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追寻 上千年之叹——司马迁《天问》中的历史时间，司马迁记录了从什么到什么的历史

“天干地支”是谁“发明”的，其来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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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干地支”，是中国古来绵延弥久的“纪年法”，在现今的农历中仍然在用。

“天干地支”的“发明人”是谁？

有代表性的可以讲到三种观点——

第一种，郭沫若《释支干》一文中认为，“十二支”是古人观测天象过程中总结出的认知。

第二种，已故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的观点，认为“十二支”起源于夏朝，夏族的族星是“参宿”，“子”是“参宿”星象的象形，其余十一支皆为“星宿”星象的象形。

第三种，是当代古天文学学者的观点，总体上与郭沫若所云接近，但弥补了前二人只解释了“十二支”而对“十天干”语焉不详的缺憾。

第三种观点认为，“天干地支”的起源可能要久远的多，其产生于先民观象授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受当时的认知水平所限，使起初的“天干地支”与带有猜测色彩的神话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可以确定的是，“天干地支”的“发明权”，不属于哪一个具体的人，也不限于一时，而是远古上古先民在长时期的观象授时实践过程中“集体智慧”的产物。

“十天干”的源头，无疑与上古甚至远古先民对太阳的长期观测有关。其与神话的结合，可以追溯到“天有十日”传说。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山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所记载几乎完全相同。

《山海经·海内东经》：“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上述记述的源头，一定要比《山海经》最初的西周原本早得很多。

“帝俊”，上古时代被认为是天之最高神“太一”，兼具阴阳。“羲和”，在其他传说中分别为伏羲与女娲。

这些传说，记载了远古和上古先民关于主掌阴阳的天神（或其妻）生下了“十日”这种普遍认知。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000多年前的“神树”，尚存“九枝”（另有折断痕迹，原本当为十枝），各落有太阳，这为上述传说提供了考古实证。

古人们，每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对此很不理解，于是想象“天有十日”轮流“值班”。

之所以是“十日”，大约与人有十指而产生的“十进位制”有关。

《左传·昭公五年》：“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是也。

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彩陶上，已经有了“金乌”负“十日”的图案。古人认为，日行于天不是靠自己独立飞行，而是负于善于飞翔的“金乌”这种鸟背上的。

殷商卜辞中，有“旬”字，表示“十日”一个循环往复。甲骨文的“旬”之字形，即“日”循环一周天之义。

殷人崇拜天神和祖先，认为先祖死后皆升天为神，所以，先王庙号均以“天干”命名之。

“十二地支”的源头，亦与先民对月亮的长期观测有关。其与神话的结合，可以追溯到古代先民的“十二月”传说。

《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这里的“帝俊”之妻叫“常羲”，实际讲的，还是伏羲女娲分管阴阳。

“十二月”的观念，源于古人发现太阳四季回归之一年中，月亮“圆缺”十二次。“圆缺”，古人又称“生灭”。

《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死则又育”，是说每个月的月亮，都不是上个月的那个，而是“新月”。

“天干”，记录太阳的运行，为阳，是“主干”；“地支”，记录月亮的运行，为阴，是“枝条”。

而“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合，便有了六十天为六旬；六个六十天约为一年（见《尚书·尧典》）；六十年为一甲子等等的循环往复的“干支纪年法”，也由此形成了“天干地支”糅合于一体的中国自古而来的“阴阳合历”。

要说的是，殷商以“干支”纪日而非纪年。比“干支纪年法”更早的，还有“帝王纪年”“年号纪年”“岁星纪年”“太岁纪年”等纪年方法。“干支纪年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汉代，才开始将其与“年号纪年”同时使用。

还要说的是，汉代，“干支”还有了另外的名称。

十天干——甲-焉逢；乙-端蒙；丙-游兆；丁-彊梧；戊-徒维；己-祝犁；庚-商横；辛-昭阳；壬-横艾；癸-尚章。

十二地支——子-困顿；丑-赤奋若；寅-摄提格；卯-单阏；辰-执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协洽；申-涒滩；酉-作噩；戌-淹茂；亥-大渊献。

《史记·历书》中，使用了上述名称来表述“天干地支”。学者们称，这些“别名”，当为战国时期的楚语，由楚地星历大家甘德所创。司马迁深谙楚文化精髓，于是也受到了甘德的星历学说影响。

其实，当时的中原学者，稍有些名气的，都不可能不受楚文化影响。刘安的《淮南子·天文训》中，亦有明显的痕迹。

进一步来说，“天干地支”中还包括着“十二”这个“天之大数”。

《左传·襄公九年》：“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

《天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这是问，十二这个“天之大数”是怎么来的呢。

郑文光先生认为，“十二”，不仅仅是古人对天区的划分，“而是照应到天地关系”，“还保留着天圆地方说的残余”云云。

总之一句话，中国的古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