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生命价值评估与法律挑战

文|知法明律晓理

编辑|知法明律晓理

引言

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与法律挑战接连不断。除了通过诉讼解决权利归属的争议，许多类似铁路公司诉讼案的案例涉及对人命的价值评估。

而在洛杉矶，普韦布洛人的水权历史也引起了激烈的法律争议。

本文将主要关注铁路公司诉讼案和洛杉矶的水权历史，深入解析美国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历史与法律发展。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与法律挑战

1、经济危机、反垄断法与最高法院的保守主义

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结构变革的十年。不断增加的移民造成了新的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了劳动条件和城市生活迅速变化的紧张局面，因为该国的基础工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然后遭受了市场崩溃和1893-97年四年的经济萧条。

随着国家走出大萧条，一波商业整合浪潮以及美国钢铁公司和大型铁路联合公司等大型新公司结构的出现，似乎使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实施有效反垄断法的努力无效。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采取了高度保守的态度，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是在关闭有效改革的大门——不仅在反垄断法领域，因为它在狭义上解释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宪法的商业条款本身，而且在其他法律领域也是如此。

2、最高法院的争议决定与美国的法治危机

因为在十年中期，最高法院支持国家政府强行结束全国铁路罢工、摧毁铁路工人工会并监禁其领导人的行动;与此同时，法院宣布1893年颁布的累进所得税违宪。

这导致了所谓的美国法治危机，在许多州和联邦政府中，保守的司法机构建立了强大的理论障碍，阻碍改革者对新政策的希望实现，这些政策将解决新工业巨头的出现和国民经济的持续转型所带来的一些关键问题。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危机”时期，当时社会和文化景观变化如此之快，对社会的新威胁

和平与秩序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既有的地位关系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以至于现实似乎正在失去其支撑点。1896年的总统竞选使这些紧张和恐惧成为焦点，民主党的旗手、同时也是民粹党反抗西部和南方政治体制的产物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宣称，人民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3、加州法院：在动荡时期塑造州日常生活的角色

他在民意调查中输给了威廉·麦金利，两年后，这位新总统带领美国对西班牙发动了全面的扩张主义战争，这显然将美国置于当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万神殿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动荡的十年里，加州最高法院的每一届开庭记录都反映了法律是如何塑造这个州的日常生活的。

许多案件都是普通案件，在事实背景或对待法律的方式上，与19世纪末几乎任何其他时期所遇到的案件没有太大不同;然而，其他案例则反映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宪法和法律模板维度上明显存在的挑战。

1897年加州法院的判决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通过它可以看到普通的，不寻常的和非凡的。

4、加州法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角色

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试图抓住法院在一个世纪前的那一年在该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探讨对加州法律的未来作出的重大决定是什么样的标志。作为附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j·菲尔德的退休——1897年的另一件对加州和国家法律的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将会被提及。

铁路公司诉讼案：小失误与生命价值的评估

1、莎莉·戴维诉南太平洋公司案：证据排除及法律理论的争议

罗莎莉·戴维诉南太平洋公司(1897年)一案的原告，从南太平洋公司的铁轨之间跌落，掉进了十字路口的一个挖掘坑里。然而，她的诉因未能经受住不起诉动议的考验。原告律师声称，戴维摔倒的地方是一条公共街道，但提供的证据倾向于表明，这条路是私人的，归铁路公司所有，并由附近的人们规定使用。

铁路公司反对的理由是，证据无关紧要，不重要，也不充分的排除证据的动议被批准，原告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就休息了。驳回诉状和证据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上诉中也没有被否认。

但在上诉中，原告律师辩称，驳回原告证据的裁决是基于错误的法律理论做出的。范·弗利特法官不同意这一观点。

2、初审法院裁决需要正确支持反对意见的地方成立

如果初审法官在适用于该案件的任何法律理论上都是正确的，那么无论可能促使初审法官得出法律结论的考虑因素如何，该裁决都将维持。对于上诉法院来说，审查的对象是司法行为，而不是司法推理。

如果法院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么上诉法院并不关心推理的错误。初审法院的裁决必须在法官作出支持反对意见的正确判决的地方成立。是否提出了最好的反对意见，或者是否提出了任何反对意见，这并不重要。

这将受害方置于何处?带着法院的遗憾，“然而过错在她”。范·弗利特指出，“(在诉状中)提出的差异是如此明显，不需要暗示就应该被察觉;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由反对意见提出的，尽管不是用明确的术语。”

原告的律师完全失败了，但在律师渎职法出台之前的日子里，她实际上又走上了街头。

首席大法官比蒂持不同意见的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亨肖法官，他于1895年1月加入最高法院，拥有超过十年的司法经验。比蒂指出，他认为《民事诉讼法》中有一节要求初审法官将差异视为无关紧要而不予理会。

3、陪审团决定遭推翻，寻找真正的价值

然后，通过修改诉状的命令，法院和陪审团就可以找到“真正的价值”。在洛林·福克斯诉奥克兰联合街道铁路(1897)一案中，陪审团确实得到了真正的价值，范·弗里特再次要求法院达成一致。在这起案件中，一个四岁半的孩子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在街上玩耍，被一辆有轨电车撞倒致死。

陪审团决定支持孩子的父母，反对铁路公司。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当孩子走上铁轨时，他在驶近的汽车前面有足够的距离，使得负责这辆汽车的人能够通过日常护理在袭击他之前停下来。”范·弗利特指出，这往往“显示出重大过失”，陪审团似乎也这样认为，认为被告存在过失。

