功让中国终于有了“硬本事”，但仅止于此还不够，作为一个大国，要少秀肌肉，多交朋友。而不论是想秀肌肉，还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两样，一个是精神，一个是智慧。

五十年代曾是中国外交的高峰，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亚非独立国家自己召开了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欢迎，被吸收进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中。

这次会议成功为中国在第三世界找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国家，会后一年，亚非各国反殖民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与日俱增，1955年有63个国家访问中国，1956年则增加到75个，并且有一批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挪威（1954）、南斯拉夫（1955）、阿富汗（1955）、尼泊尔（1955）、埃及（1956）、叙利亚（1956）、也门（1956）。

但好景不长，可惜的是，在这波高峰过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陷入困境，19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文革期间，外交工作也受到冲击。

转机出现在1972年。当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访华之旅。，中美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之久，突然恢复了接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为此，当时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要邀请尼克松来访问。这个文件一直传达到北京的中小学生，告诉人们，尼克松来了以后，我们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

尼克松走下悬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的镜头全世界都看到了，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是跨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来跟我握手！

尼克松也在欢迎晚宴上举起酒杯，庆祝中美两国将拥有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尼克松的访华，在当时没有转化为直接的建交行为，但清楚地预示，中美关系将要改善，世界的形势将要改变。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启，引出了一系列惊喜的连锁反应。

当年9月29日，中日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紧接着，英国，荷兰，希腊，澳大利亚先后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此时此刻全世界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

在前一年的10月，中国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15个国家第一次承认了新中国，在尼克松访问前后，又有18个国家承认了中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终于打开了局面。

它也为中国之后的改革开放，做好了铺垫。

民营经济的崛起

1978年的改革开放，真正开启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渐进但又急剧，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促动着国家治理方式的嬗变；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推动着现代社会规则的不断建立和成熟，而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交易效率提升和财富总量增长，又让城市不断扩容和增加，能够接纳更多农村转移人口。

中国人作为现代社会人的素质，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自然滋长。人们不断感受新式生活的喜悦，也持续体验原有社会瓦解的阵痛。中国人以传统的勤劳、忍耐、宽容的品格与对未来的乐观追寻，把国家和社会推进了真正的现代化大门。

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不得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有名的个体户是年广久，“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一开始贩卖水果，后来转向了经营炒货。他认真钻研炒制西瓜子的技巧，掌握了精熟的手艺，同时他又很有品牌意识，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傻子瓜子”。

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月几十斤，到一百多斤，再到两百多斤，月营业额也很快超过万元。规模的扩大很快碰到了天花板，因为仅靠他和两个儿子，继续把生意做大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和其他做炒货的个体户联合成为个体经济联合体，这样做的好处是维持自雇劳动者的身份，没有意识形态风险，而弱点则是联合体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非常复杂，不好处理；二是雇工，成为私营企业，这样利益问题的处理比较简单，但同时将会进一步突破体制，并面临来自各方的“存在剥削”的质疑。

年广久选择了后者，他从1981年9月份开始雇工，一开始只雇了4个帮手，父子三人都还是主要劳动力，而且在“雇佣数量不超过7人”的范围内，社会尚能接受。

然而他的生意扩张速度实在太快，1983年初雇工数量已经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开的分店，雇工共有140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

与生意发展相伴随的是社会上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许多人主张要“对他采取措施”，不过，中央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下，旗帜鲜明地对年广久表示了支持。

“傻子瓜子”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瓜子是国家经济计划基本不涉及的领域，因此一开始就避免了和体制的直接冲突。

正如后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到的那样：“农村改革也有争论，但是农村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是水产业和水果业，这恰恰是我们计划经济没计划，政府基本不管的行业。”

年广久事实上从一开始的个体户身份转化为私营企业主，而这两者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而言，都是新的身份。

私营经济被政策允许存在，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发生了风向变化，基于私有财产的人的欲望得到了体制承认。这一变化鼓励了更多的基层尝试，从而不断拓展改革和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年广久式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鼓励的是国内的个体创业热情，那么以太平手袋厂为标志开启的“三来一补”模式，撬动的则是因为成本上升正在寻觅出路的产业资本的信心。

前者满足的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需求，多元的、更富于色彩的生活，在长时间的压抑之后汹涌释放，供给的增加使价格下降，又进一步刺激需求；而后者的市场在国外，其生产不受国内消费能力的制约，因而更具有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的潜力。

（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

无论是哪一个，它们的发展都会改变中国社会的身份结构，因为对雇工人数的需求不断膨胀。

这个时刻，农民已经等了很久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是被锁定在土地上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村必须承担工业积累的功能。然而农民并不是天生喜欢当农民，也不是对土地抱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

纵观中国历史，离开农村永远是中国农民的向往。现在，农民们有了另一条变身为工人的途径——出门打工。由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对用工的需求触动体制改革，给农民向城市流动开启了一个新的通道。

