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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通婚：出土西夏文文献证实民族间的深度融合

作者：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宁夏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间交流频繁，关系密切。各民族之间往往交错杂居，来往频繁，相互帮助，亲密无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自然而然地发生相互通婚的深度交融现象。

对于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传统历史文献记载较多的是和亲和赐婚。这些族际婚姻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实际上，各民族间的通婚更大量地发生在民间。民间的族际婚姻更为真实、更为广泛地显示出民族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这种重要历史现象，传统历史文献缺乏记载。而古代的户籍账之类的文书档案等，则能保留不少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但可惜这类重要文献多难以保存下来，特别是明代以前的档案资料更是极为少见。近代出土的古代文献中，有一些反映古代民族之间通婚的资料，显得十分珍贵。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的户籍、契约等档案资料，就包含着具体而生动的有关事例，值得学界重视。

西夏文户籍账（中间一户为第9户）资料图片

出土西夏文户籍账反映民族间的通婚

20世纪初，俄国的一支探险队在中国北部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遂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圣彼得堡。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合作，将藏于俄国的黑水城出土文献陆续在中国整理出版。已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汇聚了8000多编号的西夏文文献，其中包括大量基层社会文书。

西夏文社会文书中的户籍账表明，在西夏的基层社会确实存在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现象。6342-1号西夏文草书户籍账残卷，存有一个乡里中30户的资料。其中每一户首先记户主姓名，然后分男、女记大人和小孩的人数、与户主的关系和姓名。其中凡姓氏后带有“氏”字者皆为已婚女性。

西夏出土文献中有西夏文和汉文《杂字》，其中分别记录了西夏的“番姓”和“汉姓”。番姓即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姓氏，汉姓即汉族姓氏。以户籍账中人名的姓氏，检索《杂字》中的姓氏，便可知其民族属性。这样可看到该户籍账中，有的家庭夫妻皆为党项族，也有的家庭夫妻双方都是汉族，还有的是党项族与汉族结为夫妻的家庭。其中族际婚姻家庭如：

第6户

一户千叔讹吉二口

男一

大一讹吉

女一

大一妻子焦氏兄导盛

此户户主名千叔讹吉，千叔是党项族姓，他是党项人。其妻子姓焦，是汉族。

第9户

一户嵬移雨鸟五口

男二

大一雨鸟

小一子正月有

女三

大一妻子罗氏有有

小二女白面黑金□

此户户主名嵬移雨鸟，嵬移是党项族姓，他是党项人。其妻子姓罗，是汉族。

第11户

一户卜显令二口

男一

大一显令

女一

大一妻子律移氏兄令

此户户主名卜显令，卜是汉族姓，他是汉族。其妻子姓律移，律移是党项族姓，她是党项人。

第27户

一户千玉吉祥有四口

男一

大一吉功<祥>有

女三

大三妻子瞿氏五月金

妻子梁氏福事

女铁乐

此户户主名千玉吉祥有，千玉是党项族姓，他是党项人。其妻子姓瞿，是汉族。

以上4户信息显示，各户中夫妻二人是不同民族间结婚的。有3户丈夫是党项族、妻子是汉族，1户丈夫是汉族、妻子是党项族。从上述户籍账中已经能确定的不同民族的夫妻关系看，这30户中至少有4户是党项族和汉族相互通婚，共同组成家庭，反映出当地普通民众中族际婚姻已不是个别现象，显示出民族间在密切交往中实现自然深度交融。

西夏光定申年（1212年）曹肃州贷粮典物契资料图片

出土西夏文契约反映民族间的通婚

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献中还发现了一批契约。这些契约在正文中及最后的契尾有当事人的署名。通过署名的姓氏可以查检他们的族属。

在一些借贷契约中为了确保借贷者还贷，除借贷者本人要署名画押外，还要有同立契者也即同借者签名画押。同立契者多为借贷者的家人、亲属或至近的朋友。若借贷者不能按时还贷，同立契者有还贷的责任。一些同立契者的姓名前明确记载与借贷者是夫妻关系，其中有的夫妻显然是不同的民族。

