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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唐玄宗杨贵妃之“荔枝道”过开州

■作者：开州区政协教科文卫委刘登平

晚唐杰出诗人杜牧,路经华清宫抵达长安时,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而作过一首咏史诗《过华清宫》，天下闻名。诗云:

长安回望绣成堆,顶上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华清宫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游乐之所,唐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 不远千里,专为其运送荔枝。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因此 许多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过华清宫》绝句截取了这一历史事实,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以史讽今, 警戒世君。

本文之所以‘再说’，是因笔者曾在2012年主编出版的重庆旅游文史丛书开县卷《千年开州》中介绍《秦巴古道》时谈到过唐代荔枝道过境开县（今开州）的史话内容。当年年底（10~11月），中央电视台大型探索解密记录栏目《大国人文》主创李晓光先生依据《秦巴古道》文率摄制组来开进行挖掘性拍摄秦巴古道人文史故事，其中解说词和拍摄方案均涉及荔枝道过开州内容。

按照拍摄惯例，需采访本地人文学者和地理学专家印证，在采访开州一学者时，其对此拍摄课题给予了否定，称秦巴古道一说为胡编乱造，没有史实依据，荔枝道过境开县更是无稽之谈，拍摄后期采访我时，晓光先生对我说，这个拍摄课题，开县有人提出异议，说荔枝道线路早有专家结论，问我有什么意见，记得当时我表明了两点意见，关于秦巴古道问题，我说是李应兰县长在征询地理学专家后拍板定的，没有异议，建议摄制工作继续，再采访一下地理学专家蓝勇教授；关于荔枝道一说，我尊重栏目组意见，不再作辩解，晓光先生说可以暂不谈这一点。荔枝道过境开州一说因此没能进入《大国人文》栏目第12期《解秦巴古道 话开县水城》解读视野。

笔者今天旧事再说，不是因央视拍摄一事再提，而是因前段时间在网上陆续看到开江、梁平、垫江等地学者在网上发表的唐代荔枝道过开江、过梁平、过垫江的观点文章，甚至还亮出有相关考古结论、遗迹照片，我今天只是再来凑个热闹而矣——再说唐玄宗杨贵妃之“荔枝道”过开州。

在川陕之间的诸条古道中，荔枝道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条道路，其名源于唐玄宗为满足宠妃杨玉环喜食新鲜荔枝之欲，特地修整涪陵至长安驿路，快马传递荔枝的典故。南宋王象之始称之为“荔枝路”。

这些荔枝产于何地,又是通过什么路线送到长安的呢? 四川、广东和福建在历史上是我国三大荔枝产地。荔枝属常绿乔木, 主要分布于北纬20-28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早在汉武帝元鼎年间(11) 即有移植荔枝的记载,栽培历史已达2000多年。

杜甫曾在四川戎州(今宜宾)东楼上吃过绿荔枝,并提笔写下了“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京中旧见君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的诗句。故南宋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所产也 ，故杜子美有意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至今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仪视泸戎。”明确指出杜甫在长资看到的荔枝就是自己在戎州亲自品尝过的绿荔枝。

但是，《蜀中广记》、《读史方舆纪要》、《川中杂识》等史籍却有“所贡之荔出于涪州”的记载,系从涪州取洋巴道和子午道抵达长安。宋人诗文中也认为所贡之荔出于涪州。

此外,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有意排列对比了唐人和宋人的记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唐人多言荔枝来自岭南，而北宋中叶以后的记载则多云荔枝来自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区)。

严耕望先生在搜检宋代史料时，发现《舆地纪胜》中引旧志云：“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涪州志》云，七日到长安，不同。”这一路程，约略计算，二千里上下，依唐代急驿日行五百里的极限，三至七日间到长安，尚不至荒谬。　　

　另外，西南大学蓝勇教授曾对历史上四川荔枝的种植和分布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和论证。他认为，唐代是中国的一个暖期，气候比当代温暖。唐时，四川的荔枝分布，基本上就是沿着荔枝生长的北界。所以，宋代的史籍开始透露贵妃所食荔枝出自涪陵，并非违背植物种性的空穴来风。《舆地纪胜》中提到，“涪州城西十五里地方，有妃子园，植有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谓此。”

杨贵妃喜食的荔枝产地确认无疑了，那么驰驿路线究竟是过开江、过梁平、过垫江、还是过开州呢？

历数巴蜀古道,就重要程度、艰险程度而言,以秦汉时期川陕间的古道最具代表性。根据清道光十五年(1858)《四川通志》记载,即有傥骆道、褒斜道、米仓道、陈仓道、祁山道、金牛道,而东边则有子午道、荔枝道。严耕望先生曾著有《天宝荔枝道》一文,考证出唐代荔枝道的大体路线:由产地乐温(今长寿)沿溶溪水(今龙溪河) 河谷北上,经垫江县、梁山县(今梁平县),至新宁县(今开江)、东乡（今宣汉)县、太平县(今万源),又北上翻越巴山山脉到镇巴、西乡县 进人子午谷,过子午关,从长安正南进抵京师。当代学者称荔枝道过开江说、过梁平说、过垫江说，多依据严耕望先生的论述。