（务工者如潮水般涌入广东，广州火车站成为直面潮水的第一道闸门。春运期间候车室爆满，只好在广场上设立临时候车区）

1980年代，无数农村青壮年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背上简陋的行囊走向了城市。城乡分割造成的职工和农民的硬性藩篱渐渐被拆除，中国社会的主流身份区别转向了弹性的老板和员工。一个进城务工者，也可能通过自身禀赋、努力和机遇，成为老板，从而名正言顺地做一个城市市民。

市场具有创造无限可能性的魔力，人们对彼此的身份识别不再依据固定的出身，而是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动态的观念。在珠三角地区，无论是谁人们都称呼“老板”，既反映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反映着身份重组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对此深怀期待。

大企业的技术创新

1992年前后的深圳，很多人沉浸在大发横财的美梦中，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正浓，“千亿资金下海南，百万股民闯深圳”。

在这样狂热和浮躁的环境中，却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任正非在1992年间曾涉足过房地产和股市。可见，华为公司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走“要素套利”的商业捷径，而选择了工业国家最典范的技术崛起之路。

华为是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草根出身，一没钱二没市场，第一桶金是通过代理香港的HAX交换机得到的。1992年时，交换机在国内拥有巨大的需求市场，然而对国内厂商来说，最大的进入壁垒就是技术。技术需要资金支持，而华为的民营身份使其在银行歧视性政策下，极难融资。

华为举步维艰，最后只能孤注一掷，借高利贷来支撑自己的生产研发。任正非当时对员工称，“失败了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只能从楼上跳下去了。”这种为了技术研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国内似乎鲜有企业经历过，冒险精神给华为模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反而使华为人燃起一股“定要成功”激情。

华为当然成功了，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交换机设备，逐渐取得技术的领先，继而带来利润，新的利润再次投入到升级换代和其他通信技术的研发中。华为重视自主技术研发的基因便来自于此。

后来，华为开始做通讯设备，彼时，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由于政策原因，新技术应用没有发展空间，难以大规模启动。而华为需要巨大的市场规模来降低单位产品的研发费用，降低经营风险，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尤其是中东、非洲、东南亚这些进入门槛低的新兴市场。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里，民营资本开始为融入全球展现出它最大的活力，华为穷追猛打攻城略地，几度令爱立信、思科等国际大鳄错愕不止。

2012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2202亿元，成为与爱立信并驾齐驱的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而在2017年，华为迅速超越爱立信，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厂商。

华为显然代表着一种“中国技术”。全球超过20亿人每天使用华为的设备通信，这家公司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其中四成是国际标准组织或欧美国家的专利。

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5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一只“土狼”，在艰难的海外市场开拓中生死搏杀蜕变成了“狮子”，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民企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中国实力。接下来的前进之路也许会更难走，但这是一个伟大企业发展所不可回避的命运。

华为只是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代表。从建国初始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热潮中的自我革新，依靠自身市场，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日本的小松机械与美国的卡特彼勒、法国施奈德与瑞士ABB、美国通用汽车与日本丰田，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代表国家竞争力的大企业之角逐。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向来被称为衡量全球大型公司实力的权威榜单。在2018年榜单中，中国公司共有120家上榜，非常接近美国的126家，远超排名第三位的日本52家。在营业收入排名上，前5名中有3家为中国企业，沃尔玛连续第5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它和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继续分列榜单前4位。

这个榜单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企业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逼近美国。在数量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迅速增长。

从百废待兴到孕育出一批令人瞩目的世界级企业，中国的老牌央企逐渐雄踞《财富》榜单。可见，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之上的。

互联网，中国新动力

2018年春天，李彦宏携带着市值达6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百度，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他在报道中回想起1992年的情景时，忍俊不禁。

那一年，正在申请美国的计算机图形研究生项目的李彦宏，还只是一名寡言少语的中国学生。面试的教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你有计算机吗？”李彦宏被问懵了。

8年后，李彦宏创办了百度。截至2018年上半年，百度在中国搜索市场上占有80%的份额，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现在，再也没有人问李彦宏中国是否有计算机了。

当我们想起李彦宏这个人名时，会联想起更多的中国互联网巨星。他们身披铁甲，步伐豪迈，在中国互联网持续的造星运动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从还没有搞懂互联网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到很快的采用了它。伴随技术的更新，中国互联网巨星不仅完成了自我觉醒、财富积累、重新定义商业到企业的再造，还赋予了我们思想信仰、衣食住行新的定义，其情形不容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今天，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中国也通过互联网改变了世界。重温中国互联网发展之路，可以看到它的飞速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大国红利集中爆发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合。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但是在实体企业倒下的同时，网易、四通利方（新浪前身）和搜狐三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嗅到了从大洋彼岸的硅谷吹来的阵阵新风，迅速自立门户，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作“互联网元年”。

当时的中国网民对拥抱互联网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尽管互联网、数字化等，在他们心目中还是非常专业的词汇，但仍无法阻止中国网民们畅想，互联网是穿越了一条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