如4696－3（8）号西夏光定申年（1212年）曹肃州贷粮典物契，其契尾的签署画押为：

立契者曹肃州（画押）

同立妻子讹七氏酉宝（指押）

同立契□羊金（画押）

证人梁老房宝（画押）

证人老房有（画押）

立契者曹肃州是汉族，同立契者妻子姓讹七，是党项族，两人为不同民族通婚。

又如7741（15）号西夏天庆寅年（1194年）积力善宝贷粮契，其契尾的签署画押为：

立契者善宝（画押）

同立契者妻子肃氏尔嘎金（画押）

立契者积力善宝是党项族，同立契者妻子肃氏尔嘎金，是汉族，两人也是不同民族通婚。

有的契尾中的同立契者未明确记录妻子的身份，但从其性别和在契尾的位置可判定为立契者的妻子。

如7741（1）号西夏天庆寅年（1194年）石狗狗子贷粮契，其契尾的签署画押为：

立契者石狗狗子（画押）

同立契铺力氏弟引（画押）

立契者石狗狗子是汉族，同立契者为铺力氏弟引，铺力为党项族姓，她是第一位同立契者，是与立契者关系最密切的异性，应是立契者的妻子。

又如5949－21（1）号西夏光定申年（1212年）嵬移吉祥盛贷粮抵押契，其契尾的签署画押为：

立契者嵬移吉祥盛（画押）

同借浑氏乐引（指押）

立契者嵬移吉祥盛是党项族，同立契者浑氏乐引，浑为汉族姓，她是与立契者关系最密切的异性，应是立契者的妻子。

以上例证证实，在民间借贷的契约中，也显示出西夏时期不同民族间相互结亲、组成族际婚姻家庭的真实情景。

其实在党项族未立国前，在西北地区就与其他民族杂相聚处，《宋史·太宗纪》记载，宋至道元年（995年）八月“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昏娶”。这里所谓“戎人”即指党项人。宋朝禁止党项族和沿边的宋朝百姓结为婚姻，反映出当时宋朝沿边百姓和党项族通婚已不是个别现象。西夏时期政府并不限制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更加顺畅普遍。

莫高窟61窟僧人供养人旁有西夏文、汉文合璧题记（左上为翟嵬名九像）。资料图片

双姓氏名字反映民族间的通婚

在西夏文文献中，有的人名的姓氏是两个姓氏叠加在一起，形成双姓氏名字。这种特殊的姓氏往往是两个不同民族的姓氏的相加,也显示出不同民族通婚的事实。

在所见人名中有汉姓和番姓两个姓氏时，多是汉姓在前，番姓在后。如，西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中，记载书写西夏文碑铭的为西夏切韵博士浑嵬名遇；莫高窟61窟众僧人供养人旁皆有西夏文、汉文合璧题记，其中一名僧人旁记“住缘僧翟嵬名九像”；榆林窟12～13窟之间的题记有“张讹三茂”等。以上姓氏第1个字分别为浑、翟、张，皆为汉姓，第2、3两字分别是嵬名、讹三，为党项族姓。这种双姓氏现象是不同民族的父姓与母姓共用，表明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关系。在西夏，党项族作为主体民族，地位较高。有的汉人与党项人结为婚姻后，便在自己的汉姓之后加上妻族的姓氏，或在所生儿子的名字内于父姓之后再加上党项族的母姓，以显示有党项族血统，有较高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姓名透露出党项族和汉族互通婚姻、民族之间自然同化的明显痕迹。