但6000美元的判决是，弗利特的意见，过份“在证据所允许的任何可想象的补偿方法或规则下，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他评论道。法院推翻了原判，下令重新审判。

4、两起涉及重要法律要素的案件引发反思

这两起铁路案件只是一连串涉及铁路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的诉讼的一部分。这两起案件脱离了理论的主要渠道。

第一个案件涉及律师的战略失误，第二个案件涉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价。前者让受害者身无分文，后者让一个家庭再次上法庭，或者在和解会议上与被告多拿几张牌。这也是法院必须处理的工作的一部分，因为这两个案件都涉及重要的法律要素。

第一个案件的先例持续了一百年，而第二个案件则被遗忘在法律记忆中，除了历史学家对损害赔偿问题有过短暂的兴趣。

因此，法院在19世纪90年代再次审视水法，并发现了普韦布洛人的水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法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但却带着喜爱的眼光看待西班牙人的过去，这种过去带有时代浪漫主义的色彩。

洛杉矶的水权历史：普韦布洛人的权利与法律争议

1、肖法官和弗农灌溉公司诉洛杉矶市案

立法机关于1850年通过法令创建了洛杉矶市，宣布它“将继承洛杉矶普韦布洛人在财产方面的所有权利、要求和权力”。洛杉矶的社区供水系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79年，但这些权利的范围和性质的问题将由法院决定。

在弗农灌溉公司诉洛杉矶市(1895)一案中，法院明确裁定，普韦布洛人的权利是存在的，它属于洛杉矶。弗农灌溉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禁止洛杉矶将多余的水用于市政目的，并将多余的水出售给城市以外的各方。

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是吕西安·肖。肖拥有印第安纳波利斯法学院的法学学位，并于1883年搬到洛杉矶。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后，他去了弗雷斯诺的绿色牧场，但在弗雷斯诺做了三年的私人执业后又回到了洛杉矶。

2、肖法官审理新合并地区的供水权利问题

1889年，他成为了一名高级法院法官。很快，他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水法专家。在弗农，肖认为洛杉矶是“河流中所有水流的独家所有者，连同控制、改道、使用、出售和处置的权利。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的所有目的。

在上诉中，该市以勒克斯诉哈金案支持其历史主张，该案将普韦布洛人称为“<拥有普韦布洛人权利的城市>范围内流动水域中的一种财产”。法院同意了市政府的说法。普韦布洛人的权利是城市的，它可以满足居民的需要。

如果这些需求增加，普韦布洛人的权利允许扩张。唯一的限制是在城外销售。他们没有得到普韦布洛权利的授权。

这个城市很快又回到法庭上寻求扩大其水权。吕西安·肖再次担任主审法官，市政府再次获胜。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城市是否可以利用它的普韦布洛权利，在原来的普韦布洛边界之外为新合并的地区供应水源，建造和维护人工湖，并拥有这条河的地下水流。

3、波默罗伊案及比蒂和圣殿法官的观点

在洛杉矶市诉波默罗伊案(1899年)中，法院同意该市的观点，即普韦布洛人的权利随着洛杉矶而扩大。首席大法官比蒂发表了一份长达43页的判决书，但在普韦布洛人权利的范围上，他是少数派。

多数派的五名成员站在杰克逊·坦普尔法官一边，给予该市建城时西班牙裔法律没有考虑到的权利。比蒂在获得普韦布洛人的权利之前，决定了有关谴责程序和地下溪流性质的几个问题。

根据比蒂的说法，普韦布洛人的权利范围很广，但不包括“人工湖”。圣殿的多数派不同意，他们认为“在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统治下，当人口增长到超过普韦布洛的界限时，这种扩张就可以合法地完成。”。

最后,关于这些人造湖泊,看起来像奢侈和浪费,殿认为“一个城市的需要理解包括这样的使用以及供应的绝对必需品。”法院不应在这些问题上替代其判决，尽管可能存在合适的“情况”。

4、加州的水法：以阿尔贝托·埃斯特拉达案为中心的法律发展史

在本案中并非如此。即将在洛杉矶出现的水力帝国，即使不是在普韦布洛人权利的历史上，也是在法理学上有充分基础的。1899年6月4日的《洛杉矶时报》大肆宣扬胜利，称赞邓波儿的“坚定立场”是胜利的原因。

该报报道称，“该市官员和其他对此案感兴趣的人欢欣鼓舞”。公众和法院现在都知道了这座城市作为大都市的未来方向。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发生的一起案件对加州水法具有长期意义。在圣路易公司诉阿尔贝托·埃斯特拉达案(1897)中，法院认为河岸所有者或先前的占有者可以改变引水地点。

此外，只要他人不因改道地点的改变而受到伤害，即使占有人处于服务性地契，他也可以这样做。在诉案(1897年)中，法院审理了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另一起涉及水的案件。

法院认为，虽然有权使用自然溪流一半水的人可以改变改道地点，但这种改变并不使该人有权使用比先前份额更多的水。

此外，如果包含自然河流的土地所有者转让了该土地的一部分，则新所有者有权使用一半的水，而不管对授予人的影响如何。在人民诉特拉基木材公司一案中，法院依据普通法中有关河岸和野生动物的原则禁止污染溪流。

结论

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和法律挑战形成了一个循环，一方面社会动荡冲击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回应这些挑战并维护秩序。铁路公司诉讼案揭示了一个小失误可以对人命产生多大的影响，使法律界开始思考生命价值的评估问题。

而洛杉矶的水权争议，则让我们看到了普韦布洛人权利的复杂性和在法律上的局限性。这些事件都对美国的法律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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