随着互联网在技术方面越来越多的富有成效，许多互联网弄潮儿，甚至是一名教英语的互联网门外汉，也采用这一工具成为了网络英雄。

这便是后来我们熟悉的人名，马化腾、马云、王志东、张朝阳、丁磊、张树新、李彦宏等崛起时代，也是互联网2.0流量时代。在经历了.com泡沫后，互联网积聚了能量，人们开始对信息获得的渠道感兴趣。

2010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拱手将占有份额高达35.6%、年广告收入22.5亿元的搜索市场让给了百度。

马云与大股东雅虎矛盾激化，为解决阿里巴巴创立以来的最大危机，马云在第二年以3.3亿元的价格将支付宝所有权转移到了个人控股的一家公司。而3Q大战令腾讯口碑跌到谷底，次年马化腾决定开放，并以此为契机投资布局产业生态。

随后，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围绕核心业务不断扩展其他的相关业务，构建了各自的商业生态系统。

比如，阿里巴巴的电商将“人”和“商品”进行了连接，百度的搜索引擎将“人”和“信息”进行了连接，腾讯的QQ社交软件将“人”和“人”进行了连接等，它们迅速地在2.0流量时代里成长。

到了2018年，我们发现互联网变得更“聪明”了，它已迈入3.0社群时代。这个时代正是拜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所赐，它们打破了原有秩序，建立了新的社会单元，以“产品型社群”为最鲜明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呈现“再组织化”。

这种组织方式被称为共享经济。与我们生活最专车、拼车服务都是典型的共享经济。而且这种模式不仅为国内广为接受，还迅速向海外拓展，ofo小黄车、摩拜单车等，这些被称为共享单车在多个国家落地，并催生了所在国共享单车企业的诞生，这标志着中国制造从技术创造走向模式创造。

互联网时代的这个社群新形态，存在的基础通常与精神层面的东西有关：比如情怀、比如兴趣、比如某种责任感。微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群应用，它比QQ更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细分的社交产品，例如今日头条的口号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新的技术可以分析和记录使用者的偏好，根据使用者的浏览历史自动向他推送他可能感兴趣的信息。

这都是社群建立的技术基石，将人群的喜好转化为数据被捕捉，被重组。而这个互联网3.0时代还在孕育，还在继续。

另一个正在发轫的势头的是人工智能。在当下如果要问什么是人工智能？通俗些说，人工智能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它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大数据，二是机器学习。举个例子，搜索引擎很容易得到用户的搜索数据，这是大数据，然后在后端的系统进行分析，再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广告推送，这就是机器学习。

当然，人工智能远比这个模式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拥有全球单一语言最大“数据库”的中国，显然在第一个层次有自己的“大国红利”。但是，第二个层次的创新则更有赖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IT永远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它的硬体产业遵从摩尔定律，而作为软体领域的互联网同样新潮暗涌。人工智能这样的革新正在发轫，和过去的时代一样，它同样会得益于中国不可限量的“大国红利”。

人工智能，抑或其他，到底谁会启动中国互联网的下半场？或者说，上半场不过方兴未艾。时间，会很快给出答案。对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来说，过去的财富奇迹更多的是幸运，而参与未来的全球角逐，则是责任。

大国的担当

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说的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处境。

巧合的是，就在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的那一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公布英国“脱欧”路线图。三天后，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被视为“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那次演讲，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国发出的捍卫经济全球化最强音。

扛起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需要经济全球化来赋能。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参与。

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也是在顺势而为。这一点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度的升高中可以窥见一斑。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焦虑的是如何“生存”，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国，更多的需要考虑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挑战一点也不比一百多年前小，因为追求富强的道路上多了一份大国担当。

以大国身份开展外交，是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领导人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杰弗里·贝德曾撰文称，“习近平接手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一个与数十年前已大不一样的中国，不重新思考其在国际体系的角色，那才令人不可思议”。而中国“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如何体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国际经济版图变化的一大特点。但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并没有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

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正式开始运作，毫无疑问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典型案例。同年12月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影响和意义更为深远。

没人会怀疑，这两个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成立，中国的角色不可或缺。而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大手笔，着眼点正是基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在投资需求上的巨大缺口。

亚洲发展银行2017年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势头，截至2030年，全球需要在基建上投入52万亿美元，其中亚洲需要投入26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仅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希望从如此庞大的投资需求中分得一杯羹，那么资金实力已相当雄厚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内金融机构，完全可承担资本输出的责任。但中国没有考虑“中国优先”，而是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整合更大的资源服务于世界发展。

责任与担当更突出的体现是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以“联接性”做支撑，并以区域生产链的形式体现出来。“一带一路”不但抓住了这个特征，也顺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

2018年8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说：“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对外合作，“一带一路”天然带有合作基因，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

习近平提出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经济外交“大手笔”相匹配的。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些提法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的中国话语方式，对应的是西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零和思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给国际外交注入中国元素，与国际外交中长期带有西方元素是一个逻辑。而且，西方民粹主义崛起、贸易保护主义之时，中国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比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更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本文由“广东共青团”和“南风窗”联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