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公布16名区立法委员宣誓誓词失效，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宣誓

香港，不需要什么“忠诚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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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国安法拨乱反正，新选举制度正本清源。惩教并重、标本兼治下，香港宪制秩序得维护、更巩固，社会大局稳了下来。

由乱到治，三年历程，香港原有的政治泥沼基本被清除。因此带来的，便是政治参与局面的重塑确立。

香港新的管治团队中，激进本土派不见了，传统民主派也不见了，只有一个声称“非建制派”的选委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狄志远，代表着香港的所谓“政治一元”。

在政治参与之外，激进本土派因反动而不能，传统民主派因反对而不愿，两个方面的“政治退出”，有着相关却不尽一致的原因。但本质上，都是因为他们不认可香港的宪制秩序和行政主导体制，选择对抗对立的结果。

然而，对香港新的政治参与格局，有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总是作惯性思考。他们认为：

1.香港政治体制可以兼容反对派；

2.缺少反对派的民主实践不完美。

仍有不少人觉得，反对派必须作为“爱国者治港”的结构性存在。否则，“爱国者治港”就摆脱不了“清一色”的质疑。

于是有人说，这些反对派可以转型为“忠诚的反对派”。

二

问题是，香港真的一定需要“反对派”吗？

传统反对派的性质，其实没有什么好分析的了。2019年修例风波中，他们选择站在暴力一边，执意“力挺”、死不“割席”，各种搞捆绑打掩护的言行，已然说明了一切。

传统反对派想要的或许是“一国两制”，但却是不顾及“一国”的“两制”，中央不履行全面管治权的“两制”，行政弱势为立法霸凌的“两制”，是他们完全可以左右的“两制”。这样的“两制”，不过是为“自决”套上的一层合法的皮。哪里想要什么“一国两制”，他们想要的不过还是香港的完全自治罢了。

所以，这样的反对派不可靠、不可信，在新选举制度下，断不可能跻身建制体系和管治团队。所以，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出台后，中央涉港机构负责人亦公开呼吁，希望他们作“必要的调整”。

吃政治饭的，没有了政治舞台，就没有了立身之本。传统反对派能坚持一时，却必然面临“没有余粮”的危机。他们存幻想、有挣扎、作扭扭捏捏的调整，正在预料之中。

于是，市民看到：最大传统反对派“民主党”，在今后参加选举上松了口，表示可以考虑；开始搞起了新的筹款活动，有意展开新的政治行动。

“民主党”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恰恰说明，新选制不是一定需要“民主党”，而是“民主党”更需要拥抱新选制。

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得出3个基本判断：

1.香港“民主党”必然不会解散；

2.香港“民主党”必然有所调整；

2.香港“民主党”必然还将参选。

于是，又有2个问题浮现出来：

1.香港“民主党”会变成“忠诚的反对派”吗？

2.香港需要类似政团成为“忠诚的反对派”吗？

而这，就要先辨明什么是“忠诚的反对派”。

三

忠诚的反对派，按维基百科说法，源自1826年约翰·霍布豪斯在英国议会的一次辩论中使用的“陛下的忠诚反对派”（His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一词。

其目的在于说明，国家立法机构中的议员可能会反对现任政府的政策，同时保持对国家更高权威和民主运作的更大框架的尊重。因此，这一概念允许对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制度提出必要的异议，而不必担心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意思很明了。忠诚的反对派从一诞生，即有以下三重含义：

1.此定位，有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怕被控叛国；

2.此定位，在于突显反对者的身份，要坚持异议；

3.此定位，试图宣扬更宏大的立场，只效忠陛下。

而且，忠诚的反对派的自我定位，还包含一层隐藏的含义：

赋予作为少数派、在野党的自己，一种可以与执政当局对等的角色地位，理直气壮地撇清关系、发起挑战、演化矛盾。忠诚的反对派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获取这种定位本身，而在于保护自己反对的权利，并在反对挑战成功后换取执政党的角色。

忠诚的反对派将所谓“忠诚”放在前面，本质上还是因为心虚，忠诚的不过还是自己的政党利益而已。

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忠诚的反对派一说，演化自西方民主体制下。而香港，从各个方面都难以承载这一命题：

1.按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569章，香港特首不能具政党背景。故此，香港压根就不存在什么执政党和在野党，不管是建制派还是反对派，所有政团的地位和角色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2.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自治区域，其政治体制授权搭建，所有参与建制体系的，都要宣誓效忠特区和香港基本法，从参政议政基准上讲，只要进入框架，不存在谁比谁更忠诚的问题。

3.香港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就是中央领导下具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在国家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产生并作为补充，体现的也是中国特色、“一国两制”特色，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模仿利用，其政治术语是自成体系的。

没有基础，不合政情，更没有相关配套，忠诚的反对派运用于香港，就是东施效颦、无源之水，既不务实也无前途。

而且，忠诚的反对派还有不少弊端，或者说会给他自己和其他人很多错觉：

1.一旦官方认可了这种身份，反对没有风险；

2.一旦自己具有了这种角色，反对就是纲领；

3.一旦别人形成了这种认知，反对才是正确。

什么忠诚的反对派，还是为反对而反对罢了。更何况，这恰是香港反对派早已养成的行为模式了。香港需要这样的忠诚的反对派吗？

四

香港不缺反对派。

为保证施政公平，香港选举制度关于行政长官一般不具政党背景的设定，已然决定了香港的所有政团都处于“在野”的位置，理论上都是监察特区政府施政的“反对派”。

正因为如此，在新选举制度下，他们只要合法注册、言行合法，都不是反对派，都可以谓之“新型的民主实践派”。

香港缺的不是反对派，而是拥护国家主体制度，善于从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出发，有大局观、责任心、建设性，具情怀、有质量、够理性和专业的“反对声音”。这样的声音，只要秉持爱国爱港初心，再多都不多，再尖锐都可以听取。

而目前，香港进一步完善政治参与格局，不是着急解决什么“忠诚的反对派”的问题，而是迫切需要加强爱国爱港政团政治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的问题。防范“忠诚但无能”问题，比转化“忠诚的反对派”的问题，更有必要也更为重要。

“忠诚的反对派”，不是香港政治体制的必然构成。

至于“民主党”等香港传统反对派的生存发展问题，那是他们的事。而且，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么解散，要么迭代。否则，再贻误时机、蹉跎岁月，他们就既没有舞台，也留不住自己最后的那一点点市场和生存空间了。

文章转自靖海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