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举行。图为会议旧址。

抗日巾帼英雄郭永一：“要和敌人拼到底！”

二

不久，随着工作的开展，一区妇救会又调来一个妇女干部，名叫白洁。郭永一常帮助白洁学习文化，还帮助她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时事政策。有时她俩到外村工作，走累了，坐在路边或树荫下休息时，郭永一就用树枝、瓦片在地上帮她认字。晚上两人躺在被窝里，还谈学习体会。

郭永一很爱唱歌，在她的帮助下，白洁很快学会了《国际歌》、《松花江上》、《妇女们齐武装》等革命歌曲。

1939年春，上级号召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县委要求一区在20天内，动员百名新兵，有的同志强调时间短，困难多，任务完不成。郭永一在会上静静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考虑着每个村的情况：哪村青壮年多，哪村青壮年少，哪一户爱国热情高…… 她考虑之后，站起来说：“我认为上级分配的任务能完成……”她具体地分析了一区的情况，这里经过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平均每个村才出两个兵，只要深入下去，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区委和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郭永一的意见，由于她平时工作深入踏实，情况明，底数清，发动群众广泛，她负责的村超额完成了扩兵任务，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携手参军的热潮。

1939年3月，日寇占据了肃宁县城，梁村、玉皇庙、付佐等村相继安上了据点。8月间，敌人趁河水猛涨，扒堤放水，肃宁全县被淹。9月水退后，敌人扫荡越来越猖狂，环境越来越险峻。有时情况紧张，我们的县区干部就和衣露宿野外坚持斗争，很多干部因受潮长了疥疮，郭永一也不例外。一天，她正和白洁在南答村工作，通讯员通知她们第二天到桑园村去开会，并带来县妇救会主任常峰的一封信说：郭主任的疥疮如果没有好，就让白洁一人参加。但郭永一觉得这次会议很重要，她也要去参加。

第二天早晨，白洁没法阻拦她，终于一同出发了。这时节令已近小雪，天气很冷，西北风迎面吹来，她一跛一跛地走着，脚上的疥疮磨破了，血水流出来，疼得头上冒汗，但是她仍然谈笑风生地朝前走。

桑园距南答三十余里，为了躲过敌人的据点，要多绕二十里路，直到太阳偏西才赶到目的地。她们找到常主任的住所，常峰看了看她的脸，又看了看她的脚，很爱怜地责备道：“你的疮烂成这个样子，路这么远你还来，你……你真是个铁姑娘。”

会议结束后，常峰让通讯员用自行车送郭永一。她们回到南答后，正值反扫荡，发动群众开展破路斗争。郭永一知道西南庄任务大，村干部弱，清早起来就拉着白洁到西南庄领导群众破路。不巧的是头天晚上下了大雪，给破路带来困难，郭永一同白洁商议，召集党员干部开会，统一思想，决定趁着刚下雪，冻得不厚，集中力量去完成任务。

会后，郭永一、白洁和村干部挨门挨户动员群众参加破路。她自己又忍着伤痛，拿起镐头，同群众一起行动，大大鼓舞了群众。老人、孩子都来参加，一天一夜的功夫，任务全部完成了。从此以后，“铁姑娘”的名字更响亮了。人们都亲热地叫她“铁锅”。

1940年春，敌人疯狂扫荡，安据点、修碉堡，实行三光政策。每天都有几处敌人一齐出动，包围村庄，合击游击队，搜捕抗日干部。根据地逐渐缩小，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也十分猖狂，抗日干部由公开转为秘密，坚持对敌斗争。郭永一和其他干部一样，日伏夜出，与敌周旋。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常常一连几个昼夜都住在洼地里，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县妇救会常峰主任调走以后，县委决定由郭永一代理主任。从此，她的名字更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肃宁县伪县长发出通告，悬赏抓捕郭永一，抓到者赏三千元，报信的也有赏。这时，郭永一化装成农村妇女，改名大芬，活动在王家河村一带。她一有空就帮助房东家做活，抱孩子，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妇女干部，就连小孩都亲热地叫她“大芬姐”。因为群众信赖她，亲近她，一有敌情，就向她报告。

这时生活十分困难，干部经常吃菜饽饽，还得省下粮食帮助群众。在反扫荡中，县青救会主任胡继宗受了重伤，躺在炕上不能动，郭永一给他洗伤口换药，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她自己还把省下的口粮、零用钱换成鸡蛋、挂面给胡继宗增加营养，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继续战斗。郭永一的衣服破得不能再补了，有人送给她六尺蓝洋布，她听说县抗联的同志很需要一块布，便马上把这块布送去，她自己却把破衣服补了又补，继续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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