据考，历史文献中较早提及川陕古道的是《晋书·宣帝纪》，魏太和四年(230)，“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不过这段记载颇有矛盾之处。因为新丰县是汉高祖为安居太上皇而在故秦骊邑基础上创设的，县治在今陕西临潼东北阴盘城，即今新丰镇西南李家坡。而朐忍始置于秦，隶巴郡，两汉至六朝沿置，蜀汉时才析朐忍西北置汉丰县，治今开州。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开州》开江县载：“本汉朐忍县地，蜀先主建安二十一年于今县南二里置汉丰县，以汉土丰盛为名。”《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亦载：“汉丰县，建安二十一年置，在郡西北彭溪源。”彭溪即流经开州的小江。既然司马懿率军自西城(今安康)伐蜀，兵已至长江之滨的朐忍，又如何分兵越秦岭，“拔其新丰县”？故蓝勇考证新丰县为晋汉丰县之误，令人信服，并成学界共识。

如此，则司马懿伐蜀线路应是从安康溯汉水到西乡，走的是子午道南段，再由西乡南下，则取后世所称之荔枝道(洋巴道)入开州、万县、长江。司马懿既然能率大军循此道伐蜀，就证明了能通过千军万马的开州古道段早已开通无疑。

那么，三国以前的情况呢？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的《定远厅志》卷一九《武备志》兵事引《纲鉴》及《三省边防纪边防备览》曰：“汉昭烈取汉中，大兵发葭萌关，由广元、宁羌正道入，张桓侯由定远、西乡间道而进。”定远、西乡间道即当时镇巴至西乡的小巴间道，属后世所称荔枝道，是秦巴古道的南段。刘备北取汉中之战在建安二十三年(218)。由此，荔枝道在东汉末早已被利用。此说多认同。

据《三国志》卷三六《蜀书·张飞传》载：“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史称宕渠之战。有学者以为张郃“从间道退”之“间道”，即“小巴间道”，又称“洋巴简道”。这一说法与光绪《定远厅志》记载大体相似。

唐宋时期，可以说，开州通往长安的官道已有很精准的记载。据《太平寰宇记》卷137载，开州领开江、万岁、新铺三县，其四至八到：“东至夔州云安县龙日驿一百九十里，从驿路至夔州二百二十里；北至东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北至西京二千七百九十里，若从江陵水路陆路相兼至洛阳二千六百八十里，北取通、洋两州路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里，南至万州小路一百六十里，大路二百里，西至达州四百九十里，东北至万州梁山县一百五十三里，西北至达州石鼓县一百二十八里，东北至姚州界二百八里，东南至达州石鼓县一百二十八里。”

从这些史志精准的记录可见，唐宋时的开州交通已是四通八达，而开州至长安的秦巴古道是经通州（边境地），越过大巴山达洋州，再经子午道抵长安。《太平寰宇记》又载：“（涪州）东至万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元和郡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涪州）从万州北开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历史上从洋州经通州、万州达涪州的通道称为“洋万涪道”。再参照《通典》、《元丰九域志》所载各州里程可推知，这条古道起于渝州，顺江340里到涪州，350里到忠州，260里到万州，弃舟从小路160里或大路200里到开州，然后顺下蒲江（今后河），北上翻大巴山沿洋水到西乡，取子午道抵长安，约三千里左右。这条古道成为三峡地区到长安的捷径，开州就位于长江与大巴山之间，居于秦巴交通的枢纽之地。

这一时期，据考证，万、通、开的道路里程在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依据相关资料可以推知大致的线路。从万、开、通的地望来看，万州经开州、通州之道，应该有大、小两条路。小路从万州登陆，往西北过新铺达新宁，再直北到通州的宣汉县，并没有过通州的治所，可能就是只有160里的小路。大路从万州登陆，沿着今天的普里河直上到开州治所，再从治所西北折经窦（豆）山关，达到宣汉县，可能就是200里的大路。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唐宋时期的开州与今天的开州地理范围是不一致的。唐代开州下辖开江县、新浦县和万岁县，两宋时开州下辖开江县和清水县。其中，唐时新浦县的治所在今天的南门，更靠近万州，前面推断的开州小路，经过新铺治所而到通州就成了可能，因此不能说经过州治才算经过开州的。

另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可知，川陕古道东线（秦巴古道）共有三条，即洋万涪、洋渠道和荔枝道，传统上把这三条古道统称为洋巴道。但是三者走向和道路里程有很大差异，上文所述的洋万涪道大多穿行于川东地区的平行岭谷间，路途艰险，比之于洋渠道和荔枝道要迂回、曲折，路途艰险。除涪州、万州到长安取此路外，黔州、播州也是走此道北上。据《元和郡县志》载：“（黔州）北取万、开州路二千五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记》载：“（播州）北取开州路至长安三千二百七十里”。思州、夷州也取此道北上。

