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维持反腐倡廉高压态势 五年来讨回出逃工作人员7人，西藏反腐通报

60年前，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今天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纪念日，《“废奴丰碑”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特展》即将于29日在西藏文化博物馆开展。

本刊特约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扎呷讲述展览背后的文物故事。

奴隶的真实生活

展览中，一部新发现的原版西藏《十六法典》实物，作为国家级文物展出，引人注目。《十六法典》是民主改革前，已经在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律法，其条文中明确将人分成了三等九级：“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三六九等，命价也有高低。”扎呷解释道，作为“上等人”的领主们，命价是按照与其身体等重的黄金价格计算，而贫困老百姓的身价，只值一根草绳。

藏语中，“朗生”是领主家奴之意，生而为朗生则世代为朗生。据扎呷介绍，两个农奴结婚需要经过领主同意，生下的孩子“顺理成章”成为领主的朗生；如果农奴男女双方出自不同的领主家庭，生下孩子后，男孩归父亲所属的领主家庭，女孩则归母亲所属的领主家庭。像这样，奴隶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永远存在———孩子一出生就要登记在册，成为领主的一件“私有财产”，并上交“人役税”。“岢税像牛毛，从生交到死”是当时西藏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生孩子要交“出生税”、长大要交“人头税”、当喇嘛要交“进庙税”、被关监狱要交“入狱税”，甚至农奴死后家人还要交“收尸税”。

“我以前在搞农奴制课题的时候去调研过，统计下来，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和征收的税就有200多种。”说到此处，扎呷十分痛心，“这么多的赋税，可以说领主基本上把老百姓榨干了，在这种黑暗残忍的社会制度下，老百姓根本没有办法生存。”

如果说苛捐杂税和高利贷是物质剥削，那么殴打和刑罚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展厅里陈列着皮鞭、脚镣、枷锁、棍夹等刑具，旁边的一块显示屏上，循环播放着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真实展现了农奴当年的悲惨境况——奴隶主随手拿鞭子抽打跪在地上的奴隶，旁边还有戴着枷锁的奴隶；为防止奴隶逃跑，一些奴隶主给他们戴上脚镣；奴隶们有时还是贵族胯下的一个坐骑，供游戏取乐……

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信件

而在当时的西藏，就连“佛门”也无“净土”。展品中，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信件的翻拍照片，信中文字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为达赖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要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这是噶厦政府以所谓‘宗教密宗’的说法来蒙蔽人民，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宣示他的特权。”扎呷说。

对于这种现象，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和学者的书中，也有详细记载。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写道：“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

曾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留驻拉萨多年的查尔斯·贝尔在其著作《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

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写道：“在西藏，社会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标与行为凌驾于一切的价值系统之上。”“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阶级、劳役和高利贷的剥削下，老百姓难以生存，农奴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由此导致赋税和劳动力的减少，贵族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如果不改革，西藏整个社会就毁灭了。”扎呷说。

改革是民心所向

在所有展品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应当属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的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它标志着西藏民主改革的开始，也宣告了西藏持续几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彻底灭亡。

在此之前，西藏的老百姓早已开始企盼着改革的到来。

农民们按手印要求民主改革

在1956年8月4日的《西藏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六十五名农民上书达赖喇嘛要求改革》，其中描述了65位农民联名给达赖喇嘛写信，希望能够通过改革使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彻底解除，并且从沉重的赋税中解脱出来，农民们还在签名处按上了自己的手印。这封要求民主改革的联名信，也在此次展览中以图片的形式展出。

同时，在大昭寺旁的八廓街，也出现了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标语。“在共产党领导下，要自主翻身求解放，要对剥削阶级进行清算。”“一定要跟着共产党，一定要彻底解放劳动人民。”

展览还展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叛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其中专门讲到了民主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当时的政策是相当宽松的。”据扎呷介绍，没有参与叛乱的贵族，除了保留生活所需的生产资料外，多余的由政府赎买后再分给老百姓。这是在充分参考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地方经验基础上，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制定的一个特殊政策。

这是物质层面。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参加叛乱的、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民主改革的上层贵族，有许多成为了村委会成员，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治理者。“这种政策在西藏的过去甚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无论是老百姓还是贵族，都觉得国家是诚心诚意地对待他们。”扎呷说，正因如此，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西藏就完成了民主改革。

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颁发的土地所有证（藏、汉文）。纸，30×32厘米。

民主改革后，老百姓不仅赋税全免、人身劳务关系彻底解除，还分到了土地。展览中，有两张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颁发的土地所有证，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明了土地的所有者、所有面积，并规定土地为“私有产业任何人不得侵犯”。

除此之外，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西藏的权利。据统计，截至2018年，西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批准地方性法规和作出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共310件。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123件，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148件，废止29件，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从不配住房屋只能住牛棚的奴隶，到拥有人权的国家公民，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真正拥有了获得感和成就感。

60年的容颜巨变

图片、表格、多媒体……整个“废奴丰碑”的展览运用多种形式，围绕着民主改革的主线，对60年来西藏改革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

让扎呷骄傲的是，此次展览运用了许多创新性的展示方式，设置了不少互动区域。比如，看过了百万农奴解放的过程，走到一个LED屏前站定，屏幕上就会自动播放才旦卓玛演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也可以跟着学唱，营造了一种让人仿佛置身西藏的氛围。

对于西藏经济社会发生的历史性跨越，展览专门用了一个单元的篇幅来进行讲述。“现在，全国有17个省市在支援西藏，同时支援的还有17家央企。西藏每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全国其他地区都快。”扎呷演示了一块触摸式互动显示屏，只要点击对口支援的省市名称，面前的LED屏上就会相应地显示出该地开始援藏的年份、干部人数、支援项目、建设资金等内容。

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3797元和11450元，分别是1965年的73倍和105倍。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33.9平方米，人均寿命也从过去的35.5岁，提高至现在的68.2岁。

经济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让西藏自治区的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扎呷以亲身感受为例，“过去从拉萨到日喀则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坐火车一个小时就到了。”不仅是铁路，西藏的公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也为百姓出行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展览中，不乏民主改革前寺庙殿宇的照片。“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在过去是非常乱的，现在，整个宫殿以及对面的广场都变得十分漂亮。”扎呷指着图标介绍道，国家花了上亿资金，按计划逐年对西藏大型寺院宫殿进行维修，来保护西藏的文物古迹。

在文化领域，西藏实行教育“三包制”，即包吃、包住、包学费，15年免学费，并且实行藏汉双语教学，保护藏族语言文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1987年开始承担《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对勘、编辑、出版任务。“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就拿出了4000多万元来进行这项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2001年，扎呷作为大藏经对勘局局长主持工作，一做就是9年的时间，直到2010年对勘工作完成。展厅里，一整面墙上摆放着几十本用了20多年时间才编辑完成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是国家保护西藏文化的最好证明。

现在到西藏，可以看到藏式民居整齐林立，屋内传统藏式家具和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还有专门的一角摆放佛龛，公路上车水马龙。在这里，教育医疗免费，宗教信仰自由，与60年前相比，换了一番天地。

西藏人民，正在用美好生活带来的欢声笑语，诠释着60年前那场民主改革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