以上出土文书、文物中的两个不同民族姓氏叠加在一起的现象，从一个新的侧面反映出民族间密切交流、自然通婚、深度交融的史实。

民族名称变成姓氏反映民族融合

在西夏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有的民族在融合进程中被纳入党项族中，以民族名称作为姓氏，更突出地反映出民族间的融合现象。在西夏文《杂字》“番姓”中就包括“鲜卑”一姓。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鲜卑族，其中一部分在西夏时期由于和党项族长期共同生活，已经相互融合。这些鲜卑人不用原来的拓跋、独孤等姓，也不用北魏时期改的元姓等，而是直接以鲜卑为姓。在榆林窟第29窟中有西夏供养人像，其中首位即真义国师鲜卑智海。在《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题款中记载法师鲜卑宝源担任汉译。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西夏灭亡270多年后，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迁徙到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的西夏后裔，在寺庙所立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经幢铭文中，记录了立幢和随喜的众多人名，其中不仅有包括西夏皇族嵬名氏在内的很多党项族，也有很多汉族，其中也有以鲜卑为姓者多人，如鲜卑丰多仁、鲜卑三鸠、鲜卑由保、鲜卑富成，此外还有鲜卑氏文束等女性。由此可见，鲜卑氏的一些人与其他党项族后裔一起，自西北辗转到华北，虽仍保留着原民族的一些痕迹，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他们都融入到当地的汉族之中了。

西夏汉文本《杂字》的“番姓”中，有一姓是“絗纥”。“絗纥”即“回纥”或“回鹘”。在此《杂字》中把回鹘作为番族的一姓，也表明像“鲜卑”姓那样，一部分回鹘人已进入番族，表明西夏人有时把回鹘看成是一个番族的姓氏。而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规定：“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表明在西夏政府中有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和回鹘人，回鹘人还被看作是一个民族。但在实际生活中，回鹘往往被归入被称为番人的党项族内。

如西夏光定未年（1211年）李犬盛借骆驼契中的证人回鹘吉祥有，即以回鹘为姓氏。此外，在西夏社会文书中的名字的党项族姓氏后，加上回鹘二字，表明此人家庭有不同民族通婚。如天盛二十二年（1170年）寡妇耶和氏宝引母子卖地房契中北界土地的主人耶和回鹘盛，乾祐戌年（1190年）盛犬贷粮抵押契中的同借者居地回鹘金，天庆寅年（1194年）只移回鹘后贷粮契的立契者，天庆卯年（1195年）居地吉宝贷粮契中同借者康回鹘子，天庆亥年（1203年）恧恧老房男贷粮抵押契中的同立契者梁回鹘张。以上人名中的回鹘表明他们的家庭与回鹘人有婚姻关系，他们的母亲有很大可能是回鹘人。

西夏皇族的异族通婚

传统文献中记载了西夏皇室异族通婚的事实。如太祖李继迁、景宗元昊和崇宗乾顺曾先后娶契丹皇室女义成公主、兴平公主和成安公主为妻。毅宗时曾以宗室女嫁给归降西夏的吐蕃族首领禹臧花麻。崇宗时又以宗室女嫁给吐蕃首领赵怀德。西夏皇帝娶汉族女为妻者更多。如崇宗乾顺之妃曹氏为汉族，生子仁孝，是为仁宗；仁宗妃罗氏也为汉族，生子纯佑，是为桓宗，西夏两代皇帝的母亲都是汉族，反映西夏皇族中汉族的血统成分越来越多了。

西夏立国前元昊将皇族改为嵬名氏，经过长期的繁衍、分化，至西夏后期，其中有不少成为生活在基层的普通百姓。在西夏借贷文书中不乏姓嵬名的人，有的是借贷者，也有的是放贷者，其中也有的人名有两个民族姓氏。这反映出在西夏民间，西夏皇族后代也与其他民族结亲。如天庆寅年(1194年)嵬名赵小狗贷粮契，立契者名字嵬名赵小狗包含了皇族嵬名姓和汉族赵姓。近代发现了一些西夏文首领印，印背皆镌刻持印者人名，其中也有发现一个姓名包括两个民族姓氏的，如吴嵬名山。

总之，以上资料是宋辽夏金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具体实例，这些仅是当时千千万万族际婚姻中若干存留于世的典型，折射出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普遍现象，反映出民族交往中自然融合的大趋势，因而显得十分珍贵。不同民族成员生活在同一家庭中，通过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在语言、习俗、心理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融合成一体。这种族际婚姻是民族间密切交往的自然结果，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今天，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各民族会有更加广泛深刻的交流，相互融和会更为显著，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和加强民族间的自然交融，为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国家凝聚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1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