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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平 |「《金》学」论（中）

「《金》学」研究的特殊性

《金瓶梅》研究的特殊性是什么？这个特殊性是由《金瓶梅》成书特点与文本特点共同规定的。择其要者，当有如下数项。

（作者学）。对明清两代小说名著的研究大都存在考证作者问题，考证《金瓶梅》作者又有何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成书时间不确定，或者说范围太大，时间太长。

《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也很长，但知道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又有诸多版本为参照，这样成书时间便相对易于确定。

而假宋写明的《金瓶梅》既不知作者，又寻找不到一个手抄本，缺乏主要的参照物，只能从文本所描写的生活入手，遂有嘉靖说、隆庆说、万历说，中间跨越半个多世纪。

从这半个多世纪的文人中寻找作者，不啻大海捞针。

其二，关于作者为谁，相关史料未留下确切信息，寻找起来漫无边际。

《红楼梦》尚且有一段记述作者为谁的显赫文字，明言「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金瓶梅》的作者对自己来了个全封闭，就是当时的知情人也为作者讳，不明言名号。记载此部小说传抄情形的明人笔记，仅留下一些相互矛盾的传闻：

或言「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或说「绍兴老儒」「金吾戚里」的「门客」。

「名士」「巨公」与「老儒」「门客」皆未确指某人，仅划出人的一种类型。「名士」的范围还算小些，也有文籍数据可寻，至于「老儒」（门客也是老儒）无名无姓又从何处查寻呀！

即使「名士」可查，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这段中国盛产名士时期，该有多少名士，多少文集，从何处入手呢？要遍翻这半个多世纪的文集，又谈何容易！

比以上说法查寻起来相对容易的是「兰陵笑笑生」。然而〈欣欣子序〉是何时何人所写尚且不明，有人称其为书商伪托，可靠性先成了问题。

尽管如此，新时期以来，大多从事作者考证的学人，多从这两个（「大名士」与「笑笑生」）相对容易寻找的地方入手，又找出了三十余位候选人，发表的考证作者的论著也相当可观，但与作者问题的一锤定音，还有一些距离。

更令人头痛的是，一些研究者认定《金瓶梅》是下层艺人的集体创作，非文人独撰。

一大堆无名氏，毫无头绪，无从下手，作者的寻找真是山穷水尽，「到此止步」了。有人称作者考证是「《金》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谓有感而发。

其三，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一类小说带自传体性质，作者就是书中某一人物，给学者的考证提供了大量的内证。而《金瓶梅》作者却跳出书中人物之外，以局外人的身分叙事、指点，且态度是那样的隐晦不明。

你想从书中寻找些内证都很困难，这无疑使作者的寻找难上加难。不过研究者们既不固执己见，也不泄气，而是采取积极、冷静、客观的态度。

在 1997年大同《金瓶梅》国际研讨会上，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苦读明人文集，没有铁证不发言，表现出严谨求实的治学之风和迎难而上的精神，作者考证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称对《金瓶梅》作者考证为「《金》学」中的「作者学」。

用超人记忆力，将烂熟于胸的戏曲、小调、小说、诗词随手写入文中，化入预先设定的情节框架内，成为一部书不可分割的部分。

随之语言上便有了南腔北调，吃穿也来自五湖四海。于是弄清被拿来材料的来源，剔出作者独撰文字的真面目，便成为《金瓶梅》研究的基础工作。

独撰与挪用他书的文字分辨不清，所谓方言研究，所谓藉语言寻找作者的努力，以及一切以文本为依托的考察，都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那样不牢靠。所幸这项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指二十世纪后 50 年）。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的开拓之功，从事作者、版本、评点考证的中外学者的填补之力，周钧韬先生的综合考定之劳，使数据源的面貌日渐清晰起来。

然而，我们如果将《<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与《金瓶梅词话》对查，便发现除了已知来源的文字外，几乎每回都可再找到衔接不紧密、文风不统一、内容相矛盾、令人疑惑不定的文字片段。

现以小说第 12、13 两回的「回末诗」与「看官听说」为例，略加说明。

第12回回末诗与这回正文所写内容矛盾。正文写刘理星为潘金莲魇胜，效果很好，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过了一日两，两日三，似水如鱼，欢会异常」。表明作者相信、肯定魇胜之法。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直接表明作者意见的「看官听说」，竟唱出了下面的反调：

但凡大小人家，师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记休招惹他。背地什么事不干出来？古人有四句格言说得好：堂前切莫走三婆，后门常锁莫通和。院内有井防小口，便是祸少福星多。