以上材料表明，唐宋时期开州已成为川东及黔北地区北上出川的交通枢纽，不仅周边的万州、云阳、涪陵、忠县、彭水北上出川要取用此道，遵义、沿河、凤冈北上出川也要经开州。北宋刘光义、曹彬平蜀是到万州后舍舟取陆而行，南宋范成大也是在万州舍舟取陆到成都的。宋时开州万岁县县令刘源，见通道“有滩，舟楫之源，炽炭虞石，淬之以醢其石，立碎滩为通流，民立祠于滩侧，号开滩长官祠。”

从以上史志记载分析，再从开江、梁平、垫江、开州地望来看，历史上四地均相邻相近，事实上，一条古道线路可能要经过多地，并非只经过一地。因此，唐代荔枝道过开州、过开江、过梁平、过垫江并不矛盾，事实上不只一条线路通往长安，如同当代“渝西高铁”规划线路一样，从重庆到西安，也分有东线和西线两条线路，现实和历史竟是如此的惊人相似。

再看看宋史记载，宋嘉熙元年（1237年）冬，蒙古都元帅塔海率郝和尚拔都、梁秉钧等将领，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兵，经大巴山古道“谋窥开、达”。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军队由间道直入开州。可见蒙古军队入蜀正是从洋万涪道而来。降蒙大将杨大渊认为“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开州居于夔州和达州之间，据有开州就可以控制夔州局面，因而把开州推到了战略要地。从1237～1275年间开州战局胶着，几易其手，争夺开州城近半个世纪。由于宋蒙之战的原因，开州地理位置便提高到“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峡上流之唇齿”的地位。

可以说，“荔枝道是子午道的延伸,为秦巴古道之一；三峡地区北上关中的秦巴古道首过开州”已成学届共识。其实，荔枝古道南段在唐宋时期已经非常活跃。陈明申在《夔行纪程》中对这条古道作了详实的记载：

“自定远白庙塘上滚龙坡入川境，三十里梨树溪为赴太平、城口总路。……山沟溪石堆磊。询诸土人云：夏秋山溪水涨人不能通行，须度山越岭，攀援而过，行旅苦之。……（五十里）至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通水程之所。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泝流至此，起旱运发各处。……太平厅……梅子关入开县境。由红崖子而下山势渐坦……（榨井坝）人烟聚集，每逢三五八日于此赶场。……谭家坝山逾宽坡，逾平，麦垄稻塍依山冈而辟，兼种杂粮，施叶土肥沃。……温汤井盐出，总路铺户百余家，俨然成市……（沿河）竹林葱蔚，气候暄和，时未立夏，已割麦插秧。……马家沟……温汤井，产盐之所。东西两山相对，中隔一河……谭家坝之下游河东为温汤老井，河西为裕泉、玉龙、青谷三井……长店房，系开县近城大市场。四十里抵开县县城。……开县开河不能行大船，船名桡拐子……推摇出开县南门，即登船河流湍激，节节皆滩……三十里渠口场。高阳场为开县赴云阳、万县水陆通衢。”

这是对荔枝古道南段最为详实的记载，是这时期旅行者从秦地沿秦蜀古道进入开州的记录。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路来：大巴山→梨树溪（今万源县梨树隘）→大竹河→太平厅（今万源）→梅子关→红崖子→榨井坝（今大进）→谭家坝（今谭家）→温汤井盐场→马家沟（今乐元）→温汤井（今温泉）→长店房（郭家）→开县县城→渠口场（普里河与小江口交汇处）→高阳场→小江口。唐宋时期这条古道为官道，而且具有较强的战略地位；明清时期古道的地位下降，南北往来不及以前。我们从梨树溪土人所言可知，“夏秋山溪水涨，人不能通行，须度山越岭，攀援而过，行旅苦之。”如此看来，这条通道常年失修，夏秋通行多不易，具有季节性的限制。

荔枝古道的研究，厘清了开州古代交通的历史，也让开州人从中了解到，开州古道原来是秦巴古道之一的荔枝道南端的一段，这一史实，无疑丰富了开州古道的一点特殊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唐代荔枝古道过开江说、过梁平说、过垫江说则重于历史遗迹和专家论述依据，而荔枝古道过开州说更偏重于古籍记载和专家论断。

我认为，开江、梁平、垫江存有荔枝古道遗迹并不奇怪，过开州的荔枝古道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只是历经千年后暂时被淹没了，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呈现真实，这就是我今天再说此事的真实内心所在。

另外，笔者呼吁，“如果开州未来发现有石板大道古道遗迹，请给予重点保护，作为古道历史文化遗存，留给后人去考证吧。”

2020年9月18日

参考文献：严耕望《天宝荔枝道》，蓝勇《三峡开县秦巴古道路线考述》，李久昌《荔枝道早期史考述》。