这段文字所讲之理与正文所写大相径庭，一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故而我怀疑这段「看官听说」，必是从别的书中移来的，至于移自何处，便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小说第13回写西门庆与潘金莲一日亲近一日，西门庆每与李瓶儿偷情，总一五一十向金莲汇报。此回回末又有一段看官听说：

巫蛊魇昧之事，自古有之。观其金莲，自从教刘瞎子回背之后，不上几时，就生出许多枝节，使西门庆变嗔怒为宠爱，化幽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他，岂能不信哉！

这段文字对巫蛊魇昧之事的态度、语气与作者在正文中所写完全吻合，可能出自作者之手。再将其与上一回那段「看官听说」对照，说明在前的那一段或许来自他书。

由此看来，这方面的工作仍有继续深探、细辨的必要。而这种文本研究的拦路虎，在其他几部小说名著中几乎不存在。

我们称这项研究为 《金》「学」中的「材料来源学」。别具特色：地方味重，且比例大，口语化强，土腔俗调气浓，丰富鲜活。

同时也给阅读带来一定麻烦，对于不懂当地方言的人来说，常有不甚了了的困惑，如「行货子」（熊东西），「囚根子」（喻朽烂的人），「望八」（儿无父），「汗斜」（妻无夫），「寒鸦过了就是青刀马」（喻天晚了就是摇大鸟）<2>

这类语词不但字面义不好懂，读音也易变调，再加上一字的字义多含隐喻，方言音也往往杂有假借，不晓得当地读音，就不会读懂它的本意，如「国」字读作「圭」，人名韩道国，又叫做「韩捣鬼」，便是一证；「子」字读作「着」，如小说第 35 回：「你休亏子这孩子」，第 91 回：「清自清，浑自浑，歹的带累子好的」；「合气」读作「各气」，意为吵架，如果读为「和气」，意思就恰好相反了。<3>

方言、土音、俗语、隐语是阅读《金瓶梅》的一大障碍，也是文本阐释需扫除的基础工作，而且难度较大，它不仅要求有语言学的专业素养，还须博通中国方言及其流变。

《金瓶梅》方言研究常出现这样现象：有人说是山东话，也有人说是江苏话，还有人说是河北话、山西话、东北话、浙江话……上述种种说法似有一共同点：

研究者是什么地方人，《金瓶梅》说的就是什么地方话。所以造成这一现象，正是研究者胸中无全国方言一盘棋，不了解方言流变史的结果。（方言的传播、流变往往与历史上人群的迁徙流动有关，如山西话、河北话、东北话的相同与相近等。）

其实不管是侧重于探索此种语言为何种方言的方言研究，还是侧重于语词词义的语义研究，最终以弄清语意、帮助阅读为目的。

我们不妨称以弄清语义帮助解读为目的的语言研究为《金瓶梅》研究中的「语言学」。

作者是一位词、曲、剧本的通家，对当时流行的讲唱佳作信手拈来。

一部《金瓶梅》所引用的小曲儿（小令）据统计有 126 种之多，成套的套数达 27 套，演出的剧本也有 25 种，可谓集元明两代抒情曲词之精华。

作者引用的剧与曲不仅涉及关汉卿、张小山、杜善夫、卢挚、汤式、吕止庵、张鸣善、刘百亭等元代的词曲家，也有朱有敦、唐以初、陈铎、曹梦修、张善夫等明代曲家之作。

曲词的形式丰富多样，有「东沟犁，西沟耙」的抒情小调，有若干小曲儿（曲牌）联缀起来的套曲，有异宫或同宫犯调的集曲。

小令中有迭字句、顶针句、连环句；套曲儿中有折腰体、对偶体、子母调；曲儿有以相犯之曲数命名的〈十段锦〉〈三十腔〉等，可谓百调千腔、五彩缤纷。

戏曲中有唱男欢女爱者，有写升官得意者，有神仙道化剧，还有水浒戏、道德剧，真可谓明代戏剧、词曲演唱的集大成。

作者一旦将这些演唱之作随心所欲地化于自己笔下，使之情节化、抒情化、议论化时，那些故事场面便声情并茂，顿时飞动起来。

它不仅为明代戏曲的演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最具说服力的活标本，更使叙事小说的抒情化迈上一个新台阶，跨入一个新境界。

正因为词曲进入小说后，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叙事、状景、写意、抒情、绘心、议论的功能；正因为《金瓶梅》中许多情节是戏曲化了的情节，不少故事是由曲词衍生、引发的，不少插科打诨、讽刺诙谐靠曲词表达；又因为书中的不少曲词只写曲牌或首句，曲词的具体内容不详，所以曲词研究便成为《金瓶梅》研究的重要一环。理解曲词是《金瓶梅》文本阐释（无论思想的还是艺术的）的基础环节。

如第21回，潘金莲为了讽刺吴月娘半夜烧香是收买西门庆之心，便支使春梅等四个大丫鬟唱了一曲〈南石榴花〉「佳期重会」，意在戳破「窗纸」，挑拨西门庆与月娘的关系。

西门庆听了大为恼火，责问丫头：「谁教他唱这一套来？」当他晓得是潘金莲作鬼时，便骂道：「你这小淫妇，单管胡枝扯叶的！」

然而由于书中未写出这套曲词的内容，若不了解此曲儿的含义，怎知西门庆发火的原因？

第63回，「西门庆观戏感李瓶儿」、第73回，「潘金莲不愤忆吹萧」等，皆属这类因唱曲儿演戏而生出的情节，故而理解曲词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金瓶梅》中曲词的研究，我们可称之为《金瓶梅》研究中的曲词学。北方为主又掺杂着南方色彩的气势磅礴、绚丽多姿的民族风俗画长卷。

人物是市井细民，故事是洋溢着民俗风情的故事，这正是《金瓶梅》不同于以往小说，也与《红楼梦》的风格判若两途的关键所在。

不错，《金瓶梅》为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活生生的标本，治风俗学者可从中发掘出无价的宝藏。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书中的民俗是以文学形式存在着的，它又为人们的创作提供了如何借用民间习俗材料表现生活的成功经验。

正是基于小说的这一选材与表现特点，使得研究小说中所表现的民俗成为「《金》学」研究的重要一翼。

《金瓶梅》描写的市井风俗涉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节令、婚丧、宴会、饮食、语言、称谓、交际、娱乐、宗教信仰、星相占卜、禁忌等，内容极为丰富。它是了解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地域空间、创作意图、文化意蕴、人物命运及心理性情不可缺少的环节。

不了解《金瓶梅》中的民俗活动的始末本意，便不可能真正读懂《金瓶梅》。

譬如我们可藉当日西门宅内食用之物考察书中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小说描写了大量的食物，有些食物如：卤浇面、艾窝窝、河漏子、葱花羊肉扁食、波波、驴肉等，北方人读之便流口水；有些食物，如鲥鱼、荔枝、龙眼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南方特产。

又如西门庆一会儿睡炕，一会儿睡床，家里人一会儿去茅厕或坑厕，一会儿又使用「杩桶」「杩子」，南北习俗混杂。

这种混杂并不说明作者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而是南北两种习俗共存于同一空间。

李瓶儿房中既有炕、又有床，冬天睡火炕，夏天睡木床。一次，奶子如意儿问西门庆：爹是睡炕，还是睡床？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至于家中即出现茅厕，又出现杩子，或许也像有炕有床一样，冬天用杩桶，夏天用茅厕，或大便用茅厕，小便用杩桶吧？

由此可知，清河县当是北方的清河县，那里四通八达，南来北往，五方杂处，热闹非常，或许是运河边上一个繁华的城镇，故而南北食物与南北用具，一同聚会在商人西门庆家中。

许多风俗与人物的心理波动息息相关，因此研究那时的民间风俗，便能更细微地理解、阐释人物的心理世界，如小说第36回，安进士询问西门庆的「尊号」，西门庆推辞说「在下卑职武官，何得号称」。「询之再三」，方羞羞答答地说：「贱号四泉」。

蔡状元第二次来西门庆家做客（此时已任巡盐御史之职），西门庆为他安排两个妓女伴夜，那蔡御史问妓女可有号？对方甚感不安，半日方说出：「玉卿」「薇仙」的号来。

她们因何如此羞怯、躲躲闪闪？《建业风俗记》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

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隶、舆隶、俳优，无不有之。

原来称号本是件庄重的事，始自士大夫，然所称者尚且不多，此后奴隶们也邯郸学步，附庸风雅。

妓女与西门庆在状元、进士面前班门弄斧，不免自惭形秽，生出那自卑心理来。如是研究书中的「民俗」，我们称之为《金瓶梅》研究中的民俗学。

所以研究一部作品，服饰是不应忽略的内容。

《金瓶梅》的特殊性就在于描写服饰的文字在书中占有突出位置，描绘的服饰极为丰富，从头巾官帽到脚底鞋袜，从外出行装到床帏睡鞋、红兜肚，应有尽有。它被视为一个朝代、一种身分地位的标志。

至于男性之香囊腰带，女性头簪手帕与绣鞋，更是不惜笔墨，铺陈得淋漓尽致，雕刻得细腻逼真，且事事写服饰、人人写服饰。乱穿的，它被视为一个朝代、一种身分地位的标志。

而对于家眷、女性来说，穿着（在家庭生活中）则相对随便得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不同人物的服饰常常是反映人物性格、喜好与情绪的窗口。

书中所写服饰不单是市井的，也有许多宫中的东西。

作为经营绸缎布匹的西门府，作为蔡京义子的西门府，作为承接了花太监家产的西门府，刘、薛二内相不时送礼的西门府，可说是明代中后期中国服饰的大宝库。

我们今天还不具备将《金瓶梅》中的服饰复制出来、开专馆陈列的条件，若果能如此，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事情，那不但是服饰学的大收获，也是明代学术、文化的大收获，其意义不亚于一次大型的文物出土。

单就此也需有专门研究《金瓶梅》中服饰的服饰学。

然而服饰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远不是以死物为对象，而是探讨藉这些死物所表现的活的东西、活的时代、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和老辣精熟的艺术技巧。

首先，《金瓶梅》中的服饰可以告诉我们作品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生活，以至于可进一步确定作品写作的年代。《金瓶梅》「假宋写明」的特点在服饰上表现为「宋人穿明装」。

仅以西门庆所戴帽子而论，未做官时，头戴「新缨子瓦楞帽」，做官后，出门「头戴乌纱」，在家「戴上忠靖冠」。这些帽子始自明代。

服饰常常表现一个人物的身分、地位。西门庆未做官前，他的服饰并未进入作者的描写视野。当做了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头一天上任，便「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色彩洒线猱头狮子圆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香带，粉底皂鞋，排军喝道，张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至数十人跟随！在街上摇摆」，身分与穿戴大不同于从前。

又如第24回，写过元宵节，妻妾们在一处庆赏佳节，「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唯有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金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儿，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

穿衣上已看出妻与妾的差别。至于像宋惠莲、奶子如意儿、贲四嫂一类家人媳妇，一旦与西门庆有了那层暧昧关系，穿衣打扮便显出来，打扮得花里胡哨，犹似半个主子。而对于家眷、女性来说，穿着（在家庭生活中）则相对随便得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不同人物的服饰常常是反映人物性格、喜好与情绪的窗口。

李瓶儿是富贵姐儿，衣着常常为里白外红、拖泥裙（拖地长裙），满头珠翠，显得雍容华贵，透露出她入西门府后的志满意足，心平气和。

潘金莲出身低贱，身体瘦小，故而穿衣打扮总是玲珑剔透，带几分丫鬟气，且总爱穿毡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响，以便「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显出她的心胸狭窄、性极多疑。

庞春梅穿衣处处掐尖儿，她不但与迎春、玉箫等几个大丫头攀比，而且要超过西门庆的千金西门大姐，衣着显示出了她的傲性与气骨。

衣着打扮是人物心理情绪的晴雨表。情绪欢畅、心情愉快，往往衣着鲜艳明亮；心烦意乱便无心理妆；情绪惆怅、心情郁闷时，衣着或漫不经意，或色彩暗淡。

在瓶儿改嫁西门庆的喜宴上，瓶儿那「恍似嫦娥离月殿，犹如神女到筵前」慌得众人还礼不迭的装扮，不但炫示瓶儿那富贵姐身分、天仙般美貌，而且从这炫示中更流露出瓶儿心满意足，欢喜无限的心理情绪。

西门庆腰挎只有二品大员方可配用的犀角鹤顶红带，穿上那唯有一品大员方能穿的「五彩飞鱼蟒衣」，同样表达了他那蔡京之干子的特殊身分和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内心世界。

「《金》学」研究的特殊性除以上所举之大者外，还有一些，如清河县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河北、山东抑或江苏？依据书中描写的文字再参照《地理志》《河渠志》和相关《地方志》，可以确定为山东东平府，即今山东省东平县。

然而那位应伯爵，不时地将「满京城」的字眼挂在嘴边，而有些描写确有京城某地的影子，由此可见，作者在叙述情节时，有意无意地将北京的方位写入了自己的故事中，且书中所写清河也并非一地。

再者，《金瓶梅》生长于运河文化圈内，因此运河文化也理应是这部小说研究不容忽略的一面。这些都是《金瓶梅》一书特有现象也理应属于「《金》学」研究的范围。

注 释：

2 傅憎享〈《金瓶梅》难解隐语正解〉，1997 年第三届《金瓶梅》国际研讨会论文。

3 张远芬〈《金瓶梅》与鲁南方言〉，1997 年第三届《金瓶梅》国际研讨会论文。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